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遺址影響

① 半坡文化的歷史影響

半坡文化屬於黃河中游的原始文化，顯示出北方地理環境的特色，可以說是專北方農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遺屬址是中國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會遺址，也是黃河流域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遺址。距今歷史5600-6700年。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繼承老官台文化。半坡遺址的發掘，是我國首次對一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進行大面積的揭露，並且確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學術上稱它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這為研究中國黃河流域原始氏族社會的性質、聚落布局、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資料。痕跡檢驗專家從半坡遺址陶片上找到了制陶人立體指紋堪稱最早的人類指紋。

② 中國境內已確認的三處古人類遺址分別在哪

北京周口山頂洞人，陝西西安半坡人，穿洞古人類遺址。

1、穿洞古人類遺址位於貴州省安順以北26公里的普定縣城郊，是距今16000年前古人類生活遺跡，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該遺址發掘出人類完整頭骨兩件，哺乳動物碎骨18000件，單個牙齒500多枚，動物化石13個屬或種。出土石制器物20000餘件，骨器1000餘件，以骨錐最多，另有骨鏟、骨針、骨棒等。

此外，發現用火遺跡多處。穿洞遺址一處發現兩具頭骨至今國內無先例，出土的骨器，超過全國發現總和的30倍，一舉摘掉我國舊石器文化中貧骨器的帽子，成為全國第一，世界罕見。

2、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屬晚期智人。因發現於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而得名。1930年發現，1933～1934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進行發掘。與人類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飾物，並發現了中國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質時代為晚更新世末，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距今18865±420年。

3、半坡遺址，有6000－6700多年歷史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聚落遺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滻河東岸，佔地面積約5萬平方米 。

半坡遺址於1953年被發現。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主持，先後對半坡遺址進行了5次較大規模發掘，總計發掘面積1萬平方米，發現有房屋遺跡45座，圈欄2座、窖穴200多個，陶窖遺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約1萬件。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遺址保護大廳改造工程建設的隨工清理中，發現了祭祀等重要遺跡和石硯等重要遺物，這對半坡遺址的聚落形態、文化內涵和社會性質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2)半坡遺址影響擴展閱讀：

人類遺址的價值：

1、人類化石上出現有中兩方基因交流現象，石器文化上卻缺少中西方文化碰撞和兼容，這種復雜的人類演化和文化傳播過程顯然需要不斷補充新證據並加強研究。重慶穿洞古人類化石和石器文化的發現，是揭示三峽地區人類和文化演進的珍貴材料，而且對研究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人類基因交流和文化傳播將產生積極影響。

2、因半坡遺址的發掘，而有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名，與同時期確立的廟底溝類型並駕齊驅，推動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研究與發展，大面積揭露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建立了遺址博物館，對聚落形態和中國原始社會歷史研究有著重要的科學價值。

③ 仰韶文化對後世影響

仰韶文化從發現至今已經90年了。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遺址不斷被發現，仰韶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分期不斷細化，仰韶文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不斷有新的解釋，關於仰韶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也還在爭論中……
相對一個跨越2000多年，縱橫數千里的文化來說，90年顯然並不足以解開所有的謎。
中國文明的起源還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發現九十年國際論壇在剛剛落成的仰韶博物館舉行。位於館前的四座銅像也舉行了揭幕儀式，他們分別是對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四位學者——安特生、袁復禮、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偏偏對考古有興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經過一個多月的發掘，他和我國考古工作者袁復禮等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該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誕生。
仰韶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意義非凡——這是中國考古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以遺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種命名方法後來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通則，沿用至今。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也被視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真正傳入中國的標志性事件。這也是我國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開展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國遠古之文化》正式發表，把仰韶文化確立為中國史前文化，這不僅使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不攻自破，而且讓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紀初，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石器時代。這也是安特生發現仰韶遺址時感慨萬端的原因。他以歐洲著名的丹麥遺址為例，「長為100至300公尺，其廣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為960公尺，東西480公尺，灰土層厚1至5公尺不等。「則可知在石器古人時代其地當為一大村落無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稱為「彩陶文化」。在當時考古很少的中國，由於沒有其它的參照，安特生認為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國本土的，反倒與西方的安諾遺址的彩陶有許多相似之處，通過簡單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來說」。這一學說被西方廣泛認同。
他的西來說刺激了中國考古學家開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尋找仰韶文化的來源與去向。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一處單純的仰韶文化遺址，這也是後來的「西陰文化」，那裡出土陶器上的「西陰紋」後來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現過。
1931年，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梁思永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它的下層是以紅陶和少量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上層是以灰陶和繩紋陶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因為在安陽小屯最先確定，又稱小屯文化。這個三疊層證明不同文化的連續性，有力地駁斥了西來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說，「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說一直伴隨著對仰韶文化的不斷認識。從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到後來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東西二元對立說，再到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龍山一元發展說，發展為現在的多元說，應該說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上世紀50年代末期發現了李家村等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但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70年代在華北地區，磁山裴李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發現，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連續發展性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自80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黃河中心論或中原中心論的一元論終於被多元論所取代。」
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在漫長的史前時期，沒有哪一個地區始終占據領先地位。東北的紅山、江浙的良渚都曾達到相當的高度，黃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才突現出來，並最終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礎，而這與它長期處於各文化區的中間地帶有很大關系。
現在我們更多地講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連續發展性、多元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這是幾代考古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等基本問題依然還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夠帶來多少新觀點？
對於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還有點陌生，但我們一定都知道半坡遺址，也都記得教科書上的那張人面魚紋彩陶盆的照片。它於1955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紅色，由細泥紅陶製成，口沿處繪間斷黑綵帶，內壁以黑彩繪出兩組對稱人面魚紋。在人面雙耳部位也有相對的兩條小魚分置左右，從而構成形象奇特的人魚合體。在兩個人面之間，有兩條大魚作相互追逐狀。整個畫面構圖自由，極富動感，充滿奇幻色彩。

