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山漾遺址傳說

⑴ 錢山漾遺址的遺址傳說

千百年來，這里流來傳著一個民間故源事：這里原先是錢家莊園，莊主搜刮民財，霸佔民田，殘忍不堪，甚至剝人皮做椅子。庄園建築別致，連糞池的流嘴，飾作了一條張著嘴的玉雕青龍。善良勤勞的丫環芳兒總是不安，每次倒糞後，都要提桶清水把龍嘴洗干凈。庄園里養一條小狗，喜與丫環作伴，認她為主人，而丫環也引小狗為唯一的知心好友。莊主錢老虎正盤算要剝芳兒的皮。小狗嗷叫多日。一天，芳兒正拿鍋鏟盛飯。突然，小狗一口咬住那把金鍋鏟就往外跑。芳兒心想丟了金鍋鏟，錢老虎定不會饒過她，就追小狗。一氣追了三里多路，突然身後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只見一條青龍從錢家莊園騰空而起，揮舞龍爪，嘴噴水柱，頃刻整座庄園沉入水底，成了一片茫茫的錢山漾。芳兒跟狗遠走他鄉。

⑵ 錢山漾遺址的介紹

錢山漾遺址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城南7公里的潞村古村落（現屬吳興區），距內今4700多年，屬容錢山漾文化。早在30年代，慎微之先生首先發現並有著書發表。1956年，在河水乾涸的淺灘上采獲石器數千件。同年3月和1958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出土了陶質的鼎、罐、壺、盆、缽等器皿以及紡輪、網墜等紡織工具殘件。出土物中還有石質刀、斧、錛、犁等生產工具和稻穀、蠶豆、甜瓜、毛桃、花生等植物種子，從而說明湖州當時的農業生產已具相當水平。遺址中出土的殘絹片和絲、麻織品是我國迄今發現 年代最早的絲、麻織品，證明了湖州是「世界絲綢之源」。1

