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城東庄村文化遺址

⑴ 我國古代陶瓷發展三大突破及三大階段

夏、商、周朝時期的陶瓷文化 ：帶釉的硬陶在這個時期已經出現。
隋唐朝時期的專陶瓷屬文化：隋朝在瓷器燒制上，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燒造，白瓷也有很好的發展，發展到唐代，不但釉葯發展成熟，火燒溫度能達到攝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們說唐代是真正進入瓷器的時代。唐代最著名的窯為越窯與邢窯。
明清朝時期陶瓷文化 ：明代開始，窯址都趨於集中在景德鎮，無論官窯或民窯都偏向於彩繪瓷器，宋瓷前都以單色釉為主，而明代後走入了彩繪世界，清朝中國瓷器可謂登峰造極。數千年的經驗，加上景德鎮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皇帝重視，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愛好與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製作技術高超，裝飾精細華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國陶瓷史上最光耀燦爛。

⑵ 陶罐為什麼不會消失

1959年，考古專家們來在山西省運城市芮自城縣東庄村遺址挖掘出了數量龐大的古文物，據專家檢測、鑒定這批文物是在新石器時期生產的，由於年代久遠，再加上當時的技術限制等因素，這裡面的很多東西專家們都不認識，甚至在古籍上都沒有相關的記載。更別說是知道用來做什麼的了。

在這些物品中有一個瓦罐狀的東西，特別引起了科學家們的注目，這個東西是個不規則的圓柱形，體積不是很大，專家測量了器物的長度，也只不過十厘米左右，上面有個口，還不到五厘米，下面的口直徑也才十厘米左右，在這個器皿的中間，還有兩個相對的不規則小洞，對一個這樣奇怪的東西，專家們都做了很多種猜想，但是並沒有誰的說法得到大家的公認。

⑶ 母系氏族的概括

晚期智人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
原始群的組織形式已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因而逐漸轉變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氏族公社。氏族公社的出現。
與婚姻制度密切相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自一切兄弟和姐妹間，甚至母方最遠方的旁系親屬間的性交關系的禁例一經確定，上述的集團便轉化為氏族了」（《馬恩選集》4卷37頁）。氏族公社有母系和父系之分。最先出現的氏族公社是母系氏族公社。
一、母系氏族公社的重要遺址
我國母系氏族公社的遺址遍布全國各地，到目前為止已發現六千餘處。這些遺址，主要分展於六個文化系統。
裴里崗文化：中心在河南新鄭縣裴李崗西北7.5公里處。文化層不厚。
主要有一些灰源墓葬和器物群。同類文化在登封、鄭縣等地也有發現。年代約在公元前5千年以前。
磁山文化：首次發現於河北省武安縣西南20公里的磁山，面積約8萬平方米，是華北平原最初被認識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有手制的陶器、琢制的磨盤等。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發現於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建國以來，已發現遺址千餘處。以陝西關中、河南大部、山西及河北南部為中心，遠及甘肅青海東部、河套平原、河北北部及湖北西北部。其中西安半坡遺址和陝縣廟底溝遺址最為著名。半坡遺址發現於1953年，1954-1957年先後進行了五次發掘。
揭露面積達1萬平方米。發掘出比較完整的房基四十多座，各類墓葬二百多處。
陶窯六座，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村落。屬於半坡類型的遺址還有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華縣元君廟、華陰橫陣村、渭南史家、山西芮城東庄村、甘肅秦安大地灣等。
河姆渡文化：發現於浙江餘姚河姆渡而得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對河姆渡文化進行了兩次發掘，確認這一文化主要分布於寧紹平原東部地區。
馬家窯文化：有遺址四萬余處，東起涇、渭河上游，西至龍羊峽附近，北入寧夏清水河流域，南達四川地區。因首次發現於甘肅臨洮馬家窟而得名。
馬家浜文化：最初發現於浙江嘉興馬家浜，有蘇州越城等十餘處遺址。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社會祖織
通過這些遺址的布局、遺物的情況和古文獻的記載，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母系氏族公社的社會組織狀況。
1、一個村落就是一個氏族。進入氏族公社前後，人類大都離開了洞穴和森林，往往聚族而居。
從而形成一個個村落。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的重要遺址如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等處都發現了原始村落。其中半坡、姜寨的村落布局相當清楚。半坡村落由居住區、氏族墓地和公共窯場三部分組成。居住區約30000平方米。
中心為一近方形大房，其北半月形分布著45座小房。姜寨有五組建築群：東、西、南三方各一群，北方兩群，每群建築物以大型房屋為主，附近有十幾座或二十幾座中小型房屋，共百餘座。這說明，母系氏族階段的人們已經定居。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標志，即圖騰。圖騰相當於族徽，或為動物，或為植物，或為無生物。此時姓氏也可能已經出現。這些都反映出氏族公社的血緣性。
2、婦女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主導地位。一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按性別按年齡的自然分工。
青壯年男子主要從事帶有偶然性的狩獵、捕魚和防禦猛獸等活動。
而婦女主要從事比較穩定的採集和原始農業，對氏族集團的生存和繁衍起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族外婚，「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莊子·盜跖》），氏族成員的世系和財產，只能按母方確定。因此，婦女在社會生活中具有較高的地位。歷史學家之所以把這一歷史時期稱為「母系氏族公社」，就是這個緣故。
3、氏族首領由公選產生。
沒有特權，氏族成員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食物。由於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因而當時尚無私有觀念。氏族首領不脫離生產，氏族事務由大家決定。仰韶文化村落中的大房子，可能就是氏族的會議廳。文獻記載：「神農無制令而民從」（《淮南子·池論訓》）。「刑法不用而冶，甲兵不起而王」（《高君書·畫策》）。這些記載，大概說得就是母系氏族全盛時期的狀況。氏族范圍內的一切財產都歸公有，墓地、土地、樹木、草場、河流，莫不其然。
以上這些。
就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內部的基本情形。用一句話來概括：所謂母系氏族制或母權制，是指世系按母方來確認和計算，成員死後財產歸母方血緣家族繼承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氏族公社的典型形態。
三、母系氏族公社的經濟生活
母系氏族公社階段，人類的經濟生活有較大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勞動工具有了改進。雖然還存在著一些打制工具，但磨製的新石器已佔了很大的比重。半坡一地出土的磨製石斧就將近三百件。
還有大量的石斧、石鋤、石鏟、石刀、石簇等。這些都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
其次，農業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無論是哪一個文化系統都從事農業。仰韶文化居民主要種粟。半坡遺址的F2、37罐和F38室內曾發現粟的遺物，H115中所貯之粟多達數斗。當時黃河流域也可能種稻。至於蔬菜,亦有種子發現。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有豐富的稻作遺存。在第四層的居住區內有米粒、稻穀、稻種等堆積，最厚處達一米以上。其數量之多。
保存之完整，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是罕見的，說明我國是世界上水稻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除了粟、稻外，在許多遺址中還有大量的松子、酸棗及動物骨骼等，說明採集、狩獵、捕魚在農業中仍佔一定的比重。
再者，出現了原始畜牧業。仰韶文化時的家畜飼養業並不發達，出土的動物骨經鑒定僅狗、豬兩種，數量不多，且形體不大。其餘羊、牛、雞、馬尚難斷定是否已經馴化。河姆渡家畜飼養較為發達。
第四。
手工業初見端倪。不僅築土木以為宮室，而且開始普遍燒制紡輪。半坡等地母系氏族遺址中有大量的陶器，其中采陶的製作工藝相當先進。

