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文學評論

㈠ 跪求關於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文學評論文各一篇！！！！

四種評價

對於林黛玉與薛寶釵的理解、評價、比較與探討，差不多可以說是《紅樓夢》帶給讀者的第一大趣味、第一大困惑、第一大(審美與思考的)啟動。讀了《紅樓夢》，遠在尋找它的主題、主線、時代背景與文化屬性之前，一個最直接、最通俗、最牽腸掛肚，卻又相當微妙和費解的問題擺在你的面前：林黛玉與薛寶釵，該怎麼說她們呢？作者為什麼那樣難分難解難測難求，真實生動卻又含蓄神秘，乃至不無古怪地描寫這兩個情敵呢？無怪乎劉夢溪君將釵黛優劣問題列為紅學的第一大公案(見劉著《〈紅樓夢〉與百年中國》316頁)。

余學也疏，大致印象是，對於釵黛的評價有以下四大類：

一、擁黛抑釵：大體認為黛玉真而寶釵偽，黛玉直而寶釵曲，黛玉親而寶釵疏，黛玉熱而寶釵冷，黛玉的身世、結局令人痛惜落淚，而寶釵的背景與(婚姻上的)勝利，叫人不服氣、不痛快、不平衡。新中國建立以來，則更增添了對於黛玉反封建叛封建而寶釵幫凶封建的判定，擁黛抑釵，幾成不移之論。

二、擁釵抑黛：大體認為寶釵寬厚而黛玉促狹，寶釵身心都比較健康而黛玉頗多病態，寶釵令人愉快而黛玉平添煩惱，寶釵能做賢妻良母而黛玉不能等。

三、釵黛二元論：大體認為，讀小說自喜黛玉，實際生活中寧喜寶釵；搞戀愛自盼黛玉，討老婆還須寶釵；掉眼淚自為黛玉，鼓掌喝彩還向寶釵。

四、釵黛一元論：以俞平伯先生為代表，認為作者之寫釵黛，是從不同角度去分寫他的意中人，認為將二者結合起來，便是作者理想中的兼美。(見鄧遂夫《紅學論稿》100頁)。

幾種見解，前三種道理都不深奧，也不奇妙，都很容易講清楚，都站得住，卻又針鋒相對，聚訟無休。第四種見解稍稍不同尋常一點，俞先生根據《紅樓夢》釵黛合寫為一圖、合吟為一詩提出此種見解，論據雖嫌不甚充分，卻也不見什麼人對《紅樓夢》這一奇特的、既無先例也無後例的處理做過更合理的解釋。有論者批評俞先生之見是形式主義，似乎不易駁倒俞先生對合圖合詩現象的解釋，便乾脆從方法論上否定掉、取消掉解釋這一耐人尋味的無例可循的二情敵合圖合詩處理的必要性，乾脆不讓解釋，其論辯邏輯，比俞先生亦不如了。

文學人物的評析角度

對於小說中人物的研究，是可以從不同角度來進行的。例如，視其為現實中活人(活過的人、可能要活的人，即過去時與未來時的活人)的再現，像研究活人一樣去研究他們，研究他們的時代背景、階級本質、形體外貌、性格內心、道德品質、人際關系、行為動機、做事效果、借鑒意義等等。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評論，都是這種類型的大塊文章：諸如對奧勃洛莫夫——多餘的人的評論、對羅亭的評論、對阿Q的評論等。一些被稱為小說批評派的紅學文字，亦屬於此種類型：如王昆侖先生、蔣和森先生的《紅樓夢》人物論著。(鄙人才疏學淺，不揣冒昧，也寫過《賈寶玉論》之類的東西，獻丑了。)這似乎應該算是現實主義的角度，即即使承認典型化、承認藝術誇張與藝術概括、承認藝術高於生活，前提卻是文學人物的生活性，即斷定文學人物的根據是生活，對文學的評論的根據是對於生活、對於人生和社會的見解。這種人物評論的長處在於：通俗、易接受，把文學評論和社會人生評論結合在一起，通過文學評論使人獲益、使人在人生智慧方面得到長進。這種類型的評論和審美評價基本用語有兩個：一個是真實，一個是意義。真實，既包括著生動，栩栩如生、生活氣息、活在讀者的心裡，也包括著總體的可信性、說服力，亦即文學人物的產生與性格行為軌跡的社會的、民族的、時代的、具體的邏輯依據的可認同性。意義，則在於對人物的解釋和評價：一、這個人物是可以解釋和評價的；二、這種解釋和評價是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的；有時候還需要一個三，這種解釋和評價是符合公認的價值標準的。

