閬中彭城壩遺址

⑴ 請問四川在歷史上產生過幾個古文明

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趙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搖籃，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探討四川古文化的內涵和發展序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並涌現出一批頗有見地的研究成果。這里在吸收前輩和今人學者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些看法，作為引玉之磚。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漢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發展過程的簡況，略談各期各區文化之間的基本關系，以及長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歷史發展的簡要歷程。
長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產生於一二百萬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兩處早期人類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謀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縣大廟鎮龍骨坡村，發現有四顆猿人牙齒和一段下頜骨，距今年代約204萬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獸骨，稱為「龍骨坡文化」 ⑵。「元謀猿人」出土在雲南省元謀縣上蚌那村，發現有兩顆猿人的上門齒，距今年代約170萬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遺跡⑶。這些發現對探索人類起源具有重要意義，也證明長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歷史，是人類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數萬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階段，長江上游發現有多處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資陽人」⑷、「銅梁人」 ⑸、鯉魚橋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龍灣洞穴遺址⑻等眾多文化遺存，表明數萬年前長江上游己是古人類的一處重要聚居地。
進入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的古文化遺存不僅數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區文化面貌呈現出不同的特徵，開始形成一些區系文化類型。它們之間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顯的區別，同時又在不同階段不同層面上產生過各種形式的聯系。各地區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顯，它們之間橫向的區別遠大於縱向的聯系，因此還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譜系。對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是分區來進行介紹的，各區的年代先後參差不一。不過從總的時代來看，大約存在著一種從盆地外緣向內部發展的趨勢，其中可能主要是從北面、東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區域發展。但它又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關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從現有資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初步分為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個發展時期，可以劃分成六個地區文化類型，各自又有若干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這里大體按年代早晚分區作一簡述，並對其文化關系和發展序列進行初步的分析。
漢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長江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時期，在漢中西鄉發現了「李家村文化」， 它與陝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崗文化時代相當，以圈足碗、平底缽、小乳突狀三足器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階段，漢水上游出現了龍崗寺等一批典型遺址和墓地，主要遺存屬於半坡類型，距今年代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還發現幾處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龍山文化階段的遺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說明漢水上游地區也存在著以磨光黑陶和紅胎黑皮陶為特徵的龍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區，是四川盆地內目前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代較早的地區。其中廣元中子鋪遺址下層文化發現有類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狀三足器，距今年代為6、7千年前，可能與李家村文化有一些關系。但中子鋪遺址的典型器物是細石器和夾砂繩紋陶罐等，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鋪遺址上層文化則以夾砂紅褐陶、飾繩紋、口沿呈花邊狀的陶罐等為特色，與廣元張家坡、鄧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綿陽邊堆山等遺址共同構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地方文化類型，距今年代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們與川西平原和川東三峽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間有較密切的關系。
川東三峽區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又一個發展較早的地區，主要遺存分為兩個階段。在仰韶文化階段，三峽以東出現了發達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紅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為6300-5000年左右。不過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在江漢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達巫山大溪遺址，並未在四川盆地內發展起來⒁。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川東三峽地區出現了豐富多樣的古文化，近幾年在三峽庫區發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稱中壩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關廟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寬平沿盆（罐）、花邊口繩紋深腹罐、缽、碗等，時代距今約在5000-4000年間。這些文化與三峽以東的湖北龍山文化、川西平原區的寶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關系，構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文化群體。
從川西北高原峽谷區，沿橫斷山脈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區，是一個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帶，這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呈現出復雜多樣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峽谷區的岷江上遊河谷中，曾發現有類似於馬家窯文化的彩陶文化遺存，時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並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內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出現，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發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區的安寧河、雅礱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遺址有橫欄山遺址⒇、禮州遺址（21）、轎頂山遺址（22）等，地方特色明顯，有些年代可延續到距今3000多年，並與商周秦漢時期西南夷一些少數民族文化遺存有某種聯系。
四川盆地中心區的新石器文化出現較晚，大約到4500-4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才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寶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頗具規模的史前城址群（24），並與繼後出現的高度發達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關系，成為四川考古學文化和文明起源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
四川盆地大約在距今4000年以後逐步進入青銅時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銅時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階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寶墩文化」（又曾稱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礎之上，廣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獨面貌的一種考古學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遺址的第二、第三期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鳥頭形器把等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圍主要是在從成都平原到三峽內外的一條帶狀地區，至少可分為典型遺址除了三星堆遺址之外，還有新都桂林村遺址、成都十二橋遺址的早期階段，三峽以西的中子鋪遺址、哨棚嘴遺址的中期階段（27），萬縣中壩子遺址（28），以及三峽以東的中堡島遺址上層、朝天嘴遺址、紅花套遺址（29）等數十個遺址，成為當時四川盆地當時一種主要的考古學文化。