⑷ 黃帝、堯、舜、禹的小故事

傳說黃帝以後，先後出了三個很出名的部落聯盟首領，名叫堯（音áo）、舜（音shùn）和禹（音yǔ）。他們原來都是一個部落的首領，後來被推選為部落聯盟的首領。

那時候，做部落聯盟首領的，有什麼大事，都要找各部落首領一起商量。

堯年紀老了，想找一個繼承他職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領來商議。

堯說出他的打算後，有個名叫放齊的說：「你的兒子丹朱是個開明的人，繼承你的位子很合適。」

堯嚴肅地說：「不行，這小子品德不好，專愛跟人爭吵。」另一個叫讙兜（音huāu dōu）的說：「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錯。」

堯搖搖頭說：「共工能說會道，表面恭謹，心裡另是一套。

用這號人，我不放心。」

這次討論沒有結果，堯繼續物色他的繼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領找來商量，要大家推薦。到會的一致推薦舜。

堯點點頭說：「哦！我也聽到這個人挺好。你們能不能把他的事跡詳細說說？」

大家便把舜的情況說開了：舜的父親是個糊塗透頂的人，人們叫他瞽叟（音gǔsǒu，就是瞎老頭兒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後母很壞。後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傲慢得沒法說，瞽叟卻很寵他。舜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所以，大家認為舜是個德行好的人。

堯聽了挺高興，決定先把舜考察一下。他把自己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還替舜築了糧倉，分給他很多牛羊。那後母和弟弟見了，又是羨慕，又是妒忌，和瞽叟一起用計，幾次三番想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補糧倉的頂。當舜用梯子爬上倉頂的時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來，想把舜燒死。舜在倉頂上一見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經不知去向。幸好舜隨身帶著兩頂遮太陽用的笠帽。他雙手拿著笠帽，像鳥張翅膀一樣跳下來。笠帽隨風飄盪，舜輕輕地落在地上，一點也沒受傷。

瞽叟和象並不甘心，他們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後，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塊塊土石丟下去，把井填沒，想把舜活活埋在裡面，沒想到舜下井後，在井邊掘了一個孔道，鑽了出來，又安全地回家了。

象不知道舜早已脫險，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裡，跟瞽叟說：「這一回哥哥准死了，這個妙計是我想出來的。現在我們可以把哥哥的財產分一分了。」說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他一進屋子，舜正坐在床邊彈琴呢。象心裡暗暗吃驚，很不好意思地說：「哎，我多麼想念您呀！」

舜也裝作若無其事，說：「你來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幫助我來料理呢。」

以後，舜還是像過去一樣和和氣氣對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堯聽了大家介紹的舜的事跡，又經過考察，認為舜確是個品德好又挺能乾的人，就把首領的位子讓給了舜。這種讓位，歷史上稱做「禪讓」（禪音shàn）。其實，在氏族公社時期，部落首領老了，用選舉的辦法推選新的首領，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兒。

舜接位後，也是又勤勞，又儉朴，跟老百姓一樣勞動，受到大家的信任。過了幾年，堯死了，舜還想把部落聯盟首領的位子讓給堯的兒子丹朱，可是大家都不贊成。舜才正式當上了首領
大禹治水

堯在位的時候，黃河流域發生了很大的水災，莊稼被淹了，房子被毀了，老百姓只好往高處搬。不少地方還有毒蛇猛獸，傷害人和牲口，叫人們過不了日子。

堯召開部落聯盟會議，商量治水的問題。他徵求四方部落首領的意見：派誰去治理洪水呢？首領們都推薦鯀（音gǔn）。

堯對鯀不大信任。首領們說：「現在沒有比鯀更強的人才啦，你試一下吧！」堯才勉強同意。

鯀花了九年時間治水，沒有把洪水制服。因為他只懂得水來土掩，造堤築壩，結果洪水沖塌了堤壩，水災反而鬧得更凶了。

舜接替堯當部落聯盟首領以後，親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發現鯀辦事不力，就把鯀殺了，又讓鯀的兒子禹去治水。

