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麥肯齊

1. 社會學中 人文區位學和客體的含義的什麼

人文區位學
human ecology

借用生物學進化論原理，研究環境的空間格局及其相互依賴關系的學說。又稱人類生態學。它是由美國芝加哥經驗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和提出的。人文區位學注重研究區位對於人類組織形式和行為的影響。
區位（生態）一詞譯自英文ecology,它源於希臘語詞oikos，意指或住所。19世紀後期,動植物學家開始使用ecology一詞，以描述生物如何在環境中生活,由此產生了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生物生態學，簡稱生態學。20世紀20～30年代，社會學家借用該詞，用以說明的區域位置，創立了的一個分支學科即人文區位學。
人文區位學研究流派 主要有古典區位學派和現代區位學派，後者又分為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
古典區位學派 又稱。主要代表有帕克、伯吉斯和美國社會學家R.D.麥肯齊等。帕克在《人類社區：都市與人文區位學》(1952)一書中提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組成的生命或低於社會層次的科學。麥肯齊則認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在其環境的選擇力、分配力和調節力的影響作用下，在空間和時間所形成的聯系的科學。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人文區位學研究的主體是人，人與動植物不同，人有創造文化並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因此，人文區位學不僅要研究不同群體之間的生物關系，還要研究和有目的的人類行為所造成的區位狀況。
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以社區作為分析和研究的單位，認為社區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早期古典區位學家認為，社區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在社區中生活存在著一種關系。人們要生存就要依賴於他人，與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後期古典區位學家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在社區中生活既處於相互依存的狀態中，也處於彼此的狀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共生關系的性質。
古典區位學派把區位學的觀點運用於都市的分析，認為都市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支配都市組織的基本過程是競爭和共生在都市環境中,為了生存而彼此依賴的個體或群體同時在為匱乏的資源進行競爭，競爭關系的性質因時因地而異。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表現為：①濃縮。指既定區域內安置的同類和機構在數量方面增長的趨勢。各種區位單位濃縮的程度由密度來衡量。所謂密度是同類單位在某一特定地區的數量，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等。②離散。指既定區域內同類人口和機構在數量方面下降的趨勢，也由密度來衡量。③集中。指有相同職能的機構在都市中樞地帶產生和發展的趨勢。④分散。指人口或機構離開都市中樞位置的現象。⑤隔離。指人口和機構分別並入與自己同質的地區，這些地區彼此分離。⑥侵入。指一個群體進入另一個群體居住區域的運動過程。⑦接替。指進入另一居住區域的群體取代原有群體之後對這一地區實施的有效統治。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反映了都市的競爭和共生的復雜關系。伯吉斯在探討都市生態秩序時，還創立了都市發展和空間組織方式的模型即同心圈理論（見）。
古典區位學派在研究方面的不足是：一是沒有考慮作為人類行為原因的社會變數和次社會變數；二是有將人類生活的社會方面和次社會方面分割開來的傾向；三是這一學派強調地緣性，但地緣性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區位學原則。現代區位學家對此提出了許多批評，並改進了研究方法，避免了只用一種方法研究都市結構和土地利用問題的傾向。現代都市的變化和技術的革新對古典區位學的性質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並產生了現代區位學的流派。
現代區位學派 主要指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社會文化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主要理論流派。與古典區位學派的不同點在於，它強調文化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化是一種習得性行為，既可與土地和稀有資源的合理利用息息相關，也可與此毫無關系。美國社會文化區位學家W.法爾里經過對實例的區域位置分析後斷言，除了次社會的自然變數外，文化變數也是區位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C.喬納森通過對紐約挪威人社區地域流動的分析，也得出與法爾里一致的結論。這說明美國都市中人們的區位行為受到多種變數的影響。
