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小雙橋遺址陶文
① 「與效城狐杜鼠，寧為陶文瓦雞」是什麼意思麻煩幫解釋一下
與其效復法那些城狐社制鼠式的壞人，寧可去當陶片上的文字或者瓦片上的雞圖。
城狐社鼠。比喻依仗權勢為非作歹而又不易清除的壞人。
陶文：古代陶器上的文字，多為人名、官名、地名、吉祥語、製造年月等。
瓦雞：陶制的雞。常用作屋飾。意謂徒具形式而無實用。
② 漢字大約產生在於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伐
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內陶文)的小宗材料容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也是壽命最長的一種文字.
漢字開始產生的時間,還難以確實斷定.今天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文字是商代刻在甲骨上和鑄在銅器上的文字.商代的文字已經是很發達的文字了,最初產生文字的時代必然遠在商代以前,那就是夏代或更早於夏代.距今約四五千年以上,應當在新石器時代.
二里頭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所出土的陶符中,能夠見到許多類似物象的圖畫文字.在此基礎上,這些圖畫文字與陶器花紋中的表意圖案演變為記詞字元.漢字由零散的、個別的字元逐漸積累,達到一定的數量後,再通過人為規范,成為一種文字體系.據考證,原始漢字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產生,到它發展成初步的文字體系,大約經過了近2600年.
③ "歲不我延"全文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④ 簡單說說我國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變過程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əך，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相關的主題文章：
⑤ 在漢字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中，哪些人做出了突出貢獻
倉頡，秦始皇，漢高祖，許慎，王羲之等書法家...近代現代的漢字改革那幫學者也算是吧
【來歷】
漢字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物語」「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 安陽 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⑥ 我國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變的過程50字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əך,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相關的主題
⑦ 一個字的來歷你知道嗎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2 20:16
相關問題
相似的漢字，不易區分的漢字，各位高人幫幫。 一些漢字的來歷 275字的漢字的來歷 漢字的來歷 漢字的來歷 簡短 問題回答
1樓 什麼漢字，在哪兒呢，真能暈。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2 20:12
2樓 颯颯颯颯颯颯是颯颯颯颯颯颯颯颯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3 12:47
3樓 「日」字的來源，主要是從象形文字而來，甲骨文里的「日」子，是圓中有一點，十分象太陽。
請你認真探究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日」字的演變圖示，根據要求寫出探究結論。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3 20:08
4樓 漢字經過了6000多年的變化，其演變過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隸書 → 楷書 → 行書
（商） （周） （秦） （漢） （魏晉） 草書
以上的「甲金篆隸草楷行」七種字體稱為 「漢字七體」
註：圖中字體自上而下分別為：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隸書 → 楷書 →草書 → 行書
中國文字——漢字的產生，有據可查的，是在約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後期，這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漢字中仍有一些和圖畫一樣的象形文字，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4 14:52
5樓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8 20:08
