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溝遺址

①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的遺址價值

由於水洞溝遺址中曾經出土了大量具有歐洲莫斯特、奧瑞納文化特徵的石器，與西方出土的石器技術風格極為相似，有學者便據此提出了水洞溝文化「西來說」。同樣的，水洞溝某些地點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中國北方小石器傳統的石製品，又與其同期或稍晚的華北細石器文化存在某種關聯，這兩種類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說」。
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水洞溝在三四萬年前具有豐富的水源和動植物資源，也具有比較優越的生產、生活條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據此推測，大約在4萬年前，有一群原來生活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先民受冰期嚴寒的逼迫，輾轉來到水洞溝繁衍生息，並利用已經掌握的技術，就地取材製作了大量鋒利的石器。

② 水洞溝遺址英文介紹

水洞溝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之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榮獲「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銀獎。 獨特的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地造就了魔鬼城、旋風洞、卧駝嶺、摩天崖、斷雲谷、怪柳溝等二十多處奇絕景觀，記錄了三萬年來人類生生不息的活動軌跡，使這里充滿了玄遠、雄渾的曠古神韻。由「橫城大邊」、烽燧墩台、城障堡寨、藏兵洞窟等構成的古代長城立體軍事防禦體系，成為中國唯一保存最完整的軍事防禦建築大觀園。
游史前遺址，閱長城水岸，穿土林峽谷，覽邊塞古堡，看藏兵洞窟。中外遊客嚮往的旅遊勝地一一水洞溝！
Shuidonggou, as one of the earliest Palaeolithic excavations of cultural sites of China, is acclaimed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a's Prehistoric Archeology," "Historical Evid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mong the 100 Chinese civilization sites". The site is also known a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national 4A-level scenic spot, national geological park and awarded Silver Prize as one of the 50 places well worth visiting by foreign tourists. More than 20 spectacles of enormous magnificence that include Ghost Town, Cyclone Cave, Lying Camel Ridge, Ferris Cliff, Cloud-broken Valley and strange willow Gully was created by the unique Yadan-landform and uncanny workmanship that record the life and growth of human being continued endlessly, making the land mysterious and vigorous. The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Great Wall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composed of "Cross-City Edge," beacon smoke stations, city barriers and camps, as well as the Ancient-Troop Hiding Cave contribute the place a kaleidoscope of military defensive architectures best preserved in China. Viewing the prehistoric sites, sightseeing Great Wall Waterfront, passing through earth forest gorge, touring frontier fortress castles and visiting Ancient-Troop Hiding Cave,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ts are always yearning for the tourist attraction – Shuidonggou.

