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城鎮遺址

A. 堯王城遺址的文化層

該遺址文化層厚度一般為2—3米，最厚處可達6米。地層堆積以龍山文化層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商、周、漢等時代。作為在考古界有著重要影響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之一，堯王城遺址是一處由大汶口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時期的龍山文化遺址，是一個較早發展起來的聚落，屬山東龍山文化堯王城類型。
公布面積約為52萬平方米，中美聯合考古隊調查後認為，該遺址面積比兩城鎮遺址面積還要大，應該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都城。

B. 日照為何而得名

日照歷史源遠流長。夏、商時期屬東夷。《呂氏春秋·孝行覽·首時》說，西周初年的著名人物姜太公是「東夷之士」。今秦樓街道馮家溝村東南有姜公台，傳說即為太公釣魚處遺址。
西周到戰國前期屬莒國。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後，封少昊之後裔為莒國君，定都今莒縣城陽。公元前431年，莒國被楚所滅.歷經滄桑沿革，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置日照鎮，屬莒縣，取「日出初光先照」（據乾隆年間《日照縣志》記載）之意，始有「日照」之名。

金(南宋)翰林日照狀元張行簡在祝賀日照由鎮升縣時寫到:
"大定二十四年，聞莒州升日照鎮為縣。喜不自勝，欣然命筆。
《山海經》曰：「琅琊台在渤海間，琅琊之東」 。《紀年》亦雲：「東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鰲背負之山也，浮游海內，不紀經年。惟女媧斬鰲足而立四極，見仙山無著，乃移於琅琊之濱」。念我日照，雖偏居海隅，卻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勝，背依泰沂，懷抱東海，更兼仙山飄渺，河流縱橫，自古為日神祭祀之地，黃老成仙之鄉。河上公、 安期生、於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漢武到此尋仙訪道，可謂盛極一時也。
日照之名，始於元佑。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題字雲：「雲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無，日照台前台後勝景台上有」，「日照」之名蓋出於此，謂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
日照歷史悠久，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日照兩城，是亞洲最早的城市。夏、商時期屬東夷，西周到戰國前期屬莒國。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設日照鎮，屬莒縣，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始有「日照」之名。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設日照縣，屬益都府莒州，明代屬青州，清代屬沂州。民國時期，先後屬膠州道和琅琊道；1928年撤道，直屬山東省政府。1940年3月，中共領導的日照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次年8月隸屬濱海專員公署。新中國建立後先後劃歸沂水行署、膠州行署、臨沂行署。1985年3月撤縣建市，1989年6月建地級市，1992年12月設區帶縣。陶文化源遠流長。在日照境內目前發現的800多處重要的龍山文化遺址，其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類。陶器多以表面透黑的砂質陶和烏黑光亮的細泥質陶為主，有部分磨光黑陶，器表以素麵為主，有的飾弦紋、劃紋和縷孔。如兩城鎮遺址、堯王城遺址、東海峪遺址、丹土遺址所出土的各類黑陶製品均製作精細、美觀，特別是東海峪遺址出土的蛋殼黑陶高柄孔杯，無釉而烏黑發亮，胎薄而質地堅硬，其壁最厚不過1毫米，最薄處僅0.2毫米，重僅22克，製作工藝之精，堪稱蓋世一絕，系珍貴文物。
日照是中國遠古時期的太陽文化起源地，是世界五大太陽文化起源地之一。歷來有太陽崇拜的習俗。
據考證，《山海經》中記載的羲和祭祀太陽的湯谷和十日國就在日照地區。日照市東港區濤雒鎮上的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太陽神石、太陽神陵、大羿陵、老祖象、東方神龍、老母廟、石雞、石椅、石磨、日晷等與太陽崇拜有關的遺跡。莒縣凌陽河出土的「日火山」和「日火」陶文以及陶器上出現的大量太陽紋，都充分證明日照地區東夷先民的太陽崇拜傳統。《後漢書,方術列傳，趙彥》記載：莒有五陽之地：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等地名，都是古莒國太陽崇拜的直接證據。莒縣博物館蘇兆慶先生在「夷人崇日與秦始皇東巡琅琊」一文中說：「特別是東夷民族對太陽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歷史傳承，不少有關太陽來歷的神話故事廣為流傳於民間」，「主要崇拜太陽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湯谷（亦稱暘谷）一帶，是太陽神賜福下民的聖地」。「用史跡和考古資料對這些古代神話進行印證，可能湯谷就在東海之濱的琅琊一帶。這里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斷四時，並將這種原始歷法用於發展農業和航海事業」，「祭日活動，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C. 誰知道兩城遺址在哪兒

