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展示發掘

Ⅰ 河姆渡遺址所發掘出來了哪些工具

一是伐木工具：主來要是石斧，江蘇源吳縣出土的石斧、木柄與石斧頭結合，也用榫卯結合固定。用這種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斷地砍，最後截斷。二是成材工具：截斷長木的橫斷操作，使用石斧，與上面的工藝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頭用石斧製作；卯眼則用石鑿、骨鑿、角鑿、木棒及槌等工具。

Ⅱ 周口店遺址的考古發掘有怎樣的意義

意義：

周口店遺址是世界范圍內更新世古人類遺址中內涵豐富、材料齊全和具有科研價值的遺址之一 ，也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一個罕見的歷史證據，而且也闡明了人類進化的進程。

周口店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科學研究，是世界人類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周口店遺址遺產區和緩沖區范圍內擁有表達周口店遺址價值的所有必要元素，發現古人類化石的地點和古人類的生存環境以及20世紀20－30年代時科學家們的發掘研究歷程都得到完整的保存，可以准確地體現其重要的科學價值。

北京人是屬於從古猿進化到智人的中間環節的原始人類，這一發現在生物學、歷史學和人類發展史研究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2)遺址展示發掘擴展閱讀：

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第1地點（猿人洞）2009年—2014年的清理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大量具有科研價值的人類文化遺存。古人類用火遺物、遺跡的密集出現， 為「北京人」用火行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素材。

據介紹，第1地點（猿人洞）是周口店遺址的心臟，是遺址最具科學價值的標志性堆積體，保存了遺址最完整的地層序列和豐富的科學信息。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發掘以來，長期遭受日曬、雨淋、風蝕等自然力的破壞。為做好猿人洞的保護、研究工作，國家文物局於2009年批准對該部位進行發掘。這是周口店遺址自1937年大規模系統發掘停止後72年內首次進行的以遺址保護為主旨的搶救性清理發掘。

在2009年—2014年的清理發掘過程中，先後完成了猿人洞西剖面第3層和第4層的清理發掘工作。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猿人洞搶救性清理發掘隊隊長張雙權介紹。

在第4層堆積中上部、下部，共出土可鑒定標本上萬件，其中包括近4000件石製品（原料基本為脈石英，另有水晶、燧石、白雲岩、細砂岩等，石製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斷塊、斷片、碎屑等）。

可鑒定的大中型動物骨骼標本3000多件（包括碩獼猴、腫骨大角鹿、葛氏斑鹿、馬鹿、梅花鹿、野豬、犀牛、三門馬、鬣狗等），另外還出土了嚙齒類、鳥類等小型動物化石2000餘件。

Ⅲ 含嘉倉的發掘保護

市大遺址辦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市入選大運河申遺項目之一的含嘉倉160號倉窖遺址，因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糧食而出名。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的考古發掘結束後，市文物部門就對其進行了保護展示。
此次，為更好地對160號倉窖進行保護展示，助力大運河申遺，我市啟動了含嘉倉160號倉窖保護展廳改建工程，將原有的保護棚拆除，再建一座鋼架結構保護棚。
該負責人說，新的保護棚為獨棟式布局，力求全面展示含嘉倉城的基本格局。改建工程已進入收尾階段，預計月底完工。
前石碑上刻著「含嘉倉遺址」。鐵門院內種植花草，建有遺址保護房。保護房內便是含嘉倉160號窖的發掘遺址。 確認含嘉倉存在的銘磚如今就在洛陽博物館「運河中樞——大運河與洛陽」的展廳內，它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20世紀70年代，含嘉倉遺址發掘結束後，洛陽市文物部門對160號倉窖坑口進行加固，並修建了磚木結構的保護房，直到2013年年初，這座保護房已為倉窖守護約40年。
由於保護房內部設施較簡陋，3月底，洛陽市文物部門正式啟動160號倉窖保護展廳改建工程，在原址搭建起一座鋼結構的保護房，這樣，160號倉窖無需「移步」，便可「喬遷」新居。
出土炭化穀物 160號倉窖成含嘉倉唯一保護展示的倉窖遺址
含嘉倉是唐代著名的官倉，1971年1月，洛陽博物館為配合洛陽鐵路分局的基本建設，在進行文物鑽探時首次發現了含嘉倉遺址。其中，160號倉窖發掘時，窖內還保存有炭化穀物，這使其在已探明的近300座倉窖中，具有重大研究和觀瞻價值，成為含嘉倉唯一一個保護展示的倉窖遺址。
由於地處隴海鐵路要道，160號倉窖遺址兩側均緊鄰鐵路，想要對遺址保護展示，難度極大，不過，市文物部門還是克服了地理困難，除改建保護房，還為160號倉窖搭建了一個小小院落，增建了機房、辦公用房、衛生間、花圃等，地方雖然不大，但功能相對齊全，目前已基本完工。