③ 水洞溝文化遺址的地理位置

水洞溝，位於寧夏銀川市濱河新區境內，東西長約6公里，南北寬約2公里，佔地面積7.8平方公里。水洞溝旅遊景區南距靈武市區30公里，西距首府銀川19公里，距河東機場11公里，北依綿綿明長城與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相接。距機場僅15分鍾的車程，銀青高速及103省道依景區而過，交通便捷，有近距城市遠離鬧市的優勢。 旅遊區的明長城為土夯長城，是寧夏境內相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長城遺址。明長城西至入黃河巨龍的長城小龍頭稱為兩龍交匯處，東至鹽池境內。站在長城上放眼眺望，北邊的毛烏素沙漠，南邊的水洞溝景區地貌盡收眼底。我們看到的是東長城，起自黃河東岸的橫城，經寧夏靈武、鹽池兩市縣，入陝西定邊縣。這段長城先後修過三次。成化十年（1474年），總制尚書餘子俊，王越修築的「河東牆」（因在黃河以東，故稱河東牆），自黃沙嘴（今橫城北）至花馬池（今鹽池縣），長387里，同時，還沿長城外側挖了44000個「品」字形的深坑，為使敵騎到達時，不宜靠近長城牆體，以加強防守。時稱「頭道邊」，俗稱「邊牆」。正德元年（1506年），三邊總制楊一清又於靈州秦修「邊牆」，得明武宗允准，因不依附宦官劉瑾等而得罪，被罷免總制三鎮（即三邊，延綏、寧夏、甘肅）軍務，」所築塞垣（即邊牆）僅四十里而已。」嘉靖十年（1531年），總制尚書王瓊因「河東牆」距沿長城所築城堡5至10公里不等，不便於防守，「同賊至不即知」，上奏朝廷，又將長城南移至堡城處修築，以為守御之便，時稱「頭道邊」，又稱「明大邊」。原築於頭道邊之北5至10公里處的「河東牆」，稱之為「二道邊」。明稱「頭道邊」的明長城，自橫城至花馬池，全長360里，稱之為「深溝高壘」，其中自清水營以西至橫牆或河邊之70里的這段長城，是加固了原有的「河東牆」，自清水營以東南移10里重新修築長城牆休，並在牆體的外側挖成寬深各3丈的塹壕，使長城易守難攻。修築長城時，有意將「草茂之地築於其內，使虜絕牧（不能到長城以外放牧），沙磧（沙漠）之地築於其外，使虜不廬（不能設賬篷或蓋房居住）」。而於長城內側又修築了一條寧（即寧夏城今銀川市）鹽（今鹽池縣）大道。其最初是出於繁重的戍軍後勤供應運輸的需要，但自萬曆二年（1574年），清水營「馬市」設立以後，「商販滿關隘，茶船遍江河。」「寧鹽大道」客觀上成為了有武裝保護的茶鹽客商來往的「黃金商道」，在明與周邊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後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玄燁（康熙皇帝）第三次御駕親征新疆噶爾丹的分裂叛亂，就是由花馬池沿這條「寧鹽大道」西渡黃河，到達寧夏府城今銀川的。
明代於這一帶築長城時，就地取材，多用黃土10至14厘米夯層，其夯築時之可以沿清水河而築，更為取水方便，其靠近黃河處，即就近取用河水，黃河水本為紫銅色，長城及其它設施築成後，呈現紫色，故又有「紫塞」之稱。「紫塞」蜿蜒於崗巒層疊和山澗溝壑之中，似巨龍起伏，蔚為壯觀。明代長城上每隔100米－200米，就有一個凸出牆外的台體，這是古代軍事建築上的一大特點。它們用於敵人兵臨城下發動攻城時，守城將士，一方面可以從台上突出的垛口，居高臨下進行側翼射擊，控制架梯攻城；另一方面又可指揮城頭上的守軍迎擊攻城之敵。這是一種「兩台相應，左右相救」兵法，在軍事工程上的運用。這種台體突出牆體部分一般在5米左右，基寬約10米，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牆台，它的頂部和牆體頂部同高，稱之為牆台，或叫「跨牆墩台」。牆台在平時，可供士卒巡邏放哨，台頂上設有能夠遮風擋雨的簡單房屋。「每墩蓋鋪房一座，以為守軍棲止」，所以稱之為「墩鋪」。
另一種是敵台，其不僅凸出長城牆體之外，而且頂部要高出長城牆體頂部約4米。敵台頂部也建有房屋，平時也可供人居住，又可供儲存糧草、兵器之用，類似於近代的碉堡。 紅山堡是因位於紅山地區而得名。據史書記載，古時在夕陽的照射下，這里山巒一片鮮紅，因命為「紅山」後訛傳為「橫山」，「紅山堡」舊時也就一名「橫山堡」。它是明代長城防禦體系中的一個城障，始建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總制陝西軍務戶部尚書秦紘秦築，距今已有500多年。「紅山堡」本屬靈州千戶所轄，其為正方形，邊長均為300米，設東門一道，有瓮城，門向南開。牆高8米，底寬7米，頂厚4米，是按照明代長城沿線70里一城，30里一堡的防禦體制設置的。它東至清水營50里，西至橫城20里。
初時，駐堡將士僅為「一百二員」，就是說戍守將士只有102人。到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年），瓦剌毛里孩、阿羅書、學羅忽三部漸強，入居河套。自成化元年（1465年）瓦剌三部不斷寇掠陝西、寧夏。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於時屬靈州的紅鹽池大敗孛忽羅等部，迫使他們「渡河北去」。但韃靼部漸強，小王子部又率眾入居河套，經常侵擾邊塞「殺傷以萬計」使生產遭受嚴重破壞。這時，紅山堡等長城沿線防守任務更重。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陝西、寧夏、固原）的秦紘，委派寧夏都指使史鏞擴建紅山堡，南北長約380米，東西長約320米；瓮城長30米，寬20米。堡內住軍251名，設守堡官員一名，操守官一名。城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原有的房屋基址。如按明代兵制，每5人分住一間營房，紅山堡應有50多間房屋。在城堡西北台地處，我們能見到大量殘破磚瓦和建築構件殘片堆積。這里可能是守堡官員的住所，在沒遭到破壞前，可能是一座檔次較高的恢宏建築。
最初設置紅山堡等城障時，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加強長城線上的防守（這在介紹藏兵洞時已談過）；二是「防秋」。所謂「防秋」古已有之，到了明代，韃靼、瓦剌貴族仍然遵循突厥等游牧民族貴族的古例，就是往往於秋天馬肥草盛之際，大舉興兵南侵，這時農耕還正值秋收季節。為此，從隋唐至明，每到這時就要調集大軍戍邊，以保護百姓秋收，因稱之為「防秋」。但在客觀上，其作用並不僅如此。如自嘉靖十年（1531年），王瓊築「頭道邊」，實施「深溝高壘」後，使長城內的「寧鹽大道」和陝北有屏障保護的交通大道相銜接，從而成為商運往來的「黃金商道」。另一方面，又在橫山至清水營各城障設立驛站，其中紅山驛設驛馬18匹，原有驛站3名，新添至7名，往靈州南下關中的驛道，比過去延長了120里，是寧夏鎮軍事供應及軍機文書傳遞、官員往來的必經之道，這就和「寧鹽大道」共同構成了在軍事保護下的兩大主要交通線。另一重要作用，就是長城內外各族人民出入清水營「馬市」及「牛羊小市」進行商品交易和商貿往來，紅山堡是重要通道之一。
據志書記載，明代長城沿線自橫城起至延綏的今定邊界，共有城障21座（城堡之間又根據需要修築的小城堡稱為「障」）。橫城分邊守備17里，清水營守備36里，兩城營之間的18里統歸紅山堡分邊守備。這樣紅山堡一頭挑著橫城營，一頭挑著清水營，其軍事上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正應它在地理上的特殊性，藏兵洞的修建就更容易理解了，大約建於實施深溝高壘的嘉靖十年（1531年）。