三星堆文化階段在三星堆遺址形成面積達360萬平方米的宏偉的古城，出現了密集的房屋遺址和相關聚落群體，發現了眾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銅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貴文物，表明三星堆遺址己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方國（30）。它以其獨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優美的造型藝術、多元文化的有機融合等為顯著特徵，成為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史上佔有光輝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興起之後，寶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廢棄，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為兩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區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為幾個區系類型。大約在距今3200年前後，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興的「十二橋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遺址也於距今3000年左右被徹底廢棄，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轉移到成都地區，古蜀文明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十二橋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銅時代中期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距今年代約在3200-2600年前。它介於「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戰國時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構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又一個重要環節。十二橋文化以1985-1989年發掘 的成都十二橋遺址為典型代表（32），近幾年來在成都市西部先後發掘了撫琴小區（33）、指揮亍（34）、新一村等十多個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遺址，構成了「十二橋遺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也發現有的許多接近於十二橋文化的古文化遺存，如雅安沙溪遺址（35）、漢源麻家山遺址、閬中坪是遺址（36）、三峽以西的中壩遺址、哨棚嘴遺址的晚期階段，以及三峽以東的中堡島遺址、朝天嘴遺址、紅花套遺址等數十個遺址的上層遺存，乃至於漢水上游的部分遺址和寶雞茹家莊遺址（37）等。其分布范圍大大超過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廣泛的一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特別是近兩年發現發掘的成都金沙遺址（38）和黃忠遺址，大大豐富了十二橋文化的內涵。
十二橋文化以尖底器物為重要的器形特徵，包括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還有高直領壺、侈口罐、淺圜底釜等。以十二橋遺址下層和新一村遺址為代表，十二橋文化可分為商周、西周到春秋兩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橋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遺址的第四期也應歸屬於十二橋文化的范疇。十二橋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變化之外，還較多 地出現矮圈足豆、侈口罐、淺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橋遺址木建築群、羊子山遺址大型土台（40）、彭縣竹瓦亍多組列壘（41）、特別是金沙遺址大批金、銅、玉、石禮器的發現，包括金帶、玉琮、銅人、石虎等，證明十二橋文化是繼三星堆文化之後古蜀文明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春秋時期十二橋文化類型的遺址大多曾被洪水沖毀，從而留下了某種文化缺環。
四川盆地青銅時代晚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古蜀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銅兵器」為代表的文化，傳統上稱之為「巴蜀文化」 （42），近幾年來為了將它們與三星堆、十二橋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區別開來，改稱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銅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葉形劍、長校矛、煙荷包式鉞、三角形戈等。銅容器以釜、鍪、甑為典型器物組合。銅禮器以壘 、壺、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為一套。還出土有許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遺址發掘的比較少，僅有成都市青羊宮遺址（44）、上汪家拐（45）等幾處。但戰國時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銅兵器己廣泛分布於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文化群體。成都市商業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戰國木槨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國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階段形成了古蜀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巴蜀文化在較寬松的管轄之下得到進一步發展，一直到西漢中期漢武帝前後。這就形成了秦漢初期四川地區本土文化與漢文化的一個相互融合的階段。從考古學文化來看，戰國時期高度發達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銅兵器群」，在秦並巴蜀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然得到保持和發展，巴縣冬筍壩、昭化寶輪院（49）、什邡城關鎮（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戰國末年至西漢時期，典型器物則在與外來文化因素結合中不斷變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戰國晚期（如3號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後）。與此同時秦漢文化因素迅速傳入，出現了羊子山172號墓（51）等以秦漢典型器物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這時興建起來，巴蜀地區成為了「天府之國」。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漢武帝以後，四川地區的古文化面貌與新興的多元一統的漢文化基本融為一體，長江上游古文化的發展到此告一段落。
這里再適當與歷史文獻相結合，探索一下長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歷史的發展歷程。
考古資料是古文化發展的某種反映，但它不等同於歷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釋歷史。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分區，主要依據的是物質文化實物資料的劃分，各階段的界限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象歷史學那樣以某個事件或具體年代明確劃分開。也就是說，考古學文化地劃分並不等同於歷史的分期，兩者不應進行簡單的類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階段，又會在物質文化上反映出來。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也必然與當地的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有某種內在的聯系，特別是進入青銅時代的歷史時期更是如此。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在主要介紹考古學文化資料的基礎上，適度結合有關歷史文獻，對長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現的古代文明發展和古蜀歷史的歷程，進行了一些宏觀的探索。
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古蜀國曾有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氏等幾代首領是大體可信的。從四川盆地歷史沿革和考古學資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系。幾代歷史學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對兩者的聯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半個世紀來，研究者己基本認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銅兵器」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開明氏蜀國」的物質文化遺存，表現了巴蜀文化在秦並巴蜀之前最後一個歷史階段的面貌。三星堆遺址深入發掘之後，多數學者己傾向於三星堆文化的繁榮階段是「魚鳧氏蜀國」時期的看法。近十幾年來十二橋文化遺址群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填補了三星堆文化與晚期巴蜀文化之間的缺環，從而提出了「十二橋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國」時期物質文化遺存的觀點。至於「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寶墩文化」階段，則可能與蠶叢氏或柏灌氏蜀王有關。這就初步確認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氏蜀國的物質文化遺存。這就為深入研究古蜀王國的歷史提供了有利條件（52）。
從文明進程的角度看，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漢初期的古文化分別處於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與秦漢文化的不同階段，經歷了從古國、方國到帝國這樣一個完整過程，成為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發展歷程。
通過對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的描述和歸納，可以具體地概括以四川盆地為重點的長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學勤先生最近強調指出：「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考慮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系，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53）。希望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努力，會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為中心的古文化發展進程和具體面貌，探討其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⑵ 求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導游詞 5分鍾以內主要講太陽神鳥