兩城鎮遺址位於東港區兩城鎮，是第一個龍山文化的典型遺址，總面積112萬平方米，1934年發現，1936年發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牛津大學《世界史便覽》記載:"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兩城鎮為亞洲最早的城市。"發現龍山文化和周、漢時期遺址400多個,出土各類文物標本3000餘件。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為主，胎薄質堅的蛋殼陶水平最高，造型優美，附加堆紋。

D. 關於遺址的解說詞

兩城鎮遺址位於東港區兩城鎮，是第一個龍山文化的典型遺址，總面積112萬平方米，1934年發現，1936年發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牛津大學《世界史便覽》記載:"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兩城鎮為亞洲最早的城市。"發現龍山文化和周、漢時期遺址400多個,出土各類文物標本3000餘件。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為主，胎薄質堅的蛋殼陶水平最高，造型優美，附加堆紋。
兩城鎮遺址發現成人墓和兒童墓50多座，隨葬品主要是陶器。其中一座墓隨葬品豐富，有琢磨精緻的玉鉞、綠松石頭飾和蛋殼陶杯等。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反映出當時快輪制陶技術已相當發達，尤其是薄如蛋殼的黑陶杯工藝高超，代表了中國史前制陶業的最高水平。石器磨製精緻。玉器除鉞外，還有圭和刀等。一件扁平長條形平首圭，上部兩面琢有形態各異的神面形紋，十分精美。

