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稻

㈠ 良渚文明的關於良諸遺址群

現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多達500多處，散布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0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挖掘小組進入反山工地，他們在將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開掘了6個10米見方的探坑。 在12號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從泥土中清理出的這個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這是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遺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這么大、這么精美的玉琮卻從沒有見過，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12號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緊接著，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各種形狀的玉器不斷被發現，在這個編號12號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這些玉器從頭到腳圍繞著墓主人，擺放十分講究，似乎在表達著某種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個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發現12號墓清理完了以後，考古人員在600平方米的范圍內，又陸續發現另外10座良渚時期的墓葬，出土玉器達5000多件（組），這是良渚文化考古發掘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發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專家們對玉琮的功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良渚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這種叫璧的玉器。不論是玉璧、玉琮，還是玉鉞，面上都雕有一個神秘的圖案。起初人們對這個圖案並沒有在意，但它反復出現在不同地點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關注。有一點確信無疑，這是一個神徽，而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與那個神秘的祭壇共同承載著良渚人神聖的祭祀活動。
良渚文化經過考古界幾十年的發掘研究，對於它的分布范圍、上下限的界定、遺址的社會文化性質以及它與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關系等，有了愈來愈清楚的認識。基於典型遺址地層關系的分析，可以認定良渚文化與崧澤文化、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三個密切聯系的階段。至於處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含有印紋陶的堆積，在太湖流域已不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范疇。這三個文化階段的前後繼承發展關系，可以從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變軌跡獲得證明。
有關良渚文化遺址的社會性質，也已作了諸多的分析，認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臨近文明時代的門檻。此外，對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響，也提出了應該注意研究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遠見。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採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製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餘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佔2.12%；其餘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並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
從良渚以後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後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並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後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後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後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
進入耜耕以後，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並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後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於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
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於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
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後，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並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
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於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於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窪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於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於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後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後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
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於宋以前的文獻。
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後，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麼，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農業時期，穀物產量的計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來計算。比如一塊地上可以打多少籮的穀物之類。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國古代穀物的收獲量通常是按一個「普列甫爾」（約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爾」（約3.53公升）的穀物，折算成1公頃地可收100公升的穀物。再換算成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約為1：6~7（小麥），或1：5（大麥）。這個比例還算是比較高的，在古代義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穀物的產量可達播種量的12~14倍。再就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種植調查情況來看，收獲量和播種量之比，不同的穀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現象，即刀耕地的產量約是播種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術則有較大的差異，如耜耕（鋤耕）或人力挽犁的收獲量約是播種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現代少數民族的這些比便都是較古代歐洲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時間差的關系，人力犁耕由於改善了土壤肥力條件，所以能較刀耕提高50%左右的產量，如就整個刀耕階段而言，很少可能會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蟲災害等原因，達不到這一比例。同樣，進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階段以後，維持1：15的收獲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難望有更大的突破。這種共性的現象是因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約之故。
雖然以上所舉的是古代歐洲和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共性的道理對於我們理解良渚時期糧食的產量水平還是很有啟發的。
不要說是原始農業初期，就是有史以來，黃河流域在秦漢以前的穀物產量，也都是長期維持一個平均水平，增長不大；南方的水稻產量是到了唐宋以後才在總產和單產上有飛快的發展，在此之前，增長也是很緩慢的。強大的漢代江南農業，被司馬遷形容為「火耕水耨」狀態，把「火耕水耨」理解為經營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後的代名詞。
因為「火耕水耨」是與當時的生態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條件總是與一定的人口相伴隨。良渚時期糧食生產的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與刀耕的對比，擬定為1：10上升至1：15左右，這樣的生產水平也是與當時的生產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在這種生產水平下，緩慢地擴充耕地，可以導致糧食總生產量的提高，從而養活更多的人口。
並從農業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編織等逐漸專業化的人員，加強了上層統治者王權、軍權和神權的地位，增加了他們據有的社會財富。統治者通過加強祭祀，建造極為耗費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高台祭壇，以鞏固其統治權力，同時上層貴族死後興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須隨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對象徵王權、軍權、神權和財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鉞等追索不已，從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發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斷地製作出來，既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產性浪費和負擔，無助於全體部族人員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種把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優秀壯健的勞動力量，都集中於對玉器的無休無止的追求和興造巨大的祭壇、墓群上，必然給農民和農業生產加上沉重的負擔，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這雖然不能視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慮一旦發生某種意外事故如洪水、戰爭、災變、需要緊急動員全部族的力量對付時，會削弱部族在競爭中取勝或自我保護的力量。