④ 半坡文化

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個沒有貧富差別的原始社會。居住區有壕溝圍繞，以防野獸侵害。房屋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圓形。居住區中央有長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體活動的場所。多種農具、魚獵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經濟生活為農業和漁獵並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紅地黑彩，花紋簡練樸素，繪人面、魚、鹿、植物枝葉及幾何形紋樣。
從陶器上發現二十二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後埋入公共墓地，常隨葬陶器及骨珠等裝飾品。遺址有兩座同性合葬墓，分別埋著兩個男子和四個女子，一般認為是母系氏族社會的葬俗。死亡兒童埋在居住區，多採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隨葬品精緻豐富，表明當時對女孩的愛重。
商周三代時期（公元前21世紀—前221年），是中國古代禮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國古代禮制最為規范的時期。「禮以酒成」，無酒不成禮，因此，夏商周時期也是中國酒禮最復雜、酒與政治結合最為緊密的時期。正因為夏商周時期酒禮最受重視，因此，酒器發展也最為迅速，青銅酒器也就成為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中最為輝煌的亮麗點。
半坡文化是北方農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⑤ 河姆渡遺址與半坡遺址的自然環境有什麼共同特點說明了什麼

河姆渡原始居民是最早種植水稻的人 水稻種植的一個很重要的氣候條件是高溫多雨和雨回熱同期 河姆渡原始答居民居住在長江流域

半坡原始居民主要糧食作物是粟，也是最早種植粟的，粟適合在乾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半坡原始居民居住在陝西西安附近

⑥ 河姆渡氏族和半坡氏族的影響

半坡氏族，5、6千年前生活在黃河流域，河姆渡氏族，七千年前生活在長江流域，起二者都處於母系氏族公社繁榮階段。
具體你可以從網路上看下：
http://ke..com/view/529517.htm
http://ke..com/view/526453.htm
參考資料： http://ke..com/view/526453.htm

⑦ 半坡人飲食

河姆渡文化是長江下游地區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則是黃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它們同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因而對於這兩種文化，尤其是居址選擇作一對比研究，對於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規律是頗有裨益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看來，當時人們所選擇的居住地址就已顯示出他們對於地理環境的適應和善於利用的情況。時代雖然已先後不同了，但是人們在選擇居住地方的時候，依然要注意到飲水的來源。……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遍於全國各地，大體說來，總是鄰近於當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結論，即「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遍於全國各地，大體說來，總是鄰近於當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說是一條普遍規律，當然也適用於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遺址的第四文化層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絕對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間）；河姆渡遺址的第三文化層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絕對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間）；河姆渡遺址的第二文化層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絕對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間）；河姆渡遺址的第一文化層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絕對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經樹輪校正）。[2]在「河姆渡遺址第二層發現了一口木構淺水井，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水井遺跡。井口方形，邊長約2米……井底距當時井口地表約1.35米……水井遺跡的周圍都是黑色淤土層，井旁一角放置幾塊平整的大石塊，推測這淺井是選擇了低窪處開挖的。」[3](P148)
對於人類來說，井的發明無疑是一件大事！「自從發明了打井，人類就可以在遠離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僅大大地開擴了活動范圍，而且改善了人類的飲食衛生條件。」[4](P216)對於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人來說，他們雖然發明了井，但他們的井不僅是「選擇了低窪處開挖的」，而且這低窪處「原先可能是一個天然的或人工開挖的鍋底形水坑，人們取用坑中的水。當坑內水枯竭時，就在坑內挖一豎井。」[4](P217)由於河姆渡人的井是「選擇了低窪處開挖的」，且井底距當時井口地表約1.35米（這口井的深度顯然不能和發現於河北邯鄲澗溝的兩口龍山文化時期的水井相比，因為那兩口水井的深度已達7米之多），這說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應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說井的位置是在遠離地表水源的地方，那麼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會太高，而井只有1.35米深就能見到水是不可想像的。
由於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學家把這種井稱為木構淺井可謂名符其實。即使是淺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沒有推廣開挖，至於在遠離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無從談起了。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的河姆渡文化遺址有20多處，其中包括餘姚龍山鄉朱山、下庄歷山茅湖，鄞縣辰蛟，寧波市八字橋、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縣龍南童家喬等[5](P201)。河姆渡文化遺址雖發現有20多處，但遺址內發現有水井遺跡的卻只有一處，那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木構淺水井遺跡，僅此而已！這樣說來，河姆渡人雖然發明了木構淺水井，但由於他們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沒有推廣開挖，所以他們的居住地也應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事實也正是如此，「姚江從遺址的西部和南部流過，順姚江向東二十五公里即寧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餘姚縣城，南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遺址面積約四萬平方米。遺址所處的地勢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農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積的泥炭層，古代這里可能是一片低窪的沼澤地。根據這些情況來判斷，當時人們就在這樣一個背靠丘陵、面對沼澤的地方生活。」[6]考古學家作出的「當時人們就在這樣一個背靠丘陵、面對沼澤的地方生活」的推斷，不能說沒有道理。