新正統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另一個主要理論流派，代表人物有美國的A.H.霍利、J.奎因、O.D.鄧肯等。新正統區位學派試圖將社會生活的社會因素和次社會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強調自然經濟變數對都市土地利用模式的決定作用。奎因認為，人類區位學應該專門研究勞動分工問題及其對空間分布的影響。區位學家應該把他們的研究限制在人類群體及其與環境的相互關繫上。霍利則認為，區位學是研究人們如何在不斷變化中維持自我、控制環境的科學,不能把它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他試圖避免古典區位學派將社會性和次社會性截然分開的傾向，把社會文化定義為人類群體努力適應環境的方式，文化適應性應成為區位學研究的合理課題。鄧肯等人利用芝加哥都市地區的職業差別、隔離、低價租房的集中與都市中心的距離等統計指數，考察了帕克關於社會地位有明顯差異的人們一般在空間上互相分離的假設。指出社會現象職業區別和自然空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並非截然分離，提出了的范疇。區位復合體由4個變數組成，即人口、組織、環境和技術,簡稱POET變數。一個區位系統中的各種因素都可分別歸納到這 4個變數之中，從而能夠以簡單的形式描述各個變數之間的關系。鄧肯認為，社會性質不能與自然空間相脫離，區位系統中某一部分發生變動，必然會影響、作用到其他部分。整個區位系統結構是建立在社會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基礎之上的。區位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它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每一次變化之後新的調整便接踵而至。但是，大多數區位系統在調整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能保持相對的穩定。
特徵與原則 人文區位學有4個基本特徵:①強調環境的重要；②認為人口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③將一個人口單元——社區視為完整的或自給自足的整體；④認為社區區域位置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關系經常處於不平衡―平衡的變動狀態中。
人文區位學的原則是:①相互依存的原則,即共生和共食原則。各個體由相輔相成的區別而共生，又由相輔相成的相似點而共食。一個人口群體往往是由共食和共生兩種關系形成的復合體。共生的聯合趨向於促進生產效率和創造性,共食聯合則趨向於保護或保守行為②關鍵功能的原則。對於每一個包含不同功能的關系系統而言，只能通過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與環境發生關系。這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被稱為關鍵功能。關鍵功能不是凝固不變的，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③區別化的原則。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生產率，由此決定了關鍵功能分化的程度和人口單元規模的大小;同時,一種文化系統所能供養的人口多少也受生產率的制約；生產率水平是一個生產體系的發展規模和它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的決定因素。④優勢的原則。社區在各個時期形成性質各異的各種部類聯合體，如家庭、商業機構、工業和職業協會、宗教團體、工廠聯合會等。部類聯合的作用主要是維護一個社區的統治功能集團的優勢地位。
研究方法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以來，人文區位學在理論觀點上不斷修改，研究方法也有新的發展。這些方法主要表現在定量技術、社會區域分析，以及模型與模擬等方面。
定量技術 指依靠計數和度量的方法。定量分析理論是30年代社會學向客觀性和合理性發展的產物。現代區位學家依靠計算和統計的方法來搜集、分析資料，已經能夠進行高度復雜的都市區位資料分析，在統計的數字指標基礎上創立新的都市類型學和都市設計的數學模型。
社會區域分析 它是數字計算機對人文區位學產生重大影響的結果。社會區域分析是由美國的E.謝夫基和W.貝爾在20世紀40～50年代創立的一種都市區位研究方法。他們通過復雜的因素分析，找到了構成社會區域類型的3項指標。這3項指標是：①社會等級指標。通過對職業和教育的分析獲得。②指標。來自婦女與兒童的比例和獨家住宅的比例。③隔離指標。來自對人口構成、種族群體隔離的測量。社會區域分析雖然受到許多批評，但這一方法已在人文區位學的大量研究實踐中得以成功地運用，並對都市結構的性質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見解。
模型與模擬 模型一詞在社會科學中通常指關於規定或說明某一事物基本性質的概括性陳述。當模型被用於人文區位學時,模型的製作一般涉及到現代統計學數學方程式、曲線圖、圖表和地圖等。K.施維里安劃分了兩類區位學模型，即區域特徵區位模型和群體特徵區位模型。前者有古典模型（同心圈、扇形和多核心）、因素模型（社會區域分析）和密度型，後者有居住隔離模型和群體位置模型。模擬和模型有許多共同之處，二者都試圖對社會狀況和社會條件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概括。在模擬中，關鍵的變數被用來理解條件變化帶來的影響。在模型中，關鍵變數則被用來描述實際存在的現象。模擬方法為區位學家探索區位分布中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預測都市區位結構的未來演變等提供了重要的手段。
參考書目
Amos H.Hawley, Human Ecoloy,Ronald Press, New York,1950.
R.E.Park,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y,Free Press,New York,1952.
客體 1·與主體相對應的存在(nonego)
2·對象(coverage●object●objective●subject●subject matter●target)
3·哲學上指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是主體認識和實踐的對象
4·法律上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包括物品、行為等。
5 。道義上指相對的權利

