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遺址

⑴ 良渚古城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文化是什麼

良渚文化是以杭州餘杭的良渚遺址為代表的一處新石器晚期文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極廣，包括長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區域面積，但良渚遺址就是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

⑵ 良渚文化憑什麼說是5000年前的遺跡有人說像西周早期的文明

良渚文化的年代是根據碳14技術判斷出來的，比其它方法更准確。

⑶ 良渚先民為什麼會消失不見他們去哪裡了

2017年，在第三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上，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勛爵指出，“良渚文明是與古埃及、蘇美爾文明同時代的文明”。換言之，國際主流學界承認了良渚遺址是文明遺址，由此也證明了中國的確有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只有3600餘年。

被考古學家稱贊為“一顆非常耀眼明珠”、“一個世界級重要性”的良渚文明，占據著環太湖的魚米之鄉，為何卻突然人去城空，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然而，良渚先民如何徒步萬里，來到白令海峽，並渡過海峽？其實，當時白令海峽可能有一條路，連接了亞洲和美洲。地質學家確認：在最後一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了150米左右，白令海峽露出了海面，良渚先民或許就此東渡美洲吧！

當然，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謎，如今有比較充足考古物證的，只有好川遺址，其他的主要是推測，還缺乏充足的證據鏈。

⑷ 誰發現了良渚遺址誰命名了良渚文化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鎮一帶發現並發掘了多處史前遺址。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遺址特點：

1、良渚遺址空間布局上以城址為核心，分等級墓地分布於城址東北約5公里的瑤山以及城址內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圍內則分布著外圍水利系統。

2、城址是良渚古城遺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脈圍合。長命港、鍾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過這片城址，與城址內外星羅棋布、縱橫交錯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環水抱的選址特徵。

研究價值：

1、良渚遺址所反映出來的「良渚精神」，是中國文明傳統的部分之一，開創了曾經盛極一時的「良渚社會」。

2、良渚遺址可實證中華文明的發展特徵—多元一體，並真實、完整地保存，它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傑出代表性的東亞地區史前大型聚落遺址。

(4)良渚文明遺址擴展閱讀

歷史意義：

1、良渚文化以神人獸面紋為代表的紋飾和成組使用的固定形器、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畫符號所反映的文化形態，對後來中國社會意識和思維的發展影響深遠。

2、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認識，標志5000年前的良渚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3、良渚文化規模農業和大型營建工程顯示當時社會剩餘勞動空前增多。社會財富的非平均分配導致社會分化日益加劇並成為普遍現象，使顯貴者階層、准國家制度形成，露出後來中國宗法政治之端倪。

參考資料

網路-良渚遺址

網路-良渚文化

⑸ 良渚文化遺址的歷史意義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新石器時代文化
，因發現於浙江餘杭良渚鎮而得名，距今約5300─4000年
，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遺址分布於太湖地區。在餘杭市良渚、安溪、瓶窯三個鎮地域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50餘處
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范圍廣闊，遺址密集。八十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
土冢與祭壇遺址相復合。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課題，它關繫到國家的起源。良渚城
柱形玉器
新石器時代良渚牆的發現讓人更加確信中華文明至少誕生於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良渚文化一向被譽為「文明的曙光」。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員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同時代中國最大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可稱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良渚文化延續上千年後突然消失了，後來有學者認為這是過度依賴單一糧食作物稻穀造成的。[2]但若是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前述觀點顯然並不能成立。因為在此之後的馬橋文明盡管在文化層面上與良渚時期差異甚大，可這兩個時期的同地居民卻令人出乎意料的擁有著完全一致的獨特遺傳結構，所以較大可能性的排除了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劫難。並進一步以此來判斷，其文明程度在末期的急遽衰退更有可能是由人文因素所造成的，例如遭受到同一時期境外不同文明的毀滅性入侵及征服，從而致使當地的原有文明體系產生了巨大的轉變。

⑹ 以生產工具為標志，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反映了史前社會的哪一時代

新石器時代晚期【良渚文化遺址】位於杭州城北18公里處餘杭區良渚鎮。發現於1936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鐮、鏃、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製精緻，特別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說明當時已進入犁耕階段。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採用輪制，器形規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器發現很多，有璧、琮、璜、環、珠等，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與良渚遺址同類型的遺址，在長江下游的蘇南，直至錢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區，分布較廣，考古學界統稱為「良渚文化」。據對有關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00～5300年，先後延續達千年之久。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佔90%以上，象徵財富的玉器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為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鑒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為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1994年又發現了超巨型建築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台，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考古學界認為「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

⑺ 良渚遺址是否能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的歷史

良渚遺址能證實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因良渚遺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這個遺址也是中華文明的體現。良渚遺址最早發現於1936年，真實、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實證距今5000年前中國長江流域史前社會稻作農業發展的高度成就，填補《世界遺產名錄》中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空缺。良渚文化以其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明顯分化的社會階層、凝聚力量的統一信仰、神王合一的權利體系，特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析，這一史前文化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⑻ 歸納出良諸遺址在中國文化歷史的表現