與河姆渡人一樣，半坡人的居地也是處於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體地說，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東郊十餘里的chǎn＠①河東岸一個背倚白鹿原、前臨chǎn＠①河的二級階地上。[7](P10-11)現在的半坡遺址距離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離，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時期卻近在chǎn＠①河岸邊。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為透徹，他說：「到了半坡新石器時期，少陵鴻固、鳳棲諸原之北那條由西南流向東北的河流，已經向北移徙。正是由於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圍的二級階地為當時人所利用。一級階地那時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時期的遺址就近在chǎn＠①河岸邊，不似現在距離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離。」[8](P438)
新石器時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還很有限，他們剛剛從舊石器時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時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過渡，因而不論是河姆渡人還是半坡人，他們不謀而合地選擇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這對於他們的生活是頗為便利的。
一、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人和牲畜的飲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離不開水，人類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會，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還很有限，他們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選擇居址時，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無非是為了人和牲畜飲水的方便，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發展原始的農業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們所以喜歡居住於河流的近旁也並不僅是為了飲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可以進行狩獵，對於他們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沖積層土壤，肥沃疏鬆，當古代的人們已經知道經營農業之後，他們可以利用原始的農具在這些肥沃疏鬆的土壤上從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種植也可以有所收獲。就這一點說來，古代人們選擇河谷附近為他們居住的處所，正是善於利用自然環境的又一例證。這種情形在古代顯然是相當普遍的。」[1](P10-11)居住於河流附近，那裡的土壤比較肥沃，灌溉也比較方便，這對於發展原始農業顯然有利。不過，氣候問題也是我們不應忽視的一個問題。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絕對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間，二期的絕對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間；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離開現在大約有6 700-6 100年了」。[9]這樣說來，半坡人生活的時期，相當於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時間。全新世中期曾出現過世界性的氣候回暖現象，在國外通常叫做「氣候最適宜時期」。在中國，由於這個時期在年代上與仰韶文化有些聯系，所以也稱為「仰韶溫暖時期」（大約距今8 000-3 000年間）。竺可楨先生認為，從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墟時期，我國境內大部分地區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溫度比現在高3℃-5℃。龔高法先生更具體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間的氣候狀況，當時各地氣溫普遍比現在高，但升溫幅度各不相同。在東部地區，隨著緯度的升高，古今溫差增大。東北地區當時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以上，華北地區比現在高2℃-3℃，長江中下游地區比現在高2℃左右，嶺南和台灣比現在高不足2℃。在中國西部地區，溫暖時期升溫幅度隨緯度升高而減少。這一時期我國氣溫帶也相應比現在偏北，亞熱帶北界向北曾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因正值仰韶溫暖時期，氣候溫暖濕潤，加之他們居住於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農業是容易發展起來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雖正值仰韶溫暖時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於南方長江下游地區，半坡人是生活於北方黃河流域的渭水支流——chǎn＠①河東岸，由於地形和季風的影響，南北的氣候還是有差別的。嚴文明先生指出：「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好像三級巨大的階梯：最高階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級階梯有蒙新高原、黃土高原和去貴高原等，海拔約1 000-1 500米左右；低級階梯是廣大的東部平原和丘陵地帶，除少數山脈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這三級階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對歐亞大陸腹地，面對遼闊的太平洋。由於地形和季風的影響，低級階梯濕潤多雨，中級階梯多屬乾旱或半乾旱氣候，高級階梯則嚴寒而乾燥。因此，在整個史前時代，人類的活動地區主要是在低級階梯和低級與中級階梯相交接的地區。這個地區跨越的緯度極大，自然地理條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熱而多瘴癘，人類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緯度地區，即大致包括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左近區域，才是最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後來更成為農業起源的溫床。」[9](P2)從嚴文明先生的話中，我們可以推知，不論是河姆渡人還是半坡人，他們生活的地區都是「最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只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東部平原或丘陵地區為低級階梯，濕潤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黃土高原地區為中級階梯，屬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因而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農業經濟，即河姆渡人發展了以稻為主的水田農業，而半坡人則發展了以粟為主的半旱作農業。
對於半坡人來說，他們的生產以農業為主，種植的農作物是比較耐旱的粟，因為在半坡遺址多處發現有粟的遺存。另外，半坡人還種植芥菜或白菜，因為在半坡遺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儲存有炭化菜籽，經鑒定是芥菜或白菜一類的種子。至於半坡人的生產工具，《西安半坡》一書中記有：「主要為石、骨、陶三類，這三類工具的比數是：石制的佔17%，骨制的佔18.5%，陶制的佔63.2%。陶制工具數量所佔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點。半坡的石斧用於刀耕火種、砍伐樹木和翻地，而主要用於製作耒耜和其它生產、生活用具。這樣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為經濟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絕大多數兩側帶有缺口，為拴繩索之用。使用時把繩索套於大姆指上，以免刀從手中脫落。此外，大量陶質和石質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於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農產量之豐和原始農業的發達。半坡的石磨盤和磨棒數量少，製作粗劣，遠遜於磁山和裴李崗，說明半坡農業離開原始農業的早期已較遠。」[10]半坡遺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數量差不多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這說明半坡的糧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盤、石磨棒之類的石質碾磨器。另外，從民族學的資料看，石質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雖都很早，但在發展過程中，杵臼卻逐漸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從收割穀物到加工穀物，都各有專門的工具，當然他們也有專門儲藏糧食的場所，這就是各種形狀的窖穴。