金沙遺址博物館導游詞

剛才大家在參觀過程中，已看到我們的考古工作人員田野工作的情形，現在請隨我來看看考古後期整理工作的情況。

剛剛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現場經過測繪、照相、登記、裝袋等一系列工作後，就會送到這里來進行清洗，篩選、拼接、修復、繪圖、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編寫報告等一系列後期工作。每一個過程都需要極其的細致與極大的耐心。

技術人員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尋找探索，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他們就像福爾摩斯一樣，把各種不同形狀的碎片根據它們的形狀、顏色、質地來進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復它們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復原後，就要分門別類地進行繪圖工作、有紋飾、圖案的器物還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會詳細精確地描繪與記錄下每件遺物的細部特徵，最後根據這些特徵編寫出科學的考古發掘報告。

（走出遺跡館）

在我們的對面就是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陳列館。陳列館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鋼結構建築，建築面積16000平方米。它與遺跡館的外形一方一圓，一起構成博物館內的兩個主體建築。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們均採用斜坡的方式，喻示著金沙遺址從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頂上的方格就像考古發掘中的一個個探方，顯示著金沙遺址的大量遺跡尚未發掘，神秘的寶藏還未徹底探明。兩座建築就象兩片葉子飄落在摸底河兩岸的大地上，建築在這里與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處模糊了彼此，讓我們不要去驚擾這片神聖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靈，而那些已經被破譯的遠古信息卻在清晰地再現與表達。