E. 關於考古的文章

尹達與中國史前考古學
王世民

尹達同志是老一輩考古學家中，對中國考古學的早期發展，做過重要貢獻的學者。1931~1937年，他活躍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的安陽殷墟等項重要發掘。1954~1963年他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職務，對於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確發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數十年來，尹達同志特別是在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奠定基礎方面，有其可貴的業績。一
中國考古學開始走上科學軌道的年代，首要任務是正確判別主要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尹達正是這個時刻，在李濟和梁思永的領導下，堅持多年的田野發掘，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193l~1934年，他參加梁思永主持進行和自行負責的後岡遺址發掘工作。這項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掘，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定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對年代，使我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這里無疑包含著尹達的辛勤勞動。後來，他在濬縣大齎店遺址的發掘和安陽同樂寨遺址的調查中，也曾發現龍山文化疊壓仰韶文化的地層關系，進一步證實中原地區兩種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這些在今天，早已成為中國考古學上的普通常識，當時卻是我國考古學界的頭等大事，是中國史前考古科學化的重要標志。
1936年夏，尹達又在梁思永的領導下，與祁延霈一道，發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大大地豐富對龍山文化文化內涵的認識。當時，這里曾發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隨葬品特別豐富。尹達參加革命前,已經將兩城鎮的發掘資料整理完畢，並且寫好了報告的主體部分，由於沒有來得及撰寫結語便擱置起來。50年代中期，他曾根據自己手頭的部分資料，准備繼續進行兩城鎮遺址的整理研究，由於其他工作較忙未能寫成專文。這項發掘的原始資料和報告初稿,現存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可望進一步整理後正式發表。
尹達對殷墟發掘也有重要貢獻。他曾與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動梁思永，領導大家尋找殷代的王陵。於是確認侯家莊西北岡墓地，並於1934年春，對該墓地進行中國考古學史上少有的大規模發掘。從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個季度，共計發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殘殺「人牲」的祭祀坑，為殷代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
尹達早年的突出成就，還包括根據一些遺址的系統發掘資料，第一次詳細地論證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上的錯誤。上世紀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學者安特生來我國進行史前時期的考古工作，先後發現仰韶村等著名遺址，由於他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資料存在問題，所作錯誤論斷在學術界造成了混亂。尹達從親自參加後岡等遺址發掘所明確的仰韶、龍山兩種文化年代序列出發，通過分析當時了解較多的龍山文化和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兩類陶器特徵，較早地認識到「仰韶村遺址中實含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安特生所謂仰韶文化實雜有龍山文化遺物，應加以分別，不得混為一談」。1937年春，當安特生來史語所參觀訪問時，尹達曾當面向他提出質疑，但安特生固執己見，並不認輸。於是尹達在當年7月，撰寫《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詳細闡述自己的見解(因抗日戰爭爆發擱置，遲至1947年3月發表)。該文又提出，安特生由於未能辨認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主要根據陶器的著色與否推測時間早晚，既然河南的龍山式陶器晚於仰韶式，那麼所出陶器全是單色(某些特點和龍山文化遺存相似)的齊家坪遺址，「是否早於仰韶期，其問題正多，不能遽為定論」。這樣，尹達對安特生當時劃分並曾產生相當影響的甘肅遠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膽的質疑。後來，夏鼐於1945年，通過甘肅寧定縣陽窪灣齊家墓葬的發掘，找到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層位關系；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甘肅地區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發掘過許多典型的遺址和墓地,使當地遠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為圓滿的解決。
尹達到達革命聖地延安以後，於1939~1940年撰寫《中國原始社會》一書(1943年在延安出版)。該書的主要兩個部分，分別從考古學上和古代傳說上考察中國原始社會。這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的有益嘗試。該書第一編，第一次在細致分析考古發掘所獲可信資料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古代氏族制度的發展進程。現在看來，盡管書中的某些論斷不甚妥貼，主要是對殷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了過低的估計，認為當時處於崩潰過程中的氏族社會，西周才是中國出現階級社會的開始。但尹達以其一腔革命熱情，在各方面條件都很困難的情況下，摸索了考古學與歷史研究結合、服務於理論斗爭的一條新路，有其不可埋沒的開創之功。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時期。尹達於1954~1963年擔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長和所長，先後十年之久。他與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發展方向，指導全面工作。當時，尹達的主要精力雖然用於歷史研究方面的組織工作，但對考古研究的動向仍時刻關注。他經常向我們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學真正成為歷史科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達剛剛回到考古戰線的時候，先後發表《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兩篇文章。他從分析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況、存在問題和進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問題上的錯誤兩個方面，闡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當前的迫切任務，以及原始社會研究在理論斗爭中的重要意義。並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准」，判明「新石器時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統」等課題，較早地引導大家關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和文化譜系問題。
1958年和1959年，面對社會上「拔白旗，插紅旗」的情況，尹達在考古學界及時提出「立中有破，邊立邊破」這一反潮流的發展方針，以及「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奮斗目標，號召「在全國范圍內，把我國各個階段的各種文化遺存搞出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系統」。同時，他又從領導的角度，明確表示對類型學方法的態度，批評一提「瓦罐排隊」就全然否定的傾向。這樣，便使全國的考古工作避免和減少錯誤思想的干擾，更加健康的發展。
編寫《中國史稿》原始社會部分的時候，尹達為了進一步探討我國原始社會的問題，於1962~1963年初，以《新中國的考古收獲》一書所作綜合為基礎，逐一分析重要的具體資料，寫了五萬余言的長篇論文《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該文以高屋見瓴之勢，更加概括地總結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結合各地工作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指出尚待深入鑽研的問題，展望進一步前進的道路。尹達反復強調，考古工作者必須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以理論斗爭的責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資料所反映的復雜社會現象，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綜合研究；必須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術水平，以高度的學術責任感，嚴肅認真地對待田野工作，根據層位關系解決好不同文化遺存的相對年代和本身分期問題。尹達頗為獨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區分不同的工作階段：(1)科學的考古發掘和發掘報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統地科學反映某一遺址的現象，是它的首要責任。(2)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根據科學發掘的資料，從考古學理論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復雜現象，解決某些學術性、理論性的問題。(3)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歷史的研究。他認為：「如果不弄清楚每個階段應有的主要任務，從而混同起來，糾纏在一起，就會影響科學工作的進程。」「越過考古學的認真的綜合研究，即進入氏族制度的社會歷史的探索，就有可能製造一些學術上的混亂。」尹達還曾特別指出，必須認真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綜合研究，透過一系列的科學探索，「把長時期內各種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過程弄清楚」。強調這種文化發展系統(亦即文化譜系)的探討，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忽視這一環節，就會造成學術上的損失」。為此，他針對當時仍然輕視類型學研究的情況，進一步闡述陶器在新石器時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對新石器時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確的全面而系統的研究。
當年，尹達在《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期盼，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園地，通過「園丁們的選種，培育，灌溉，鋤草這一系列的大量勞動」，「出現雜草不生，百花盛開的、更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後的現在,這種更為宜人的百花盛開景象已經出現。在諸多考古學者的齊心努力下，各地陸續發掘一系列典型遺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許多大型考古報告，考古遺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譜系的研究更加深入，農業起源、生態環境、聚落形態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中國史前考古學發展的歷史，重溫尹達同志的業績，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F. 山海經翻譯

