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平丁公遺址

㈠ 鄒平是縣級市嗎有哪些名勝古跡

鄒平屬於：縣。

山東省濱州市鄒平縣位於山東省中部偏北，西北臨黃河。鄒平縣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文化源遠流長。西漢置縣，古稱梁鄒。東接淄博，距青島港250公里，西距濟南國際機場48公里，南依膠濟鐵路，北靠黃河。

鄒平下轄5個街道、11個鎮：黛溪街道、黃山街道、高新街道、西董街道、好生街道、韓店鎮、長山鎮、焦橋鎮、孫鎮、明集鎮、九戶鎮、檯子鎮、碼頭鎮、魏橋鎮、臨池鎮、青陽鎮。858個行政村，戶籍人口78萬，總面積1250平方公里。

鄒平縣名勝古跡有：

1、范公祠

北宋范仲淹在鄒平渡過了青少年時代，他的「先憂後樂」的思想發端於此，鄒平因此被譽為「范公故里」。 縣境南部長白山綿延百里，山不高而秀雅，林不廣而茂盛，松柏交翠溪流潺潺，向有副岳「小泰山」之稱。白雲、摩河、會仙三峰，霧靄繚繞，突兀崢嶸，蔚為奇觀，古有「洞天福地」之譽。

2、窩峪景區

雕窩峪位於鄒平縣青陽鎮西阿陀村南5華里處，深邃寬闊的山谷長達3華里。青陽鎮自1993年起，對峪中王薄起義舊址進行綜合開發後，形成了自然、人文、廟文化三大景觀。

3、王薄起義遺址

青陽鎮根據雕窩峪自然景觀和特殊的意境，1993年恢復了王薄起義遺址，從石門到碧霞祠3里多長的峪中，建造了雕塑「王薄亭和王薄像」，並書寫了各種體裁的斗方大字，雕刻在不同位置的懸崖、峭壁上，供遊人雅賞、觀光。

4、鄒平長白山

鄒平長白山旅遊度假區位於鄒平縣。由鶴伴山國家級森林公園、白雲山、會仙山、玉泉山、黃山、碧雲湖、花盆河、范公祠、范仲淹讀書洞、唐李庵、醴泉寺、丁公遺址、鮑家遺址、古城遺址、大商遺址、鄒平故城遺址、梁鄒故城遺址、朝陽故城遺址、高苑故城遺址、梁鄒侯墓、王薄起義遺址、梁漱溟墓以及大量古碑、石刻等80餘處自然及人文景觀組成。

5、唐李庵

唐李庵名稱的由來，眾說不一。傳有唐李二仙曾在此修煉，故名。實際上這是一座小型佛教寺院，現存主體建築有大殿、東西偏殿各三間，另有跨院僧房、藏經樓和寺南接待香客的客房、寺東的姑子庵草房等，總計有房屋32間，建築面積為820平方米。

6、鶴伴山

位於鄒平縣境內，地處鄒平縣與章丘縣交界處，系長白山脈，白雲山系，地形復雜多變，山勢陡峭險峻，溝谷曲折狹長，懸崖絕壁較多，是經林業部批准，於1992年9月建立的國家級森林公園。公園內屬北溫帶大陸性氣候區，四季分明。

鄒平縣

地址：鄒平縣鶴伴二路567號。

鄒平縣參考資料：http://ke..com/subview/281595/7963681.htm。

㈡ 關於鄒平縣的地理 歷史

鄒平歷史名人

伏生：秦漢之際鄒平人，《尚書》的收藏口傳承續者，著游《今文尚書》，歷代學者譽之為《尚書》「再造」。

劉徽：魏晉時期鄒平人，著名數學家，被譽為「古代世界數學泰斗」，著有《九章算術注》等，奠定了中國古代數學領先世界的地位。

段成式：晚唐時期鄒平人，著名文學家，所著《酉陽雜俎》，以內容廣博而聞名中外，其詩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