禹改變了他父親的做法，用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辦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勞動，戴著箬帽，拿著鍬子，帶頭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經過十三年的努力，終於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種莊稼了。

禹新婚不久，為了治水，到處奔波，多次經過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他妻子塗山氏生下了兒子啟，嬰兒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門外經過，聽見哭聲，也狠下心沒進去探望。

當時，黃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擠得十分狹窄。奔騰東下的河水受到龍門山的阻擋，常常溢出河道，鬧起水災來。禹到了那裡，觀察好地形，帶領人們開鑿龍門，把這座大山鑿開了一個大口子。這樣，河水就暢通無阻了。

後代的人都稱頌禹治水的功績，尊稱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後，也像堯一樣，物色繼承人。因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選禹。到舜一死，禹就繼任了部落聯盟首領。

這時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後期。生產力發展了，一個人生產的東西，除了維持自己的生活，還有了剩餘。氏族、部落的首領們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餘產品作為自己的私人財產，變成氏族的貴族。有了剩餘的產品，部落和部落之間發生戰爭，捉住了俘虜，不再把他們殺掉，而把他們變成奴隸，為貴族勞動。這樣，就漸漸形成奴隸和奴隸主兩個階級，氏族公社開始瓦解。

由於禹在治水中的功績，提高了部落聯盟首領的威信和權力。傳說禹年老的時候，曾經到東方視察，並且在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一帶）召集許多部落的首領。去朝見禹的人手裡都拿著玉帛，儀式十分隆重。有一個叫做防風氏的部落首領，到會最晚。禹認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風氏斬了。這說明，那時候的禹已經從部落聯盟首領變成名符其實的國王了。禹原來有個助手叫做皋陶（音gāoyáo），曾經幫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後，皋陶的兒子伯益也做過禹的助手。按照禪讓的制度，本來是應該讓伯益做禹的繼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後，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貴族卻擁戴禹的兒子啟繼承了禹的位子。

這樣一來，氏族公社時期的部落聯盟的選舉制度正式被廢除，變為王位世襲的制度。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出現了。

⑸ 1959山西遺址內發現的「陶罐」，為何讓專家贊嘆高科技

1959年，山西省的考古專家們在山西運城市芮城縣東庄村遺址中挖掘出了數量龐大的古文物，根據鑒定，這些文物大都是新石器時期生產的，距現在差不多有近5000多年的歷史。

在這些文物之中，有一個文物非常特殊，它是在一個爐灶之中發現的，外形酷似陶罐，又不是陶罐，因為它的底部有一個孔洞，兩邊中部偏上處也有2個對稱圓孔，根本無法用來裝水。

當時，專家們特意對它進行了測量，它的高度差不多15厘米，上口徑約5厘米，下口徑約10厘米，3個圓孔的孔徑均為2厘米。

之所以說這個文物特殊，是因為在場的考古專家們竟然都不認識它，大家都是第一次見到，甚至後來大家回去翻閱完現存的所有古籍文獻，都沒有發現相關的記載。

所以，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它是用來干什麼的，只好將它作為一件破損的陶罐進行處理。

⑹ 黃河的資料 200字

黃河 [huáng hé]
中國第二長河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60個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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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中國北部大河，全長約5464公里，流域面積約752443平方公里。世界長河之一，中國第二長河。[1]

黃河北源發源於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脈支脈查哈西拉山南麓的扎曲，南源發源於巴顏喀拉山支脈各姿各雅山北麓的卡日曲，西源發源於星宿海西的約古宗列曲。呈「幾」字形，自西向東分別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及山東9個省（自治區），最後流入渤海。

黃河中上游以山地為主，中下游以平原、丘陵為主。由於河流中段流經中國黃土高原地區，因此夾帶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稱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黃河下游的改道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黃河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中國人稱其為「母親河」。每年都會生產十六億噸泥沙，其中有十二億噸流入大海，剩下四億噸長年留在黃河下游，形成沖積平原，有利於種植。[2]

中文名稱
黃河
英文名稱
Yellow River
別稱
中國母親河、河水、濁河
所屬水系
黃河水系
地理位置
中國北部
流經地區
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
發源地
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脈
主要支流
汾河、洮河、渭河等
河長
約5464公里
河流面積
約752443平方公里
平均流量
2571立方米/秒
注入海洋
渤海
沿岸重要城市
蘭州、銀川、鄭州、濟南、東營

⑺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翻譯成現代文並解釋什麼意思）

span name=whlm id=whlm韓建業：在戰國至漢代的各類文獻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種說法。據顧頡剛、劉起釪等先生考證，至少有6種「三皇」說，第一種是燧人、伏羲、神農，其他還有女媧、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詞戰國末期才出現，具體人選都是漢代才排定，很難說有多少歷史根據。司馬遷當然知道「三皇」的說法，但大概覺得不可信，所以沒有寫什麼《三皇本記》，《史記》最早只有《五帝本記》。「五帝」一詞也是戰國後期才出現，並先後有7種五帝說，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記》中的黃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唐堯、虞舜。與黃帝同時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與顓頊、帝嚳同時的祝融、共工，與堯、舜同時的周稷、商契等，在傳說中也都很著名，我們可以將他們統歸入「五帝時代」。黃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稱，有一部分也屬於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堯、舜、禹的人格應該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領名同一的情況。