從基山再往東三百里，是青丘山，山南陽面盛產玉石，山北陰面多出產青雘。山中有一種野獸，形狀像狐狸卻長著九條尾巴，吼叫的聲音與嬰兒啼哭相似，能吞食人；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中妖邪毒氣。山中還有一種禽鳥，形狀像斑鳩，鳴叫的聲音如同人在互相斥罵，名稱是灌灌，把它的羽毛插在身上使人不迷惑。英水從這座山發源，然後向南流入即翼澤。澤中有很多赤鱬，形狀像普通的魚卻有一副人的面孔，發出的聲音如同鴛鴦鳥在叫，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生疥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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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曰照市有什麼古文化遺址或革命紀念地

日照市是「龍山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現已發現各類遺址近百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堯王城遺址位於山東省日照市境內，是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的都城，地下考古表明都城面積比兩城遺址還要大，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都城。
兩城鎮遺址位於日照市東港區兩城鎮，是第一個龍山文化的典型遺址，據牛津大學《世界史便覽》記載："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的兩城鎮為亞洲最早的城市。
陵陽河遺址位於日照市莒縣城東南10公里的陵陽鄉大寺村西側、陵陽河南岸，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距今4800年左右。
丹土遺址，位於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城東南約37.5公里處，屬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大約開始於公元前2500年前後，系父系氏族公社制時期，後逐步延續到奴隸制社會時期。
東海峪遺址位於山東省日照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東海峪村西北，為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

H. 報業的"一長兩總制"指的是什麼

1934年發現，1936年發掘的「兩城鎮遺址」，是第一個龍山文化的典型遺址。1977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英國版本《世界史便覽》稱，公元前2800-2000年中國山東日照兩城為亞洲最大的城市。 遺址座落在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兩城鎮西北兩城河岸邊，是一處自東向西逐漸高出平原的漫崗，面積近百萬平方米。其文化堆積為2-5米，上層為春秋文化，下層為龍山文化，先後出土了大量的石、骨、玉器和陶器。 出土的石器大多磨製精緻，有的還鑽孔。石器的種類很多，主要有斧、錛、鏟、鉞、鑿、九、鐮、箭頭等。骨器以各種式樣的箭頭為多，還有骨制的魚鉤、魚鏢等。 從出土的器物看，龍山文化時期的農業已有了較大的發展與進步。石器骨器的大量使用，是農業生產提高的標志。 另外，建築城牆的發現，反映了原始社會後期掠奪性戰爭的頻繁。這種防禦設施多半是為了防止相鄰部落對財產的掠奪而建造的。