⑶ 紡織的起源

中國機具紡織起源於五千年前新石器時期的紡輪和腰機。西周時期具有傳統性能的簡單繅車、紡車、織機相繼出現，漢代廣泛使用提花機、斜織機，唐以後中國紡織機日趨完善，大大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紡織原料多樣化
古今紡織工藝流程發展都是因應紡織原料而設計的，因此，原料在紡織技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國用於紡織的纖維均為天然纖維，一般是毛、麻、棉三種短纖維，如地中海地區以前用於紡織的纖維僅是羊毛和亞麻；印度半島地區以前則用棉花。古代中國除了使用這三種纖維外，還大量利用長纖維——蠶絲。
蠶絲在所有天然纖維中是最優良、最長、最纖細的紡織纖維，可以織制各種復雜的花紋提花織物。絲纖維的廣泛利用，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紡織工藝和紡織機的進步，從而使絲織生產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紡織技術。 紡織是一種服務於人類穿著的手工行業，紡紗織布，製作衣服，遮醜飾美，禦寒避風，防蟲護體，大約便是紡織起源發展的重要動機。古史傳說中國先民是從「不織不衣」①、「而衣皮葦」②，然後演變到「婦織而衣」③。這種傳說是與穿著文化的發展規律相吻的。
據考古資料，中國紡織生產習俗，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見萌芽，距今約 2 萬年左右的北京山頂洞人已學會利用骨針來縫制葦、皮衣服。這種原始的縫紉術雖不是嚴格的紡織，但卻可以說是原始紡織的發軔。而真正紡織技術和習俗的誕生流行當在新石器文化時期。
《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謂衣裳，便是指用麻絲織成布帛而縫制的衣服。這則記述反映的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業誕生，麻、絲衣服開始出現並流行的真實情況。甘肅秦安大地灣下層文化出土的陶紡輪，表明原始的紡織業在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歷史。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紡織業開始呈現欣欣向榮、日新月異的大發展趨勢。全國各地文化遺址普遍可見到與紡織有關的遺物，其中，最為重要者有下列諸例：
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發現刻劃蠶紋四條，並發現苘麻的雙股線痕跡和出土了木質紡車和紡機零部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 6000 年。發現迄今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實物是用簡單紗羅組織製作，經線以雙股紗線合成的羅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經人工割裂過的「絲似的、半個繭殼」，這是迄今最早的蠶繭實物，距今約 5000 多年。
河南鄭州青台遺址，距今約 5500 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頭蓋骨上的薴麻、大麻布紋和絲帛殘片，同出十多枚紅陶紡輪。其中絲帛殘片是迄今最早的絲織品實物。
河北正定南楊庄仰韶文化遺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兩件陶塑蠶蛹，這則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蠶蛹。
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 4700 年。除發現多塊麻紡織技術較草鞋山葛布先進的薴麻布殘片外，還發現了絲帶、絲繩和絲帛殘片。從絲織品編織的密度、拈向、拈度情況看，錢山漾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
以上實例情況說明，麻織和絲織的技術與習俗，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均已獲得迅速的發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羅地葛布的發現，證實了傳說的「五帝」時代即新石器時代的確存在「夏日衣葛」的習俗。
《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帛即絲織品，萬國持有絲織品，其語雖未免有些誇大，但卻反映了禹時及夏朝的絲織習俗的盛行。《帝王世紀》：「未喜（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夏桀王為討好妹喜而撕裂的繒，便是指絲織品之一種。《管子?輕重甲》：「昔者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綉衣裳者。」這種「文綉衣裳」，自然非絲織品而莫屬，以此足見夏代絲織業之發達和絲織習俗之流行。有關夏代的紡織情況，在考古發掘中也有所表露：
1960 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銅鈴上，粘附有一層紡織物痕跡，經發掘者觀察認為是麻布痕跡。
1980 年，二里頭遺址Ⅲ區發掘的二號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頂端都粘附有麻布殘跡。
1981 年，二里頭遺址墓葬出土的獸面銅牌和一件銅鈴上，也都發現麻布痕跡。
以上考古發現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獻傳說的絲織業外，在社會的中、下層，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類紡織習俗。
商朝的紡織，至少已有絲織、麻織、毛織、棉織等等。
商代的絲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見桑、蠶、絲等字，桑字如桑樹的象形，商代已種植桑樹，這是沒有疑問的。種桑是為了養蠶，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鄭州青台、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這也應毫無疑問，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一有力的佐證。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抽取蠶絲後便可以進行絲織，甲骨文的絲字，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桑、蠶、絲是絲織的前提，種桑、養蠶、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了空前發達的成就。《說苑?反質篇》說：殷紂王「錦綉被堂……非惟錦綉、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紀》也說：殷紂王時「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此兩則記述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商代絲織的發達情形，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商朝的絲織已達到品類繁多、精益求精的階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遺址發現的粘附於青銅器上的絲織物，就包含有平紋紈、皺紋縠、絞經羅、菱紋綺等等；殷墟婦好摹銅器上粘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硃砂染色帛、雙經、緯縑、回紋綺等；武官大墓三件銅戈上也發現絹帛痕跡，殷墟其它地點的墓葬也經常發現有絲繩、絲帶和覆蓋屍體的絲帛片等，在傳世的商代銅器上，也見發現花綺的報道。
商代的麻織，由於更具有廣泛性、大眾性，故其發達情況亦絲毫不遜於絲織。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的苘麻痕跡和紡車等，說明麻織業在中國淵源甚早。商代麻織品的發現，已見於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等，這些發現共同表明，商代麻織的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織，主要見於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該遺址出土的毛織品，有平、斜兩種組織，並用色線編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表明毛織技術已具一定水平，遺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紀，距今約 3200 年左右，相當於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也曾在麻織品的夾雜中發現一根羊毛，經鑒定屬山羊絨。這些發現表明，中國毛織的技術與習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現。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經鑒定是聯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與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紡織的技術與習俗據此而知，大約在商代晚期亦已發生。
西周時期的紡織，基本繼承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絲、麻、葛織等傳統，並繼承了商代的毛織習俗。考古發掘所見的西周紡織資料，主要有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的絲織山形紋綺殘片，青海都蘭出土的用綿羊毛、氂牛毛製成的毛布、毛帶、毛繩、毛線等毛織品。文獻記載中則有不少絲織、麻織、葛織的流露。《詩?大雅?瞻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詩?豳風?七月》：「蠶月條桑……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詩?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陳風?東門之扮》：「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關桑、蠶、絲織、麻織和絲麻衣服成品的記述，至於葛織情況，《詩?魏風?葛屨》、《小雅?大東》均有「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的詩句，從句意看，此時期的葛織已不是「夏則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於製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說：「許子衣褐」，褐即是毛織的衣服，《詩經》中也見到「無衣無褐」之語，結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時期顯然是流行毛織生產習俗的。

