貧民溫泉

㈠ 白居易的長恨歌所表達的恨到底是在恨什麼

是在恨唐玄宗的「重色」而誤國。

作者意在批判唐玄宗的「重色」而誤國，勸諭統治者要以唐玄宗為戒，不要給自己造成「長恨」，但由於他把李楊的愛情寫得那麼純潔堅貞、生死不渝，而又纏綿悱惻，就在客觀上使讀者產生了同情。

詩的前一部分是諷刺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後一部分是對李隆基、楊貴妃堅貞專一愛情的歌頌。這是諷諭詩《新樂府》中的詩一首，贊美勤於政事、不到驪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財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楊活動集中於驪山，其諷諭、批判之意，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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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於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並存。

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並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並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後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

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

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並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被貶江州以後，「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於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於自由人格的鍾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