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在鄒平度過青少年時期，謚號文正，有《範文正公文集》傳世。其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中華民族最高尚的道德規范。

張萬鍾：明末鄒平人，鴿子研究專家，著有《鴿經》，被譽為「世界鴿子研究的真正開創者」。

馬驌：清初鄒平人，著名史學家，著有《繹史》、《左傳事緯》、《十三代瑰書》等。

梁漱溟：中國現代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進行了長達7年的鄉村建設實驗。

李廣田：鄒平人，現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與何其芳、卞之琳並稱為「漢園三詩人」，曾對民間文學的挖掘作出過顯著貢獻，後期任雲南大學校長，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劉建庵：中國現代著名版畫藝術家，出版過連環畫《阿Q正傳》、《高而基的童年》，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長等職。

郭在貽：現代著名語言學家，訓詁學專家，著有《訓詁叢稿》

鄒平的最高峰

鄒平縣隸屬山東省濱州市，位於山東省中北部，黃河下游南岸，魯中泰沂山區與魯北黃泛平原的疊交地帶。東接工業重地淄博，西臨山東省會濟南，南依膠濟鐵路，北靠黃河，濟青高速公路橫穿全境26公里，西距濟南國際機場62公里，東距海濱城市青島240公里。全縣轄13鎮、3個街道辦事處，858個行政村，人口69萬，總面積1252平方公里。

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鄒平縣置縣於西漢，現有古文化遺址80多處，出土文物數千件。近年發掘的丁公遺址出土的陶片文字被考古學家認定為中華民族最早的文字，把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向前推進了800年。北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在鄒平度過了青少年時期。著名學者梁漱溟先生，三十年代在鄒平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進行了七年的鄉村建設實驗活動。現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李廣田，著名版畫家劉建庵，語言學家郭在貽，都是知識界頗有影響的鄒平籍人。

鄒平縣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南部長白山區為山地丘陵，是重要的林果產地。鄒平水杏、禮參葡萄、長山山葯、紅芽香椿、金星山楂，久負盛名，遠銷四方。農業主要產品有小麥、玉米、棉花、花生、畜產品等，小麥和棉花跨入全國優質小麥基地縣和優質棉百強縣行列。礦產資源，現已探明的有銅、金、銀、鉬、硫、花崗石、麥飯石、礦泉水、天然氣、石油等，特別是銅、金、礦泉水、花崗石等儲量巨大。具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建材資源和中葯材資源。中北部為黃河沖積平原，土壤肥沃，黃河、小清河、孝婦河等主要河道縱橫交織，水利工程配套，歷來是糧棉集中產地和國家重要的優質糧棉生產基地。

近年來，鄒平縣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全縣形成了「心齊、氣順、風正、勁足」良好縣風和民風。全縣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保持了快速發展的強勁勢頭。2002年，全縣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4.1億元，實現財政總收入7.3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3.23億元，連續15年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今年上半年，鄒平縣克服「非典」帶來的不利影響，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繼續保持了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全縣實現國內生產總值43.2億元，同比增長了21.8%；實現財政總收入4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1.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9.1%和35.4%。

㈢ 鄒平旅遊景點

鄒平歷史悠久，文復化源遠流長制，人文景觀豐富。古文化遺址遍布縣境。
1991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首「丁公遺址」出土的「陶文」將中國的文字歷史提前了八百年。鄒平西漢置縣，人文薈萃。秦漢之際伏生傳《尚書》，名聞天下；魏晉之際劉徽作《九章算術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長白山首舉義旗，亨名字內，晚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鄒平渡過了青少年時代，他的先憂後樂」的思想發端於此，鄒平被譽為「范公故里」，名聞遐邇。明清以降，墨客騷人，紛紛雅集於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時之盛。馬驌、成瓘與經濟學者脫穎而出，張實居、郝秋岩等詩家名流獨標詩壇，璀璨奪目。近代學者梁瀨溟曾在鄒平進行了七年鄉村建設實施活動。現代著名詩人李廣田、版畫家劉建庵、語言學家離在貽也都為桑梓鄒平增添了亮麗的光彩。