⑷ 養蠶在我國已有幾年的歷史

4000多年歷史

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長江一帶的生產情況的《夏小正》中說：「三月……攝桑，……妾版子始蠶。」這權是說，夏歷三月（陰歷四月間）要修整桑樹，婦女開始養蠶。

夏代以前已存在蠶的家養。商代設有「女蠶」，為典蠶之官。甲骨卜辭中以蠶神與上甲微同祭，對蠶事極為尊崇。
秦漢以來對野蠶仍繼續採集利用。魏晉南北朝時選種、制種技術有很大進步，己發明低溢控制家蠶制種孵化時間的方法。
宋代蠶事趨於完善，生產過程分為:浴蠶、下蠶、喂蠶、一眠、二眠、三眠、分箔、採桑、大起、捉績、上簇、炙箔、下族、擇繭、窖繭等。
明代對蠶種選擇和品種改良都很重視，浴種用天露法，利用石灰水、鹽鹵水等浴法留取好種，淘汰低劣蠶卵。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19453564.html?si=2

⑸ 中國早在什麼時候就已經養蠶，織絲了。

據傳說，養蠶織絲是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的。當然，像養蠶織絲這樣的偉大發明，只版能是廣大人民群眾權在長期生產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的結果，決不可能是哪一個個人的發明。不過，這一傳說說明，我國蠶桑生產的確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有一批盛在竹籃里的絲織品，其中有絹片、絲帶和絲線等。這說明，我國至遲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已經有比較發達的蠶桑絲織生產了。如果再往前推，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比錢山漾遺址年代更早的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一個被切割過的蠶繭，這個蠶繭也許跟我們的祖先的蠶絲生產活動有某種聯系。

蠶，原是野生在自然生長的桑樹上的，以吃桑葉為主，所以也叫桑蠶。在桑蠶還沒有被馴養之前，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蠶繭抽絲了。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人工養蠶，現在還難以確定。但是早在殷周時期，我國的蠶桑生產已經有很大發展，可見開始人工養蠶遠在殷周之前。

⑹ 關於鄉土地理范疇還有對地理現象或風土人情的評價、看法。

我只能找到一些例子給你：
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黃歇徙封於此，在此築城，始置菰城縣，以澤多菰草故名。隋仁壽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濱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從此始。解放後，先後設浙江第一專區、嘉興專區和嘉興地區，治所長期設在湖州。1983年10月，實行撤地建市，撤嘉興地區，建湖州、嘉興兩個省轄市。湖州市下轄德清、長興、安吉三縣和城區、郊區。1988年撤銷城、郊兩區建制，1993年設立城區、南潯、菱湖三區。2003年撤銷城區、南潯、菱湖三區，設立吳興、南潯兩區。
湖州是中國蠶絲文化、茶文化、湖筆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在市郊錢山漾遺址出土的蠶絲織物，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蠶絲織物。南潯「輯里絲」曾獲1815年巴拿馬國際金獎。長興顧渚山曾建有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貢茶院，是「茶聖」陸羽進行茶事活動的主要場所。被列為「文房四寶」之首的湖筆產於湖州善璉，百姓尊秦朝大將軍蒙恬為「筆祖」。湖州人才輩出，人文薈萃。在歷史上既哺育了唐代詩人孟郊、元代書畫家趙孟兆頁、明代小說家凌濛初、近現代書畫大師吳昌碩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顏真卿、陸羽、蘇軾等不少名流。建國以來湖州籍的「兩院」院士（學部委員）共18名。「兩彈一星」的功臣中，錢三強、趙九章、屠守鍔就是湖州人；「新時期鐵人」王啟民、「海空衛士」王偉、「人民衛士」沈克誠更是當代湖州人的驕傲。 浙江省湖州在地理環境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方面的特色。
湖州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鄉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景色秀美，物產豐富，人文薈萃。當前，湖州旅遊業正以超常的速度向前發展，拉動了許多經濟行業的起飛，飲食業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行業。
世界是美的。
美的世界是由無數美的存在組成的，諸如服飾、美食、古建築等等。而在這美食世界裡，湖州美食應佔有一席之地！
湖州地處太湖南岸，歷史悠久，乃吳越之古邑，東南之望郡。這里物產豐富，氣候濕潤，山水清遠，人文薈萃，旅遊美食資源極豐，其中，「百魚宴」、「百筍宴」、「丁蓮芳千張包子」、「醬羊肉」、「茶宴」等特色美食是令人陶醉的，然而，在旅遊業騰飛的今天，湖州美食沒有很好地與旅遊業相配套，相呼應，旅遊文化意識、特色美食文化意識、旅遊購物環境意識不強，層次不高。美食與旅遊沒有形成合力，協作性不佳等等。

