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

『壹』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的丁陶

「丁陶文化」如今被叫得山響，成了襄汾縣打出的一張份量極重的文化牌，逐漸在城鄉間產生了巨大的回響，襄汾人已經承認並接受了它。如果你隨便拉出一個人問他，何謂「丁陶文化」，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丁村文化和陶寺文化！極對，兩個地方都說對了，好像可打一百分了。但是，且慢！如今叫得山響的「丁陶文化」文化課沒那麼簡單，它已經遠遠超出這個帶地域文化色彩的考古文化范疇，被賦予了新的更廣闊的內涵。
「丁村文化」是指丁村舊石器時代中期階段文化的，是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命名。只要一提「丁村文化」，它就意味著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中期文化。隨著對丁村文化發掘研究的

深入，丁村文化已經是包括舊石器早中晚期在內的一種地域文化總體，已經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命名內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它仍然還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這在國內外考古學領域是得到承認的。「陶寺文化」同樣也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最初，在上世紀五十年到調查時，以其「灰陶」被納入了龍山文化系列，後來經過發掘研究，發現陶寺遺址所出土的陶器從類型上與周邊一些龍山文化遺址所出土的有較大的區別，而且分布范圍只在襄汾、臨汾、曲沃、侯馬等處，基本在汾澮三角地帶分布，屬於龍山文化時期一支突出的地域性文化，因而將之另稱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隨著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新的類型與遺跡的不斷出現加之同位素年齡測定老在4500至4000之間迴旋，而且其文化類型僅在上述汾澮交叉地域重復顯現，並不見於該地域之外的其他任何遺址，因而其地域文化之特性被認識和肯定，將其「陶寺類型」正式定名為「陶寺文化」。它和「丁村文化」一樣，都是單純的考古學命名，尚不具備今天「丁陶文化」的更深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丁陶文化」，狹義上說，是「丁村文化」和「陶寺文化」兩種不同性質文化的結合體，它們一個是若干萬年前的事，一個是史書有記載民間有傳說的幾千年前的事，兩者似乎毫不搭界。若從廣義上說，丁陶文化應該是包括了遠古人類文明和國家起源文明以及上下五千年這塊土地上中華兒女的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總合，它是襄汾大地乃至汾澮三角地區人類文化的總載體。給與丁陶文化這樣的定位和價值，決非空穴來風、聳人聽聞、嘩眾取寵。
舉世聞名的丁村人繪制了人類進化的藍圖，精明強乾的陶寺人推進了華夏文明的進程，霸業興隆的古晉國開拓了三晉工商之道，之後的各朝各代也都是文才武略英雄輩出。趙有鎮守代邊的李牧，漢有功封絳侯的周勃，唐有雙鞭救主的敬德，元有下筆驚神的德輝；進入明朝，更是枚不勝舉，諸如王體楊天高幫佐、蘆秉純乃至近代的劉篤敬等等，哪一個不是生長在這塊熱土之上的英才驕子！他們為中華為故土為社稷為鄉民竭心盡力披肝瀝膽，創建了輝煌業績，書寫了不朽篇章，都是丁陶文化的光耀，都是丁陶文化的內涵。
綜上所述，丁陶文化不是指考古學文化，而是丁陶大地亘古至今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總合，是一張地域文化品牌，它有自身非常寶貴的歷史價值，又有非常切實的現實意義。打好「丁陶文化」這張大牌，對於襄汾的騰飛定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源動力和向心力。因為它是屬於貼切民族心理文化意識的傳統文化，所以，最容易被接受和消化，並以此產生出與時俱進和諧健康的新文化，這就是「丁陶文化」的定位與價值。

『貳』 為什麼是堯碑我已將堯字和山西陶寺出土的朱書扁壺上的堯字作了比較。都是太陽崇拜者！

堯、舜、禹是自黃帝之後，黃河流域又先後出現的三位德才兼備的部落聯盟首領，是我國傳說時代的聖王。孔穎達在《左傳·哀公六年》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平陽、浦坂、安邑都在山西！
堯治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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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畫像
堯，姓伊祁名放勛，屬唐陶氏部落。《史記·五帝本紀》贊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論語·泰伯》頌他：「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盪盪乎！民無能名焉。」堯在位時，關心民眾疾苦，為民造福。他開鑿水井，治理河害，制定歷法，發展生產，深受百姓愛戴。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平陽」就是今天的山西臨汾。1978年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的發現，從考古學上印證了「堯都平陽」的說法。

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位於臨汾盆地襄汾縣城東北7.5公里的陶寺村南，陶寺遺址佔地面積約4平方公里，有規模空前的史前城址，城內大城套小城，區域劃分清晰。既有居住區、也有墓葬區；既有供統治階級居住活動、祭祀、觀天象的宮殿、宗廟、觀象台等場所，也有供貴族、平民居住活動的不同形式小家庭房基，還有水井、道路和窯穴、陶窯、石灰窯等生產生活設施。這些正是文明社會成熟的表現，也符合「王都」的基本條件，應該就是「堯都平陽」之所在。