紅山堡及其他城障之北的長城基部，一般都設有「暗門」（即類似城門的拱形小券門）可使長城內外相通，由戍軍把手，按照規定開啟。除此之外，明代在修築長城時，還於長城內側每5里築有一座烽火台，紅山堡屬下有4座，即安邊墩、大鶯墩（此墩處的長城上有「暗門」），鎮羅邊墩、窯兒邊墩。烽火台為黃土夯築，也稱煙墩、烽台、烽燧、烽堠、狼煙台，俗稱「煙火墩」。這種墩台，長城上也有設置，專用以軍事報警，白天燃煙，夜間舉火，依次遞相燃放，軍情很快就可傳報到鎮或州所。這種古老的報警方式，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無線電」。
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中規定：「合設煙墩，並看守堠夫，務必時加提調整點，須要廣積桿草，晝夜輪流看望，遇有警急，晝則舉煙，夜則舉火，接遞通報，毋致損壞，有誤軍情聲息……傳報得宜寇敵者，准其功，違者處以軍法」。每座墩台一般設三個戍卒看守，日夜輪流值班。至於傳遞軍情，其法令又規定「令邊堠舉放烽炮，若見敵一、二人至百餘人，舉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萬人以上五烽五炮」。每座烽火台，通常都配備有旗幟、鼓、弩、軟梯、炮石、火葯、火箭、狼糞、牛糞、柴草等。 水洞溝遺址幾乎從發現之日起就引起了爭議。爭議的核心，包括舊石器遺存的技術特點、文化屬性、來龍去脈，還有它和西方舊石器文化的關系。
由於水洞溝遺址中曾經出土了大量具有歐洲莫斯特、奧瑞納文化特徵的石器，與西方出土的石器技術風格極為相似，有學者便據此提出了水洞溝文化「西來說」。同樣的，水洞溝某些地點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我國北方小石器傳統的石製品，又與其同期或稍晚的華北細石器文化存在某種關聯，這兩種類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說」。
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水洞溝在三四萬年前具有豐富的水源和動植物資源，也具有比較優越的生產、生活條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據此推測，大約在4萬年前，有一群原來生活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先民受冰期嚴寒的逼迫，輾轉來到水洞溝繁衍生息，並利用已經掌握的技術，就地取材製作了大量鋒利的石器。但不知何故，他們後來又神秘地消失了。
1919年，比利時傳教士肯特在途經水洞溝時，落腳在「張三小店」。偶然間，肯特在水洞溝斷崖上發現了一具犀牛頭骨化石和一件經過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不久，他在天津遇到法國地質古生物學家桑志華，並把自己在寧夏的發現告訴了他。1923年6月，桑志華和著名學者德日進在結束對甘肅部分地區的考察之後來到水洞溝。他們信步走到斷崖邊，發現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動物化石。不久，一場歷時十二天的考察發掘就此展開，他們總共發掘出了300多公斤的石製品和動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狀器等舊石器。
1960年夏季，中蘇古生物聯合考察隊開進水洞溝，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1963年，被稱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之父」的裴文中親自帶隊，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
1980年寧夏博物館、寧夏地質局聯合考古隊對水洞溝的考古發掘，則是第四次。
2003年至2007年，數十位專家學者滿懷希望又進行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這次，是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隊。這次考古，參加人數最多、歷時最長、發掘范圍最大，收獲也最豐碩。這次，不僅調動了GPS定位儀、全站儀、攝像機等先進設備，而且邀請了地質學、年代學、古人類學、古環境學的專家到現場研討、授課，其考古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
在水洞溝發現的90年間，史前考古大家裴文中、賈蘭坡，中科院院士劉東生等知名專家都曾前來發掘或考察，美國、韓國、法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的專家也都曾遠道而來。 1923年，法國神甫、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等人首次發掘了水洞溝遺址。後來經過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裴文中、賈蘭坡等人以及寧夏考古工作者的悉心研究，確認其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
水洞溝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AA級景區，國家地質公園。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全國文物保護100處重大遺址之一。還被《國家地理》和《中華遺產》雜志聯合評選為中國「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之一」。水洞溝還是我國明代長城、烽燧、城堡、溝塹、藏兵洞、大峽谷、墩台等軍事防禦建築大觀園，是中國目前唯一保存最為完整的長城立體軍事防禦體系。水洞溝的神奇還在於它不僅是三萬年年前遠古人類繁衍生息之地，還是我國明代邊賽重要的軍事防禦重地，在我國有長城的地方很多，但是長城、溝塹、城堡與險峻的大峽谷以及沿峽谷絕壁而鑿的藏兵洞共同組成的立體軍事防禦體系，唯水洞溝有，遍布整個峽谷絕壁的藏兵洞，場面宏大，設計絕妙，洞內坑道、機關、暗器、瞭望台、兵器庫、水井、將軍休息室、議事廳、廚房等設施一應俱全，在這里您可身臨其境的參觀和體驗明代地道戰的驚險和刺激，戰爭的殘酷和明代守軍的聰明才智在這就可零距離體驗和了解，極大滿足了遊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已成為水洞溝的又一大亮點。
過去，考古界將水洞溝遺址與內蒙古薩拉烏蘇遺址合稱為「河套文化」，經過多年的對比研究，發現這兩個遺址的石器在風格和類型上有著顯著的差別。同時，這兩個遺址的形成環境也有較大差異。薩拉烏蘇遺址所處環境乾冷，而水洞溝遺址的環境卻較為溫和，而且各自的文化性質也不相同，應該加以區分或者分別命名。
作為中國三大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而且是中國最早發現並進行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水洞溝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專家說，90年來，水洞溝雖然先後經歷了5次系統考古發掘，但還有許多秘密埋藏在泥土裡。