記者：遠古沒有文字，歷史主要靠口耳相傳，在黃帝、炎帝、蚩尤等的「傳說」流傳千百年已經深入人心的情況下，今天我們用考古文化學加以印證，其理論根據是什麼？

韓建業：史前考古資料長埋於地，沒有人為篡改增刪的可能，其客觀真實性毋庸置疑，是傳說史料最可靠的參照系。經過近一個世紀艱苦的考古工作，這個參照系的內在邏輯秩序和主要內容已經逐漸被破解釋讀，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如果真有過一個「五帝時代」，那麼那時的氏族集團的遺存及其時空框架也應基本被發現。可以說現在實際上已經有了兩個古史系統，一個在傳說史料中，一個在史前考古資料中。這就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方法，達成二者之間的互證與互釋。我們現在進行五帝時代的考古學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遠和點面結合這兩條外，還應當特別注意兩點：一是戰爭沖突在考古學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團的輾轉遷徙在考古學上的反映。激烈的戰爭有可能會造成文化上的巨變現象，部族集團的遷徙可能會引起文化格局的明顯變動，並常常與戰爭聯系在一起，這都是比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於辨別的。以考古學文化上的重大變遷來證實傳說中的重要戰爭或遷徙事件，由此確立若干基點，並進而探索其他細節，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時代中國古史的基本脈絡。

發達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是黃帝族系所創造，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奠定了「早期中國」的文化基礎

記者：那麼，黃帝部族的文化對應的是考古發現中的哪個文化？是如何確認的？

韓建業：要探討黃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認定作為基礎，而夏文化又是以對商周文化的確定為前提的。由於有了甲骨文的考古發現，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確定。以此往前做科學的論證發現，以豫西為分布中心的二里頭文化總體上屬夏文化無疑，對其進行考古前溯發現，其形成主要是以晉西南（包括黃河南岸的靈寶、陝縣一帶）為中心的廟底溝二期類型東向推移的結果。我們重點考察晉南豫西地區的文化變遷，發現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因素的陶寺類型代替了臨汾盆地的廟底溝二期類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龍山前後期之交），陶寺類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類型代替。前後兩次大的變動，與發生在晉西南的先秦文獻中記載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後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應分別有對應關系。這就不但確認了陶唐氏文化，還將夏文化的淵源追溯到了廟底溝二期類型。再向前追溯，會發現晉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頭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廟底溝類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這正與黃帝以晉西南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為根本的情況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與晉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靈寶「鑄鼎塬」一帶，發現了北陽平等面積近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與當時的黃河長江流域一般聚落為幾萬平方米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這為黃帝以晉西南（及其附近）為中心的說法增添了強有力的證據。由此，我們也可知道黃帝、堯、舜、禹之間的確有密切關系。

記者：那麼，從考古上看，廟底溝類型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韓建業：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國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的過渡，在中原地區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下王崗類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礎上，在晉南、豫西地區形成獨具特色的東庄類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東庄類型發展成廟底溝類型，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對仰韶文化其他區域的影響也明顯加大，就連太行山東麓原後崗類型分布區也納入廟底溝類型的勢力范圍，這時的仰韶文化實際上近似於一種「泛廟底溝類型」式的狀態，雖然也可分若干類型，但彼此間的共性不是其他時期可以比擬的。

記者：那麼，作為「黃帝」部族的廟底溝類型有何特點？是否進入了文明社會？對中華文明做出了哪些貢獻？

韓建業：廟底溝類型以發達的粟作農業為基礎，流行花瓣紋（圓點、勾葉、三角紋，蘇秉琦先生將其與中華的「華」聯系）彩陶和雙唇小口尖底陶瓶（蘇秉琦先生稱其為「酉」瓶，認為有特殊功能），有崇鳥（鳳）習俗，墓葬素樸而少見隨葬品，聚落已有明顯分化。從靈寶100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房屋來看，當時已經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已經邁開了走向文明社會的步伐，但還不能說已經進入文明社會。

空前統一、異常強大的廟底溝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圓點、勾葉、三角紋等遍見於目前考古發現的同時期的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大溪文化等當中，說明其影響范圍西至青海東部，其北逾燕山，東達海岱，東南至江淮，南達江湘。這與《史記》所載黃帝的活動范圍幾乎相同！這個過程不但使中原文化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帶動了周圍地區文化的發展，客觀上加強了中原乃至於中國大部地區的文化統一性，極大地增進了中國大部地區的文化認同感，促成了更廣大范圍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最終形成，奠定了以「黃帝」及其文化作為其共同認知核心的「早期中國」的文化基礎。可以說，廟底溝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傳說中黃帝及其部族對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當時各種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記》中就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的記載。事實上，廟底溝類型的確有陶鼎，當時也完全有熱鍛銅器的可能（在陝西臨潼姜寨就已經出現過更早的銅器），但或許還不具備鑄鼎的技術。考古上最早能夠鑄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事了，與此還有1000多年的間隔。在文字紀事方面，有「倉頡作書」的說法，有人說倉頡為黃帝臣。事實是，雖然在仰韶文化中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刻劃符號，但不見得是文字。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龍山時代（堯舜時期）應當已經產生文字，與廟底溝類型還有數百年的間隔。可以說黃帝作為我們的「人文始祖」對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

「涿鹿之戰」確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華夏集團的主導地位，使炎、黃及其中原地區成為古代中國的認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

記者：炎帝同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那麼，哪個考古學文化對應炎帝部落呢？

韓建業：很多記載都說炎帝的興盛時代早於黃帝，那麼其早期文化遺存也應早於廟底溝類型。徐旭生先生考證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寶雞一帶，這里恰好也是屬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類型的發源地。因此，炎帝與半坡類型就可能存在對應關系。半坡類型已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內部結構井然有序，反映了社會管理功能的加強，但貧富分化尚不十分明顯 。同時對周圍地區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半坡類型在約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東庄類型（廟底溝前身）色彩濃厚的「史家類型」所取代，這或許與炎黃之間發生的「阪泉之戰」有關，黃帝文化對炎帝文化的影響很大。綜合來看，我們說半坡類型可能屬於炎帝部族所創造的文化，對半坡類型的研究是我們打開炎帝歷史的鑰匙。