許多許多的對文學人物評論都是這樣做的，它們的成就和影響無可爭議。但是這樣單一的角度是否也可能有不足呢？這不是不可以探討的。例如：一、這種評論有時可能忽略了文學並非生活、小說並非紀實(而是虛構)的一面。蓋自其真處觀之，如《紅樓夢》，無一人物不真實；而自其虛構處觀之，無一處非虛構。我所尊敬的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劉姥姥那樣的人，進了大觀園，是不會那樣言談行事的。我們也完全可以對於寶釵處事方面的高度成熟干練圓通與黛玉文才與情感的早熟感到可疑。確實，寶釵與黛玉都很迷人，她們征服了你，你忘記了或者在作品的超凡入聖的魅力面前，你不敢對她們的生活的真實性、即生活中實有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其實，具有成人的閱歷的人，都可以憑經驗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活人的性格，能夠提純與「發達」到釵黛的程度嗎？她們的性格光彩，不是可以說一半來自她們的生活性，另一半來自她們的非生活性嗎？賈寶玉的性格與環境就更加如此，以致有的紅學家認為他的原型是某位皇帝。當然，這里又有所謂藝術的真實的概念等待著我們。而藝術真實的概念就更難於論證，藝術魅力，往往是比藝術真實更強固的概念。許多需要十分吃力才說得清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說不清其真實性的藝術品(如神話、寫意畫、建築、音樂、舞蹈、戲曲表演、許多類型的詩歌等)，不是仍然被古今中外、世世代代的人們所熱愛、所接受嗎？

其次，用這種角度去評價並非寫實的作品的時候，不免有些局促與尷尬。例如，評價《西游記》中的豬八戒時指出他(還是它？)的農民意識，這當然是不差的，但這就評不出《西遊記》的特點、抓不著《西遊記》與例如《創業史》的全然不同處了。進一步說，用真實性的尺寸去衡量神話，是否會給人以概念不甚搭界的困惑呢？

尤其是，採取這種角度的評論，有可能較少去注意這些文學人物的創造者的存在，較少去注意躲在人物背後的作家的意圖、情緒、心態：他的全部聰明與愚蠢、單純與混亂、喜悅與痛苦。我們簡單地把人物看成了客觀的存在，未嘗不是上了作家的「當」呢!

那麼，有沒有評價文學人物的另外的角度呢？應該是有的，我想。例如，不完全把文學人物看成客觀的活人，而是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是作家心靈的產物，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載體，是作家共有、又是每一個個別作家獨有、而且能在或多或少的讀者中得到或准確或變形的破譯與共振的語碼。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讓我們用這種角度來對寶黛公案做一番再探討吧。

選擇的困惑

從這種角度來看，林黛玉、薛寶釵各代表作家對於人性、特別是女性、或者說是作家所愛戀、所欣賞乃至崇拜敬佩的女性性格的兩個方面，也可以稱之為兩極。如果說作家在《紅樓夢》的開頭極力表達了他對於女性的推崇的話，那麼這種推崇首先體現在林黛玉、薛寶釵上，這已經不需要任何司空見慣的引證。這樣的女性的特點是美麗、聰明、高貴、靈性。在這些方面，釵與黛是共同的、難分軒輊的。另一方面，二人則迥然不同。首先，從生理上看，兩人一個胖、一個瘦、一個弱、一個強……這里看來並無深意，但也不是全無講究。蓋對於女性美的價值觀念，胖乎瘦乎，健壯乎柔弱乎，(男性中心的)人類社會其實一直是顛來倒去，拿不定主意的。我國唐代以胖為美，當代南太平洋一些島國以胖為高貴，至今有些男士擇偶寧胖勿瘦(自有所好)。與此同時，無數靚女為減肥而折腰，減肥，幾乎成為現代化潮流之一股，這樣說當非誇張。如此說來，曹雪芹當年之寫釵黛，已經透露了人們在寶釵的「鮮艷嫵媚」與黛玉的「婀娜風流」之間選擇的困惑，「燕瘦」與「環肥」之間選擇的困惑。魚與熊掌難以得兼的遺憾——不僅寶玉難以兼得釵、黛，而且任何一個女子難以兼得釵黛之美，這種說法，當沒有什麼令人奇怪的吧？