鄒平縣旅遊資源豐富,景點有鶴伴山,黃山,碧雲湖,王薄起義遺址,梁漱溟墓,范仲淹讀書洞,范公祠,唐李庵等。鶴伴山,黃山均開辟為公園

㈣ 東方文字起源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

㈤ 鄒平都有什麼古跡

除了一樓說的這幾個，最早的要說苑城的丁公遺址，這個雖然沒啥好看的，絕對是遠古時期的古跡，比前幾個也有名得多。

㈥ 鄒平縣名勝、名人、美麗傳說

旅遊勝地
范公祠 坐落於鄒平縣長山鎮河南村，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之享堂。舊志載，該祠為宋治平二年（1065年）邑人知縣韓澤所建。後經元、明、清多次修葺，最後一次修葺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建築分主殿和後殿，歇山式，四角飛檐，斗拱相扣。祠院內原有古槐3株，為宋治平二年（1065年）知縣韓澤所植。「文化大革命」中，2株被伐，現僅存1株。因樹干空心，干中又生新枝，稱「懷（槐）中抱子」。樹高10米，干徑1.5米，樹冠闊徑15米，至夏日，枝繁葉茂，濃蔭蔽天。1984年，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1—2000年，縣內又經3年次修復。重塑范公像，對主殿壁、柱飾物重新復制翻新，院內新置石碑10通，大門新添石獅2尊，千年古祠，又展現了昔日風貌。
唐李庵 坐落於鄒平縣鄒平鎮石樊魯村西北300米山谷中，系小型佛教寺院。相傳古時有唐、李二仙在此修煉而得名。興建年代失考。碑記記載最後一次重修為明朝隆慶年間。寺院久歷風雨剝蝕，殿內彩色壁畫大部塗鏟。現存有大殿、山門、東西偏殿、跨院僧房、藏經樓及客房共32間。山門左右有重修寺碑4通。院內有丁香、古柏，院東有500餘年的文冠果樹1株。唐李庵古建築群，小巧玲瓏，布局精密，與周圍自然風物渾然一體，堪稱勝景。該寺院為縣境內僅存的較完整的古建築之一，1984年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1998年，縣兩次撥款修葺此寺。
鶴伴山國家森林公園 位於山東省鄒平縣境內，地處鄒平縣與章丘市交界處的長白山脈白雲山群落，北距縣城15公里。
公園總面積480公頃，其中林業用地356公頃，天然灌木林124公頃。園內有大小山峰18座，主峰玉皇頂海拔728.8米。群山連綿，危岩陡澗，山勢陡峭險峻；峪深谷長，茂林蔥郁，濃蔭蔽天，山中澗泉流溢，鳥啼鹿鳴，景色宜人。公園內15條主要山谷之水流經黛溪河，注入小清河。園內多鳥、獸，據統計鳥類有10目、29科、43屬、64種，屬市級自然保護區。碧雲谷、碧雲坊、漱溟橋、翠竹林、鶴伴仙境、仙翁石、抗日橋、銅牆鐵壁、一線天、英烈石、抗日洞等23處景點，留下了遊客的串串足跡。峪底平坦之處，建有1000平方米的綜合服務樓1座，2000平方米的停車場1處，160平方米的公園辦公室和3座遊玩景亭。是一處集餐飲旅遊、避暑度假、學術研討、休憩娛樂於一體的理想旅遊勝地。環山路蜿蜒曲折直達公園內，每年接待遊客達10萬人次。
黃山位於鄒平縣城南側，據傳因土黃得名。其山勢狀如伏虎，又稱虎頭崖。山勢不高，海拔僅有168.4 米。
黃山古時多廟宇，西嶺有碧霞元君廟，東嶺有玉皇廟，又有捕蝗之神劉猛將軍廟、古大夫廟、黃山文筆峰等建築，皆金彩絢麗。一年一度的盂蘭盆會，召來眾多文人墨客、南北商賈，遠近善男信女、進香祈願者更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是黃山廟會期，屆時南北葯商雲集，以葯材交易為盛，形成了海內外聞名的黃山葯會。