我們面前這條靜靜流淌的河流被稱為摸底河，她由西向東把金沙遺址分成了南北兩個部分。幾千年來她默默無聞的陪伴著金沙遺址，但是它到底源於何時，卻不得而知了。而「金沙」這個美麗的名字，啟用於何時，我們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遺址范圍內發掘的一座五代後蜀時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將此處稱為「金沙鄉」，隸屬當時的犀浦縣，說明至少在五代時期「金沙」這一名稱就已存在了，並一直沿用到現在。金沙遺址的命名則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該遺址范圍內的黃忠小區、三合花園、金都花園等地點進行過考古勘探與發掘，發現有商周時期的大型房址、窯址、灰坑、墓葬等遺存，其文化特徵主要是以陶尖底盞、尖底杯、圈足罐、高領罐、簋形器等為代表，其性質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橋文化」，時代約當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當時的發現主要集中於黃忠村區域，因此將遺址定名為「黃忠村遺址」。（考古學遺址的定名常以發現地的小地名來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築公司在「三合花園」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約800米處的成都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一組（現在遺跡館的位置）開挖小區下水管道，施工中發現了大量象牙、金器、銅器、玉器、石器等珍貴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組織人力，對這一區域進行了大面積的勘探與發掘工作。並開始把金沙村的遺存與黃忠村遺址聯系起來，認識到它們應是同一大型遺址的不同組成部分，考慮到發現大量珍貴文物的金沙村地點特別引人關注，就把包括黃忠村在內的遺址命名為「金沙遺址」。

（過摸底河後）

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陳列館展覽面積約6000平方米。分為五個展廳，主要以金沙遺址所發掘的重要遺跡和遺物為主要內容，通過現代科技手段，以科學、通俗、生動、活潑的方式，從古蜀金沙王國的生態環境、建築形態、生產生活、喪葬習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輝煌與燦爛。我們接下來的參觀將從二樓走下一樓，再從一樓走到地下一層。在地下一層里，不僅有我們的最後一個展廳《金沙之謎》，還有我們的4D影院，每隔20分鍾（暫定）會放映精彩的四維特效影片《金沙傳奇》（暫名），那裡還有許多參與互動項目，它們將會誘發你的思古之情，讓你重溫古蜀文化的傳統智慧，而各項有趣的游戲更會為你增添一份快樂與驚喜。在地下一層中還設有書吧、禮品商店、咖啡廳、快餐店等休閑設施。有興趣和時間的朋友，在我們的發現金沙之旅結束後，可以到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

第一廳 《遠古家園》

（介紹半景畫） 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國家園遠古時期的某一時刻：

碧野藍天，萬物萌發，薄霧淡煙，白雲飄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遠，直達天邊；重疊的建築自大而小，橫陳眼前。伴隨著林間禽鳥的高唱，摸底河清波瀲灧，流水淙淙，自然天籟之中，還夾雜著幾聲馴畜家禽的鳴叫。縱目天際，大氣涌動。放眼春野，生機盎然。近處農田中，有人精耕細作，遠方森林裡，有人狩獵捕獲，河中的獨木舟上，有人放魚鷹捕魚，村寨院落邊，有人進行手工製作，還有小孩在玩耍嬉戲，稚情歡歌……

當朝霞出來，西北遠處的雪山在燦爛的陽光下開始散發出神聖的光輝。傳說中古蜀族的祖先蠶叢、柏灌就是從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進了成都平原。而後來魚鳧王田於湔山時仙去，杜宇王最後歸於西山。蜀族的興起與山有著特殊的關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對於蜀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她是古蜀人心裡的神（聖）山，是古蜀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開創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脈，護佑著古蜀人在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這是一首田園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氣氛，好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存相親的美好畫景。其實這是一幅虛構的場景，但卻來源於眾多考古學材料的學術支撐。金沙遺址及同時期其他遺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築遺跡與豐富器物，還有眾多的動物植物標本等，都為我們復原這一場景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大量考古學資料證明，金沙時代成都地區的生態環境，曾是一個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動物繁多的天地。遺址中，出土了數以噸計的象牙，還有大量野豬犬齒、鹿角、麂骨、犀牛骨、馬牙等，並埋藏有大量烏木。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的人類遺存現象（腳下的陶器套箱），這一切，都向人們昭示出，數千年前成都平原氣候溫暖濕潤，河渠縱橫，植物繁盛，動物成群。在這舒適宜人的環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勞作，從事著農業、狩獵、漁撈、家畜飼養以及手工業等生產活動，世世代代過著平靜而充實的生活。

而大量的古代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麗圖景：

《漢書&S226;地理志》說：「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

《後漢書&S226;公孫述傳》記：「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

《華陽國志&S226;蜀志》敘：「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綉、罽、氂、犀、象、氈、毦，丹、黃、空青之饒……」。