I. 山海經神話背景

《海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
《大荒東經》：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雲「蚩尤出自羊水 , ……登九淖以伐空桑 , 黃帝殺之於青丘。」
江蘇贛榆縣有青口鎮，或許與青丘國有關。青口鎮南距連雲港60公里，北距日照安東衛80公里。
六朝時李邏注《千字文》「周伐殷湯」，謂妲己為九尾狐，明人小說《封神榜》更發揮其說，成為妖媚工讒的女子主詈稱。《山海經.南山經》：「[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郭璞註：「即九尾狐」。由於青丘國距離殷人祖先王亥的方國不遠，青丘國應當與殷商有密切關系。
根據《海外東經》，青丘國位於朝陽谷之北（包括東北、西北方位），黑齒國之南（包括東南、西南方位）。
根據《大荒東經》，青丘國位於黑齒國、明星山之間，與白民國和嬴土國相鄰」。
3、黑齒國
《海外東經》「黑齒國在其北，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雲：「黑下當脫齒字。王逸注楚詞招魂雲：『黑齒，齒牙盡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雲：『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是古本有齒字之證。古人地理與現今不同，南為上，北為下（《山海經》順序為南、西、北、東）。因此「在湯谷上」即在湯谷之南。
《大荒東經》中「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帝俊的後裔叫黑齒，黑齒建立的國家叫黑齒國。
黑齒國地望應在贛榆枳汪鎮到嵐山安東衛、虎山鎮一帶。證據如下：
（1）黑齒國為帝俊後裔姜姓之國。
（2）夏商時姜姓紀國故地在日照安東衛到江蘇贛榆之間。
《左傳•隱公元年》（15）孔安國疏引《世族譜》說：「紀，姜姓，侯爵」。《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二「海州」條下雲：「紀障城，在縣（海州懷仁縣，今贛榆）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周一里余。按《春秋•昭公十九年》：「齊師伐莒」《傳》曰：「莒子奔紀障」即此地也」」。贛榆到安東衛的距離恰好是75里，所以今安東衛城正是古代紀障城。也有人認為紀障在贛榆縣界。《故城春秋——古城遺址考察》（16）一文說：「《左傳》記載：「魯定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杜註：「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東北有紀城」；《路史禪通記》：「有紀氏，有鄣氏」；《通志》載：「紀，都紀，遷於劇，注，紀本在東海故贛榆縣紀城是」。「 光緒《縣志》載：界牆城,即紀鄣城。「界牆城，縣北六十里，東際海,西連山」，以東際海西連山的方位來測定,嵐山頭東南方向的海中古城遺址即紀鄣城無疑」。「《水經注》載：「游水又東北徑贛榆北，又東北徑紀鄣城東北入海」；杜預《左傳》註：「紀、鄣地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鄣城，即此城也」。這些記載，都說明紀鄣城址在今縣城東北境內」。
但贛榆北60-75里的地望大約就在贛榆枳汪和嵐山安東衛一帶，二者相去並不甚遠。紀國大約在商末周初由紀障遷都到今壽光南部紀台村，鄣邑（舊都）仍屬紀，春秋時歸屬莒國。
（3）古紀障之紀國的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紀國姜姓為炎帝後裔的記載出現較晚，最早見於唐代《元和姓纂》（17）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18）所載，相傳西周初年炎帝的後代受封於紀國（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 春秋時, 紀國被齊國所滅, 其後以國名\\\\\\\"紀\\\\\\\"為氏。
但有史料證明紀障（古紀國）之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證據如下：
第一，《山海經》數次提到炎帝及其後裔包括在海岱地區的後裔，但在《海外東經》或《大荒東經》的地域內從未提到炎帝之姜姓。
例如:《北山經>」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大荒西經》「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於天」。《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訁夭】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後土，後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敘述齊地沿革時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傳》杜注稱：「逄伯陵，殷諸侯，姜姓」。山東濟陽縣劉檯子西周墓出土了屬於逢國的青銅器，逢公為伯陵之後，姜姓。盡管齊地與商周時壽光紀國接壤，歷史上從未有紀國之姜為逢伯陵之姜的記載或傳說。
第二，根據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西周初年炎帝後代受封於紀國（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 的記載，即使有個炎帝的後裔受封的紀國，也只能是壽光的紀國，而不是紀障的紀國（假設有兩個紀國的話）。關於紀國之紀障古城，《故城春秋——古城遺址考察》一文寫道：「另據國名記載：「炎帝後，姜姓國」，但從史料考證，炎帝之後，周封國不在此地」。
第三，宣兆琦（19）在《從姜炎文化看齊文化的淵源》中寫到：「紀國。殷商時期，有一個紀國，在今山東壽光境內。《左傳•隱公元年》孔安國疏引《世族譜》說：「紀，姜姓，侯爵。」紀國為姜姓所建，並見於《史記》索隱及《路史》諸書。金文將「紀」寫作「己」。在壽光縣城南20里處，有舊城遺址，紀侯台遺址等。己侯鍾便出土於紀侯台下。近年來，在壽光境內出土了一批紀器。據壽光博物館的專家介紹，均為商代末期的器物。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個姜姓紀國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壽光境內」。這說明紀障之紀國更是早於殷商時期。如果紀障之姜為炎帝之姜，就像逢伯陵之姜一樣，《山海經》中應該提及。也有另一種可能，壽光紀國為炎帝之姜，紀障紀國為帝俊之姜，後來由於歷史的原因二者混為一談。但不論那種可能，紀障之姜肯定不是炎帝之姜。那麼，紀障之姜只能是帝俊之姜。
第四，春秋時代，萊國與莒國尚夷風，用夷禮，因而為齊魯等周王室或其諸侯國所不齒。而紀國與萊國世代為通婚國，說明紀國與莒國一樣，是周王朝所封的土著東夷方國。