1983年，辟為黃山公園後，山上自然景觀與現代城市建築和諧交融，渾然一體，使黃山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黃山北麓東側，有庄嚴肅穆的烈士陵園，園中紀念碑、憶英亭、懷烈亭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北麓西側的兒童游樂園，不時傳來孩子們的陣陣歡聲笑語。南坡，濟青高速公路猶如蒼龍橫穿其下，飛馳電掣的汽車洪流，為黃山迎來了勃勃生機。西面，黛溪湖倒映如畫，范公像背水面山而立，黛溪山莊簇擁在黃山懷抱之中。東路，林木繁茂，曲徑通幽，梁漱溟先生之墓坐落其中。山頂，電視差轉台巍然矗立；山腰，環山公路盤旋其間，直通山頂，又有連心亭、仙遐亭、步雲亭點綴在綠樹蔥蘢之中；山下山上，紅樓擁翠，綠樹掩映；登山可瞰全城，入城可仰山景，山城相映，恰如畫圖。
丁公遺址 丁公遺址位於鄒平縣苑城鄉丁公村東，東西長約300米，南北寬約200米。在遺址中發現大量龍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遺物。所採集的文物標本除蚌器外，主要有石鏟、石錛、磨製石斧等石器，還有骨簇、骨針及具有龍山文化典型特徵的蛋殼陶片。陶器中有小陶罐，為泥質灰陶，鼓腹，頸部有一弦紋，口徑5.2厘米，腹徑8厘米。還有陶瓮殘片，為泥質灰陶。細繩紋並附加堆紋。尤為珍貴的是黑陶鬼臉式鼎腿、豬嘴鼎腿等。經考證，為典型的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遺存。以上類型的陶器在濱州地區是首次發現，對研究古文化發展有重要意義。該遺址1984年被鄒平縣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經山東省文物管理局批准，又被定為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鄒平工作站。1988年山東大學投資建立了1850平方米的3層考古樓，陳列文物1000多件。丁公遺址是重要的史前遺址，被列為199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首。近幾年，省內外各界人士到此參觀者不斷，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將此作為專業教學和科研實習之地。
醴泉寺 醴泉寺位於鄒平縣境西南長白山中，始建於南北朝時期，後圮。唐中宗時，寺僧仁萬重建寺院，時東山有一泉湧出，中宗賜名「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
醴泉寺建於群山環抱之中，坐南面北。大門兩側蹲踞一對石獅，迎門為文昌閣，閣上有殿，塑有文昌帝君神像。殿西有一古鍾，徑2米，高3米有餘，撞擊之聲，響徹數里。閣南為大雄寶殿，能容千人。中有釋迦牟尼石像，系一巨石刻成，僅頭部就有1米多高。殿後有東西兩個跨院，東為范公祠，西為三星殿等，整個建築完整和諧，渾然一體。
范公祠，為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祠堂。范仲淹幼年隨母嫁適長山，曾寄讀醴泉寺，飽經流離寄寓之苦，後官途成名，醴泉寺亦名聲大震。范仲淹去世後，縣人為其建祠紀念，醴泉寺香火也隨之日盛。
寺南5里為黌堂嶺，山峪縱深，古木參天，中有一石洞，相傳當年范仲淹曾避寺中喧囂來此攻讀，世稱「讀書洞」，又稱「上書堂」。
醴泉寺環境幽美，為一方之名勝。抗日戰爭爆發前，梁漱溟先生曾在此建鄉學並設醫院。抗戰中，曾為八路軍兵工廠和後方醫院。1939年清明時，日軍掃盪，千年古寺被毀於一炬。現僅有唐志公之碑與石佛頭像。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醴泉寺作為一座有悠久歷史的古寺遺址和一代名相范仲淹的求學故地，仍不失為人們弔古勵今的游覽勝地。