記者：我們常說「炎黃同源」，這在考古學上有根據嗎？

韓建業：《國語·晉語》記載：「昔少典娶於有 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這是關於炎帝和黃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記載。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頭分化而來。從考古學上來看，以芮城東庄村仰韶遺存為代表的東庄類型，時代介於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 ，實際上是半坡類型東進並與晉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結果 ，嚴文明先生稱其為半坡類型的關東變體。如此正可解釋炎黃同源且其興盛期早晚有別的說法。

記者：炎帝又被稱為「神農氏」，被認為是我國農業的先祖和多種作物的發明者，那麼，炎帝部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面？

韓建業：先秦文獻中，沒有將炎帝與「神農」、「烈山」聯系起來的記載。「炎帝神農氏」的稱號是漢晉以後出現的。應該說，農業的產生不可能由一個人甚至一代人來完成，它需要較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其形成經過是漫長的。我國的水稻種植已有一萬多年的歷史，黍、粟的發明也有八九千年的歷史，都遠早於炎帝時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國旱作農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半坡類型石爪鐮、陶爪鐮、石鏟等農業工具數量很多，反映農業發達，而這也是其聚落整齊有序、房屋規整舒適、陶器美觀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於炎帝對發展農業生產的特殊貢獻，其關於農業的事跡才會被代代傳頌，後來還有了「神農氏」的稱號。此外，半坡類型彩陶所蘊涵的神秘觀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態，尤其是對仰韶文化共同體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記者：提到蚩尤、炎帝、黃帝，我們馬上想到「涿鹿之戰」，而歷史書上一寫到上古時代，也肯定會重點介紹「涿鹿之戰」，看來這一戰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韓建業：是的，涿鹿之戰是炎黃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當時黃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銳化的集中體現。當時黃河流域實際存在三大集團，他們是西部以炎帝和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集團、中部以蚩尤為代表的黎苗集團以及東部以少昊為代表的東夷集團。開始的時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為興盛。炎帝自西而東、蚩尤自東而西分別擴張，終於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發生激烈沖突，蚩尤暫時居於優勢。但後來繼炎帝而興起的黃帝族系勢力大長，聯合炎帝與蚩尤在涿鹿一帶再次交鋒，終於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失敗的黎苗集團被迫遷徙。而與黎苗集團若即若離的東夷集團也只好暫時服從於華夏集團。黃河、長江流域的社會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可以說「逐鹿之戰」奠定了公元前4000紀早期中國的基本格局。當然三大集團的斗爭和交流一直在繼續，到堯、舜、禹時代，還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這正構成中國文明形成和發展的主線。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經過「禹征三苗」事件後，隨著黎苗集團的衰滅，中國歷史也進入了成熟的文明時代———夏代。可以說中國上古三大集團對於中國的文明發展都有重要貢獻，並在此基礎上逐漸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

記者：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體現？現在我們把考古與文獻傳說結合來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那是怎樣一個過程？

韓建業：時至今日，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三大集團的真面目開始自歷史傳說的迷霧中漸漸顯露出來。我們認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類型屬炎黃華夏集團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帶的仰韶文化後崗類型屬蚩尤黎苗集團的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屬少昊東夷集團。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後，半坡類型開始逐漸擴展到陝西大部乃至於鄂爾多斯地區西南部，並進而朝人煙稀少的東北方向繼續拓展，後崗類型同時也向西發展。二者在內蒙古中南部、晉中乃至於冀西北一帶碰撞並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魯家坡類型。若從細部來說，魯家坡類型中後崗類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強烈一些。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沖突並以蚩尤略占上風的真實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的前身———東庄類型在晉西南的形成和崛起，並顯示出旺盛的創新、進取和開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對薄弱、空白地帶多的晉中、內蒙古中南部挺進，形成與東庄類型相似的白泥窯子類型，大大擴充了東庄類型的實力。然後再向周圍強烈施加影響。向西，使原半坡類型進入其晚期階段（史家類型）。向東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區遺存也帶上了濃厚的東庄類型色彩；向東北，使原屬後崗類型的冀西北和晉北區文化演變為地方特徵濃厚的馬家小村類型，表明黃帝族系的觸角雖已伸至涿鹿一帶。但向東影響最小，顯然與後崗類型所代表的蚩尤勢力的頑強抵制有關。這時太行山兩側表面上的和平共處，或許正是黃帝和蚩尤雙方經多次較量後而暫時勢均力敵的表現。公元前40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正式形成之後，其與後崗類型的對峙局面終於宣告結束。這時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與廟底溝類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東地區文化則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這表明不但涿鹿一帶已歸屬黃帝，而且其勢力已擴展到太行山東麓，這應當正是涿鹿之戰後的具體表現。後崗類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團被迫大部南遷江漢，成為後來三苗之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源頭。總之，涿鹿之戰確立了廟底溝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華夏集團的主導地位，使黃帝及其中原地區成為古代中國的認知核心，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都有深遠影響。

綜合起來看，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的，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有明確的體現。三大集團在中國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只不過在不同階段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別而已。以華夏為首的三大集團共同締造了中國早期文明，這說明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中原地區高潮時對外輻射、低潮時吸納百川，有著其他任何地區都不能比擬的重要地位，並最終形成夏商周階段以中原為核心的國家政權，這又說明中華文明是一體的。

背景：

我們是「炎黃子孫」，炎帝、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

黃帝陵祭典活動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的清明時節，我們都要在炎帝陵和黃帝陵舉行對炎帝、黃帝的公祭典禮。

但炎帝、黃帝離我們太遠了，那個時代的文字我們還知之甚少，對於黃、炎帝的了解和認知，通常都是來源於距他們幾千年後的先秦文獻，也因此，那個時代被冠以「史前時代」、「傳說時代」的名稱。有人不禁要問，這些記載是不是後人「編」出來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們拿什麼來證明那些傳說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發生過的呢？這是一個十分嚴肅而又迫切需要探討的問題。