④ 水洞溝跨越了幾個時期

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領的考察隊再次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第一次明確了水洞溝遺址"包含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個不同時代的遺存"。

國內外學者公認，水洞溝遺址在中國舊石器時代、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佔有特殊地位，對本地區乃至周圍地區以後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很多專家認為，水洞溝文化是東亞舊石器文化中為數不多的可以和歐洲舊石器文化進行對比的一種文化形態。水洞溝石器中，發現有大量的、罕見的、極為明顯的歐洲莫斯特文化和奧瑞納文化技術風格的戈瓦婁哇石核。水洞溝出土的刮削器、尖狀器及鑽頭等工具，"令人吃驚地是同相當古老的奧瑞納文化的形狀接近"。水洞溝文化"好像處在很發達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長的奧瑞納文化之間的半路上，或者是這兩個文化的混合體"。

爭議 ：水洞溝五次發掘及跨越時代與文化層。自水洞溝遺址90多年前首次發掘以來，水洞溝遺址先後經歷了五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物，對業界研究古人類生產生活提供了重要佐證。此次考古發掘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寧夏考古所專家對水洞溝遺址進行第六次考古發掘，將有多位外國考古學家參與發掘，國內各省也將派出舊石器時代研究領域頂尖的20多位專家學者分批次來水洞溝遺址參與挖掘並參加舊石器考古的培訓課程。記者了解到，此次發掘主要是進一步考證第五次發掘時出土的文物作用，重點對水洞溝2號遺址開展發掘，專家們希望能有新的發現，對今後研究石器時代提供更多有價值線索。