名人
伏生：秦漢之際鄒平人，《尚書》的收藏口傳承續者，著游《今文尚書》，歷代學者譽之為《尚書》「再造」。
劉徽：魏晉時期鄒平人，著名數學家，被譽為「古代世界數學泰斗」，著有《九章算術注》等，奠定了中國古代數學領先世界的地位。
段成式：晚唐時期鄒平人，著名文學家，所著《酉陽雜俎》，以內容廣博而聞名中外，其詩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
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在鄒平度過青少年時期，謚號文正，有《範文正公文集》傳世。其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中華民族最高尚的道德規范。
張萬鍾：明末鄒平人，鴿子研究專家，著有《鴿經》，被譽為「世界鴿子研究的真正開創者」。
馬驌：清初鄒平人，著名史學家，著有《繹史》、《左傳事緯》、《十三代瑰書》等。
梁漱溟：中國現代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進行了長達7年的鄉村建設實驗。
李廣田：鄒平人，現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與何其芳、卞之琳並稱為「漢園三詩人」，曾對民間文學的挖掘作出過顯著貢獻，後期任雲南大學校長，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劉建庵：中國現代著名版畫藝術家，出版過連環畫《阿Q正傳》、《高而基的童年》，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長等職。
郭在貽：現代著名語言學家，訓詁學專家，著有《訓詁叢稿》

㈦ 范公故里 山水鄒平

鄒平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人文景觀豐富。古文化遺址遍布縣境。 1991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首「丁公遺址」出土的「陶文」將中國的文字歷史提前了八百年。鄒平西漢置縣，人文薈萃。秦漢之際伏生傳《尚書》，名聞天下；魏晉之際劉徽作《九章算術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長白山首舉義旗，亨名字內，晚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鄒平渡過了青少年時代，他的「先憂後樂」的思想發端於此，鄒平被譽為「范公故里」，名聞遐邇。明清以降，墨客騷人，紛紛雅集於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時之盛。馬驌、成瓘與經濟學者脫穎而出，張實居、郝秋岩等詩家名流獨標詩壇，璀璨奪目。近代學者梁瀨溟曾在鄒平進行了七年鄉村建設實施活動。現代著名詩人李廣田、版畫家劉建庵、語言學家離在貽也都為桑梓鄒平增添了亮麗的光彩。 縣境南部長白山綿延百里，山不高而秀雅，林不廣而茂盛，松柏交翠溪流潺潺，向有副岳「小泰山」之稱。白雲、摩河、會仙三峰，霧靄繚繞，突兀崢嶸，蔚為奇觀，古有「洞天福地」之譽。屹立山顛北望，黃河、小清河，宛如兩條巨龍，自西向東，徑奔大海。孝水、月河、黛溪、可花河等水系，自南向北，巧綉沃野，澄碧如畫。「魯中生態明珠」鶴伴山森林公園，「齊魯小靈岩」佛教寺院唐李庵等景觀點綴於其中，倍顯錦山秀水之靈氣。 鄒平四季分明，沃土坦盪，物華天寶。境內銅、花崗岩、麥飯石以及中葯材資源蘊藏豐富，鄒平水杏、紅芽香椿、貢品山葯、車頭甜柿、青陽小米等弛名國內，琥珀啤酒、碧雲洞礦泉水等產品飲譽海內外。<BR>鄒平旅遊環境優越，區位優勢明顯，旅遊產業迅速崛起，四海賓朋絡繹不絕。 鄒平是全國唯一的農村地區對美國學者開放的調查點，自1986年以來，先後有二千餘人次的外國朋友造訪鄒平。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曾專程來鄒平進行考察訪問。鄒平交通便利，濟青高速公路橫穿縣城，東距青島港240公里，西距濟南國際機場50公里，距周村火車站12公里；通訊設施發達，連通世界各地；全縣有旅行社9家，四星級餐館2家，四星級酒店1家，三星級酒店2家，三星級餐館1家，二星級酒店1家，接待、購物、娛樂等旅遊基礎設施完備，熱情為遊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鄒平，將以秀美的山水、豐富的人文景觀和全新的旅遊形象歡迎八方的朋友光臨！