有人說，如果沒有史前考古，文獻、傳說的真實性是那麼令人懷疑；如果沒有文獻、傳說，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個陌生世界。

通過考古發現理清上古時代的文化譜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遺存與傳說所反映的史實的對應關系。這已被夏商周考古學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證實。我們發現，後世的文獻記載和傳說，多半不是後人為了某種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記憶，是史實的反映。

在世界范圍內，埃及和西亞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傳說與考古的互證過程；而在中國，這項工作正在進行……

「涿鹿之戰」

「涿鹿之戰」以《逸周書·嘗麥》篇所記最為詳明：「昔天之初，誕作二後 ，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

所謂赤帝即炎帝，而「二後」當指炎帝和蚩尤 。我們從該段中至少可歸納出：

（1）炎帝、黃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時間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沖突，炎帝處於劣勢；其後黃帝和蚩尤爭戰，蚩尤遭到擒殺。

（3）炎帝和黃帝關系密切，曾先後對付共同的敵人蚩尤。

（4）蚩尤居於少昊之地，似乎二者親近，但此後蚩尤被殺而少昊安好，又說明他們之間有重要區別 。至於涿鹿的地點，一般以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帶，但也有其他說法 。

人物檔案：

韓建業，1967年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聯合大學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創新人才。正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已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王灣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戰探索》、《唐伐西夏與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殷墟西區墓地分析》等學術論文30餘篇，已出版專著《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span

⑻ 黃帝鑄鼎於荊山，荊山說的是哪的荊山

在河南靈寶。

《史記來·自封禪書》載:「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須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須，龍須拔，墜，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上天，乃抱其弓與胡胯號。
《尚書》記載：荊、河唯豫州，荊就是靈寶荊山。
荊山就在今靈寶市境內。

⑼ 關於炎黃帝、堯、舜、禹的傳說

韓建業：在戰國至漢代的各類文獻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種說法。據顧頡剛、劉起釪等先生考證，至少有6種「三皇」說，第一種是燧人、伏羲、神農，其他還有女媧、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詞戰國末期才出現，具體人選都是漢代才排定，很難說有多少歷史根據。司馬遷當然知道「三皇」的說法，但大概覺得不可信，所以沒有寫什麼《三皇本記》，《史記》最早只有《五帝本記》。「五帝」一詞也是戰國後期才出現，並先後有7種五帝說，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記》中的黃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唐堯、虞舜。與黃帝同時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與顓頊、帝嚳同時的祝融、共工，與堯、舜同時的周稷、商契等，在傳說中也都很著名，我們可以將他們統歸入「五帝時代」。黃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稱，有一部分也屬於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堯、舜、禹的人格應該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領名同一的情況。

記者：遠古沒有文字，歷史主要靠口耳相傳，在黃帝、炎帝、蚩尤等的「傳說」流傳千百年已經深入人心的情況下，今天我們用考古文化學加以印證，其理論根據是什麼？

韓建業：史前考古資料長埋於地，沒有人為篡改增刪的可能，其客觀真實性毋庸置疑，是傳說史料最可靠的參照系。經過近一個世紀艱苦的考古工作，這個參照系的內在邏輯秩序和主要內容已經逐漸被破解釋讀，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如果真有過一個「五帝時代」，那麼那時的氏族集團的遺存及其時空框架也應基本被發現。可以說現在實際上已經有了兩個古史系統，一個在傳說史料中，一個在史前考古資料中。這就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方法，達成二者之間的互證與互釋。我們現在進行五帝時代的考古學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遠和點面結合這兩條外，還應當特別注意兩點：一是戰爭沖突在考古學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團的輾轉遷徙在考古學上的反映。激烈的戰爭有可能會造成文化上的巨變現象，部族集團的遷徙可能會引起文化格局的明顯變動，並常常與戰爭聯系在一起，這都是比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於辨別的。以考古學文化上的重大變遷來證實傳說中的重要戰爭或遷徙事件，由此確立若干基點，並進而探索其他細節，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時代中國古史的基本脈絡。

發達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是黃帝族系所創造，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奠定了「早期中國」的文化基礎

記者：那麼，黃帝部族的文化對應的是考古發現中的哪個文化？是如何確認的？

韓建業：要探討黃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認定作為基礎，而夏文化又是以對商周文化的確定為前提的。由於有了甲骨文的考古發現，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確定。以此往前做科學的論證發現，以豫西為分布中心的二里頭文化總體上屬夏文化無疑，對其進行考古前溯發現，其形成主要是以晉西南（包括黃河南岸的靈寶、陝縣一帶）為中心的廟底溝二期類型東向推移的結果。我們重點考察晉南豫西地區的文化變遷，發現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因素的陶寺類型代替了臨汾盆地的廟底溝二期類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龍山前後期之交），陶寺類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類型代替。前後兩次大的變動，與發生在晉西南的先秦文獻中記載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後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應分別有對應關系。這就不但確認了陶唐氏文化，還將夏文化的淵源追溯到了廟底溝二期類型。再向前追溯，會發現晉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頭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廟底溝類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這正與黃帝以晉西南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為根本的情況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與晉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靈寶「鑄鼎塬」一帶，發現了北陽平等面積近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與當時的黃河長江流域一般聚落為幾萬平方米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這為黃帝以晉西南（及其附近）為中心的說法增添了強有力的證據。由此，我們也可知道黃帝、堯、舜、禹之間的確有密切關系。

記者：那麼，從考古上看，廟底溝類型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韓建業：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國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的過渡，在中原地區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下王崗類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礎上，在晉南、豫西地區形成獨具特色的東庄類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東庄類型發展成廟底溝類型，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對仰韶文化其他區域的影響也明顯加大，就連太行山東麓原後崗類型分布區也納入廟底溝類型的勢力范圍，這時的仰韶文化實際上近似於一種「泛廟底溝類型」式的狀態，雖然也可分若干類型，但彼此間的共性不是其他時期可以比擬的。