2. 什麼叫人文區位學

human ecology

借用生物學進化論原理，研究環境的空間格局及其相互依賴關系的學說。又稱人類生態學。它是由美國芝加哥經驗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和提出的。人文區位學注重研究區位對於人類組織形式和行為的影響。
區位（生態）一詞譯自英文ecology,它源於希臘語詞oikos，意指或住所。19世紀後期,動植物學家開始使用ecology一詞，以描述生物如何在環境中生活,由此產生了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生物生態學，簡稱生態學。20世紀20～30年代，社會學家借用該詞，用以說明的區域位置，創立了的一個分支學科即人文區位學。
人文區位學研究流派 主要有古典區位學派和現代區位學派，後者又分為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
古典區位學派 又稱。主要代表有帕克、伯吉斯和美國社會學家R.D.麥肯齊等。帕克在《人類社區：都市與人文區位學》(1952)一書中提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組成的生命或低於社會層次的科學。麥肯齊則認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在其環境的選擇力、分配力和調節力的影響作用下，在空間和時間所形成的聯系的科學。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人文區位學研究的主體是人，人與動植物不同，人有創造文化並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因此，人文區位學不僅要研究不同群體之間的生物關系，還要研究和有目的的人類行為所造成的區位狀況。
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以社區作為分析和研究的單位，認為社區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早期古典區位學家認為，社區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在社區中生活存在著一種關系。人們要生存就要依賴於他人，與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後期古典區位學家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在社區中生活既處於相互依存的狀態中，也處於彼此的狀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共生關系的性質。
古典區位學派把區位學的觀點運用於都市的分析，認為都市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支配都市組織的基本過程是競爭和共生在都市環境中,為了生存而彼此依賴的個體或群體同時在為匱乏的資源進行競爭，競爭關系的性質因時因地而異。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表現為：①濃縮。指既定區域內安置的同類和機構在數量方面增長的趨勢。各種區位單位濃縮的程度由密度來衡量。所謂密度是同類單位在某一特定地區的數量，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等。②離散。指既定區域內同類人口和機構在數量方面下降的趨勢，也由密度來衡量。③集中。指有相同職能的機構在都市中樞地帶產生和發展的趨勢。④分散。指人口或機構離開都市中樞位置的現象。⑤隔離。指人口和機構分別並入與自己同質的地區，這些地區彼此分離。⑥侵入。指一個群體進入另一個群體居住區域的運動過程。⑦接替。指進入另一居住區域的群體取代原有群體之後對這一地區實施的有效統治。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反映了都市的競爭和共生的復雜關系。伯吉斯在探討都市生態秩序時，還創立了都市發展和空間組織方式的模型即同心圈理論（見）。
古典區位學派在研究方面的不足是：一是沒有考慮作為人類行為原因的社會變數和次社會變數；二是有將人類生活的社會方面和次社會方面分割開來的傾向；三是這一學派強調地緣性，但地緣性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區位學原則。現代區位學家對此提出了許多批評，並改進了研究方法，避免了只用一種方法研究都市結構和土地利用問題的傾向。現代都市的變化和技術的革新對古典區位學的性質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並產生了現代區位學的流派。
現代區位學派 主要指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社會文化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主要理論流派。與古典區位學派的不同點在於，它強調文化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化是一種習得性行為，既可與土地和稀有資源的合理利用息息相關，也可與此毫無關系。美國社會文化區位學家W.法爾里經過對實例的區域位置分析後斷言，除了次社會的自然變數外，文化變數也是區位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C.喬納森通過對紐約挪威人社區地域流動的分析，也得出與法爾里一致的結論。這說明美國都市中人們的區位行為受到多種變數的影響。
新正統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另一個主要理論流派，代表人物有美國的A.H.霍利、J.奎因、O.D.鄧肯等。新正統區位學派試圖將社會生活的社會因素和次社會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強調自然經濟變數對都市土地利用模式的決定作用。奎因認為，人類區位學應該專門研究勞動分工問題及其對空間分布的影響。區位學家應該把他們的研究限制在人類群體及其與環境的相互關繫上。霍利則認為，區位學是研究人們如何在不斷變化中維持自我、控制環境的科學,不能把它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他試圖避免古典區位學派將社會性和次社會性截然分開的傾向，把社會文化定義為人類群體努力適應環境的方式，文化適應性應成為區位學研究的合理課題。鄧肯等人利用芝加哥都市地區的職業差別、隔離、低價租房的集中與都市中心的距離等統計指數，考察了帕克關於社會地位有明顯差異的人們一般在空間上互相分離的假設。指出社會現象職業區別和自然空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並非截然分離，提出了的范疇。區位復合體由4個變數組成，即人口、組織、環境和技術,簡稱POET變數。一個區位系統中的各種因素都可分別歸納到這 4個變數之中，從而能夠以簡單的形式描述各個變數之間的關系。鄧肯認為，社會性質不能與自然空間相脫離，區位系統中某一部分發生變動，必然會影響、作用到其他部分。整個區位系統結構是建立在社會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基礎之上的。區位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它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每一次變化之後新的調整便接踵而至。但是，大多數區位系統在調整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能保持相對的穩定。
特徵與原則 人文區位學有4個基本特徵:①強調環境的重要；②認為人口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③將一個人口單元——社區視為完整的或自給自足的整體；④認為社區區域位置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關系經常處於不平衡―平衡的變動狀態中。
人文區位學的原則是:①相互依存的原則,即共生和共食原則。各個體由相輔相成的區別而共生，又由相輔相成的相似點而共食。一個人口群體往往是由共食和共生兩種關系形成的復合體。共生的聯合趨向於促進生產效率和創造性,共食聯合則趨向於保護或保守行為②關鍵功能的原則。對於每一個包含不同功能的關系系統而言，只能通過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與環境發生關系。這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被稱為關鍵功能。關鍵功能不是凝固不變的，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③區別化的原則。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生產率，由此決定了關鍵功能分化的程度和人口單元規模的大小;同時,一種文化系統所能供養的人口多少也受生產率的制約；生產率水平是一個生產體系的發展規模和它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的決定因素。④優勢的原則。社區在各個時期形成性質各異的各種部類聯合體，如家庭、商業機構、工業和職業協會、宗教團體、工廠聯合會等。部類聯合的作用主要是維護一個社區的統治功能集團的優勢地位。
研究方法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以來，人文區位學在理論觀點上不斷修改，研究方法也有新的發展。這些方法主要表現在定量技術、社會區域分析，以及模型與模擬等方面。
定量技術 指依靠計數和度量的方法。定量分析理論是30年代社會學向客觀性和合理性發展的產物。現代區位學家依靠計算和統計的方法來搜集、分析資料，已經能夠進行高度復雜的都市區位資料分析，在統計的數字指標基礎上創立新的都市類型學和都市設計的數學模型。
社會區域分析 它是數字計算機對人文區位學產生重大影響的結果。社會區域分析是由美國的E.謝夫基和W.貝爾在20世紀40～50年代創立的一種都市區位研究方法。他們通過復雜的因素分析，找到了構成社會區域類型的3項指標。這3項指標是：①社會等級指標。通過對職業和教育的分析獲得。②指標。來自婦女與兒童的比例和獨家住宅的比例。③隔離指標。來自對人口構成、種族群體隔離的測量。社會區域分析雖然受到許多批評，但這一方法已在人文區位學的大量研究實踐中得以成功地運用，並對都市結構的性質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見解。
模型與模擬 模型一詞在社會科學中通常指關於規定或說明某一事物基本性質的概括性陳述。當模型被用於人文區位學時,模型的製作一般涉及到現代統計學數學方程式、曲線圖、圖表和地圖等。K.施維里安劃分了兩類區位學模型，即區域特徵區位模型和群體特徵區位模型。前者有古典模型（同心圈、扇形和多核心）、因素模型（社會區域分析）和密度型，後者有居住隔離模型和群體位置模型。模擬和模型有許多共同之處，二者都試圖對社會狀況和社會條件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概括。在模擬中，關鍵的變數被用來理解條件變化帶來的影響。在模型中，關鍵變數則被用來描述實際存在的現象。模擬方法為區位學家探索區位分布中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預測都市區位結構的未來演變等提供了重要的手段。
參考書目
Amos H.Hawley, Human Ecoloy,Ronald Press, New York,1950.
R.E.Park,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y,Free Press,New York,1952.
客體 1·與主體相對應的存在(nonego)
2·對象(coverage●object●objective●subject●subject matter●target)
3·哲學上指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是主體認識和實踐的對象
4·法律上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包括物品、行為等。
5 。道義上指相對的權利