㈧ 鄒平有哪些景觀

濱州丁公遺址
丁公遺址位於鄒平縣苑城鄉丁公村東，東西長約300米，南北寬約200米。在遺址中發現大量龍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遺物。
濱州范公祠
范公祠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范仲淹的享堂，地處長山城南、孝婦河畔的河南村，瀕臨河水，古木參天，建築清新幽雅。
濱州雕窩峪
雕窩峪位於鄒平縣青陽鎮西阿陀村南5華里處，深邃寬闊的山谷長達3華里。青陽鎮自1993年起，對峪中王薄起義舊址進行綜合開發後，形成了自然、人文、廟文化三大景觀。
濱州醴泉寺
醴泉寺位於鄒平縣境西南長白山中，始建於南北朝時期，後圮。唐中宗時，寺僧仁萬重建寺院，時東山有一泉湧出，中宗賜名「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
濱州唐李庵
唐李庵名稱的由來，眾說不一。傳有唐、李二仙曾在此-，故名。實際上這是一座小型佛教寺院，現存主體建築有大殿、東西偏殿各三間，另有跨院僧房、藏經樓和寺南接待香客的客房、寺東的姑子庵草房等，總計有房屋32間，建築面積為820平方米。
濱州鄒平黃山
鄒平黃山據傳因土黃得名，位於鄒平縣城南近郊，山城相映，別具特色。其山勢狀如伏虎，又稱虎頭崖。山勢不高，海拔僅有168.4米，然而自古以來卻遠近聞名。
濱州會仙山
會仙山在鄒平縣城西南7.5公里處，高590.8米，為長白山脈北部山群的主峰。周圍環拱大小山頭幾十座，山勢起伏，壑峪縱橫，千姿百態，氣象崢嶸。
濱州鶴伴山
鶴伴山國家森林公園是經林業部批准，於1992年9月建立的國家級森林公園。位於鄒平縣境內，地處鄒平縣與章丘縣交界處，系長白山脈，白雲山系，地形復雜多變，山勢陡峭險峻，溝谷曲折狹長，懸崖絕壁較多，公園內屬北溫帶大陸性氣候區，一年四季分明。

㈨ 簡單說說我國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變過程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əך，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相關的主題文章：

㈩ 鄒平人文

鄒平歷史來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源人文景觀豐富。古文化遺址遍布縣境。
1991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首「丁公遺址」出土的「陶文」將中國的文字歷史提前了八百年。鄒平西漢置縣，人文薈萃。秦漢之際伏生傳《尚書》，名聞天下；魏晉之際劉徽作《九章算術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長白山首舉義旗，亨名字內，晚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鄒平渡過了青少年時代，他的先憂後樂」的思想發端於此，鄒平被譽為「范公故里」，名聞遐邇。明清以降，墨客騷人，紛紛雅集於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時之盛。馬驌、成瓘與經濟學者脫穎而出，張實居、郝秋岩等詩家名流獨標詩壇，璀璨奪目。近代學者梁瀨溟曾在鄒平進行了七年鄉村建設實施活動。現代著名詩人李廣田、版畫家劉建庵、語言學家離在貽也都為桑梓鄒平增添了亮麗的光彩。

鄒平縣旅遊資源豐富,景點有鶴伴山,黃山,碧雲湖,王薄起義遺址,梁漱溟墓,范仲淹讀書洞,范公祠,唐李庵等。鶴伴山,黃山均開辟為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