6樓 媽媽的眾姐姐 -- 多疑（姨） 戲台上的垛口 -- 不成（布城） 戲台上的鞭子 -- 加碼（假馬） 觀音堂里著火 -- 妙哉（廟災） 孫猴子坐金鑾殿 -- 不象仁（人）君 壽星打靶 -- 老腔（槍） 壽星彈琵琶 -- 老生常談（彈） 麥柴稈吹火 -- 小氣（器） 弄堂里跑馬 -- 題（蹄）難出 扯鬍子過河 -- 謙虛（牽須）過度（渡） 扯鈴扯到半空中 -- 空想（響） 抓蜂吃蜜 -- 恬（甜）不知恥（刺） 護國寺買駱駝 -- 沒那個事（市） 花椒掉進大米里 -- 麻煩（飯）了 蒼蠅飛進牛眼裡 -- 找累（淚）吃 豆渣貼門神 -- 不沾（粘） 豆箕柴著火 -- 著急（箕） 豆腐乾煮肉 -- 有份數（葷素） 豆腐乳做菜 -- 哪還用言（鹽） 兩口子鋤地 -- 不顧（雇）人 兩百錢的花生 -- 有得駁（剝）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18 20:44
7樓 漢字的來歷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21 12:29
8樓 o(）＾）)o 唉，汗字倒霉，汗死就有啊
回答者： 大洋網友 2009-11-22 21:23
9樓 明的由來
朱元璋是元末起義軍之一，是繼承郭子興而發展起來的，郭子興屬於白蓮教組織。白蓮教宣稱「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將要到來」，藉以鼓舞人民反對黑暗的元朝統治。所以又稱「光明教」。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稱「明王」（他的兒子韓林兒稱「小明王」），都體現其教義宗旨。朱元璋不僅曾經信仰白蓮教，而且承認自己是白蓮教起義軍的一支（他曾為小明王左副元帥）。朱元璋取得政權後，國號稱「明」。
告：會意。甲骨文字形,上面的「牛」,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本義:報告,上報
火：象形。甲骨文字形象火焰。漢字部首之一。本義:物體燃燒所發的光、焰和熱
雷：象形。甲骨文,中間象閃電,圓圈和小點表示雷聲。整個字形象雷聲和閃電相伴而作。小篆變成了會意字,從雨,下象雷聲相連之形,表示打雷下雨。本義:雲層放電時發出的巨響)
王」字原是一把斧頭的輪廓。那時的大斧是兩面雙刃的，顯示了它的無所不能。於是它的斧口部分，就形成了「王」字上下部分的兩橫，斧柄則形成「王」字中部的一橫。經過長期的演變和發展，「王」就成為古代隸書和今天楷書時的樣子。「王」字的原義是大斧，大斧既是劈山開路的工具，也是征戰殺戮的兵器，誰掌握大斧．誰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誰就是「王」，這也是祖先以大斧作為權力的象徵的原因。王字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通天地人，這就是天地人都要管的」王」的不二學說。
⑧ 鄭州有沒有什麼中國之最的地方或東西
中國最早的帝都所在地：晉代《帝王世紀》記載 「黃帝有聖德授國於有熊，鄭也，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 鄭州新
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授國於有熊，居軒轅之墟，故國以為名又以為號，因此，鄭州為中國最早的帝都所在地。
中國最大的墓塔群：少林寺塔林
中國最早的八角形磚塔：凈藏禪師塔位於鄭州登封市西北6公時里嵩山積翠峰下會善寺之西，單層單檐八角形磚築。建於唐天寶五年（746年）。平面為等邊八角形，塔高10.3米。其下部為2.6米高的基座，座上部砌出簡單的須彌座，束腰部分各面均砌出三個橫長的壺門。塔座之上為仿唐代木構亭式建築的八角形塔身，各角砌出倚柱。這座唐代八角形古塔在我國絕無僅有，為中國之最。
中國最早的瓷器：1955年和1965年在鄭州的商代墓中，出土兩尊較完整的商代瓷尊，被譽為中國瓷器的鼻祖，引起國外的關注。
中國最精美的青銅器：1923年，鄭州新鄭市李家樓發現一座春秋時期的大型古墓，出土了許多青銅器，其中兩件蓮鶴方壺被視為稀世珍寶，一件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件存河南省博物館。兩件相同，高12.6厘米，重301公斤。器物外表刻滿了蜿蜒的蟠螭紋，四角各飾一條經翼尋緣的虺龍，器座為兩張口吐舌的巨虯，支托著沉重的器。口沿一周飾雙層怒放蓮瓣，中央置一隻展翅欲飛的仙鶴。造型奇特優美，裝飾精美叫絕，被譽為東方精美的青銅器。
中國古代造型最美的彩陶器：1972年鄭州市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房基內出土，高20厘米，藏鄭州市博物館。兩壺並列，腹部相連處有一圓孔相通。西壺兩側各附一耳，圓腹平底。泥質紅陶，紅衣黑彩，器表滿布平等線條。造型別致，構思新穎，彩繪線條古樸流暢，風格獨特，被譽為中國古代彩陶之冠。
中國現存最早的磚塔：嵩山的嵩岳寺塔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磚塔，該塔位於鄭州登封市西北約6公里，太室山南麓的嵩岳寺內，建於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距今已有1470年的歷史。
中國最早新石器時代文化：裴李崗文化；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鄭州新鄭市西北約8公里裴李崗村西發現了面積2萬平方米的古文化遺址--裴李崗遺址。1977-1979年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發現墓葬114座、陶窯1座、窯穴22個。出土器物400餘件，經對出土木炭碳14測定，距今8000年，屬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
中國最早的廟：闕是建築在城門、宮殿、祠廟、陵墓前的兩個對稱建築物。古時「缺」字和「闕」字通用，兩闕之間空缺作為道路。闕的用途表示大門，城闕還可以登臨瞭望，因此也有把「闕」稱為「觀」的。闕在中國建築時間上以嵩岳三闕為最早。其中啟母闕和少室闕建於東漢延光二年（123年），太室闕建於東漢元初五年（118年），此三闕被稱為中國最古老的廟前神道闕。