從心理機制上看，寶釵與黛玉的距離就更多。感情與理智，率性與高度的自我控制，熱烈與冷靜，獻身與自保，才華灼眾與守拙尚同，這長久以來便吸引著作家的筆觸與讀者的神經。例如安娜·卡列尼娜與她的丈夫卡列寧的性格沖突，就不無這種色彩。我不知道托翁此書在其他國家的反映如何，反正在中國勞動人民中，確有讀之而同情卡列寧而責備安娜的，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地道土產。筆者再提一個煞風景的問題：作為小說來讀，作為電影、電視劇里的人物來看，安娜·卡列尼娜美麗則美麗矣，熱烈則熱烈矣，生動則生動乃至崇高偉大矣，現實生活中，您消受得了這樣一位情人嗎？起碼對於炎黃子孫來說，林妹妹與卡列寧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可審美而不可動真格的。而且不僅龍的傳人然，那位滔滔不絕的羅亭，打動了非凡的俄羅斯女性的心，到了來真格的時候，不也是逃之夭夭了嗎？

我們固然可以說寶釵與黛玉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性格，同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寶釵與黛玉代表了兩種心理機制、流露了偉大作家對於這兩種心理機制的敏感、理解、惶惑與遺憾呢？嚴格地、現實主義地說，一個人的心理機制很難片面而又高度發展到寶釵或黛玉這種程度的。兩個女孩子是很難聰明美麗、各具特色、難分高低到釵黛這種程度的。《紅樓夢》中的寶釵、黛玉，與其說是照實記錄，不如說是寫意傳神的眷戀與寄託，歸根結底是抒發了作者的心曲：悲其金而悼其玉，既是悲悼現實生活中或有的金與玉的原型，更是悲悼作者對於人生、對於女性美的理想，而這種理想本身就不是單一的與純粹的，而是充滿內在的矛盾與選擇的困惑、遺憾的。寶釵與黛玉之間的疏離、對立、友愛(誰能否認她們之間特別是經過了一段磨擦較量以後，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呢)既是兩個人、兩種性格之間的糾葛，又是(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的兩種心理機制、兩種自我導向的相重疊、相分裂、相沖突的寫照，從而是作家對於人性女性的理想與理想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現實與現實之間的種種觀感、種種思索、種種追憶與幻夢的奔突、融解與泛濫的寫照。

薛寶釵精神

薛寶釵體現的是一種認同精神：認同於已有的價值標准系統，認同於孔老夫子諄諄教導的 「禮」的即秩序、服從、仁愛的原則，認同於人際關系的平衡與實利原則。薛寶釵體現的又是一種理性的、冷靜到近於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復禮」的精神。誠於中而形於外，薛寶釵的表現堪稱是(那時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進退有據，剛柔得度，行止得體，藏用俱時。這實是一種政治家的素質，能令人聯想到范蠡、張良、蕭何、魏徵而遠遠高明過商鞅、吳起、伍子胥、韓信之輩。我們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熱忱而將這種文化理想貶得一文不值。我們可以誅薛寶釵之心，斥之為偽，聲稱「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難以為薛寶釵辯護。劉備、宋江，表現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為偽、被譏為刁買人心，這既說明了人心真偽之難辨，也說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難於令人接受它實行它的可信性。「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這里得到一些印證。我們也完全可以為寶釵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靜而感到疏離、反感乃至毛骨聳然。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兩個人或多於兩個人的相處中，如果沒有起碼的理智和自製，如果沒有起碼的薛寶釵精神，如果實行絕對的不折不扣的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那麼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就很難有哪怕是一小時的平穩與和諧。我們還不能不承認，如果拒絕絲毫的認同，一個人很難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時而不自殺也不發瘋。包括作為對立的另一極寫來的林黛玉，也不是全無薛寶釵精神：請看，林妹妹初進賈府，她不是也只得隨和著些，連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喝茶的習慣規矩都改過來了嗎？當林小姐因為引用了不該引用的閑書(涉嫌黃色吧)上的語詞並因此受寶姐姐的教育幫助的時候，她不也是虛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嗎？我們可以抱怨薛寶釵的人性的深藏，卻不能不承認正像任性是一種人性的表現方式一樣，含蓄、剋制、冷靜計算，乃至為了某種道德、文化、功業的要求而壓抑犧牲一己的生理慾望也是一種人性的層面表現，哪怕稱之為人性的變異。變異也是人性，誰能論證人性只有一種模式而且是不可變異的呢？只有承認薛寶釵式的心理機制同樣也是人性的一個層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釋古今中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道德家、謀略家、智者、禁慾主義者，也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說薛寶釵也是理想了。