3. 求芝加哥學派的羅伯特.帕克的個人簡歷

這個真心不知道。。。

4. 關於帕克的城市社會學理論，急求

以下是我嘔心瀝血苦苦搜羅來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
具體可參照帕克1987年版的城市社會學原書

Park，Robert Ezra (1864～1944)
美國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64年 2月14日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魯澤恩郡一個商人家庭。就學於密執安大學,1887年獲哲學學士學位。隨後投身新聞界，熱衷於城市社會問題和貧民階層的調查報道。自1898年起，先後到哈佛大學、海德堡大學深造，師從W.詹姆斯、J.羅伊斯、G.齊美爾等。1904～1905年任哈佛大學哲學助理教授，曾協助黑人領袖B.T.華盛頓研究種族問題。1914～1936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25年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主要著作有:《社會學導論》(與E.W.伯吉斯合著，1921)、《城市——對都市環境研究的提議》(與伯吉斯和R.D.麥肯齊合著，1925)、《人種與文化》(1950)、《人類社區，城市和人類生態學》(1952)。
帕克認為社會學是一種研究人類行為的自然科學。他在社會學研究上有兩大興趣，即種族和城市。在種族研究中，提出了表示個人間、團體間的密切程度的「社會距離」概念，並探討「種族偏見」與「種族沖突」的關系。他認為，美國社會較其他社會種族偏見小但沖突大,這是因為美國社會開放、進步,黑人不滿意、不順從傳統的不平等秩序。帕克從新聞媒介、商業活動、行政管理三個方面為城市下定義，認為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方式。他對城市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鄰里關系、職業三個方面。他根據社會成員行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把社會發展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競爭、沖突、調節、同化。帕克對社會學的貢獻還突出地表現在對社會學人才的培養方面，如E.W.伯吉斯、L.沃思等著名社會學家曾是他的學生。美國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之一。早年就學於密歇根大學 ，1887年獲哲學學士學位 。自1898年起 ，先後到哈佛大學 、海德堡大學深造 。1904～1905年任哈佛大學哲學助理教授，1914～1936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 。1925年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帕克認為社會學是一種研究人類行為的自然科學。他主要研究種族和城市問題，在種族研究中 ，提出了表示個人間 、團體間的密切程度的「社會距離」概念，並探討「種族偏見」與「種族沖突」的關系。他認為美國社會較其他社會種族偏見小但沖突大。帕克從新聞媒介、商業活動 、行政管理3個方面為城市下定義 ，認為城市是 人類文明的一種方式。從城市的人口 、鄰里關系 、職業3個方面著手研究 。他根據社會成員行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把社會發展過程分為4個階段 ：競爭 、沖突、調節、同化。帕克對社會學的貢獻還突出地表現在對社會學人才的培養方面，E.W.伯吉斯、L.沃克等社會學家曾是他的學生。著有《社會學導論》（合著）、《城市——對都市環境研究的提議》（合著）、《人種與文化》、《人類社區，城市和人類生態學》。

R.E.帕克認為，社區的本質特徵是：①有一個以地域組織起來的人口；②這里的人口或多或少紮根於它所佔用的土地上；③這里的人口的各個分子生活於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帕克關於社區本質特徵的觀點，對社區的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芝加哥學派與社會分析
芝加哥學派在二十世紀初興起，主要由芝加哥大學的R·E·帕克（Robert Ezra Park）、E·伯吉斯（Ernest Burgess）及其它城市社會學家所建立。二十年代帕克和伯吉斯指出五種經常在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同心圓區域，當中包括被視為最易爆發危機或分崩離析的「轉變中區域」。在四十年代，亨利·麥凱（Henry McKay）和Clifford R. Shaw 聚焦於少年越軌行為（Juvenile Delinqency），發現他們都集中到「轉變中區域」。芝加哥學派採取社會生態學方法研究城市，並認為大部份的貧窮居民都在社會結構和家庭、學校等地方感到挫敗。這造成 社會解體，縮小家庭與學校等社會組織控制行為的能力，與及創造偏差行為的環境誘因。其它學者認為社會－心理因素也有影響。