在周圍的這幾個展櫃里，展出的是金沙遺址及其附近同時期考古遺址中出土的一些動植物標本，有象的臼齒、鹿角、野豬的犬齒、黑熊的臼齒、馬骨、狗骨、還有靈芝等。這一件件珍貴的標本正是金沙時期成都平原生態環境的真實寫照。

金沙遺址位於北緯30。41，，東經104。，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別的。這個緯度線具有神奇的魄力。在這條線上，有地球上最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也有地球上最荒涼的流浪的沙漠；這里有眾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臘、蘇美爾、瑪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這里有佛教的聖地，伊斯蘭教的故鄉，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還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溝、最奇怪的湖泊、最瑰麗的山體、最壯觀的大潮、最洶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這條神奇線條上又一道耀眼的風景線。

這是一個互動參與活動，當你擊拍這個檯面的任何一個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而在那邊的觸摸屏里還有一些關於金沙遺址動植物群的資料，你們也可以自己動手查找相關動植物知識。

第五廳 《解讀金沙》

金沙遺址的發現使3000年前一段輝煌燦爛的文明奇跡般地展示在人們眼前，人們不禁要問，是誰創造了這段歷史？是誰鑄造了這個奇跡？他們何以如此輝煌？他們來自哪裡？又去向何方？五年過去了，隨著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一些謎底在慢慢揭曉，有的疑問已經找到答案，但卻仍有大量的迷團還未解開。

第一，輝煌之謎

《華陽國志&S226;蜀志》里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記載說：「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為我們描繪出了古蜀杜宇王時期的強大與寬闊。那麼這段文獻是否可靠呢？

其實在金沙遺址發現之前，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就發現了許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重要遺跡。梳理這些考古資料，發現它們的文化面貌與金沙遺址非常相似，它們應是同一時期的人類文化遺存。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都市區十二橋遺址發現了大型的干欄式木構建築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隨後的幾年又在十二橋附近由西向東分別發掘了撫琴小區、方池街、君平街、指揮街、鹽道街、岷山飯店、岷江小區、黃忠村等遺址，這些遺址綿延十餘公里，彼此之間相距不遠，文化面貌也極其相似，其時以十二橋遺址發掘面積最大、出土遺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這些遺址統稱為十二橋商周遺址群。

十二橋遺址商代木構建築群系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築遺存。建築遺跡分布面積約1萬平方米，大量的木構件及建築材料呈規律分布，且保存較好。發現了兩種建築結構，一是用傳統楫鉚連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築。根據地梁卯孔的布列構成關系分析，其復原長度當在12米左右，推測其可能是金沙時期又一處大型建築基址。在這個遺址里還發現有一種干欄式的建築。它的長度在30米以上，跨度達7米，這座建築的建築 結構是，先將許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樁打入土中，構成密集的樁網。在木樁的上端綁扎縱橫交錯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狀的基礎結構，再在其上鋪設木板，作為居住面。房頂為兩面坡，檁櫞上鋪發厚厚的茅草。壓迫種建築的居住面高於戶外地面，並且懸空，彩樁基礎，起到了防潮隔濕的作用。尤其適應當時成都平原河流縱橫，又未經整冶，洪水時有發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濕的地理環境。

此時期成都市區周圍其他相關遺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銅罍，高達66厘米。岷江小區工地出土的銅尊，其紋飾特點深受中原地區同類型器物的影響，但製作上卻要顯粗糙簡陋許多。在成都方池街遺址出土的這件石跪人像造型風格則與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眾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轍，只是體形更為高大。十二橋遺址出土的這些石餅形器也與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樣吧。

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現的規模恢宏，氣派雄偉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是個呈方形的三級夯土台。它的底邊103.7米見方，一、二級各寬18米，第三級31.3米見方，高有10米多，總體積為35574立方米。這座土台始建於商代晚期，應是此時期象徵古蜀國國家權力的大型標志性禮儀建築，是古蜀統治階層舉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聖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大一座商周時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發現的新繁水觀音遺址是成都平原發現較早、發掘面積較大的一處商周時期文化遺址。該遺址出土的陶器與金沙遺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縣竹瓦街先後出土了兩批窖藏青銅器，是這個時期目前出土青銅器最為豐富的一處文化遺存。這批青銅器具有強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國時期青銅工藝的最高水平，又體現出與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銅禮器制度發展演變的重要材料。