對於河姆渡人來說，他們經營的是以稻為主的水田農業，因為在「河姆渡第4層較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現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於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經營的是水田農業，那麼砍伐林木並不是經常性的工作，而開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農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農具是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製成的骨耜，兩次發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於第三和第四文化層。骨耜因長期使用而通體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殘缺而變成雙叉形。這是一種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於翻土和挖溝。此外，河姆渡人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發展原始的漁獵經濟
1.半坡人的漁獵經濟。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遺址的發現，顯示出仰韶時期關中已經有了農業，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話表明，半坡人雖然已經發展了原始的農業，但他們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麼森林裡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據半坡遺址的孢粉分析，計有冷杉、松、雲杉、鐵杉、柳、胡桃、樺、鵝耳櫪、櫟、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②形科、lǜ＠③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類。除此之外還有榛、栗、朴等樹。森林是動物的樂園。森林的存在，為動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環境。正是由於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著許許多多的動物，除獐和竹鼠外，絕大多數屬於華北動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別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蓋寬廣，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時有不同。降水量少時，也許所降的水分完全為植被含蓄，不會立時多有流出，更不會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漲猛落，就如後世諸山皆童處的河流那樣。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蓋率的制約，就不至於猛漲猛落，能比較長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僅從這一點看，當時chǎn＠①河的水量就應該比較現在為大。」[8](P447)當時chǎn＠①河裡生存著許多種魚，其中就有鯉科的魚類[15]。在半坡遺址中，不僅出土了石網墜和精巧而帶倒鉤的魚叉、魚鉤，而且在當時的彩陶上還繪有魚、魚網以及人面魚紋等精美圖像，這說明半坡人不僅學會了釣魚、叉魚，而且也學會了用網捕魚。捕魚方法的多樣化，說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農業和狩獵業外，捕魚業也是比較發達的。正因為chǎn＠①水裡有魚可捕，才使當時的半坡人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為居住的地區。[13](P53)
2.河姆渡人的漁獵經濟。生活於北方黃河流域的半坡人，雖然其氣候和環境為半乾旱性氣候，但由於在他們附近的森林裡還生長有獐和竹鼠這兩種動物，而「這兩種動物的存在也說明了溫暖濕潤的氣候能波及到此區」。[14]溫暖濕潤的氣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區，那麼生活於南方長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人，他們那兒的氣候不僅溫暖濕潤，而且更是溫熱濕潤了。正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溫熱濕潤，所以那兒的植被覆蓋良好，而且應有成片的森林。我們至少可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是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現了與干欄式建築遺跡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僅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就殘存220餘根[12](P190)，如果當地沒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構件是怎麼來的？二是在河姆渡遺址第二層發現的一口邊長約2米的木構淺水井（井深僅1.35米）中，除每邊豎靠坑壁向下打進幾十根排樁外，排樁之上平卧的長圓木有16根，水井外圍一圈呈圓形分布的柵欄樁有28根，此外井內尚有呈輻射狀的小圓木構件[3](P148)，如果當地沒有成片森林，一口淺井就用這么多的木材，也是難以理解的。
森林是動物的理想棲居地。正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裡生活著大量的野生動物，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4種。其中鹿科動物最多，因為該遺址出土的鹿科動物標本僅鹿角一項就400多件。此外還有亞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紅面猴四種，現在已不見於浙江省境內和毗鄰地區，有的國內尚未發現現生種。[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動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動物是河姆渡人獵取的主要目標。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捕獲的獵物時多時少。在獵物多而吃不完時，他們就把活的獵物暫時圈養起來。這樣，家畜飼養業也就發展起來了。他們「飼養的家畜，種類有狗，豬和水牛。出土的全部豬的標本中，幼年個體佔54%，與半坡遺址情況相似，屬於早期人工飼養的現象，河姆渡還出土一個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紋和獵紋，形象地表明了種稻和養豬，是當地居民的兩個互相依存的重要生產項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動物和家畜，不僅「給當時人們的衣著和食物提供了豐富的來源」[5](P208)，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生產工具。據統計「河姆渡遺址的第四文化層出土的生產工具中，以獸骨製造的生產工具達600多件，占生產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個背靠丘陵、面對沼澤的地方生活」，姚江從它的西部和南部流過，由於當地植被覆蓋良好，因而沼澤和姚江的水量很大，並且生存著豐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魚、龜、鱉、鱷、水獺、鯨魚等，而鯨魚更大的可能應是生活於姚江之中。
與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魚方法並不單調。他們除了用魚鏢捕魚外，還用弓箭射魚，因為「考慮到遺址里未見網墜一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的骨鏃可能是用來射魚的」。[3](P147)這可能用來射魚的骨鏃，是「一種柳葉形的箭頭，鋒端特別尖細，突出如針狀」。[5](P203)河姆渡遺址雖然未見網墜之類的漁具，但卻出土了木槳，「反映出當時人們除用舟輯作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還藉助舟楫，撤網捕魚」。[11](P136)
四、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原始人的交通往來
史念海先生指出：「實際上當時人們居住於河流的近旁，應當和交通問題有關。一葦之航原比翻山越嶺為容易，就是不便於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來往，途徑也是較為平坦的，古代的人們不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邊選擇住地，而且還特意選擇到兩河交會的地方，正是這樣的意思。」[1](P12)由於河姆渡遺址已經發現了木槳，而屬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寶雞北首嶺遺址也發現了舟型陶壺。因此，不論是半坡人還是河姆渡人，他們除了利用舟楫撒網捕魚外，無疑也把舟楫作為水上交通工具。