記者：那麼，作為「黃帝」部族的廟底溝類型有何特點？是否進入了文明社會？對中華文明做出了哪些貢獻？

韓建業：廟底溝類型以發達的粟作農業為基礎，流行花瓣紋（圓點、勾葉、三角紋，蘇秉琦先生將其與中華的「華」聯系）彩陶和雙唇小口尖底陶瓶（蘇秉琦先生稱其為「酉」瓶，認為有特殊功能），有崇鳥（鳳）習俗，墓葬素樸而少見隨葬品，聚落已有明顯分化。從靈寶100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房屋來看，當時已經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已經邁開了走向文明社會的步伐，但還不能說已經進入文明社會。

空前統一、異常強大的廟底溝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圓點、勾葉、三角紋等遍見於目前考古發現的同時期的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大溪文化等當中，說明其影響范圍西至青海東部，其北逾燕山，東達海岱，東南至江淮，南達江湘。這與《史記》所載黃帝的活動范圍幾乎相同！這個過程不但使中原文化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帶動了周圍地區文化的發展，客觀上加強了中原乃至於中國大部地區的文化統一性，極大地增進了中國大部地區的文化認同感，促成了更廣大范圍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最終形成，奠定了以「黃帝」及其文化作為其共同認知核心的「早期中國」的文化基礎。可以說，廟底溝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傳說中黃帝及其部族對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當時各種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記》中就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的記載。事實上，廟底溝類型的確有陶鼎，當時也完全有熱鍛銅器的可能（在陝西臨潼姜寨就已經出現過更早的銅器），但或許還不具備鑄鼎的技術。考古上最早能夠鑄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事了，與此還有1000多年的間隔。在文字紀事方面，有「倉頡作書」的說法，有人說倉頡為黃帝臣。事實是，雖然在仰韶文化中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刻劃符號，但不見得是文字。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龍山時代（堯舜時期）應當已經產生文字，與廟底溝類型還有數百年的間隔。可以說黃帝作為我們的「人文始祖」對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

「涿鹿之戰」確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華夏集團的主導地位，使炎、黃及其中原地區成為古代中國的認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

記者：炎帝同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那麼，哪個考古學文化對應炎帝部落呢？

韓建業：很多記載都說炎帝的興盛時代早於黃帝，那麼其早期文化遺存也應早於廟底溝類型。徐旭生先生考證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寶雞一帶，這里恰好也是屬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類型的發源地。因此，炎帝與半坡類型就可能存在對應關系。半坡類型已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內部結構井然有序，反映了社會管理功能的加強，但貧富分化尚不十分明顯 。同時對周圍地區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半坡類型在約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東庄類型（廟底溝前身）色彩濃厚的「史家類型」所取代，這或許與炎黃之間發生的「阪泉之戰」有關，黃帝文化對炎帝文化的影響很大。綜合來看，我們說半坡類型可能屬於炎帝部族所創造的文化，對半坡類型的研究是我們打開炎帝歷史的鑰匙。

記者：我們常說「炎黃同源」，這在考古學上有根據嗎？

韓建業：《國語·晉語》記載：「昔少典娶於有 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這是關於炎帝和黃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記載。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頭分化而來。從考古學上來看，以芮城東庄村仰韶遺存為代表的東庄類型，時代介於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 ，實際上是半坡類型東進並與晉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結果 ，嚴文明先生稱其為半坡類型的關東變體。如此正可解釋炎黃同源且其興盛期早晚有別的說法。

記者：炎帝又被稱為「神農氏」，被認為是我國農業的先祖和多種作物的發明者，那麼，炎帝部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面？

韓建業：先秦文獻中，沒有將炎帝與「神農」、「烈山」聯系起來的記載。「炎帝神農氏」的稱號是漢晉以後出現的。應該說，農業的產生不可能由一個人甚至一代人來完成，它需要較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其形成經過是漫長的。我國的水稻種植已有一萬多年的歷史，黍、粟的發明也有八九千年的歷史，都遠早於炎帝時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國旱作農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半坡類型石爪鐮、陶爪鐮、石鏟等農業工具數量很多，反映農業發達，而這也是其聚落整齊有序、房屋規整舒適、陶器美觀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於炎帝對發展農業生產的特殊貢獻，其關於農業的事跡才會被代代傳頌，後來還有了「神農氏」的稱號。此外，半坡類型彩陶所蘊涵的神秘觀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態，尤其是對仰韶文化共同體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記者：提到蚩尤、炎帝、黃帝，我們馬上想到「涿鹿之戰」，而歷史書上一寫到上古時代，也肯定會重點介紹「涿鹿之戰」，看來這一戰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韓建業：是的，涿鹿之戰是炎黃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當時黃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銳化的集中體現。當時黃河流域實際存在三大集團，他們是西部以炎帝和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集團、中部以蚩尤為代表的黎苗集團以及東部以少昊為代表的東夷集團。開始的時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為興盛。炎帝自西而東、蚩尤自東而西分別擴張，終於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發生激烈沖突，蚩尤暫時居於優勢。但後來繼炎帝而興起的黃帝族系勢力大長，聯合炎帝與蚩尤在涿鹿一帶再次交鋒，終於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失敗的黎苗集團被迫遷徙。而與黎苗集團若即若離的東夷集團也只好暫時服從於華夏集團。黃河、長江流域的社會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可以說「逐鹿之戰」奠定了公元前4000紀早期中國的基本格局。當然三大集團的斗爭和交流一直在繼續，到堯、舜、禹時代，還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這正構成中國文明形成和發展的主線。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經過「禹征三苗」事件後，隨著黎苗集團的衰滅，中國歷史也進入了成熟的文明時代———夏代。可以說中國上古三大集團對於中國的文明發展都有重要貢獻，並在此基礎上逐漸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