廣泛分布、勢力強勁的金沙王國在十二橋文化時期也影響到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目前在東達湖北西部、北到陝西南部、南達川西南地區都發現文化面貌與之接近的古文化遺存。如雅安沙溪遺址、漢源麻家山遺址，閬中坪上遺址、三峽以西的中壩遺址與哨棚嘴遺址晚期，及三峽以東的中堡島遺址、朝天嘴遺址、紅花套遺址等，還有陝西寶雞茹家莊遺址等地，分布范圍相當廣闊。

這些現象證明了以金沙為代表的蜀文化不僅與長江中游地區存在著深層的文化互動關系，同時又與北邊的商周文化發生了密切接觸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帶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綻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種開放、精進的文化姿態及一個強勢的古蜀政治、經濟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從這眾多同時期遺址情況看，以金沙遺址的規模與等級最高，遺址內具有一定的規劃和較為明確的功能分區，每一個區內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結構，遺址內出土了大量的高規格禮儀性用器和一些與宗教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特殊遺跡現象，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無法比擬的。從金沙遺址的規模與等級來看，是目前成都平原眾多遺址群中面積最大，堆積最豐富，出土器物等級最高的一處。因此可以說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應是古蜀王國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國的第二個都城所在。此時，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同時存在著的幾十處文化遺存，它們如同滿天星斗，圍繞在金沙遺址周圍，一方面形成眾星拱月的態勢，烘托出金沙遺址在這一時期不可動搖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與金沙遺址一起共同構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古蜀王國強大宏偉的面貌。

第二，來源之謎

當我們領略了金沙王國的雄渾壯闊與奇幻絢爛後，會不禁地問，這個神秘的王國來自哪裡？他們從天而降，還是撥地而起？其實成都平原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傳說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僅是一個族號,也是一個國號。相傳蜀國經歷了蠶叢、魚鳧、柏灌、杜宇、開明等數個王朝，然而古蜀國的面貌卻一直籠罩在虛無縹緲的眾多神話傳說中，文獻資料中也只有隻言片語的記載。近幾十年經過幾代考古學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發展歷程的大致脈絡。

其實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進入文明社會。寶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以新津縣龍馬鄉寶墩遺址命名，年代約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約當中原地區龍山時代至夏代早期。

寶墩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以原始農業和漁獵為主。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點，是數量眾多且具一定規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現。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寶墩，北至廣漢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東至成都，即遍布於平原核心地區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間的較高階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規范，結構嚴整，面積在10～60萬平方米之間，城牆採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築而成，在有些城址內還發現有大型禮儀建築遺跡，古城可能兼具防禦、治水、經濟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這種相對獨立的、高於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現，表明成都平原地區此時已進入文明起源的歷史階段。

這是在郫縣古城遺址中發現的一處寶墩文化時期的大房子，長度達50米，寬約11米，面積約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東南向，與城的方向一致。該房屋以卵石為牆基，於卵石中埋木柱。牆體可能為木柱間編竹笆，內外抹草拌泥形成牆體。房內墊土中摻入紅燒土防潮，房內無隔牆，有五個檯子橫列於中部，檯子間間距3米左右，每個檯子的周圍都挖有小基槽，槽內埋設密集的圓竹。推測可能以圓竹作為護壁，於護壁內填卵石，護壁外抹泥形成檯子。根據這座建築附近地層堆積比較純凈，出土的生活遺物又極少，也未發現一般的生活附屬設施，推測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在這座大房子旁邊發現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圍繞著這座大房子布局，它們的門向都是朝著大房子，清楚地表現出這座房子的重要性。

這些陶器與石器出土於八個古城址中，它們是寶墩文化時期的典型器物，表現出了當時生產生活的一些狀況。

距今4000年前後，古蜀文明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約當中原夏商時代。分布范圍以三星堆遺址為核心，輻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區及鄂西、陝南一帶。

