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型政府

❶ 政治發展的未來趨勢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生態危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人類越來越關注自身共有的生態環境和生存家園——地球。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人類自身原有的思維方式、生產及消費方式、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倫理觀、發展觀，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前途和命運。

一、生態政治的興起與發展

1.生態危機——生態政治興起的動因和基礎。所謂生態危機，指的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或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由於人為的不合理開發、利用而引起的生態環境退化和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過程。全球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從以下一些數據和事實中我們就可窺見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較過去6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約每天有100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20世紀以來，全世界哺乳動物中3800多種中已有110種和亞種滅絕，另外還有600多種動物和25000餘種植物正瀕臨滅絕。生態學家指出，迄今為止，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復至少要一億年以上。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國古文明中心的發源地——黃河，目前年斷流最長達227天。與此同時，長江由於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積加速，湖體面積和容量正逐年銳減，洞庭湖1825年面積約6000平方公里，1949年減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災時湖面面積僅為2653平方公里，據此縮減速度，洞庭湖將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時間內成為又一個「羅布泊」，從中國自然地理圖冊上消失。今年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沙塵暴天氣，再次使得中國人感受到了環境破壞程度之深和距離之近。
生態學家指出地球生態系統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全球十大環境問題已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續發展，生態危機已經超越局部區域而具有全球性質，來自於生態危機的威脅，已遠遠超過戰爭、瘟疫，保護地球家園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生態危機既然已關繫到全人類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與生態危機發生必然而深刻的內在聯系，它必然延伸到社會之外的自然環境之中，因此當今全球性環境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對全球人類所構成的巨大威脅，此時的全球生態危機就不可能不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及政治行為對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生態危機的推動下，政治必須謀求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觀：生態政治發展觀。
2.生態政治的興起與發展。生態危機的加劇使人類認識到，社會是身處自然環境中的社會，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辯證的雙重互動效應，自然生態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社會又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正負效應。因此，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環境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日益成為一個敏感而重要的政治問題，生態政治運動也應運而生。最初的生態政治運動主要局限於民間自發組織的政治運動。這標志著全球生態政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到了70年代，生態政治運動的目的也已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趨勢發展，生態政治運動已成為環保、和平、女權運動的多元全球性群眾政治運動。最為著名的生態運動當屬1970年4月22日美國爆發的有2000多萬人參加的公民環保政治運動，正是這次運動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誕生和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會議發表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中，明確指出「環境問題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不能只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解決污染，還要用一種更完善的方法，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環境問題。」1992年6月召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綱領性文件《21世紀議程》，中國政府隨後即頒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議程林業行動計劃》，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及對策，把生態環境建設列為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根本和切入點。90年代以來，生態政治運動從公眾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發展為公眾與政府共同關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環境問題。1996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將控制人口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方針。雖然我國政府在生態管理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但隨著全球性、區域性環境問題的不斷加劇，傳統的生態管理已不能應對現實狀況，其表現出的一系列缺陷與矛盾，有待於我們構建新型的生態型政府。

二、建設生態型政府

所謂的生態型政府就是追求現實對一個政府的目標、法律、政策、職能、體制、機構、能力、文化等諸方面的生態化。它的本質屬性即是追求實現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的政府或者說是以保護與恢復自然生態平衡為根本目標與基本職能的政府。
人類生態管理始於對森林的管理。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運動的興起，人們開始對政府的林業職能進行反思。一些國家的林業管理者逐步轉變認識，把管理的重點從開發利用轉到生態建設。這樣，生態管理的概念開始形成，即把生態納入人類管理范疇，以保護生態系統健康和完整作為主要目標，注意研究生態規律，把保護環境的原則貫徹到立法和政策制定之中，實現對生態的現代管理。目前還沒有關於形成生態管理統一的定義。美國林務局認為：生態管理「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對人類的各種需求和環境的各種價值進行折中，以保持國家的森林和草地為多樣、健康、多產和可持續的生態系統。」美國環境保護局認為，生態管理是「在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恢復和保持生態系統的健康、可持續性以及生物多樣性。」國內學者認為，生態管理是依據法律，對損害環境質量的人的活動施加影響，以協調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以環境制約生產和人的行為。農業社會時期的政府崇尚「天人合一」，曾經把生態管理作為基本職能之一。我們可以把那時的政府看成是樸素的、低級的生態型政府。現代的生態型政府是在人類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在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生態科學知識迅速發展，人們生態意識又不斷強化的背景下政府自覺的發展理念與目標。
政治生態化，把生態環境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政治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辯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政治生態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確地解決政治與環境的關系，把環境問題納入到政府決策、國際政治行為和政治教育等過程中，使政治過程與生態環境的發展有機協調起來。我國因政府決策失誤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實例很多，而且我國在環境治理問題上仍然走的是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這就要求政府必須用更多的財力、物力、人力來維護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同時將環境保護知識與法律等基礎知識同等列為國家政府公務員報考、考核的內容之一，也作為考核政績時的一項考核內容，以此來促進政府政治行為的生態化。這是解決當前我國生態危機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協調、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