⑧ 關於仰韶文化的問題 高分!!!

1 圖案是用來記錄生抄活或是僅作為視覺享受的，所以瓶底沒圖案。
2 瓶口大主要是為了滿足「容器、盛器」的性質，瓶底小於瓶口可能也是遠古人處於力的平衡穩定方面的考慮。
3 打孔是為了穿繩，方便運送。也有裝飾的原因。

⑨ 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建築對後世的影響 麻煩具體些，500字左右，我要具體的影響

中國古建築的影響范圍遍及半個亞洲和眾多少數民族地區，在世界建築歷史中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一、穴居
《易·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隨著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後又被地面建築所代替。
二、巢居
《韓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從此建築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築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三、真正建築誕生
農耕社會的到來，引導人們走出洞穴，走出叢林。

中國建築，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光輝的成就。從陝西半坡遺址發掘的方形或圓形淺穴式房屋發展到現在，已有六、七千年的歷史。修建在崇山峻嶺之上、蜿蜒萬里的長城，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奇跡；建於隋代的河北趙縣的安濟橋，在科學技術同藝術的完美結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橋梁科學的前列；現存的高達67.1米的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是世界現存最高的木結構建築；北京明、清兩代的故宮，則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建築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規模建築群。至於我國的古典園林，它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使它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中的一顆明珠。這一系列現存的技術高超、藝術精湛、風格獨特的建築，在世界建築史上自成系統，獨樹一幟，是我國古代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象一部部石刻的史書，讓我們重溫著祖國的歷史文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時它也是一種可供人觀賞的藝術，給人以美的享受，所以，我國古代的建築藝術也是美術鑒賞的重要對象。而要鑒賞建築藝術，除了需要理解建築藝術的主要特徵外，還要了解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一些重要特點，然後再通過比較典型的實例，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

一、巧妙而科學的框架式結構
這是中國古代建築在建築結構上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因為中國古代建築主要是木構架結構，即採用木柱、木樑構成房屋的框架，屋頂與房檐的重量通過梁架傳遞到立柱上，牆壁只起隔斷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重量的結構部分。「牆倒屋不塌」這句古老的諺語，概括地指出了中國建築這種框架結構最重要的特點。這種結構，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滿足生活和生產所提出的千變萬化的功能要求。同時，由於房屋的牆壁不負荷重量，門窗設置有極大的靈活性。此外，由這種框架式木結構形成了過去宮殿、寺廟及其它高級建築才有的一種獨特構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塊和弓形的橫木組成，縱橫交錯，逐層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這種構件既有支承荷載梁架的作用，又有裝飾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後，由於結構簡化，將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結構作用幾乎完全消失，變成了幾乎是純粹的裝飾品.

二、庭院式的組群布局
從古代文獻記載，繪畫中的古建築形象一直到現存的古建築來看，中國古代建築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種簡明的組織規律，這就是每一處住宅、宮殿、官衙、寺廟等建築，都是由若干單座建築和一些圍廊、圍牆之類環繞成一個個庭院而組成的。一般地說，多數庭院都是前後串連起來，通過前院到達後院，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幼有序，內外有別」的思想意識的產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應和外界隔絕的人物（如貴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離外門很遠的庭院里，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層層深入的空間組織。宋朝歐陽修《蝶戀花》詞中有「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字句，古人曾以「侯門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處，就都形象地說明了中國建築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徵。

同時，這種庭院式的組群與布局，一般都是採用均衡對稱的方式，沿著縱軸線（也稱前後軸線）與橫軸線進行設計。比較重要的建築都安置在縱軸線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兩側的橫軸線上，北京故宮的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體現這一組群布局原則的典型實例。這種布局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和禮教制度密切相關的。它最便於根據封建的宗法和等級觀念，使尊卑、長幼、男女、主僕之間在住房上也體現出明顯的差別。中國的這種庭院式的組群布局所造成的藝術效果，與歐洲建築相比，有它獨特的藝術魅力。一般地說，一座歐洲建築，是比較一目瞭然的。而中國的古建築，卻象一幅中國畫長卷，必須一段段地逐漸展看，不可能同時全部看到。走進一所中國古建築也只能從一個庭院走進另一個庭院，必須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北京的故宮就是最傑出的一個範例，人們從天安門進去，每通過一道門，進入另一庭院；由庭院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變換，給人以深切的感受。故宮的藝術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了。