記者：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體現？現在我們把考古與文獻傳說結合來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那是怎樣一個過程？

韓建業：時至今日，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三大集團的真面目開始自歷史傳說的迷霧中漸漸顯露出來。我們認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類型屬炎黃華夏集團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帶的仰韶文化後崗類型屬蚩尤黎苗集團的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屬少昊東夷集團。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後，半坡類型開始逐漸擴展到陝西大部乃至於鄂爾多斯地區西南部，並進而朝人煙稀少的東北方向繼續拓展，後崗類型同時也向西發展。二者在內蒙古中南部、晉中乃至於冀西北一帶碰撞並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魯家坡類型。若從細部來說，魯家坡類型中後崗類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強烈一些。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沖突並以蚩尤略占上風的真實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的前身———東庄類型在晉西南的形成和崛起，並顯示出旺盛的創新、進取和開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對薄弱、空白地帶多的晉中、內蒙古中南部挺進，形成與東庄類型相似的白泥窯子類型，大大擴充了東庄類型的實力。然後再向周圍強烈施加影響。向西，使原半坡類型進入其晚期階段（史家類型）。向東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區遺存也帶上了濃厚的東庄類型色彩；向東北，使原屬後崗類型的冀西北和晉北區文化演變為地方特徵濃厚的馬家小村類型，表明黃帝族系的觸角雖已伸至涿鹿一帶。但向東影響最小，顯然與後崗類型所代表的蚩尤勢力的頑強抵制有關。這時太行山兩側表面上的和平共處，或許正是黃帝和蚩尤雙方經多次較量後而暫時勢均力敵的表現。公元前40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正式形成之後，其與後崗類型的對峙局面終於宣告結束。這時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與廟底溝類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東地區文化則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這表明不但涿鹿一帶已歸屬黃帝，而且其勢力已擴展到太行山東麓，這應當正是涿鹿之戰後的具體表現。後崗類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團被迫大部南遷江漢，成為後來三苗之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源頭。總之，涿鹿之戰確立了廟底溝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華夏集團的主導地位，使黃帝及其中原地區成為古代中國的認知核心，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都有深遠影響。

綜合起來看，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的，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有明確的體現。三大集團在中國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只不過在不同階段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別而已。以華夏為首的三大集團共同締造了中國早期文明，這說明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中原地區高潮時對外輻射、低潮時吸納百川，有著其他任何地區都不能比擬的重要地位，並最終形成夏商周階段以中原為核心的國家政權，這又說明中華文明是一體的。

背景：

我們是「炎黃子孫」，炎帝、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

黃帝陵祭典活動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的清明時節，我們都要在炎帝陵和黃帝陵舉行對炎帝、黃帝的公祭典禮。

但炎帝、黃帝離我們太遠了，那個時代的文字我們還知之甚少，對於黃、炎帝的了解和認知，通常都是來源於距他們幾千年後的先秦文獻，也因此，那個時代被冠以「史前時代」、「傳說時代」的名稱。有人不禁要問，這些記載是不是後人「編」出來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們拿什麼來證明那些傳說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發生過的呢？這是一個十分嚴肅而又迫切需要探討的問題。

有人說，如果沒有史前考古，文獻、傳說的真實性是那麼令人懷疑；如果沒有文獻、傳說，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個陌生世界。

通過考古發現理清上古時代的文化譜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遺存與傳說所反映的史實的對應關系。這已被夏商周考古學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證實。我們發現，後世的文獻記載和傳說，多半不是後人為了某種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記憶，是史實的反映。

在世界范圍內，埃及和西亞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傳說與考古的互證過程；而在中國，這項工作正在進行……

「涿鹿之戰」

「涿鹿之戰」以《逸周書·嘗麥》篇所記最為詳明：「昔天之初，誕作二後 ，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

所謂赤帝即炎帝，而「二後」當指炎帝和蚩尤 。我們從該段中至少可歸納出：

（1）炎帝、黃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時間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沖突，炎帝處於劣勢；其後黃帝和蚩尤爭戰，蚩尤遭到擒殺。

（3）炎帝和黃帝關系密切，曾先後對付共同的敵人蚩尤。

（4）蚩尤居於少昊之地，似乎二者親近，但此後蚩尤被殺而少昊安好，又說明他們之間有重要區別 。至於涿鹿的地點，一般以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帶，但也有其他說法 。

人物檔案：

韓建業，1967年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聯合大學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創新人才。正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已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王灣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戰探索》、《唐伐西夏與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殷墟西區墓地分析》等學術論文30餘篇，已出版專著《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

⑽ 仰韶文化起源於哪呢

圖一、彩陶人面魚紋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圖二、彩陶瓮（半山類型）

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銅器等「文明」史跡不斷被揭示，給傳統「中原三代中心論」提出了新的挑戰. 最近10多年，中國考古學再度成為世界人文學科關注的一個焦點.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銅器、禮制建築等「文明」史跡不斷被揭示於中華大地上，給傳統文明觀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也使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成為世紀末中國考古學上爭論最多的一個課題。

（一）仰韶時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現與中國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間，相當於中原編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產生的初期階段。城首先出現於長江中游的澧縣城頭山，之後擴展到黃河中下游，但也僅見城頭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時代已經與簡單社會所沒有的許多復雜因素共存，但離文明社會還有一定的距離。

1、仰韶時代中晚期私有制產生、階級分化和特權等級的形成，是原始社會組織結構「危機」的體現，表現出社會進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點。

初現的城是原始社會的發展、進化在聚落形態上的表現。從外部形態和功能上說，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以環壕為特點的大型聚落構築技術的提高和形態的完善，但這些多為圓形的初城顯然又保留了濃重的環壕聚落的形態殘余。在應付越發頻繁的外部戰爭、內部沖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轉變，聚落的防禦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