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茨游記

㈠ 不知萬國公法,而徒襲戰國縱橫之餘智，捭闔抵戲，卒無當焉而以速尤召侮」一時以為名論，什麼意思

作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准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大，不在於統，而在於分——他引發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同時削弱了羅馬天主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而歐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競爭的基礎之上。

1904年是康有為歐游之始。在漫遊義大利那不勒斯、羅馬、米蘭等城之後，5月16日，康有為從瑞士坐車進入德國，在康斯坦茨下車，泛舟博登湖（Bodensee），此後又坐車進入巴伐利亞，抵達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訪問的第一個德國大城市，在他眼裡，這個城市道路寬廣整潔，宮室新麗，勝過倫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國人的治理，在他看來可歸納為四個字：「嚴肅整齊」，可謂「冠絕歐土」。[9]

無論是普法戰爭，還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戰爭，不過是一兩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國隨處還能見到當年列國爭雄的遺跡。在其1907年《補德國游記》中的《來因觀堡記》中，康有為記錄了自己沿著萊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兩岸的堡壘的經歷。這些不久之前還在使用的堡壘，在德國統一之後就已經廢棄，這引發了康有為深深的感慨。中國人「生於一統之國，萬千里無一戰壘，民多老死，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而歐洲人兩千多年來列國並立，戰亂不斷，相比之下，中國人可以說是幸福得多。然而「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10]從「眾小競爭」中，產生了新的歐洲文明，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形勢。

由於地處寒冷之地，生計艱難，條頓民族的崛起晚於希臘、羅馬之後。[11] 法蘭克王國建立，但國土反復分割和分封，導致君權衰落，與「專尚帝制」的東羅馬帝國形成鮮明對比。[12] 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眾小競爭」之勢。康有為在1904年《德國游記》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傑」：路德為「教門之傑第一」，康德為「哲理之傑第一」，俾斯麥為「功業之傑第一」。[13] 列舉這三者，直接目的是證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4] 但令人驚異的是，康有為不僅認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認為路德的重要性，超過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希臘七賢、哥白尼、培根、哥倫布、瓦特、富蘭克林、達爾文等等偉大人物。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為如此盛贊？作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准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大，不在於統，而在於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舊教的勢力，促生了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在此過程中，不僅教皇的權力衰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日益虛弱，歐洲出現無數獨立的政治單位，在均勢之中，形成了今日的「萬國公法」，即國際法。新教的出現，也大大沖擊了舊教對教育的壟斷，於是新學發揚光大，為新文明奠定基礎。康有為毫不諱言，歐洲的宗教戰爭極其殘酷，尤其是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德民經此久戰，城邑荒蕪，工商凋落，國弊民窮。垂至於俾士麥未統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餘年，役屬於法，不能自振。」[15]

由此來看，路德分裂歐洲，可謂形塑了歐洲新文明的演變路徑，為俾斯麥的事業設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麥所締造的德國，當然也具有歐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徵。但對於養育路德的德意志區域來說，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壞。如果沒有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歐洲建立在「眾小競爭」基礎上的文明形態不會有太大變化，只不過在歐洲的列國爭霸格局中，德意志諸邦只能處於邊緣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麥作為「功業之傑」，對於德國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義。

路德宗教改革毀「一統」，歸「封建」，又何以催生當代歐洲文明？在作於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總結：（1）封建貴族制約君權，為立憲之政奠基；（2）封建勢力眾多，相互牽制，難以相互滅國，於是「競爭則思變而求進，於是政法日加改良，鄰國亦妒而不能下，於是相師；互競互師，日變日長，如水漲則堤高，堤高而水愈漲，攻防迭用，無有已時。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歐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國難以攻滅，導致了大規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間則使新理、新學進一步廣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競爭，導致了宮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無帝者一統，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6] 一言以蔽之，列國競爭是當下新歐洲文明的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