現在，歷史的聚光燈該將自己的光芒投向羅伯特帕克，這個在1914年已經50歲時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雖然他年近半百才來到芝加哥，但在密執安上大學時，受約翰%26#8226;杜威的影響，已經使他與芝加哥有了某種精神上的聯系。大學畢業以後，帕克的經歷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階段是1887－1898年的記者生涯，在這11年裡，帕克輾轉於明尼蘇達、底特律、丹佛、紐約和芝加哥這5大新興城市之間，並對城市生活有了獨特的感受；第二階段帕克再返校園，先在哈佛大學後赴德國求學，這期間他不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學成為齊美爾的學生（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規的社會學教育），而且萌生了對社會心理學尤其是集群行為研究的濃厚興趣，1903年帕克憑《群眾與公眾》（Crowd and Public）一文從新康德主義者文德爾班手中獲得博士學位；第三階段帕克再度回到社會之中，1905年他結識了黑人領袖B.T.華盛頓，並與後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漸了解了黑人的生活、習俗和狀況」；第四階段，因為托馬斯的熱誠相邀，帕克於1913年來到芝加哥社會學系，為學生開設「美國黑人」的課程。盡管由於社會學系沒有編制，帕克是以神學院教授級講師（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義進入芝大的，並且在這個幾乎無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憑著對城市生活獨一無二的理解，對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近乎著迷般的傾心，帕克於1923年升任正教授，並很快成為芝加哥學派的中心人物。
帕克這位後來者在1920年代以後能夠成為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還與這樣一些因素有關：1918年，將他引入芝加哥社會學殿堂的托馬斯因「生活不檢點」而被迫離開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會學系的創始人斯莫爾退休，1年後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馬斯的社會心理學教席的埃爾斯沃斯法里斯繼斯莫爾之後成為社會學系主任，不知是否與法里斯的兒子羅伯特%26#8226;法里斯跟隨帕克攻讀博士學位有關，這位新系主任給了帕克更大的發揮自己才華的空間。
有關帕克學術貢獻的文獻稱得上汗牛充棟，2000年90歲高齡的費孝通還為自己的這位老師寫下了整整100頁學術札記（費孝通，2001：133－234）。確實，帕克和托馬斯一樣，是將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從「扶手椅」中解放出來，賦予其現實品格的第一批學者。在1921－1931的10年間，帕克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進行了15項有關城市生活和城市社會問題的研究，其對象包括非法團伙、流浪漢、職業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猶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從芝加哥社會學系退休的前一年，這個來到中國北京燕京大學擔任訪問教授的老人，還帶著費孝通「這批小夥子到北京的天橋去參觀『下層社會』」，他希望學生能夠從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學習社會學。
在帕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學術著作中，用費孝通的話來說有兩部是不能不關注的：其一是他與伯吉斯合作寫成的《社會學這門科學的導論》（Intro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與伯吉斯、麥肯齊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長達1000頁的教科書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選擇了14個主題，其主要內容涉及人類本性、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人的社會化和集群行為，它規整了1920年代後美國社會學的基本發展方向；而在後一部200多頁的小冊子中，帕克和此時芝加哥社會學的另幾位主將鮮明地提出，城市決不是一種與人類無關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區的組合；相反，「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眾所周知，正是在這本著作中，麥肯齊提出了後來流傳盛廣的「同心圓說」，將一個現代都市劃分為中心商業區、過渡區（帕克和伯吉斯都認為，這是各種社會問題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區、中產階級住宅區和郊區或往返帶（commuters』 zone）；也是這本著作連同這些作者的其他文獻，確立了城市社會學的最初地位。
1933年，帕克從中國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僅是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結束，也象徵著芝加哥學派的衰落。有關芝加哥學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許多：包括美國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在經歷了最初的工業化浪潮之後，美國的移民潮已經回落，城市已經多少變得井然有序，人的邊際性也開始減少；包括社會學力量在其他學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羅金創辦的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在戰後因帕森斯在理論方面的建樹和塞謬爾使得已經成為中堅力量的布魯默、里斯曼、沃納和休斯陸續離去；還包括美國社會學已經從齊美爾的人道主義和解釋性傳統，轉向高度定量化和統計性的，另外美國社會學家對芝加哥社會學家普遍懷有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趣也開始下降；最後，造成芝加哥社會學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職業社會學家的反叛，這一反叛的標志是創立了另一本雜志《美國社會學評論》（ASR），它結束了芝加哥社會學家對《美國社會學雜志》（AJS）長達31年的統治。盡管在反叛後的193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大權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學派的埃爾斯沃斯%26#8226;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會學君臨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經消失，新的強勢集團正在東部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浮現。