湖州美食資源評價
1、歷史悠久，地理環境優越 。據史料記載，遠在新石器時代（距今7千多年）湖州已有古人類生存。從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歷史的錢山漾遺址出土的陶瓷片、紡輪、網墜、石質工具、玉器、稻穀、編織物、絲絹片等文物說明：湖州是世界上較早的「稻鄉」之一，也是我國最早植桑制絲、織麻的發祥地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湖州轄域隸屬吳、越、楚國。公元前333年，楚國以此地為春申君黃歇之封邑，始建菰城縣，以澤多菰草而名。所以，湖州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歷史了。千百年來，這片富饒而美麗的土地不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勞、聰明的湖州人民，還產生了眾多的名流學士、騷人墨客。目前，湖州人正在努力地把湖州建成最宜人居住的山水園林勝地。同時，湖州的「烹飪美食」堪稱一絕，「吃在湖州」聞名已久。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將菰城改為烏程，則借籍當地美食佳釀，以烏巾、程林兩氏善釀美酒而取之為烏程縣。隋仁壽二年（公元602年），因烏程瀕臨出產鮮美魚蝦的太湖，則以太湖為名，於烏程改置湖州。據《國史總敘》稱：湖州「人性敏柔，以厚於滋味」。北宋著名詩人蘇東坡曾流連於這方寶地，並以「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誕垂」、「三年京國厭藜篙，長羨淮魚壓楚糟」的詩句贊頌湖州美食，據說蘇東坡來湖州品評大閘蟹的功夫也堪稱一絕。
湖州北瀕太湖，西倚天目，東、西苕溪合流後穿市而過。東北部地勢平坦，港叉縱橫，湖泊、河網、池塘密布，土地肥沃，氣候宜人，資源豐富；西南部盛產毛竹、茶葉、干鮮果和建築材料。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鄉，自古以來就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之美譽。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為湖州特色美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湖州旅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2、原料豐富，美食品種較多 。湖州處於滬、寧、杭的中心地帶，交通便利，且依山傍水，美食資源極為豐富，為湖州美食經濟和旅遊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湖州水系發達，魚類資源豐富。 湖州地處杭嘉湖平原，水系發達，河港交錯，構成了阡陌縱橫的水網地帶，歷稱「水晶宮」和「水雲鄉」。古詩曰：「四水交流抱城斜，散作千溪遍萬家」。全市有淡水魚類102種，是全國最大的淡水魚生產基地之一。豐富多彩的魚類資源，為歷代名師名廚施展才華創造了極佳的機緣，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魚餚烹飪名家和美食家，從而形成了湖州特色美食中的「魚文化」。《皇帝殿試問魚鮮》的傳說中有這樣一則故事：據說有一年皇帝召見四個新科進士殿試，問魚兒哪個部位最好吃？趙、錢、孫、李進士分別說是魚頭、魚尾、魚背和魚肚，四人各抒己見，爭執不下。皇帝想到湖州是魚米之鄉，連忙傳旨一名湖州籍進士提問，那湖州籍進士侃侃作答：春天暖洋洋魚兒肥頭，魚頭鮮美；夏天熱火火魚兒肥尾，魚尾好吃；秋天魚兒愛嚎，肉肥背脊嫩，魚背脊鮮；冬天魚沉河底，魚兒肥肚皮，魚肚皮肥美。所以，湖州人吃魚的經驗是「春吃魚頭夏吃尾，秋吃背脊冬肚皮。」皇帝一聽贊嘆道：「湖州人真是吃客！」
湖州盛產鮮魚，湖州人愛吃鮮魚，湖州廚師也善於烹飪魚類佳餚。千百年來，廚師們在源遠流長的食魚歷史基礎上，推陳出新，採用「炸、溜、爆、炒、燴、煎、蒸、燜、煮、熏、烤、腌、鹵」等多種烹調方法，於1979年11月，由湖州飯店吳水寶等名廚在繼承、創新的基礎上，推出了聞名中外的特色宴席——百魚宴。近年來，在廚師們的不斷努力下，魚餚品種已多達500餘種，大大充實了「吃在湖州」的新內容，使旅遊者能深深地領會吳越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