Ⅳ 夏朝的考古發掘與文化遺址

夏朝的遺址集中在河南偃師二里頭處，學界稱「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遺址發現，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稱為洛達廟類型。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里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於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干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繫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里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陝縣七里鋪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 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為二里頭文化，並做為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20世紀80年代，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陝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銅器冶鑄、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Ⅳ 三星堆遺址的發掘歷程

三星堆是三座長約數十米至百米、高約5米至8米，連結成一線的土堆，分布在馬牧河西岸東、南、西三面的台地上。關於三星堆其名，有一個美麗的神話。傳說玉皇大帝從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廣漢的湔江之畔後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於平原之上，猶如一條直線上分布的三顆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馬河對岸，有一高出周圍的弧形台地，富於奇想的人們於是將這片台地起名為月亮灣。三星堆與月亮灣隔河相望，亘古而來，形成了廣漢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當地農民燕道誠與兒子燕青於1929年春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後，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於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經四川省教育廳頒發執照，廣漢縣政府批准，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發掘收獲豐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這些文物後交由華西大學博物館收藏。此次考古發掘的成果被葛維漢整理成《漢州發掘簡報》，發表於1936年的《華西邊疆月刊》，文中將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為「廣漢文化」。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後，發掘就長期停滯。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調查三星堆、月亮灣，首次發現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遺址，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梁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 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馮先生當時曾預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遺址，說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 對三星堆的初步考古發掘，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根據已有成果，考古學家推測三星堆、月亮灣是商周時期古蜀國都邑所在，但是並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銅器皿，更沒有找到相應的文字記載。而三星堆也漸漸成為當地磚廠取土作業的場所，偌大的土堆漸漸被夷為平地。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後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跡，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系。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
1986年7月18日，當地磚廠取土的工地上傳來消息，工人在那裡挖出了一塊玉石器。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立即派考古隊前往調查，發現那是一塊長約40厘米的玉璋，已經被挖碎。考古隊立即封鎖現場，進行搶救性發掘。從7月18日至8月14目，共開掘25平米的探方6個。
7月23日凌晨2點30分，考古人員發掘出了一根黃金手杖，手杖的芯為木質，以黃金卷包，上有奇特圖案，分別是2隻背對的魚、2隻背對的鳥、2顆對稱的頭戴五齒高冠的人頭，這樣的手杖在中國考古史上尚屬首次發現，決非等閑之物。考古人員在出土金杖的地方，發現了一個大坑。坑為長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長約4.5米，寬約3.5米；坑底平整，長4.1米，寬2.8米，深逾1.6米。坑內出土了金、銅、玉、石、骨、陶、象牙等質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銅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還有海貝和大約3立方米左右的燒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東南坑壁的東端；玉鑿、玉錛、石斧、玉斧等形制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見少量玉石器；銅「瑗」分布在整個坑內；銅人頭像、銅人面像、銅田、銅尊等大型銅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帶；金杖出於坑的中部偏西。根據器物的疊壓情況，專家推測這些器物絕不是被隨意擺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後投放金杖、銅人頭像，銅人面像、銅田、銅尊等大型銅器，再倒入燒骨渣，最後放置陶盞、陶器座、銅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內由南向北呈斜坡狀堆積，最厚處竟達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數泛白，一部分呈藍黑色，裡面雜有竹木灰燼，但坑內不見煙熏痕跡。為什麼坑內會有這么多的骨渣呢？這些骨渣作何用途？經過觀察，考古人員發現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燒砸碎，並推斷這些骨渣正是將用於祭祀的犧牲「燔燎」後的殘余物質，燔燎指的是將犧牲焚燒祭天。