1921年美國社會學者帕克（（R.E. Park）在《社會學導論》一書中提出了Humanecology一詞（曾譯為人文區位學）。1923年美國地理學者巴羅斯（H.H. Barrows）提出人類生態學概念，他在美國地理學者協會會刊上發表了《人類生態學》一文，主張地理學研究的目的不在於考察環境本身的特徵與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而是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地理學以弄清自然環境和人類分布、人類活動之間所存在的關系作為目標」，「以人類適應環境的觀點，來觀察這個問題較諸從環境的影響出發為明智」，人是中心論題，宣稱地理學的中心課題是研究特定地區間的「人類生態學」。但當時沒有得到地理學家的支持。1924～1926年美國社會生態學家麥肯齊（Me－Kenzin）嘗試把植物生態和動物生態的概念運用於人類群落的研究，這一新學科被學術界命名為人類生態學，麥肯齊對人類生態學曾下過經典性的定義，即人類在受選擇、分布和對環境適應能力影響下的空間和時間關系。50～6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能源危機和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生態和環境問題引起生態學家和地理學家的關注。地理學從人地關系論出發再次引伸出人類生態學概念，認為人類生態學以前的人地關系只停留在地理哲學研究階段；而現代的人地關系則注重於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機制和全球生態效應研究。從社會科學角度出發的人類生態學則注重於生態經濟學研究。70年代以來有更多的人類生態學論著問世，逐步形成以現代生態學理論為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以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之間相互關系為目標的現代人類生態學。

Robert Ezra Park (February 14, 1864–February 7, 1944) was an American urban sociologist,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original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Life
Park was born in Harveyville, Pennsylvania, and grew up in Minnesota. He was eca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ere he was taught by the pragmatist philosopher John Dewey. His concern for social issues, and especially issues related to race in the cities, led him to become a journalist in Chicago.

After being a journalist in various U.S. towns 1887-1898, he then studied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for an MA at Harvard 1898-9, being taught by another prominent pragmatist philosopher, William James. After graation, he went to Germany, studying in Berlin, Straßburg (Today Strasbourg, France) and Heidelberg between 1899 and 1903,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studied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in 1899-1900 with Georg Simmel at Berlin, spent a semester in Straßburg 1900, and took his PhD in Philosophy in 1903 at Heidelberg under 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 and Alfred Hettner (1859-1941); Dissertation: Masse und Publikum. Eine methodologische und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He returned to the U.S. in 1903, briefly becoming an assistant in philosophy at Harvard 1904-5.

Park taught at Harvard, until Booker T. Washington invited him to the Tuskegee Institute to work on racial issues in the southern U.S.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14, staying there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36. He continued teaching until his death, however, at Fisk University. Park died in Nashville, Tennessee at the age of seventy-nine.

"The marginal man...is one whom fate has condemned to live in two societies and in two, not merely different but antagonistic cultures....his mind is the crucible in which two different and refractory cultures may be said to melt and, either wholly or in part, fuse." [Robert E. Park, 1937]

During his lifetime Park became a well-known figur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 At various times from 1925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of the Chicago Urban League,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Go and sit in the lounges of luxury hotels and on the doorsteps of the flophouses; sit on the Gold Coast settees and on the slum shakedowns; sit in the Orchestra Hall and in the Star and Garter Burlesque. In short go and get the seat of your pants dirty in real research." [Robert Park, 1927]

[edit] Work
Park was influential in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assimilation as it pertained to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argued that there were four steps to the Race Relations Cycle in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The first step was contact then followed by competition. In the third step each group would accommodate each other. Finally, when this failed, the immigrant group would learn to assimilate. "Park probably contributed more ideas for analysis of ra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tacts than any other modern social scientist."[1]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is theory of four steps (or four levels), according to its author, may be applied not only to immigration, but also to all other dynamic social processes.

During Park's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ts sociology department began to use the city that surrounded it as a sort of research laboratory. His work – together with that of his Chicago colleagues, such as Ernest Burgess, Homer Hoyt, and Louis Wirth – developed into an approach to urban sociology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Chicago School: "I have been mainly an explorer in three fields: Collective Behavior; Human Ecology; and Race Relations."[1]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American sociology became involved more with people than with methodology, Robert Ezra Park developed the idea of a marginal personality (Park & Burgess, 1921). He postulated that the loyalties that bind persons together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re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fears and hatreds with which they view other societies. This concept is developed as theories of ethnocentrism and in-group/out-group propensities. Group solidarity correlates to a great extent with animosity toward an out-group." Billie Davis, Marginality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Park's introction of the term ecology into sociology came via inspiration from one of the founders of ecology, the botanist Eugen Warming,[2] but also from geographers such as J. Paul Goode who developed a first version of human ecology before WW I.[3]

[edit] Bibliography
1903: Masse und Publikum. Eine methodologische und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Ph.D. thesis) publ. Berlin: Lack & Grunau, 1904
1912: The Man Farthest Down: a Record of Observation and Study in Europe with Booker T Washington, New York: Doubleday
1921: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with Ernest Burg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Old World Traits Transplanted: the Early Sociology of Culture with Herbert A Miller, & Kenneth Thomps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5: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with R. D. McKenzie & Ernest Burg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881-893
1932: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of Race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32: The Pilgrims of Russian-Town The Community of Spiritual Christian Jumpers in America, by Pauline V. Young Ph.D. with an Introction by Robert E. Pa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Marginal Man in Everett V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 Park's Introc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9: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 a Definition and an Analysis with Edgar Tristram Thomps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Essays in Sociology with C W M Hart, and Talcott Parsons et a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46: A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with Samuel Smith,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ISBN 0-02-923780-7
195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5: Societi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7: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1-135-54381-X
1969: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in The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Ed. Richard Sennet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pp.131-142
1975: 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and Other Essays, Heritage of Society

[edit] Notes
^ a b Robert E. Park, President 1925 at www2.asanet.org
^ Gaziano, Emanuel (1996) Ecological Metaphors as Scientific Boundary Work: Innovation and Authority in Interwar Sociology and B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874-907.
^ M., Gross (2004). "Human Geography and Ecological Sociology: The Unfolding of a Human Ecology, 1890 to 1930--and Beyond" (full text).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8 (4): 575. doi:10.1215/01455532-28-4-575.