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台：觀星台觀；星台在鄭州登封市東南15公里告城鎮。北望中嶽嵩山。南臨箕山，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觀測建築，創建於元代至元年間（1264—1294年）。
中國最早的城邑：相傳，鯀是夏部落族進入階級社會前的部落酋長，夏代第一個國君禹的父親。夏代立國之前，部落的活動中心，就在今日河南嵩山周圍的伊、穎、汝等河谷、平地以及晉南的汾河谷地一帶。因此，河南城邑的形成，應早於夏代立國的時間。另據考古發掘，1977年在登封市告城鎮西，穎水和五渡河薊匯之處的王城崗上，發掘出來東西並列的兩個小城堡遺址，碳14測年代4000年，其位置正在史書記載的「禹都陽城」之外。
中國現存石窟中最珍貴的浮雕「帝後禮佛圖」：鞏縣石窟中的18幅「帝後禮佛圖」浮雕，為全國現存石窟所僅有。其中最精美的為第一窟「帝後禮佛圖」。構圖分三層，東邊是以皇帝為首的男供養人行列，西邊是以皇後為首的女供養人行列，各以比丘和比丘尼為前導。畫面中儀態雍容的貴族和身材矮小的侍從形象，形成尊卑鮮明的對照。儀仗隊中有為帝後攜提衣裙、持扇撐傘、手捧祭器等各種人物形象，浩浩盪盪簇擁帝後進香禮佛，表現了皇室宗教活動的盛大場面。該圖構圖簡練生動，刻工細膩，為我國石窟浮雕藝術中罕見的傑作。
中國現存最早的書寫文字：位於鄭州市西北約20公里石佛鄉小雙橋村西南部的小雙橋遺址，其最重要的出土遺物是在陶器表面發現了朱書陶文8個字，這些文字均書寫在陶缸表面繩紋之間，書寫工具應為毛筆，顏料為硃砂，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朱書文字一脈相承，這是我國發現最早的書寫文字。
中國發現最早的地下冷藏設施遺址：韓國王室專用地下冷藏設施，位於新鄭市鄭韓故城宮城區西北角，距皇宮200米，其形狀為口部略大於底部的長方形豎穴。地下建築四壁砌有方磚，東部布列南北成行的五眼井，均用預制的陶井圈套迭而成，井口直徑1米深2米，井中和地下建築內出土大批陶器和牛羊豬雞等獸骨。這處遺址對於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和古代食品冷藏技術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發現最早的大型糧倉遺址：洛口倉遺址位於鞏義市東南15公里沙魚溝鄉七里鋪村東部，北臨黃河天險，南依嵩山支脈，東憑虎牢關，西為洛水入黃處。地勢險要，水陸交通便利。史書記載：「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於鞏縣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窯，窯穴八千石亦曰，興洛倉」，「置監官並鎮兵千人」。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翟讓、李密為首的瓦崗軍攻佔洛口倉，開倉放糧深得民心。
中國發現最早的疊鑄帶鉤范：1978年在登封縣東南15公里的告成鎮東寨門、古陽城南城牆外，發現告成冶鐵遺址。在鑄造鐵器的泥范中，發現了我國最早的疊鑄帶鉤范。
中國道教第一碑中嶽崇高靈廟碑：位於登封市中嶽廟峻極門前東側碑亭內，刻立於北魏太安二年（公元456年），一說刻立於太延年間。碑高2.82米，寬0.99米，厚0.23米，額題篆書「中嶽崇高靈廟之碑」，碑文楷書。主要內容歌頌道士寇謙之的道行，輔佐國政和修廟功德及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嶽廟和前身太室祠的興衰史。在書法上，此碑和「大代華岳廟碑」是南北朝時期北方最早用楷書寫成的兩碑。該碑是我國道教開始刻立的第一品石碑。
中國最精緻的彌勒造像碑刻：大海寺北魏彌勒造像碑；1976年3月出土於滎陽縣城大海寺，青石雕成，正面雕佛龕，本尊為彌勒佛，作說法相，背光兩邊左刻維摩詰，右刻方殊師利，其旁與下面有聽法比丘多人，左右構成「維摩經變」圖，龕坐下還刻有坐佛、比丘、力士等。碑陰雕雙龍盤首，其下分三層，除雕刻佛像外，還雕有「釋迦降生」圖、「龍浴太子」圖等。該碑人物雕刻精細、秀骨清像，是北朝時期的典型作品。
中國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瓷器：原始青釉瓷尊（商代）；1965年在鄭州市銘功路出土，現藏鄭州市博物館。瓷尊胎骨黃灰色，質地細膩堅硬，滲水性弱。燒制溫度在1000°C以上，基本具備瓷器燒成條件，叩之有清脆的金石聲。內外施光亮晶瑩的綠黃色釉，但與後來的瓷器相比仍有明顯的原始性。這件商代青瓷尊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瓷器。從而把我國燒造瓷器的歷史提前了1000多年。
中國最高的漢代七層陶樓：1978年冬，在對滎陽縣城關村魏河龍山文化遺址進行調查過程中，在該村發現並徵集了一件目前我國已知最高、層次最多的漢代七層陶樓模型。此件陶樓保存完好，房檐、門窗周圍均施朱彩，色彩鮮艷。從出土情況看，這件陶樓是一件墓葬隨葬品。綜觀魏河陶樓，樓高七層0.72米，重檐四阿頂，造型奇特、氣勢雄偉、規模宏大、結構合理，是中國古代建築成就的反映，它的發現為中國建築史研究和漢代建築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是一件珍貴文物。
⑨ 中國在甲骨文之前，是否還有別的更早的文字。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⑩ 字是誰造的
漢字的來歷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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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漢字的起源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