湖州氣候宜人，食用植物精良。湖州地處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雨熱同期，光溫同步，降水充沛，空氣溫和濕潤，生態環境呈多樣性發展。據統計，全市共有植物2300餘種。其中屬於經濟林植物樹種有桃、李、板栗、茶葉、油茶、山核桃、毛竹、青梅等；屬於糧食作物的有水稻、大麥、小麥、番薯等；屬於經濟作物的有油菜以及大量的蔬菜和菱藕等水生植物。
湖州安吉素有「中國竹鄉」之美譽，境內山巒重疊，修竹延綿，竹林達90萬畝之多，為中國之最。有竹就有筍，筍，光光的、嫩嫩的，味道鮮美，營養豐富，可製作不同種類的美食菜餚。當地山民以毛筍、早園筍、哺雞筍、剛竹筍等為原料，採用傳統的加工方法，如腌制、醬、泡等，將各類鮮筍製作成各具品味的筍食品。食用時，採用煮、炒、蒸等烹調方法，製作出多種鮮美的筍菜筍餚，難怪蘇東坡寫出了「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何可一日無此君」的佳句。近十年來，安吉名廚們在山民傳統的食筍基礎上，運用現代化的熏、爆、燜、熘等烹飪方法，分別製作出了筍類菜餚冷盤、熱菜、點心、湯類等別具竹鄉風格的「百筍宴」。其中特級大師曹位均，不斷學習、研究、挖掘，開發筍類菜餚160餘種，部分已被編入《中國名師菜典》。如今「百筍宴」已融入安吉竹鄉生態旅遊項目之中，這一營養豐富、有利於人體健康的綠色食品已使旅遊者難以忘懷。
茶葉是世界性的三大飲料之一。湖州是茶文化的發祥地，我國茶史上第一部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學著作——《茶經》（唐陸羽）就是在湖州問世的。陸羽，中唐時湖北竟陵人，20多歲時，取道江西等省來到湖州，始住杼山與詩僧皎然為友，經皎然引見，與顏真卿結為好友，不久住湖州青塘門，後專事茶葉研究。
長興顧渚山茶區，位於長興西北，三面山巒連綿，山不高，最高處僅海拔250米，茶園多在山塢，稱之為「岕」。這里出產名茶——紫筍貢茶，唐《國史補》列紫筍茶為貢茶第二品。史載唐朝時起，在顧渚設立有規模宏大的貢茶院，從事紫筍茶的產制。據《苕溪漁隱叢話》記載，顧渚佳茶原出於僧，經陸羽推薦成貢茶，從而得到迅速發展，從唐朝代宗大歷五年（770年）到清朝順治三年（1646年），顧渚貢茶歷史長達876年，紫筍茶成為我國名茶中產制歷史最悠久的品目之一。
唐·陸羽《茶經》載：「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按《茶經》之意取其「上」字而命名為「紫筍」，即紫筍茶名稱之由來。最近幾年，長興的廚師們在充分研究陸羽、茶經、紫筍茶、茶文化的基礎上，開發了使旅客賞心悅目、陶冶情操、茶文化與飲食文化相結合的「茶宴」。「茶宴」以茶、茶文化為基調，採用當地所產之茶葉、乾果、禽獸、河鮮等為原材料，配以精湛的製作烹飪技巧，烹制了或直接以茶葉命名的菜餚，使人清新爽口；或以象形、意會等手法，與茶文化或人文景觀相結合的菜餚，使人產生聯想；或用茶水與主料一同烹制而成的菜餚，使宴席中彌漫了濃郁的茶香味；或以當地土家菜為主調，配以紫筍茶葉而形成的茶菜餚，使人領略當地的民風民俗。總之，「茶宴」的推出，為湖州美食文化增添了新的文化內涵，為湖州旅遊業的發展注入了嶄新的內容，也是廣大遊客了解湖州、了解長興、了解紫筍茶、了解陸羽茶文化的重要窗口。
3、人傑地靈，名廚技藝精湛 。湖州這片富饒而美麗的土地，人傑地靈。二千多年來，它不僅養育了無數勤勞而聰明的先民，而且還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墨客、名師名廚來此安身立業、旅遊講學、從政作畫、獻技獻藝。由於湖州地處杭嘉湖的「金三角」地帶，「天堂」之中、太湖南岸，所以，物產富饒，生活質量極高。據《湖州風俗志》稱，湖州人「講究衣食、樂事文娛」。確實，湖州人愛美，湖州人講究飲食，「吃在湖州」，名不虛傳。據說，在民間流傳著許多以吃為主題的傳說、故事與民歌民謠，如《十二個月食魚歌》、《西吳食風謠》、《皇帝殿試問魚鮮》等等，均體現了民間對湖州美食的贊譽。
從清末以來，湖州美食界涌現出了眾多名師名廚，他們以自己的聰明與才智，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並以其高超的才藝製作出了諸如丁蓮芳千張包子、諸老大粽子、張一品醬羊肉、湖州爛糊鱔絲、雙林子孫糕、南潯桔紅糕等名點名菜，聲譽紅遍江南大地。