三、豐富多採的藝術形象
如前所述，建築不僅僅是技術科學，而且是一種藝術。中國古代建築經過長時期的努力，同時吸收了中國其他傳統藝術，特別是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等造型藝術的特點，創造了豐富多採的藝術形象，並在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點。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1、富有裝飾性的屋頂
中國古代的匠師很早就發現了利用屋頂以取得藝術效果的可能性。《詩經》里就有「作廟翼翼」之句，說明三千年前的詩人就已經在詩中歌頌祖廟舒展如翼的屋頂。到了漢朝，後世的五種基本屋頂式樣——四面坡的「廡殿頂」，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圓形的「攢尖頂」，兩面坡但兩山牆與屋面齊的「硬山頂」，兩面坡而屋面挑出到山牆之外的「懸山頂」，以及上半是懸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頂」就已經具備了。我國古代匠師充分運用木結構的特點，創造了屋頂舉折和屋面起翹、出翹，形成如鳥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頂各部分柔和優美的曲線。同時，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適當的雕飾，檐口的瓦也加以裝飾性的處理。宋代以後，又大量採用琉璃瓦，為屋頂加上顏色和光澤，再加上後來又陸續出現其它許多屋頂式樣，以及由這些屋頂組合而成的各種具有藝術效果的復雜形體，使中國古代建築在運用屋頂形式創造建築的藝術形象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成為中國古代建築重要的特徵之一。

2、襯托性建築的應用
襯托性建築的應用，是中國古代宮殿、寺廟等高級建築常用的藝術處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襯托主體建築。最早應用的並且很有藝術特色的襯托性建築便是從春秋時代就已開始的建於宮殿正門前的「闕」。到了漢代，除宮殿與陵墓外，祠廟和大中型墳墓也都使用。現存的四川雅安高頤墓闕，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漢代墓闕的典型作品。漢代以後的雕刻、壁畫中常可以看到各種形式的闕，到了明清兩代，闕就演變成現在故宮的午門。其它常見的富有藝術性的襯托性建築還有宮殿正門前的華表、牌坊、照壁、石獅等。

3、色彩的運用 中國古代的匠師在建築裝飾中最敢於使用色彩也最善於使用色彩。這個特點是和中國建築的木結構體系分不開的。因為木料不能經久，所以，中國建築很早就採用在木材上塗漆和桐油的辦法，以保護木質和加固木構件用榫卯結合的關接，同時增加美觀，達到實用、堅固與美觀相結合。以後又用丹紅裝飾柱子、梁架或在斗拱梁、枋等處繪制彩畫。經過長期的實踐，中國建築在運用色彩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在北方的宮殿、官衙建築中，很善於運用鮮明色彩的對比與調和。房屋的主體部分、也即經常可以照到陽光的部分，一般用暖色，特別是用朱紅色；房檐下的陰影部分，則用藍綠相配的冷色。這樣就更強調了陽光的溫暖和陰影的陰涼，形成一種悅目的對比。朱紅色門窗部分和藍、綠色的檐下部分往往還加上金線和金點，藍、綠之間也間以少數紅點，使得建築上的彩畫圖案顯得更加活潑，增強了裝飾效果。一些重要的紀念性建築，如北京的故宮、天壇等再加上黃色、綠色或藍色的琉璃瓦，下面並襯以一層乃至好幾層雪白的漢白玉台基和欄桿，在華北平原秋高氣爽、萬里無雲的蔚藍天空下，它的色彩效果是無比動人的。當然這種色彩風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與北方的自然環境有關。因為在平坦廣闊的華北平原地區，冬季景色的色彩是很單調嚴酷的。在那樣的自然環境中，這種鮮明的色彩就為建築物帶來活潑和生趣。基於相同原因，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建築的色彩一方面為封建社會的建築等級制度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南方終年青綠、四季花開，為了使建築的色彩與南方的自然環境相調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較淡雅，多用白牆、灰瓦和栗、黑、墨綠等色的樑柱，形成秀麗淡雅的格調。這種色調在比較炎熱的南方的夏天裡使人產生一種清涼感，不像強烈的顏色容易令人煩躁。從這里也可知道，我國古建築的色彩的運用，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種主要格調外，隨著民族和地區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別。中國古代建築的類型很多，主要有宮殿、壇廟、寺觀、佛塔、民居和園林建築等。其中宮殿與園林建築的成就最為突出。所以，這里著重欣賞宮殿建築和園林藝術。