三星堆遺址規模宏大的城牆體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築基址、氣勢恢宏的祭祀遺跡、精美絕倫的文物瑰寶，這一切，都有力地勾畫出一個繁榮故國的雄姿風儀，折射出一段燦爛文明的七彩光焰。
從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國衰落消亡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遺址正好與之相接踵，在此時開始興旺繁盛。距三星堆遺址38公里的金沙遺址內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顯示出與三星堆文化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關系。大量資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壯大，輝煌的金沙文明實是三星堆王國政權遷徙南移的結果。

第三，去向之謎（遺韻）

大約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國也逐漸走向了衰微。從考古資料看，那些曾經熱鬧繁華的村落在此時已大多荒蕪人煙，有的還淪為了墓地，神聖的祭祀場所也變成了一片廢墟，古蜀國的都城再次遷移，去向不明。

其實當金沙文明被歷史的風雨洗盡鉛華，早期蜀文化之文脈卻蜿蜒潛行、承傳不墜。成都平原發現的大量戰國時代遺跡與遺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斕的晚期蜀文化圖卷。巨大的船形棺、精麗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銅兵器及至今難以釋讀的「巴蜀圖語」等，皆是當時文明華表之見證。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稱為晚期蜀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開始出現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遺址流行的陶尖底盞，在戰國早期還有較多的發現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國的大致去向這點。

古文獻中曾有杜宇傳位於鱉靈（即開明）的一段史事，講「一號杜主……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

上世紀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學出土的一件銅壺上以錯金銀技法刻劃著精美的《宴樂漁獵攻戰圖》，反映了戰國時期蜀地社會生活之大貌。而戰國時代的一系列木槨墓、船棺墓的出土則具有更為明顯的時代特徵。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業街船棺墓、新都馬家木槨墓等最為重要。 木槨墓是此時蜀地最常見的葬制。新都馬家木槨墓墓內出土銅禮器多具規范的器物組合定式，推測系使用的標准禮器。其墓葬形制與出土遺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對探究當時蜀、楚間的文化關系等具有重要意義。船棺則是以整木鑿製成獨木舟形以裝殮遺體及隨葬品的葬具。其形擬舟楫，具承載靈魂升天之象徵意義。2000年發現的成都商業街大型船棺墓則是一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多棺合葬墓，為古蜀國開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為戰國早期。整個墓葬規模宏大，下為墓坑，上有地面建築，結構講究。墓坑長30.5米，寬20.3米，面積約為620平方米。墓中現存大型船棺、獨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長18.8米，直徑1.5米。墓葬多次被盜，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編器和陶器等。商業街船棺墓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數量、體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為研究古代陵寢文化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商業街船棺墓葬發現的當年就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並於當年評為中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現在商業街船棺遺址博物館也正在籌建中，不久的將來各位就可以蒞臨現場參觀。

當我們追溯完金沙遺址的來源與去向後不難看出，古蜀歷史是如此的源遠流長。我們了解到其實當歷史的腳步在跨進金沙時代之前，早就有著厚重的積淀，而當它邁過金沙之後，仍在繼續向前，最終，百川歸海，大勢所趨。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至此，歷經千載滄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會順應時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謎

上承三星堆，下傳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國的發現，在新世紀初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驚喜與震動。我們在慶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戰國蜀文化的源頭之時，卻被更多的謎團所困擾。近幾年的發掘，雖然已經為我們揭開了金沙王國神秘面紗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還有許多空白和謎團是我們現在無法解答的。

歲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隨著現代文明的步伐，一個過去我們從不知曉的國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這樣一步步向我們走來。在這一片厚實的泥土下還會有什麼驚人的發現呢？在下一秒又會有什麼新的疑問呢？恐怕誰也不能回答。但是我們相信籍著考古工作的開展與深入，文明的碎片會一點點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紗也終將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發現之旅在這里就要結束了。但就像我們金沙遺址的發掘一樣，這是一個了猶未了的故事。接下來我們還為大家准備了許多精彩節目，會讓你的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豐富。有時間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參加我們的體驗金沙互動參與活動，也可選擇觀看四維特效影片《金沙傳奇》，利用現代高科技，去幾千年前的古蜀王國里體驗一番。

謝謝大家。希望與您再次相約金沙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