他，是一個當過11年Reporter的Sociologist .
他，雖然是一個Sociologist，但只學過一門社會學Course，老師是Georg Simmel.
他，在德國念了博士，寫了德文Dissertation，也去過澳洲、南非、印度、巴西，還有我們中國。
他，認為The sociologist is very much like the reporter.
他，對社會生活熟悉，能把整個Chicago作為Research Laboratory.
他，曾因為sick and tired of the academic world，而想要get back into the world of men.
他，將Sociology當作The outcom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他，說過Science is not knowledge. It is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5. 區位理論的城市利用

城市利用結構理論
城市地域空間利用結構是指在城市發展建設過程中，人們把土地作為生產和生活資料，依據其自然屬性和經濟屬性加以改造、使用和保護的全過程，或者說是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程度和利用效果的總和。城市土地利用結果反映城市空間的基本結構形態和城市區域內各功能的地域差異。
城市土地利用過程與農地、林地等相比要復雜得多，這是因為城市土地除了具有數量上的有限性、位置上的固定性、供給上的稀缺性、使用上的永續性等土地資源的一般共性外，還具有用地類型上的多樣性、使用功能結構上的復雜性、土地區位上的極端重要性和利用上的高度集約性等特殊性。因此，如何最佳最有效地使用城市土地，形成合理的有機聯系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就成為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學科關注的問題和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最早從理論和原則上對土地利用空間結構進行研究的是區位論的先驅、德國古典經濟學家馮·杜能（J.H.Von Thünen）。1826年杜能在《孤立國》一書中建立了以市鎮為中心，圍繞其安排鄉村土地使用的同心圓理論模式，為以後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本世紀2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加速了城市化，城市用地規模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迅速向外擴展，針對城市功能布局等問題，歐美學者從區位、空間結構、土地租金和價格等方面展開了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實證分析和理論假設，形成了城市土地利用地域空間結構的描述性理論和解釋性理論。
下面主要介紹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理論、多核心理論和中心商務區土地利用模式。
（一）同心圓理論
同心圓理論是由伯吉斯（E.W.Burgess）於1925年對芝加哥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分析後總結出來的。他是基於社會生態學里的入侵和承繼（Invasion-succession）概念來解釋土地利用在空間上的排列形態。基本模式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區為核心，自內向外作環狀擴展，共形成5個同心圓用地結構（圖（a））。從城市中心向外緣依次順序為：第一環帶是中心商業區（CBD），包括大商店、辦公樓、劇院、旅館，是城市社交、文化活動的中心。第二環帶為過渡地帶（Zone of Transition），是圍繞市中心商業區與住宅區之間的過渡地帶。這里絕大部分是由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組成，輕工業、批發商業、貨倉占據該環帶內一半空間，其特徵是房屋破舊，居民貧窮，處於貧民窟或近乎貧民窟的境況。第三環帶是工人住宅區（zone 0f Workingmen』s Homes），這里租金低，便於乘車往返於市中心，接近工作地，工廠的工人大多在此居住。第四環帶是高收入階層住宅區（zone of Better Residences），散布有高級公寓和花園別墅，居住密度低，生活環境好。第五環帶為通勤人士住宅區（Commuter』s Zone），約距中心商業區30～60分鍾乘車距離范圍內。
伯吉斯對同心圓土地利用模式進行的動態分析，仍然是從生態學「入侵和承繼」的觀點出發。他認為，當城市人口的增長導致城市區域擴展時，第一個內環地帶必延伸並向外移動，入侵相鄰外環地帶，產生土地使用的演替。如商業中心區的進一步發展，入侵過渡地帶，吞沒貧民的住房，迫使住在這里的低收入居民不得不向外環地帶轉移，致使高收入居民把其舊的住房轉給低收入居民，搬人新的高檔住宅中。英國城市經濟學家巴頓（K.J.Button）將此現象稱為「滲透」；伊文思（A.W.Evans）則稱為「過濾」（Filter Down）。正是基於這種思想，美國在60年代和70年代裡，以此作為城市更新政策的基本原則，把過渡地帶的一部分擴展為商務用地，而陳舊的低收入住房改建為中產階級住宅區，改善了各階層的住房條件，而位於該區域的大部分工廠則躍過以前限制製造業擴展的居住區，搬遷到被伯吉斯稱為通勤人士住宅區中，形成新的土地利用空間格局。