⑩ 6千多年前,半坡人的吃、住、行。

半坡人的居地也是處於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體地說，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東郊十餘里的chǎn＠①河東岸一個背倚白鹿原、前臨chǎn＠①河的二級階地上。[7](P10-11)現在的半坡遺址距離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離，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時期卻近在chǎn＠①河岸邊。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為透徹，他說：「到了半坡新石器時期，少陵鴻固、鳳棲諸原之北那條由西南流向東北的河流，已經向北移徙。正是由於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圍的二級階地為當時人所利用。一級階地那時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時期的遺址就近在chǎn＠①河岸邊，不似現在距離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離。」[8](P438)
新石器時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還很有限，他們剛剛從舊石器時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時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過渡，因而不論是河姆渡人還是半坡人，他們不謀而合地選擇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這對於他們的生活是頗為便利的。
一、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人和牲畜的飲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離不開水，人類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會，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還很有限，他們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選擇居址時，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無非是為了人和牲畜飲水的方便，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發展原始的農業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們所以喜歡居住於河流的近旁也並不僅是為了飲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可以進行狩獵，對於他們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沖積層土壤，肥沃疏鬆，當古代的人們已經知道經營農業之後，他們可以利用原始的農具在這些肥沃疏鬆的土壤上從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種植也可以有所收獲。就這一點說來，古代人們選擇河谷附近為他們居住的處所，正是善於利用自然環境的又一例證。這種情形在古代顯然是相當普遍的。」[1](P10-11)居住於河流附近，那裡的土壤比較肥沃，灌溉也比較方便，這對於發展原始農業顯然有利。不過，氣候問題也是我們不應忽視的一個問題。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絕對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間，二期的絕對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間；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離開現在大約有6 700-6 100年了」。[9]這樣說來，半坡人生活的時期，相當於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時間。全新世中期曾出現過世界性的氣候回暖現象，在國外通常叫做「氣候最適宜時期」。在中國，由於這個時期在年代上與仰韶文化有些聯系，所以也稱為「仰韶溫暖時期」（大約距今8 000-3 000年間）。竺可楨先生認為，從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墟時期，我國境內大部分地區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溫度比現在高3℃-5℃。龔高法先生更具體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間的氣候狀況，當時各地氣溫普遍比現在高，但升溫幅度各不相同。在東部地區，隨著緯度的升高，古今溫差增大。東北地區當時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以上，華北地區比現在高2℃-3℃，長江中下游地區比現在高2℃左右，嶺南和台灣比現在高不足2℃。在中國西部地區，溫暖時期升溫幅度隨緯度升高而減少。這一時期我國氣溫帶也相應比現在偏北，亞熱帶北界向北曾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因正值仰韶溫暖時期，氣候溫暖濕潤，加之他們居住於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農業是容易發展起來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時期雖正值仰韶溫暖時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於南方長江下游地區，半坡人是生活於北方黃河流域的渭水支流——chǎn＠①河東岸，由於地形和季風的影響，南北的氣候還是有差別的。嚴文明先生指出：「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好像三級巨大的階梯：最高階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級階梯有蒙新高原、黃土高原和去貴高原等，海拔約1 000-1 500米左右；低級階梯是廣大的東部平原和丘陵地帶，除少數山脈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這三級階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對歐亞大陸腹地，面對遼闊的太平洋。由於地形和季風的影響，低級階梯濕潤多雨，中級階梯多屬乾旱或半乾旱氣候，高級階梯則嚴寒而乾燥。因此，在整個史前時代，人類的活動地區主要是在低級階梯和低級與中級階梯相交接的地區。這個地區跨越的緯度極大，自然地理條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熱而多瘴癘，人類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緯度地區，即大致包括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左近區域，才是最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後來更成為農業起源的溫床。」[9](P2)從嚴文明先生的話中，我們可以推知，不論是河姆渡人還是半坡人，他們生活的地區都是「最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只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東部平原或丘陵地區為低級階梯，濕潤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黃土高原地區為中級階梯，屬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因而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農業經濟，即河姆渡人發展了以稻為主的水田農業，而半坡人則發展了以粟為主的半旱作農業。
對於半坡人來說，他們的生產以農業為主，種植的農作物是比較耐旱的粟，因為在半坡遺址多處發現有粟的遺存。另外，半坡人還種植芥菜或白菜，因為在半坡遺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儲存有炭化菜籽，經鑒定是芥菜或白菜一類的種子。至於半坡人的生產工具，《西安半坡》一書中記有：「主要為石、骨、陶三類，這三類工具的比數是：石制的佔17%，骨制的佔18.5%，陶制的佔63.2%。陶制工具數量所佔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點。半坡的石斧用於刀耕火種、砍伐樹木和翻地，而主要用於製作耒耜和其它生產、生活用具。這樣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為經濟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絕大多數兩側帶有缺口，為拴繩索之用。使用時把繩索套於大姆指上，以免刀從手中脫落。此外，大量陶質和石質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於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農產量之豐和原始農業的發達。半坡的石磨盤和磨棒數量少，製作粗劣，遠遜於磁山和裴李崗，說明半坡農業離開原始農業的早期已較遠。」[10]半坡遺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數量差不多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這說明半坡的糧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盤、石磨棒之類的石質碾磨器。另外，從民族學的資料看，石質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雖都很早，但在發展過程中，杵臼卻逐漸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從收割穀物到加工穀物，都各有專門的工具，當然他們也有專門儲藏糧食的場所，這就是各種形狀的窖穴。