⑺ 古人是何時發現可以抽取蠶絲的

原始社會嫘祖繅絲養蠶開辟紡織的先河。但也只是傳說，沒有確切依據。

這是棉紡織的歷史。文獻和出土的棉紡織品實物證明，中國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對棉花的種植和利用遠較中原為早。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不夠發達，邊疆地區早已發展起來的植棉和棉紡織技術向中原的傳布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到漢代，中原地區的棉紡織品還比較稀奇珍貴。到了宋代，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交往頻繁，大量棉紡織品輸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內地廣為流行，植棉和棉紡織技術逐漸傳入。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發現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塊青灰色棉布（圖1）。1966年在浙江蘭溪宋墓中出土一條完整的拉絨棉毯（圖2）。這兩件出土文物，為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

紡織是一種服務於人類穿著的手工行業，紡紗織布，製作衣服，遮醜飾美，禦寒避風，防蟲護體，大約便是紡織起源發展的重要動機。古史傳說中國先民是從「不織不衣」①、「而衣皮葦」②，然後演變到「婦織而衣」③。這種傳說是與穿著文化的發展規律相吻的。
據考古資料，中國紡織生產習俗，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見萌芽，距今約 2 萬年左右的北京山頂洞人已學會利用骨針來縫制葦、皮衣服。這種原始的縫紉術雖不是嚴格的紡織，但卻可以說是原始紡織的發軔。而真正紡織技術和習俗的誕生流行當在新石器文化時期。
《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謂衣裳，便是指用麻絲織成布帛而縫制的衣服。這則記述反映的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業誕生，麻、絲衣服開始出現並流行的真實情況。甘肅秦安大地灣下層文化出土的陶紡輪，表明原始的紡織業在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歷史。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紡織業開始呈現欣欣向榮、日新月異的大發展趨勢。全國各地文化遺址普遍可見到與紡織有關的遺物，其中，最為重要者有下列諸例：
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發現刻劃蠶紋四條，並發現苘麻的雙股線痕跡和出土了木質紡車和紡機零部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 6000 年。發現迄今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實物是用簡單紗羅組織製作，經線以雙股紗線合成的羅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經人工割裂過的「絲似的、半個繭殼」，這是迄今最早的蠶繭實物，距今約 5000 多年。
河南鄭州青台遺址，距今約 5500 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頭蓋骨上的薴麻、大麻布紋和絲帛殘片，同出十多枚紅陶紡輪。其中絲帛殘片是迄今最早的絲織品實物。
河北正定南楊庄仰韶文化遺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兩件陶塑蠶蛹，這則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蠶蛹。
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 4700 年。除發現多塊麻紡織技術較草鞋山葛布先進的薴麻布殘片外，還發現了絲帶、絲繩和絲帛殘片。從絲織品編織的密度、拈向、拈度情況看，錢山漾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
以上實例情況說明，麻織和絲織的技術與習俗，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均已獲得迅速的發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羅地葛布的發現，證實了傳說的「五帝」時代即新石器時代的確存在「夏日衣葛」的習俗。
《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帛即絲織品，萬國持有絲織品，其語雖未免有些誇大，但卻反映了禹時及夏朝的絲織習俗的盛行。《帝王世紀》：「未喜（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夏桀王為討好妹喜而撕裂的繒，便是指絲織品之一種。《管子?輕重甲》：「昔者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綉衣裳者。」這種「文綉衣裳」，自然非絲織品而莫屬，以此足見夏代絲織業之發達和絲織習俗之流行。有關夏代的紡織情況，在考古發掘中也有所表露：
1960 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銅鈴上，粘附有一層紡織物痕跡，經發掘者觀察認為是麻布痕跡。
1980 年，二里頭遺址Ⅲ區發掘的二號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頂端都粘附有麻布殘跡。
1981 年，二里頭遺址墓葬出土的獸面銅牌和一件銅鈴上，也都發現麻布痕跡。
以上考旦姬測肯爻廄詫詢超墨古發現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獻傳說的絲織業外，在社會的中、下層，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類紡織習俗。
商朝的紡織，至少已有絲織、麻織、毛織、棉織等等。