㈡ 良渚古城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文化是什麼

良渚文化是以杭州餘杭的良渚遺址為代表的一處新石器晚期文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極廣，包括長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區域面積，但良渚遺址就是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

㈢ 為什麼良渚古城糧食儲藏在宮城南部

在良渚古城莫角山之東曾發現堆積有上萬公斤炭化稻穀的儲糧窖穴,經過計量換算,儲藏的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總重約達13噸。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內發現多處古稻田遺址

㈣ 浙江良渚古城遺址正式申報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了嗎

浙江良渚來古城遺址已經於北京源時間2018年1月26日正式申報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
按照《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規程》，2019年的申報項目，必須在2018年2月1日格林威治時間17:00前，遞交到總部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為確保萬無一失，在國家文物局郵寄申遺文本的同時，良渚遺址管委會派了3名工作人員，專程飛往巴黎，當面遞送文本。
按照申遺規則，收到《申遺文本》後，世界遺產中心會委託世界文化遺產的第三方專業評委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對《申遺文本》進行項目評估。

㈤ 你覺得「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麼

我認為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城市的布局三重向心式的結構，在之後的版幾千年的都權城都有這樣設計良渚還是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規模最大的，擁有最完善水利系統的，最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的，以及良渚城特有的良渚石鉞文。

㈥ 良渚蹦遺址是中國保存最為完好的古遺址之一，是否因為它不夠出名才得以保存完好

說它不出名才得以保護的好，這個說法肯定是錯的，老話講「是金子總會發光」，而且良渚古城不止一次的被英國考古學家倫福儒推薦到「非常值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所以直接否認了良渚古城不出名的說法！

良渚古城之所以會保存的如此完整是中國政府在保護文化遺址方面做得非常棒。

「中國的考古工作細致而成功。良渚古城之所以會保存的如此完整是中國政府在保護文化遺址方面做得非常棒。

㈦ 良渚古城！中國再添一處世界遺產！史前一線城市是什麼樣

古文明的價值永遠都是挖掘不完的，你永遠也不知道在遠古的時候，究竟存在什麼樣的一個世界，良渚古城在之前被考古學家給發現了，而且也成功的申遺了，這座遺址整體的科學價值特別高，根據各方面研究表明，這座古城曾經擁有國家權力和信仰中心，並且城市的規模也特別的大，不僅擁有功能復雜的外圍水利系統，還有不同等級的墓地，包括祭祀等等一系列的遺址，同時一塊出土的還有玉器。

良渚古城可以說是領先了很多年，就是因為它有這么高的成就，再加上遺址保存的比較完整，很輕易的就能發現當時遺留下來的一些器具和痕跡，因此在幾千年前就能達到如此的史前文明社會，真的是堪稱經典。

㈧ 良渚遺址是否能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的歷史

良渚遺址能證實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因良渚遺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這個遺址也是中華文明的體現。良渚遺址最早發現於1936年，真實、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實證距今5000年前中國長江流域史前社會稻作農業發展的高度成就，填補《世界遺產名錄》中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空缺。良渚文化以其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明顯分化的社會階層、凝聚力量的統一信仰、神王合一的權利體系，特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析，這一史前文化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㈨ 良渚古城遺址發現的二十萬斤水稻、怎麼處理的

那麼多的水稻，應該是進行保存吧？或者是進行封存

㈩ 良渚古城具體位置在哪裡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內，是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區域性早期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所在。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發現之前，是中國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譽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

(10)良渚遺址稻擴展閱讀：

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中心和信仰中心，是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國家的傑出見證，它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下游地區。它為中國以及該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證據。

良渚古城遺址說明了從小規模新石器時代社會向具有等級制度、儀式和工藝的大型綜合政治單位的過渡。它包括早期城市化的突出例子，表現在夯土遺跡、城市和景觀規劃，以及表現為遺產內的墓地差異、空間組織的社會文化戰略和物化權力的社會等級。它代表了中國在五千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傑出的城市文明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