第五，宋代《路史》（20）記載少昊後代有：「偃姓國22個，贏姓國57個，李姓國4個，紀姓國6個，蔑姓國2個，還有不知何姓的國9個。總共6姓100個國」。說明少昊之後有紀姓（姜姓，因國而姓）。
第六，從考古學的角度講，炎帝文化屬於仰韶時期的文化，與仰韶時期相當的海岱地區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如果炎帝後裔從黃河中上游遷移到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勢必將仰韶文化帶到海岱地區。考古學證明，由一個族群和部落因遷移而形成的方國，必然留下該族群的文化痕跡。因為除了遷移時攜帶的生活用品之外，即使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之中，本族群的文化在他們製造的生活用品上也一定會得到反應。在整個海岱地區，特別是在日照一帶已發現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出土各種器物，但迄今為止並未發現有任何仰韶文化的痕跡。也就是說，海岱地區在龍山文化之前無炎帝之姜。海岱地區即使有炎帝之姜姓古國，也只能是在夏商期間遷移而來。例如《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的逢伯陵。
第七，許倬雲（21）在《西周史》中列舉了包括紀國在內的眾多西周封國的遷徒，然後寫道：「這些封國均曾遠遷數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則隨封君遷移的族群，一定是分封的主體。以姬姓與姜姓封國遷移的路線來看，都由河南移往更東方或南方的新領土，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在新的地方，這些族群疊居在原居民的上面，構成封建的統治階層。《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所謂「因國」，也就是這些分封族群所君臨的土地。統治的族群在「因國」集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國人」，而「因國」的原居民，散居在各處的聚落中，是即「野人」」。這樣，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所載的相傳西周初年炎帝的後代受封於紀國（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的記載就有了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古紀障之紀國的前身為黑齒國，帝俊之後姜姓。在殷商時期姜姓紀國擴展到了壽光一帶。後來周王朝將炎帝後裔作為統治者分封到了紀國，炎帝後裔成了「國人」，帝俊後裔則成了「野人」。因此才有了紀國姜姓，炎帝之後的說法。
《淮南子•修務訓》（22）提到黑齒國：「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也明確說明黑齒國在華夏的東部。
4、十日國
《海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烏」。
《大荒東經》：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
《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就像帝俊生黑齒一樣，羲和生十日表示羲和的後代建立了十日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
在古人的眼中，太陽的變化是清晨日出時涼爽，爾後溫度逐漸升高變得炎熱直至落山，循環往復。古人對太陽在一天之內的溫度變化不理解，因此產生了太陽女神羲和在甘淵中浴日，使其降溫的傳說。這表現在《山海經圖》中就是有一女子在甘淵中給太陽洗浴的場景。到了文字《山海經》，就成了「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
根據黑齒國在「湯谷上（南）」，湯谷地望應在黑齒國之北，其地下考古所對應的是日照市的堯王城遺址，這就是所謂的「十日國」，羲和之國。而湯谷就是東夷人祭祀太陽神的聖地。
堯王城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一個相當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堯王城龍山古國的「都城」。中美聯合考古隊調查後認為，該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當與兩城鎮遺址面積相仿。在這里首次發現了土坯房建築，特別是奠基石的發現揭開了中國在建築領域舉行奠基儀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獨具特色，在墓主人周圍鑲陶片構成方形墓框的現象是非常少見的。該遺址出土的銅渣，表明該地最先邁進了銅石並用的文明時代。
根據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與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普查結果，堯王城周邊地區為三級聚落分布。從地理位置上來講，堯王城遺址面（東）向大海，背（西）靠老牛頭頂，雙山，白雲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大寨山和磴山，左（北）為傅湍河和奎山。十足的帝王之氣和風水寶地。
堯王城墓葬考古表明，墓向均朝向遺址南部的磴山一帶。磴山東北麓有石盆山，石盆山上有眾多關於太陽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傳說（23）。現在仍然有太陽神石、石祖像、太陽神陵、雞呴呴嘍山、老母廟等遺跡。石盆山中的山谷為秦始皇所命名的望仙澗。根據清人王隕（24）的記載，望仙澗中有老母廟， 祭祀的是女媧和羲和。
(四) 其它方國地望的推測。
在奢比屍國（今江蘇連雲港連雲區到贛榆一帶）之南，有嗟丘和大人國。
《海外東經》「<長差>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荒東經》：「東北（疑為「南」）海中，又有三青馬、三騅、甘華。愛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甘華、甘柤。百穀所在」。
《大荒東經>:「大荒東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該「嗟丘」似為「皮母之丘」。
《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長差>丘北」。
《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
嗟丘和大人國的地望大約在江蘇灌雲縣大伊山一帶。該區域的考古文化為大伊山新石器時代石棺葬遺址，該遺址在連雲港市灌雲縣城北一公里處的大伊山東南角山麓台地的青風嶺上。遺址揭露面積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時代「石棺墓葬」64座，隨葬文物150餘件。大伊山遺址反映出典型的大汶口等北方文化的類型特徵，又含有蘇南文化的某些因素，是東夷文化的前沿。