林黛玉精神

然而，如果僅有這樣一種機制，這樣一種理想，人、人生、人際關系又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那種人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更像輸滿各種程序的電腦。當然，一定程度的電腦化，如前文所述，也是人性題中的應有之義。說不定恰恰是在這種隨著科學技術社會組織的日臻完善、人類電腦化的趨勢有所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就更加需要林黛玉式的少女氣質的匡正、補充、沖擊。一種感天動地的、熾熱如火的、悲劇性的愛情，誰能不為之而愴然淚下呢？現代社會越是產生不出林黛玉式的人物，越是削弱乃至掃盪林黛玉式的心理機制，讀者就會越加歡迎林黛玉，嚮往林黛玉，熱愛林黛玉。林黛玉是理想，林黛玉是詩，林黛玉本身便是情，是一切電腦都沒有而人類所渴望、所難以獲得、所夢寐以求的情。林黛玉的鍾情、嫉妒、多疑、糾纏、懼怕，林黛玉的病態，表現了許多弱者的內心，表現了許多強者深藏的、潛意識中不願人知的那一面內心。如前所述，《紅樓夢》里寫到了林黛玉的「薛寶釵精神」，那麼，薛寶釵是否也具有「林黛玉精神」呢？很難說沒有。寶玉挨打以後寶釵的兩度忘情表現，一次是「含淚」「弄衣帶」「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一次說薛蟠「我先就疑惑你」(均見第三十四回)就是明證。這就是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釵的精神，是人特別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精神。閱讀林黛玉會引起這方面的認同、共鳴、宣洩的快感與反省的清醒、俯視的超越，這是構成林黛玉的藝術魅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曹雪芹活著的那個時代，在封建禮法重重束縛人性特別是女性的這個層面的時代，林黛玉的出現，恰如空谷足音，它的藝術沖擊力，實在是無可比擬的。

美而不美 善而不善

不僅如此，曹雪芹的偉大還在於他寫出了這種性格素質的魅力，也寫出了它的美而不美、善而不善的那一面。林黛玉的任性，林黛玉的狹隘，林黛玉的軟弱而又孤高，林黛玉的蔑視群氓(她對劉姥姥的嘲笑是何等刻薄!)無論如何也難算是美德善行，我們又何必為「賢者諱」呢？如此這般，林黛玉與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和女性的性格素質、心理機制的兩極的高度概括。一邊是天然的、性靈的、一己的、潔癖的，一邊是文化的、修養的、人際的、隨俗的；或此或彼，偏此偏彼，時此時彼，顧此顧彼或顧此失彼，誰能完全逃出這二者的籠罩與撕扯呢？它們是作者對於人、對於女性、對於可愛可敬高貴美麗的少女的統一而又矛盾分裂的感受與思考，是作者的人性觀、女性觀、愛情觀的精彩絕倫而且淋漓盡致的外化、體現。