坑內出土的銅人頭像，頸部呈倒三角形，內裝海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燒過。有人認為這些器物象徵著被古蜀人祭祀的神靈，不過也有專家提出異議，認為據史載和考古發現，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殺牲祭」兩種，以「俑」代替人牲作為祭品則始於殷墟婦好墓中隨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內的銅人頭像應該是象徵被殺的「人牲」，而非象徵被祭祀的對象。從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關「燎祭」的卜辭，祭祀名目繁多，對象廣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內有經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銅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貝等也皆有火燒過的痕跡。種種跡象表明，坑內的遺物正是古蜀人在舉行一次規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動後瘞埋下的。絕大部分學者都同意該坑距今約3400年，正是古蜀人進行祭祀活動後留下的遺物，因而命名為一號祭祀坑。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發現的祭祀坑，坑內所出文物對了解古蜀人祭祀禮儀、宗教意識等，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等文物，在中國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義。
8月14日下午6點，在距一號坑約30米遠的地方，磚廠工人取土時又發現了一個大坑。考古工作人員聞訊趕至，向坑中一望，發現一個青銅面具已經顯露出來，他們立即掩蓋回填，保護好現場。請示上級並得到批准後，從8月20日開始到9月17日，又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考古人員將這個新發現的坑命名為二號坑，這個大坑的發掘，更令人興奮和震驚不已。坑為長方形豎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長5.3米，寬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長5米，寬2米～2.1米。坑底西南高，東北低，坑內填黃色五花土，填土都經夯打。根據出土時的堆積迭壓情況，坑內的遺物可分為上、中、下三層。下層堆積有大量草木灰燼、炭屑、小型青銅器件、青銅獸面、青銅樹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貝等；中層堆積主要是大件青銅器，如大型立人像、車形器、大型人面像、人頭像、樹干、樹座、尊、彝等。上層堆積物主要為60餘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層情況表明遺物的投放顯然有一定先後次序。與一號坑相比，該坑距今約3100年左右，時間要晚於一號坑。出土遺物不論種類還是數量，都比一號坑豐富得多，清理出遺物1300餘件，其中青銅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還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貝4600餘枚。其中大型青銅立人像、大型青銅人面具、青銅神樹等是一號坑所沒有的。這批文物的出土，進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規摸和祭祀內容，同時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銅文化水平和青銅藝術特點，為研究祭祀坑的時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經濟、藝術、冶金、宗教、禮儀等，提供了重要資料。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坑內大部分遺物都遭到了損壞，或已殘缺，或做了特殊的處理。如青銅立人像由腰部折為兩段，上半身位於坑的中部，下半身位於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銅樹座所壓。尊、罍、彝等青銅容器主要位於坑的東南和東北兩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塗成硃色，器內裝有海貝、玉石器。青銅獸面被置於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貝。青銅人頭像、青銅人面像主要分布於坑的四周，有的頭像內還裝有不少的海貝。頭像和面像部分損毀並經過火燒，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壞或燒壞。象牙及骨器之類也明顯有被燒焦的痕跡，有的玉石器被燒裂。有專家推測，大多數遺物是在入坑前人們舉行某種儀式時有意損壞的，小部分是夯土時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間，兩個大型祭祀坑的相繼發現，4000餘件精品文物的橫空出世，轟動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復雜的地層迭壓關系，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也正是在1986年，兩處埋藏有豐寶藏的長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來，其包含的大量金屬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視。在三星堆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同時，1985～1987年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開始，對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從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東地區和陝南地區。由於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並且有多處龍山時代的古城遺址和若干處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前景。
面對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童恩正無比激動地說：「這簡直就是奇跡！」倫敦不列顛博物館首席中國考古學家傑西卡·羅森也發自內心地贊嘆道：「這些發現現在看來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非同凡響。」香港《文匯報》報道稱：「它比湖南馬王堆的文物時間早、數量多，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遺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聞網記者獲悉，廣漢三星堆考古又有新發現，發現一段疑似北城牆的一段，加上之前發現的東西南城牆，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現。此外，在城牆的下還有三個墓葬，其中中間一個墓葬中人骨完整，還能看到手指，據稱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牆早.。