陶寺遺址古觀象台復原圖

陶寺遺址出土的鼉鼓

陶寺遺址出土的特罄

陶寺土鼓

陶寺彩陶龍盤
臨汾市有堯廟、堯陵，進一步印證了「堯都平陽」這一說法。堯廟位於臨汾市城南四公里，其所在地叫堯廟村。堯陵位於臨汾市堯都區大陽鎮北郊村西的澇河北岸，距市區35公里。墓高50米，周長300餘米，依山傍水。祠宇依陵而建，布局緊湊，木雕精細。陵周石山懸崖，陵墓由黃土堆積而成，古柏蔥郁覆蓋，清流環繞而過，景色秀麗壯觀。1984年中國考古研究院專家考證，陵丘屬人為形成，再根據堯陵附近發現陶片推測，4000餘年前人類曾在此活動居住。這與當地傳說，葬堯時人們掬土成山成陵相吻合。

堯廟

堯陵
舜治蒲坂

舜畫像
舜，姓姚明重華，本是虞氏的一平民，相傳舜青年時代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其活動的中心區域在今運城市永濟一帶。舜以孝聞名，家人對他都很刻薄，「父頑，母嚚，弟像傲」，但舜都能善待，《尚書》雲：「德自舜明。」《史記·五帝本紀》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由於其

『叄』 「唐堯帝都」可能為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嗎

不是很明確，估計在今河南山西一帶。
2004年6月28日，記者從省考古研究所獲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專家一致認定：近4年來，在襄汾陶寺遺址連續發掘出土的陶寺早、中期城址，宮殿區核心建築，大墓出土的精美玉器、彩繪陶器等72件套隨葬品，及以觀天授時為主並兼有祭祀功能的觀象台，通過進一步考證，證實襄汾陶寺遺址極可能為4000多年前堯時代的「唐堯帝都」。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陶寺墓地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陶寺文化族屬問題的討論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1984年，王文清先生首先提出了陶寺文化「很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觀點。1999年秋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聯合組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連續4年8個季度的發掘。截至目前，累計發掘近3000平方米，鑽探500000平方米。發掘出土的陶寺城址平面呈圓角長方形，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組成，已考證中期的祭祀觀象區與墓葬區就在中期小城中。觀象台位於中期小城內祭祀區，總面積大約在1400平方米左右。目前清理的觀象台遺跡共為四個層面，遺跡壓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層之下，由此推斷，應以觀象授時功能為核心、兼有觀象功能的復合建築。宮殿區位於早期小城的中南部，其三面有圍壕，一面緊南牆，面積約50000平方米。從宮殿核心建築區北入口遺跡的發掘，進一步證實陶寺城址內早、中期宮殿區奢華建築的存在。

據省考古所有關專家介紹，通過4年的考古發掘工作，確立了規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與城垣相匹配的貴族大墓。這些發現從聚落形態、社會形態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證實了陶寺遺址極可能為「唐堯帝都」。陶寺遺址不僅確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續性，而且為我們托出了一個清晰可鑒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廣泛認識價值的堯及堯的時代，並以其自身長久積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000多年前的人文社會景觀突現眼前。

『肆』 山西省有什麼歷史發展故事嗎

道教在山西發展形成，大約在東漢時期，道教在山西省基本已經形成。

『伍』 李淵以李世民為山西河東道慰撫大使，山西之名始於此嗎

不是一個概念。

隋朝建立後，起初在地方取消了郡一級建制，在要沖諸州設總管府，以州刺史兼總管，統領鄰近數州。山西境內並、代、隰、朔4州設總管府。後來又改州為郡，地方實行郡縣兩級制，最多時全國置190郡。

山西及周邊河北、內蒙一帶為太原、定襄、馬邑、雁門、婁煩、西河、離石、上黨、長平、臨汾、龍泉、文城、河東、正平14郡分轄，其中14郡治所均在山西，山西境內置有90餘縣。

唐高祖李淵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山西被唐高祖認為是「龍興」之地，封太原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現在的山西名稱基本定於元朝時期的行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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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表明，遠古時代，山西南部是人類初曙的起源地。運城垣曲縣「世紀曙猿」化石的發現，把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約在18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原始人群就在山西晉南地區繁衍生息，其中運城芮城縣西侯度文化遺址發現的火燒骨，

把中國范圍內發現的人類用火歷史向前推進了100萬年；約在10—2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在山西汾河兩岸和大同、朔州一帶，已經出現了比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

對臨汾襄汾縣陶寺遺址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這里是帝堯都城所在地，也是最早的中國所在區域。這使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後中國史前傳說的堯舜禹時代由傳說成為信史，中華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證實。