良渚文化為長江下游地區的遠古文明，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距今約-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遺址中心位於杭州市餘杭區西北部瓶窯鎮，核心部位於古城「反山、莫角山、匯觀山，11條水壩」均在瓶窯境內。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良渚遺址是人類早期文化遺址之一，實證中華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申遺成功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新石器時代文化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1][2]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錢塘江流域
精品薦讀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之王，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
作者：說文解物
從河姆渡到良渚，新石器時代的人到底如何織布呢？
作者：春梅狐狸
快速
導航
文化背景文化特徵分布范圍代表文物文化館院遺留謎團文化價值
考察發掘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啟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布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志著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後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遺址發現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近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系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

⑼ 良渚文明的關於良諸遺址群

現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多達500多處，散布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0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挖掘小組進入反山工地，他們在將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開掘了6個10米見方的探坑。 在12號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從泥土中清理出的這個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這是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遺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這么大、這么精美的玉琮卻從沒有見過，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12號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緊接著，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各種形狀的玉器不斷被發現，在這個編號12號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這些玉器從頭到腳圍繞著墓主人，擺放十分講究，似乎在表達著某種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個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發現12號墓清理完了以後，考古人員在600平方米的范圍內，又陸續發現另外10座良渚時期的墓葬，出土玉器達5000多件（組），這是良渚文化考古發掘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發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專家們對玉琮的功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良渚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這種叫璧的玉器。不論是玉璧、玉琮，還是玉鉞，面上都雕有一個神秘的圖案。起初人們對這個圖案並沒有在意，但它反復出現在不同地點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關注。有一點確信無疑，這是一個神徽，而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與那個神秘的祭壇共同承載著良渚人神聖的祭祀活動。
良渚文化經過考古界幾十年的發掘研究，對於它的分布范圍、上下限的界定、遺址的社會文化性質以及它與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關系等，有了愈來愈清楚的認識。基於典型遺址地層關系的分析，可以認定良渚文化與崧澤文化、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三個密切聯系的階段。至於處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含有印紋陶的堆積，在太湖流域已不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范疇。這三個文化階段的前後繼承發展關系，可以從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變軌跡獲得證明。
有關良渚文化遺址的社會性質，也已作了諸多的分析，認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臨近文明時代的門檻。此外，對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響，也提出了應該注意研究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遠見。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採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製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餘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佔2.12%；其餘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並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
從良渚以後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後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並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後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後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後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
進入耜耕以後，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並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後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於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
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於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
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後，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並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
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於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於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窪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於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於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後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後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
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於宋以前的文獻。
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後，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麼，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農業時期，穀物產量的計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來計算。比如一塊地上可以打多少籮的穀物之類。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國古代穀物的收獲量通常是按一個「普列甫爾」（約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爾」（約3.53公升）的穀物，折算成1公頃地可收100公升的穀物。再換算成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約為1：6~7（小麥），或1：5（大麥）。這個比例還算是比較高的，在古代義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穀物的產量可達播種量的12~14倍。再就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種植調查情況來看，收獲量和播種量之比，不同的穀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現象，即刀耕地的產量約是播種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術則有較大的差異，如耜耕（鋤耕）或人力挽犁的收獲量約是播種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現代少數民族的這些比便都是較古代歐洲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時間差的關系，人力犁耕由於改善了土壤肥力條件，所以能較刀耕提高50%左右的產量，如就整個刀耕階段而言，很少可能會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蟲災害等原因，達不到這一比例。同樣，進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階段以後，維持1：15的收獲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難望有更大的突破。這種共性的現象是因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約之故。
雖然以上所舉的是古代歐洲和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共性的道理對於我們理解良渚時期糧食的產量水平還是很有啟發的。
不要說是原始農業初期，就是有史以來，黃河流域在秦漢以前的穀物產量，也都是長期維持一個平均水平，增長不大；南方的水稻產量是到了唐宋以後才在總產和單產上有飛快的發展，在此之前，增長也是很緩慢的。強大的漢代江南農業，被司馬遷形容為「火耕水耨」狀態，把「火耕水耨」理解為經營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後的代名詞。
因為「火耕水耨」是與當時的生態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條件總是與一定的人口相伴隨。良渚時期糧食生產的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與刀耕的對比，擬定為1：10上升至1：15左右，這樣的生產水平也是與當時的生產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在這種生產水平下，緩慢地擴充耕地，可以導致糧食總生產量的提高，從而養活更多的人口。
並從農業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編織等逐漸專業化的人員，加強了上層統治者王權、軍權和神權的地位，增加了他們據有的社會財富。統治者通過加強祭祀，建造極為耗費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高台祭壇，以鞏固其統治權力，同時上層貴族死後興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須隨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對象徵王權、軍權、神權和財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鉞等追索不已，從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發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斷地製作出來，既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產性浪費和負擔，無助於全體部族人員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種把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優秀壯健的勞動力量，都集中於對玉器的無休無止的追求和興造巨大的祭壇、墓群上，必然給農民和農業生產加上沉重的負擔，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這雖然不能視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慮一旦發生某種意外事故如洪水、戰爭、災變、需要緊急動員全部族的力量對付時，會削弱部族在競爭中取勝或自我保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