在贛榆之屍國之北，黑齒國（贛榆枳汪鎮到嵐山安東衛虎山鎮）之南，除了青丘國之外，尚有君子國和困民國。
《海外東經》「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屍北」。
《大荒東經》：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珂案：說文四雲：「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而博物志外國雲：「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
君子國的地望似乎應在連雲區和贛榆青口鎮之間（二者距離60公里）。
該區域的考古文化有如下代表：北青墩廟遺址（含蘇青墩遺址），系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位於城頭鎮青墩廟村北，為一大河灣沙灘，面積約15萬平方米。鹽倉遺址（含廟檯子遺址），該遺址位於海頭鎮鹽倉城村，史載為春秋莒國鹽官駐地，漢代在此駐城，為一東西走向的台地，長120米，寬115米，高3米。
《海外東經「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山海經圖》上有彩虹的虹字，圖像文字應該類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圖像，兩端有首（圖示古漢字，熊國英著）。古人根據《山海經圖》著《山海經》時，把彩虹描述為虹虹「各有兩首」，使後人無法知道到底是彩虹呢，還是有兩首的怪物。就連司馬遷也說「余不敢言之也」。
《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工蟲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朝陽之谷位於君子國和黑齒國之間。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於海隅，遂登之果，昭臨朝陽」，此朝陽或許彼朝陽也。
《大荒東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
《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大荒東經》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據此，王亥的困民國應該是豎亥的方國。遠古時期人們的地理順序是南、西、北、東，也就是說，《山海經圖》與今天的地圖恰恰相反，即上南下北，左西右東。根據「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推測，困民國當在青丘國之西，正是臨沂地區。臨沂是龍山時期堯王城類型的另一個中心區，也是殷人先祖聚居的地方。
在十日國（堯王城古國）之北，有雨師妾國、玄股國、毛民國和勞民國。
《海外東經》「雨師妾在其北。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郭璞雲：「雨師謂屏翳也。」郝懿行雲：「楚詞天問雲：『蓱號起雨。』王逸注雲：『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初學記（卷二）雲：『雨師曰屏翳，亦曰屏號。
《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
雨師妾國可能在海曲古城（日照縣城之西）一帶，東海峪遺址遺址為其代表。該遺址在2006年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公布面積有8萬平方米，中美聯合考古隊進行「區域系統調查」時認為該遺址當為20餘萬平方米。東海峪遺址房屋建築分布密集，反映出這里是一處規模較大的原始村落。從「東海峪遺址」房屋的建築看，房屋台基的出現、夯築技術的使用，都開啟了中國傳統的夯築台基式土木建築的先河，這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房屋建築出現「散水」設施，說明先民已掌握了較為先進的防潮技術。
東海峪遺址明顯不屬於堯王城古國，因為東海峪墓向多以向河山為主，而堯王城墓向多朝向石盆山。東海峪出土有陶玲，應當是雨師祭祀時用的樂器。
《海外東經》「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衣魚食，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大荒東經》：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
玄股國地望大約在兩城遺址一帶的地域。兩城遺址背山面海，面積約100萬平方米。據英國版本《世界史便覽》稱：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國山東日照市兩城為亞洲最大的城市。2005年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全國100處重點大遺址保護項目。該遺址文化層厚2—5米，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文化層以龍山文化層為主，這里出土了全國唯一的一件獸面紋玉錛；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玉鉞也是玉器中的精品；陶器的器型十分豐富，出土的器物造型幾乎涵蓋了此後歷朝、歷代的造型，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其藝術性也極強，遺址中出土的陶鳥、太陽紋陶盆就是其中的代表，證明兩城鎮先民不僅是一個崇尚鳥的民族，也是一個崇尚太陽的民族。兩城鎮遺址有三圈城壕，遺址是所處聚落群的一個核心，是兩城鎮古國的「都城」；遺址內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房址，應為祭祀或大型聚會所用；葡萄酒的發現，駁斥了中國釀葡萄酒外來說，把中國釀葡萄酒的歷史提前了兩千年；浮選的小麥標本是考古的重要發現，證明龍山時代中國北方，魯東南地區是一個旱澇適宜的農作區。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招搖山，融水出焉。 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
毛民國有可能在膠南縣，琅琊附近的靈山衛一帶在春秋時代屬莒國。莒國在此設安陽邑，為莒國\\\\\\\"五陽\\\\\\\"之一。
《海外東經》「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為人面目手足盡黑」。