伯吉斯的同心圓理論的弱點同馮·杜能理論一樣，忽略了交通道路、自然障礙物（河、湖等）、土地利用的社會文化和區位偏好等方面的影響，與實際有一定的偏差。1932年巴布科克（Babcock）考慮到交通軸線的輻射作用，將同心圓模式修正為星狀環形模式（圖（b）），使這一理論更接近單中心小規模城市的真實情況。
（二）扇形理論（Sector Theory）
扇形理論是霍伊特（Homer Hoyt）於1939年創立的，來自於他對美國64個中小城市及紐約、芝加哥、底特律、華盛頓、費城等城市和住宅區的趨勢分析。該理論的核心是各類城市用地趨向於沿主要交通線路和沿自然障礙物最少的方向由市中心向市郊呈扇形發展（圖）。
他認為，由於特定運輸線路線性可達性（Linear Accessibility）和定性慣性（Directional Inertia）的影響，各功能用地往往在其兩側形成。他還把市中心的可達性稱為基本可達性，把沿輻射狀運輸主幹線所增加的可達性稱為附加可達性。輕工業和批發商業對運輸線路的附加可達性最為敏感，多沿鐵路、水路等主要交通干線擴展；低收入住宅區環繞工商業用地分布，而中高收入住宅區則沿著城市交通主幹道或河岸、湖濱、公園、高地向外發展，獨立成區，不與低收入的貧民區混雜。
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用地需要擴大，高收入的人就從原居住區搬遷到新的聲望更高的地方，原來的高收入住宅區的房產變為低租金的住宅，供貧民居住，出現土地利用的演替。但大部分低收入階層，由於經濟和社會因素的理智的內聚力，很難進人中產階級和高級住宅區居住，只能在原有貧民區的基礎上向外作條帶扇形狀延伸發展，因此，城市各類土地利用在空間上呈現出扇形結構。
（三）多核心理論
多核心理論最先是由麥肯齊（R.D.Mckenzie）於1933年提出的，然後被哈里斯（C.D.Harris）和烏爾曼（E.L.Ullman）於1954年加以發展。該理論強調城市土地利用過程中並非只形成一個商業中心區，而會出現多個商業中心。其中一個主要商業區為城市的核心，其餘為次核心（圖）。這些中心不斷地發揮成長中心的作用，直到城市的中間地帶完全被擴充為止。而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新的極核中心又會產生。
哈氏和烏氏還指出，城市核心的數目多少及其功能，因城市規模大小而不同。中心商業區是最主要的核心，另外還有工業中心、批發中心、外圍地區的零售中心、大學聚集中心以及近郊的社區中心等等。並進一步指出形成城市多中心的因素有四個：
1.某些活動需要彼此接近，而產生相互依賴性；
2.某些活動互補互利，自然集聚；
3.某些活動因必須利用鐵路等貨運設施，且產生對其他使用有害的極大交通量，因此就排斥其他使用而自己集結在一起；
4.高地價、高房租吸引較高級的使用，而排斥較低品質的使用。
多核心理論模式雖然復雜，但仍然基於地租地價理論。支付租金能力高的產業位於城市中心部位，其餘是批發業和工業以及高密度的住宅區。多核心理論沒有假設城區內土地是均質的，所以各土地利用功能區的布局無一定順序，功能區面積大小也不一樣，空間布局具有較大的彈性，尤其是那些由幾個小市鎮擴展合並而成長起來的城市。
（四）土地利用研究
自伯吉斯在他的同心圓理論中提出中心商務區（CBD）的概念後，很多學者從地價、交通便捷性等方面對CBD中的地價及土地功能布局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
1954年墨菲（Murphy）和萬斯（Vance）在對美國9個城市CBD的土地利用進行深入細致的調研後，認為地價峰值區（PLVI）是CBD最明顯的特點，在PLVI內的用地稱為商務用地。並提出界定CBD的兩項重要指標：
中心商務高度指標（CBHI）=
中心商務強度指標（CBH）=
把CBHI>1，CBII>50%的區域界定為CBD。
赫伯特（Herbert）和卡特（Carter）進一步提出中心商務建築面積指數比率（CBI）的概念。並於1966年與羅利（Rowley）綜合應用CBHI、CBII和CBI三項指標對英國加的夫市的CBD進行分析，收到較好效果，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CBD內部土地結構研究方面，墨菲、萬斯和愛潑斯坦（Epstein）認為，由於不同土地區位的便捷性不同，獲得的產業利潤相異，因此地價不同，是造成CBD中商務活動空間分布不同的主要原因。並把CBD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分為四個圈層：（1）以大型百貨商場和高檔購物商店為主的零售業集中區；（2）以底層為金融、上層為辦公的零售服務業多層建築集中區；（3）以辦公為主的區域；（4）需要佔用較大面積低價土地的商服活動區，如傢具店和超級市場。
1970年，斯科特（Scott）運用報價地租（Bid-Rent）曲線的概念進一步說明了CBD內部結構中零售業空間分布。
1972年，戴維斯又對CBD中的零售業布局提出了一個結構模式（圖），認為零售業為主的區位用地選擇除了空間距離的影響外，還受三個相互獨立的交通可達性的影響，即：城市中心區傳統性的購物活動受一般可達性影響，因而它們的區位常與顧客的分布有關；其他商務，如汽車修理廠、咖啡館等受交通干線可達性的影響最大；一些特殊性功能受特殊可達性的影響最大，如娛樂設施、傢具展銷店等的分布與區域發展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環境條件有關。
以上各種觀點都從某一側面分析並解釋了CBD的內部空間結構，但實際上，影響CBD內部空間結構的因素復雜多樣，特別是在現代大都市的CBD中，隨著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金融貿易、辦公事務、信息服務占據更重要地位，人流、信息流、物流的交換在此更加頻繁，這都引起CBD內部結構的分化和重組。因此，還需從動態的多元的角度去分析CBD內的土地利用變化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