『陸』 陶寺遺址在哪個省份

山西省襄汾縣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柒』 山西人是不是匈奴人的後裔

不是匈奴人的後裔。

考古表明，遠古時代，山西南部是人類初曙的起源地。運城垣曲縣「世紀曙猿」化石的發現，把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約在18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原始人群就在山西晉南地區繁衍生息，其中運城芮城縣西侯度文化遺址發現的火燒骨，

把中國范圍內發現的人類用火歷史向前推進了100萬年；約在10—2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在山西汾河兩岸和大同、朔州一帶，已經出現了比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

對臨汾襄汾縣陶寺遺址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這里是帝堯都城所在地，也是最早的中國所在區域。這使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後中國史前傳說的堯舜禹時代由傳說成為信史，中華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證實。

大禹去世後，其子啟繼位。夏朝早期的統治中心在今山西晉南夏縣一帶，今夏縣東下馮遺址是重要的夏墟。

商朝時，山西南部在其「邦畿千里」之內，其餘地方則散布著十幾個方國部落。

西周初期大規模分封諸侯，山西中南部為十餘個諸侯的領地，其中主要諸侯國是晉國。

春秋時期，晉國發展強大，逐步兼並了周邊小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晉國極盛時期的疆域，大約包括今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和陝西東部，設置有50餘縣，其中山西境內有10餘縣。晉國是郡縣制的起源地，後來秦將這種制度推廣向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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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歷史文化

方言文化

山西大部地區使用晉語，晉南大部地區使用中原官話，廣靈縣使用冀魯官話。

晉語是中國北方的唯一一個非官話方言。晉語別於官話的最大特點就是保留入聲。多數晉語有五個聲調。晉語的聲調有極復雜的連續變調現象。晉語古濁音今讀塞音、塞擦音的字平聲不送氣。晉語保留諸多古漢語特徵。

戲曲文化

山西是中國戲曲藝術的發祥地之一，被稱為「戲曲搖籃」。漢代時山西大地就出現了戲曲萌芽；北宋年間，山西各地活躍多種土戲——這些土戲是中國戲曲的雛形；元代時山西成了全國戲曲藝術的中心，全國所發現的元代戲台基本都在山西（晉南）；

至明代時，山西蒲州、陝西同州、河南陝州一帶的民間藝人把北雜劇唱腔進行改革，演變出了「蒲州梆子」戲；蒲州梆子後分別與晉中、晉北、晉東南等地的土戲相結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黨梆子。

清朝中葉，中國戲曲開始了「花部」（即梆子戲）和「雅部」（即崑曲）之爭，山西民間賽戲之風也盛行開來，大村鎮往往同時邀兩個戲班演出，唱「對台戲」。1980年晉查顯示，山西地方劇種達54個，佔300多個劇種的六分之一。

大戲

山西地方劇種中的「大戲」即人稱「山西四大梆子」的蒲劇、晉劇、北路梆子和上黨梆子，其中蒲劇、晉劇、北路梆子同根異枝。梆子戲的曲體結構是首創的「兩句式」「板腔體」劇種。蒲劇又稱蒲州梆子，因起源於蒲州（今永濟）而得名，形成於明末，盛行於清代，

是山西四大梆子戲中最古老的劇種，劇目多達1000餘個；蒲州梆子傳到晉中，與當地的秧歌及說唱藝術融合，形成了中路梆子，清同治以後，隨著晉中地區經濟的繁榮，中路梆子名氣愈益響亮，以「晉劇」稱名於世；明朝末年，

二次大規模移民使大量晉南人遷居晉北，移民喜聞鄉音，使蒲劇在晉北漸漸傳播開來，受到蒲劇傳播的影響，晉北產生了聲腔激越的北路梆子；上黨梆子起源於古上黨郡澤、潞二州，由明清時期外地傳來的羅羅戲、卷戲和地方小戲俗曲，融匯從晉南、晉中流入的梆子戲而成。

小戲

上黨落子和晉南眉戶是小劇種中的大劇。受宗教文化影響，山西有晉北道情、洪洞道情、臨縣道情戲、永濟道情戲等道情戲；山西各地的秧歌戲有16種；

「碗碗腔」劇種代表為「曲沃碗碗腔」、「孝義碗碗腔」；其他小戲有二人台、小花戲、繁峙蹦蹦、耍孩兒、鳳台小戲、蛤蟆翁、拉活戲、跳戲、河東線腔、上黨皮簧等。

『捌』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是否印證是堯的都城

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都邑遺址。
從2002年起，經過十餘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遺址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於一身觀象 祭祀台、祭地禮制建築、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 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銅齒輪形器、盆口沿、環、蟾蜍等紅銅鑄造器外加上個世紀發掘的銅鈴，構成了 中國最早的銅禮器群。
此外，陶寺觀象台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觀象台觀測日出地平歷以20個節令，成為世界最早的最為縝密太陽 歷。陶寺遺址精神文化中展現出的列鉞王權象徵、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後世中國 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後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幹。「由此足見，陶寺遺址 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一點是目前任何其他遺址所難以企及的。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 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業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玖』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