勞民國可能在膠州市三里河到青島市區一帶。地下考古以三里河龍山文化遺址為代表。該遺址屬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膠州市南關街道辦事處北三里河村神仙溝西，面積約為5萬平方米。遺址的地層堆集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屬龍山文化層，下層為大汶口文化層，經兩次發掘，出土文物達2000余件，是一處內涵極為豐富的古遺址。其中，薄胎黑陶器(又稱蛋殼陶器)是中國龍山文化獨有的文化遺存，工藝之精，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1件該遺址出土的黑陶高柄杯，高20厘米，重39克，口盤部分僅厚0.3毫米，薄如蛋殼，光亮如鏡，堪稱絕世佳作。另外，還發現龍山文化類型墓葬近百座，大汶口文化類型墓葬60餘座及房屋遺跡、窯穴等。
古莒國曾立都於膠州市三里河不遠的地方——計斤，即《左傳》上的「介根」。袁兆國(25)在《莒國文明注青史 激盪演義六百年》一文中說：「據有關歷史考古專家推論新證：在歷史上，隨著莒國變遷，國都也多次轉移新址。其一說約在商代莒都曾一度遷於江蘇贛榆，到西周時又遷回莒地，初都莒地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城，繼而段家河龍山城。又一說莒國初都介根（今膠州市西南），後徙於莒。還有一說春秋莒國有三都，即：莒城、渠丘、鄆。莒城即今縣城地；渠丘在莒城南，當在今江蘇贛榆縣西境；鄆在莒城北東莞鎮，當即袁家莊東周遺址」。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本句指的是嵎夷之地（龍山堯王城類型）先民的圖騰與崇拜。句芒（或名句龍）是少昊的後代，名重，為伏羲臣。死後成為木神（春神），主管樹木的發芽生長。太陽每天早上從扶桑上升起，神樹扶桑歸句芒管，太陽升起的那片地方也歸句芒管。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他的本來面目是鳥——鳥身人面，乘兩龍。
史跡茫茫，有的已永遠無法考證。但有如下幾點比較明確：第一，奢比之屍（肝榆之屍）位於今之連雲港贛榆之間；第二，黑齒國姜姓為古紀國之地，亦即今之嵐山區安東衛虎山鎮一帶；第三，十日國在堯王城遺址一帶。其它地望有待進一步考證。
[ 《山海經》的內容
《山海經》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地理書。它主要記述古代地理、物產、神話、巫術、宗教等，也包括古史、醫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內容。除此之外，《山海經》還以流水帳方式記載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對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論。 全書18篇，約31000字。五藏山經5篇、海外經4篇、海內經4篇、大荒經4篇、海內經1篇。《漢書·藝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經和海內經計算在內。全書內容，以五藏山經5篇和海外經4篇做為一組；海內經4篇作為一組；而大荒經5篇以及書末海內經1篇又作為一組。每組的組織結構，自具首尾，前後貫串，有綱有目。五藏山經的一組，依南、西、北、東、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節，前一節和後一節又用有關聯的語句相承接，使篇節間的關系表現的非常清楚。
該書按照地區不按時間把這些事物一一記錄。所記事物大部分由南開始，然後向西，在向北，最後到達大陸（九州）中部。九州四圍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圍。 古代中國也一直把《山海經》作歷史看待，是中國各代史家的必備參考書，由於該書成書年代久遠，連司馬遷寫《史記》時也認為：「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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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大汶口文化遺址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系氏族社會的典型文化形態。以泰山地區為中心，東起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東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帶，河南省也有少部分這類遺存的發現。因首先發現於大汶口，人們遂把以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游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後期墓葬中，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它標志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的結束，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它是我國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進入父系社會了
大汶口文化遺址位於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區大汶口鎮，大汶河東西貫穿，將其分為南北兩片
。遺址總面積80餘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遺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發展的全過程，距今4500~6400年，為新石器時代遺址。1982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次的挖掘發現，遺址內涵豐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質料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品都異常精美。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壺、罐、缽、盤、杯等器皿，分彩陶、紅陶、白陶、灰陶、黑陶幾種，特別是彩陶器皿，花紋精細勻稱，幾何形圖案規整。生產工具有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磨製骨器，而骨針磨製之精細，幾可與今針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為主，有普遍隨葬獐牙的風習，有的還隨葬豬頭、豬骨以象徵財富。一般認為，早期屬於母系氏族社會末期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中、晚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其實大汶口文化遺址與大汶口文化的作用與地位差不多，畢竟前者代表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