這樣說，是否作者認同於俞平伯先生的被批判過的「釵黛合一」論呢？我認為，俞先生的理論確實不無道理卻又不盡然。第一，二者是可以分離的，詩上畫上合在一起不等於重合成一人也不等於是聯體人。第二，二者並非絕對半斤八兩，雖然曹雪芹用盡了小說家的手段，使二者輪流坐莊、不分高低，仍然露出了傾向：「莫失莫忘」，賈寶玉愛的、為之死去活來、為之最終斬斷塵緣的，畢竟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寶釵呀!第三，二者的「兼美」即二者的合二而一，曹雪芹也明確地知道是不可能的，於是才有悲劇，才有痛苦，才有《紅樓夢》。造成賈寶玉的也是曹雪芹的靈魂撕裂的痛苦的，恰恰是兩者統一兼備的妄想。第四，我們還要強調，作者這樣寫是出自小說藝術的需要，這樣寫才抓人，這樣寫才呈現出一種內在的戲劇性、悲劇性，這樣寫還便於在這部包羅萬象的書中組織相當一部分情節，使這部小說端的成為一部非同凡響的奇書，而與歷來那種黑白分明、情節集中的章回小說拉開了距離。說下大天來，最偉大的小說仍然是小說，最輝煌的小說典型人物，仍然是「小說家言」啊!

最後，讓我們議論一下書中的另一個有點怪的處理：賈寶玉夢中與之交歡的那個警幻仙子的妹妹，不但長得既像寶釵又像黛玉，而且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莫非秦可卿是兼美理想的化身？淫喪天香樓的秦氏，似乎難以當此重任。奇乎妙哉，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強作解人而解之：它可能是賈寶玉第一次性經驗的浪漫化。它可能是賈寶玉的愛情理想、審美理想的誤植，朦朦朧朧嚮往的是釵黛，卻糊糊塗塗與秦氏做了第一次愛，這是完全可能的。它還可能是作者受傳統的物極必反、乃至女色是禍水思想影響的表現：當一女而兼二者之美的時候，就不祥了，就走向反面了。

以上種種，一家之言，一種思路，聊備一格而已。鳴而不爭，方家哂之。

摘自：《王蒙話說紅樓夢》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㈡ 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傳，水滸傳四部的簡介

紅樓夢：
《紅樓夢》是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2]》）之一，屬章回體長篇小說，成書於清乾隆帝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夢覺主人序本正式題為《紅樓夢》，它的原名《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等。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也是世界文學經典巨著之一。作者曹雪芹。最初的《紅樓夢》是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只有前八十回（學者研究實為79回，今存第80回本是79回後半，後人割裂以足八十整數；另有學者認為今79、80二回本均為續作混入）。 此後，《紅樓夢》續作紛紛出籠，據統計，《紅樓夢》續書種類高達百餘種。最為紅學界關注的版本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現通行的續作是由高鶚續全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書中以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為背景，以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為主線，著重描寫賈、寧二府由盛到衰的過程。全面地描寫封建社會末世的人性世態及種種無法調和的矛盾。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英文名字：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翻譯為：三個國度的傳奇故事)，為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之一，是歷史演義小說的經典之作。小說描寫了東漢末年和整個三國時代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魏、蜀、吳三個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展示出那個時代尖銳復雜又極具特色的政治軍事沖突，在政治、軍事謀略方面，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中國小說由短篇發展至長篇的原因與說書有關。宋代講故事的風氣盛行，說書成為一種職業，說書人喜歡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為題材來敷演，而陳壽《三國志》裡面的人物眾多，事件紛繁，正是撰寫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國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來在民間也已流傳，加上說書人長期取材，內容越來越豐富，人物形象越來越飽滿，最後由許多獨立的故事逐漸組合而成長篇巨著。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會上經過漫長時間口耳相傳，最後得以加工、集合成書，成為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這是一種了不起的集體創造，與由單一作者撰寫完成的小說在形態上有所不同。《三國演義》對後來的小說相信有一定的啟導作用。

儒林外傳：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傑出的現實主義的章回體長篇諷刺小說。魯迅先生評為「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馮沅君、陸侃如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認為「大醇小疵」。全書故事情節雖沒有一個主幹，可是有一個中心貫穿其間，那就是反對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毒害，諷刺因熱衷功名富貴而造成的極端虛偽、惡劣的社會風習。這樣的思想內容，在當時無疑是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的。加上它那准確、生動、洗練的白話語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優美細膩的景物描寫，出色的諷刺手法，藝術上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作者在書中雖然批判了黑暗的現實，卻把理想寄託在「品學兼優」的士大夫身上，宣揚古禮古樂，看不到改變儒林和社會的真正出路，這是應該加以批判的。

水滸傳：
《水滸傳》以它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一個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絝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一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一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奸，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一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一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佔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體現了兇殘、陰險的權奸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佔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