Ⅵ 以往發現遺址的時候都會盡快的挖掘研究，三星堆遺址發現後為什麼不去發掘也不去研究呢

三星堆被發現後，並沒有像題主說的那樣沒有被發掘研究！三星堆遺址是被我國考古工作列入「十三五規劃」的重大考古項目，不可能沒有被發掘研究！可能是因為三星堆項目太大，發掘過程需要按照專家的提前制定的規劃一步一步慢慢來，所以可能進展慢些。

當然了，除了這些，類似成果還有認識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之一、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 並與科學發掘的文化層相聯系, 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學年代序列等等，這些研究發現意義非常的重大，它們對於研究我們的古川蜀文化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們應該積極支持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

Ⅶ 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發現的歷史文化意義是什麼

這一發現，立刻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三星堆遺址由此被譽為當時最重要的考古回發現之一。由於出答土文物不見於任何文字記載，三星堆文化成為一個巨大的謎團，猜想與爭議從此開始。1988年1月，該遺址群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8月，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奠基，1997年10月建成，正式對外開放。

Ⅷ 殷商遺址發掘的意義

文化價值
殷墟王陵遺址
安陽殷墟遺址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甲骨文的發現和殷墟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構建了中國古代早期歷史的框架，使傳統文獻記載的商代歷史成為信史。以宮殿宗廟建築和王陵大墓為代表的商代建築，樹立了中國古代早期宮殿建築和皇家墓葬的典範。在殷墟出土的15萬片甲骨上，發現了目前中國文字體系最早的證據，至今仍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銅器、玉器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車馬殉葬、獸祭等為代表的殷墟喪葬習俗，為商代晚期文化傳統提供了獨特的證據。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掘，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第一次全面負責、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考古發掘，培養了一批批的考古學者，殷墟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殷墟重要的文化價值也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業咨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肯定。 近年來，殷墟仍不斷有大量的重要發現，呈現出巨大的文化潛力。如1999年在傳統殷墟遺址東部邊緣發現洹北商城，面積達4.7平方公里，豐富了人們對殷墟認識；2000年在宮殿宗廟遺址發現M54墓，成為繼婦好墓之後又一座完整的貴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內發現宮殿基址建築群，是對商代宮殿建築形制的又一重大發現；2002年在
殷墟王陵遺址
小屯村南路西段發現商代甲骨窖穴，成為繼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園庄東地甲骨窖穴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這一系列的新發現表明，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內涵還將得到進一步豐富，也印證了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論斷：「殷墟不僅文物豐富，而且學術價值很高。它蘊藏的寶物，還遠未罄竭。」 多年來，殷墟遺址在國家、河南省和安陽市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措施下，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先後頒布實施了<安陽市殷墟保護管理辦法> 、 <河南省安陽殷墟保護管理條例> 、 <安陽殷墟保護總體規劃> ，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規建設，把殷墟保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並相繼成立了專業保護管理機構，負責遺址的文物保護、行政管理和游覽服務，形成較為完備的保護和管理機制，有效保護了古代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殷墟王陵遺址
從2001年4月，安陽殷墟正式啟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以來，已經走過了5年多的時間。5年多來，安陽市政府先後投入2億多元巨資，編輯製作了申報文本及其2個補充資料，拆除各類建築21萬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綠化19.7萬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邊環境。同時，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探索遺址的展示方法，既保護了深埋地下的遺跡，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遺址的可觀賞性。特別是安陽市政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護、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動文物的殷墟博物館。博物館投資3000萬元，由安陽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雙方共同管理博物館的事務。這種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合作雙贏的模式，有效解決了考古成果社會化、普及化的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遺址打造成了具有較高質量、兼顧保護和展示的大遺址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