水洞溝遺址自1923年首次發掘以來，已經歷過5次正式發掘，出土了5萬多件石器和300多件古動物化石。其中構成水洞溝文化基礎的一些石製品、工具及石器製作修理技術，可以和歐洲、西亞、北非的莫斯特、奧瑞納時期人類棲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出土的大量勒瓦婁哇石核，與歐洲相當古老的奧瑞納文化的形狀接近。對這種地區相隔遙遠，文化雷同的現象，外國著名考古專家認為是人類「大距離遷徙的同化影響」。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等，打破了「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論斷。
水洞溝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水洞溝跨越了新、舊石器時代兩個時期，可以分為5個文化層。最上面的文化層屬新石器時代，距今約有5900年左右。最下面的文化層屬舊石器時代，距今約4萬至1.5萬年，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和北京猿人文化、許家窯文化屬同一系統，是細石器文化的源頭之一，在史前考古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⑤ 水洞溝文化遺址距今已有多少年的歷史

水洞溝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智人時代古人類遺址，遺址距今約為4萬年~約1萬年。

⑥ 位於水洞溝遺址博物院序廳位置的大型雕塑名為。

水洞溝遺址博物館序廳的雕塑為大型組雕，這組名為《發現》的大型雕塑，採用高超的藝術表現形式將時光推移到三萬年前，一群遠古人頂著凜冽的西伯利亞寒風，艱難地跋涉在鄂爾多斯黃沙漫漫的曠野之上。他們隨身攜帶著狩獵的專用工具，利器、帳篷和火種。當他們翻過一道連綿起伏的山樑後，來到一處今天叫做水洞溝的地方，眼前出現一片水草豐美的湖泊，遠處草原上還隱約可見成群奔跑的野馬、野驢和羚羊。顯然，這是一處誘人的地方。他們卸下行裝，就地宿營，水洞溝的文明從此興起，寧夏的歷史也從這里拉開序幕。從這組雕塑中，我們能夠感受到當他們發現水洞溝這片沃土時，歡呼吶喊，欣喜萬分的激動心情~

⑦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的發掘歷史

1919年，比利時傳教士肯特在途經水洞溝時，在水洞溝斷崖上發現了一具犀牛頭骨化石和一件經過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6月，法國地質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得知肯特發現後和著名學者德日進來到水洞溝，發現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動物化石。隨後開始發掘，總共發掘出了300多公斤石製品和動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狀器等舊石器。
1960年夏季，中蘇古生物聯合考察隊開進水洞溝，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1963年，被稱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之父」的裴文中親自帶隊，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
1980年寧夏博物館、寧夏地質局聯合考古隊對水洞溝的第四次考古發掘。
2003年至2007年，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隊對水洞溝又進行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這次考古，參加人數最多、歷時最長、發掘范圍最大，收獲也最豐碩。這次，不僅調動了GPS定位儀、全站儀、攝像機等先進設備，而且邀請了地質學、年代學、古人類學、古環境學的專家到現場研討、授課。
2014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寧夏水洞溝遺址舉行第四屆文化旅遊節以及第六次考古發掘。來自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寧夏考古所的專家，對水洞溝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2002年開始建設，2006年4月對外試營業，2007年4月28日對外正式開放。

⑧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的文物遺存

1963年水洞溝遺址中清理出有野驢、野馬、犀牛、鬣狗、羚羊、轉角羊、牛、豬等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原件一萬一千多件。石器的主要類型有尖狀器、端刮器、刮削器，還有少量的砍伐器。尖裝器中以形狀端正固定、左右對稱明顯、背有縱脊的器形為主要特徵。砍伐器和「二級打法」的石片顯示了水洞溝石器和中國猿人石器的繼承性。還發現用鴕鳥蛋皮單面穿孔製成的圓形裝飾品，用骨片磨製的骨錐，大量人工磨製的「刀片」。
2007年寧夏考古研究所對紅山堡東北角和瓮城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紅山堡內從發掘時保留的剖面，能清楚的看到當時守軍堡寨的房屋基址、用火痕跡、動物遺骸，另外還出土了石磨盤、行軍鍋、旗墩、缸等物品。這些物品充分說明了當時在紅山堡的守軍的後勤也是在自給。
截至2012年，經過六次考古發掘，在水洞溝出土了三萬多件石器和67件古動物化石。其中構成水洞溝文化基礎的一些石製品、工具及石器製作修理技術，可以和歐洲、西亞、北非的莫斯特、奧瑞納時期人類棲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出土的大量勒瓦婁哇石核，與歐洲相當古老的奧瑞納文化的形狀接近。在長達近90年中，從這兒出土了3萬多件古人打制並使用過的石器，還有不少古動物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