商代的絲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見桑、蠶、絲等字，桑字如桑樹的象形，商代已種植桑樹，這是沒有疑問的。種桑是為了養蠶，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鄭州青台、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這也應毫無疑問，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一有力的佐證。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抽取蠶絲後便可以進行絲織，甲骨文的絲字，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桑、蠶、絲是絲織的前提，種桑、養蠶、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了空前發達的成就。《說苑?反質篇》說：殷紂王「錦綉被堂……非惟錦綉、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紀》也說：殷紂王時「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此兩則記述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商代絲織的發達情形，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商朝的絲織已達到品類繁多、精益求精的階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遺址發現的粘附於青銅器上的絲織物，就包含有平紋紈、皺紋縠、絞經羅、菱紋綺等等；殷墟婦好摹銅器上粘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硃砂染色帛、雙經、緯縑、回紋綺等；武官大墓三件銅戈上也發現絹帛痕跡，殷墟其它地點的墓葬也經常發現有絲繩、絲帶和覆蓋屍體的絲帛片等，在傳世的商代銅器上，也見發現花綺的報道。
商代的麻織，由於更具有廣泛性、大眾性，故其發達情況亦絲毫不遜於絲織。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的苘麻痕跡和紡車等，說明麻織業在中國淵源甚早。商代麻織品的發現，已見於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等，這些發現共同表明，商代麻織的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織，主要見於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該遺址出土的毛織品，有平、斜兩種組織，並用色線編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表明毛織技術已具一定水平，遺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紀，距今約 3200 年左右，相當於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也曾在麻織品的夾雜中發現一根羊毛，經鑒定屬山羊絨。這些發現表明，中國毛織的技術與習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現。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經鑒定是聯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與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紡織的技術與習俗據此而知，大約在商代晚期亦已發生。
西周時期的紡織，基本繼承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絲、麻、葛織等傳統，並繼承了商代的毛織習俗。考古發掘所見的西周紡織資料，主要有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的絲織山形紋綺殘片，青海都蘭出土的用綿羊毛、氂牛毛製成的毛布、毛帶、毛繩、毛線等毛織品。文獻記載中則有不少絲織、麻織、葛織的流露。《詩?大雅?瞻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詩?豳風?七月》：「蠶月條桑……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詩?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陳風?東門之扮》：「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關桑、蠶、絲織、麻織和絲麻衣服成品的記述，至於葛織情況，《詩?魏風?葛屨》、《小雅?大東》均有「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的詩句，從句意看，此時期的葛織已不是「夏則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於製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說：「許子衣褐」，褐即是毛織的衣服，《詩經》中也見到「無衣無褐」之語，結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時期顯然是流行毛織生產習俗的。

⑻ 錢山漾遺址的詳細介紹

錢山漾東西寬約1公里，南北長約3公里，是東苕溪的一段。東苕溪發源於天目山，經德清，北流至湖州定安門南與驛西橋處，匯西苕溪注入太湖。由於東、西兩苕溪水匯合，往往形成河水逆流；波浪沖刷，使遺址遭受破壞，數以千計的陶片、石器、遍於灘野。
遺址面積數萬平方米。已發掘731.5平方米。遺址堆積豐厚，內涵豐富，出土遺物陶器、石器居多，陶器主要有鼎、豆、簋、壺、罐、鬹等。有機質文物數量多，保存好，有簍、籃、簸箕等竹編和槳、杵等木器，還有家蠶絲織的殘絹片、絲帶、紡線和麻布、麻繩等。錢山漾遺址是目前出土有機質文物最豐富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家蠶絲織物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家蠶絲織物，絲織物平紋結構、密度體現出良渚文化時期紡織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對研究良渚文化社會、經濟生活具有很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