對於河姆渡人來說，他們經營的是以稻為主的水田農業，因為在「河姆渡第4層較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現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於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經營的是水田農業，那麼砍伐林木並不是經常性的工作，而開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農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農具是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製成的骨耜，兩次發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於第三和第四文化層。骨耜因長期使用而通體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殘缺而變成雙叉形。這是一種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於翻土和挖溝。此外，河姆渡人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發展原始的漁獵經濟
1.半坡人的漁獵經濟。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遺址的發現，顯示出仰韶時期關中已經有了農業，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話表明，半坡人雖然已經發展了原始的農業，但他們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麼森林裡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據半坡遺址的孢粉分析，計有冷杉、松、雲杉、鐵杉、柳、胡桃、樺、鵝耳櫪、櫟、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②形科、lǜ＠③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類。除此之外還有榛、栗、朴等樹。森林是動物的樂園。森林的存在，為動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環境。正是由於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著許許多多的動物，除獐和竹鼠外，絕大多數屬於華北動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別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蓋寬廣，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時有不同。降水量少時，也許所降的水分完全為植被含蓄，不會立時多有流出，更不會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漲猛落，就如後世諸山皆童處的河流那樣。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蓋率的制約，就不至於猛漲猛落，能比較長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僅從這一點看，當時chǎn＠①河的水量就應該比較現在為大。」[8](P447)當時chǎn＠①河裡生存著許多種魚，其中就有鯉科的魚類[15]。在半坡遺址中，不僅出土了石網墜和精巧而帶倒鉤的魚叉、魚鉤，而且在當時的彩陶上還繪有魚、魚網以及人面魚紋等精美圖像，這說明半坡人不僅學會了釣魚、叉魚，而且也學會了用網捕魚。捕魚方法的多樣化，說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農業和狩獵業外，捕魚業也是比較發達的。正因為chǎn＠①水裡有魚可捕，才使當時的半坡人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為居住的地區。[13](P53)
2.河姆渡人的漁獵經濟。生活於北方黃河流域的半坡人，雖然其氣候和環境為半乾旱性氣候，但由於在他們附近的森林裡還生長有獐和竹鼠這兩種動物，而「這兩種動物的存在也說明了溫暖濕潤的氣候能波及到此區」。[14]溫暖濕潤的氣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區，那麼生活於南方長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人，他們那兒的氣候不僅溫暖濕潤，而且更是溫熱濕潤了。正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溫熱濕潤，所以那兒的植被覆蓋良好，而且應有成片的森林。我們至少可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是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現了與干欄式建築遺跡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僅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就殘存220餘根[12](P190)，如果當地沒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構件是怎麼來的？二是在河姆渡遺址第二層發現的一口邊長約2米的木構淺水井（井深僅1.35米）中，除每邊豎靠坑壁向下打進幾十根排樁外，排樁之上平卧的長圓木有16根，水井外圍一圈呈圓形分布的柵欄樁有28根，此外井內尚有呈輻射狀的小圓木構件[3](P148)，如果當地沒有成片森林，一口淺井就用這么多的木材，也是難以理解的。
森林是動物的理想棲居地。正是由於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裡生活著大量的野生動物，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4種。其中鹿科動物最多，因為該遺址出土的鹿科動物標本僅鹿角一項就400多件。此外還有亞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紅面猴四種，現在已不見於浙江省境內和毗鄰地區，有的國內尚未發現現生種。[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動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動物是河姆渡人獵取的主要目標。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捕獲的獵物時多時少。在獵物多而吃不完時，他們就把活的獵物暫時圈養起來。這樣，家畜飼養業也就發展起來了。他們「飼養的家畜，種類有狗，豬和水牛。出土的全部豬的標本中，幼年個體佔54%，與半坡遺址情況相似，屬於早期人工飼養的現象，河姆渡還出土一個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紋和獵紋，形象地表明了種稻和養豬，是當地居民的兩個互相依存的重要生產項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動物和家畜，不僅「給當時人們的衣著和食物提供了豐富的來源」[5](P208)，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生產工具。據統計「河姆渡遺址的第四文化層出土的生產工具中，以獸骨製造的生產工具達600多件，占生產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個背靠丘陵、面對沼澤的地方生活」，姚江從它的西部和南部流過，由於當地植被覆蓋良好，因而沼澤和姚江的水量很大，並且生存著豐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魚、龜、鱉、鱷、水獺、鯨魚等，而鯨魚更大的可能應是生活於姚江之中。
與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魚方法並不單調。他們除了用魚鏢捕魚外，還用弓箭射魚，因為「考慮到遺址里未見網墜一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的骨鏃可能是用來射魚的」。[3](P147)這可能用來射魚的骨鏃，是「一種柳葉形的箭頭，鋒端特別尖細，突出如針狀」。[5](P203)河姆渡遺址雖然未見網墜之類的漁具，但卻出土了木槳，「反映出當時人們除用舟輯作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還藉助舟楫，撤網捕魚」。[11](P136)
四、居住於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於原始人的交通往來
史念海先生指出：「實際上當時人們居住於河流的近旁，應當和交通問題有關。一葦之航原比翻山越嶺為容易，就是不便於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來往，途徑也是較為平坦的，古代的人們不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邊選擇住地，而且還特意選擇到兩河交會的地方，正是這樣的意思。」[1](P12)由於河姆渡遺址已經發現了木槳，而屬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寶雞北首嶺遺址也發現了舟型陶壺。因此，不論是半坡人還是河姆渡人，他們除了利用舟楫撒網捕魚外，無疑也把舟楫作為水上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