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羌考古遺址

㈠ 請問除了殷墟以外，全國還有那些著名的商代考古遺址

你好~我是學考古的，正好老師給我們講過這方面的知識。
商代早期：二里頭文化四期，典型遺址有河南偃師二里頭（也就是偃師商城）http://ke..com/view/324639.htm
商代中期：屬於二里崗文化，包括鄭州商城遺址和湖北盤龍城
http://ke..com/view/135210.htm
http://ke..com/view/355841.htm
商代晚期：屬於小屯文化，典型遺址是河南安陽殷墟
http://ke..com/view/7980.htm

希望能夠幫到你~

㈡ 世界上唯一以考古遺址命名的國家是哪一個

歷史上大辛巴威城盛極一時，其巨大的影響力一直蔓延到19世紀的80年代。1980年，辛巴威共和國獨立時，國名即取自這座偉大的古城，它是世界上唯一以考古遺址命名的國家。

㈢ 嘆古代羌人遷徙的散文

青海高原古羌自古就與中原華夏保持著緊密聯系，不僅有著十分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而且是古代西域、南亞文化與華夏文化溝通的重要通道。盡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但就在這天老地荒、雪域絕境、大漠草原之間，古老的高原民族為了生存、遷徙和交流，以無畏的氣概、驚人的毅力，鍥而不舍地探尋高原與外界的通道，看到外部精彩的世界。應該說這是古羌在這一地區自身發展的歷史記錄。從人類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來看，一個民族的發展受其地理環境的影響至深。古羌從青海高原走出，散布到五湖四海，立起了千邦萬國。

青海歷史上古羌悲壯的

三次大遷徙
據歷史記載：羌人第一次遠古時代的大遷徙，主要是朝著兩個方向。
一是炎黃兩大羌戎部落中若幹部分相繼東遷，炎帝部落達今山東一帶。《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說：「神農氏、姜姓也……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得王，故號炎帝。初都陳(今河南淮陽)，又徙魯(今山東)」。《國語・周語》說：「齊、呂、申、許由大姜」。說明當時從河南到山東有相當眾多的古羌戎後裔。隨著羌戎東遷山東半島，古代羌戎中流傳的昆侖神話也隨之東傳，形成了蓬萊神話。根據《泰山記》、《登泰山記》、《名山攬勝》中記載：北方廣為流傳的碧霞元君常說「嘗禮西王母，七歲問道法」。說明西王母不僅是古羌首領而且還是一個傳教布藝的大師，碧霞經常去請教學習她。還有，西王母除周穆王崇拜她外，尚有漢武帝、東方朔、董仲舒、三茅真君也曾多次求見過西王母。這就說明古羌影響巨大，在華夏民族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就華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分看，華指早期定居於中原地區並進入「力農學務」農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從中國西部，包括今甘肅、青海地區逐步東進到中原地區，並從事農牧的羌人。此前稱羌，「穴居野處，采牧為主」的牧羊人，到中原後，稱為戎，意為棄牧從耕的人。如此看來，歷史不能不說「華」和「夏」以顯示華夏族的正宗正統與不可替代性。
二是羌戎自陝甘青地區西遷到今新疆西南莎車、疏勒至蔥嶺以西帕米爾高原。《漢書・西域傳》記載：「出陽關，自近者始，日若羌。若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更往西有「西夜國……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可見，古代羌戎西遷西域者為數很多。這些記述清楚地表明，如今居住在新疆地區的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等少數民族族源無論如何與西羌族難以分割。有記載說，希臘公元前550年瓶畫《赫克利斯與海中聖怪特立同比武》正與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紋盆相仿，亦見之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亞塞拜然等地的岩畫也同工異曲。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謂天為「撐梨」、「唐代譯突厥語」為「登里」，今土耳其諸族稱天為「撐梨」。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教授早在上世紀40年代發表的《史前時期之東西交通》一文中就指出了這條古代羌戎走過的交通路線。西遷的羌戎可能在夏商周之前，已經成為後來維吾爾、塔吉克、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各族的先民了。
第二次大遷徙發生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這次遷徙在《後漢書・西羌傳》中有著較詳細的記載。生活在青海等地的先民族被稱為「古羌人」或「西羌」。也就是說，在距今4000年前大約與華夏族差不多同時期，我國古羌族業已形成，「羌文化應是與華夏文化同樣的古老的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河湟羌人開始向農耕過渡。秦始皇時，曾築長城設防，西阻羌人。這一時期的中原王朝，特別是秦國的崛起，給中原文化圈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而這種強勢必然導致開疆拓土的國內戰爭，從秦獻公兵臨渭首，滅狄戎，至西漢時期頻繁的羌漢戰爭，迫使羌戎各部落向黃河、長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的雲、貴、川、藏及青南高原廣大西南地區遷徙，並與土著相融合，形成後來的藏、白、怒、哈尼、傈僳、納西、拉祜、普米、阿昌、土家等族的先民。毛佑全、李期傅所著的《哈尼族》中說：「哈尼族有悠久的歷史，與納西、拉祜等民族，同源於古代的氐羌族群」。據漢文史書記載：氐羌群游牧於青海高原，其中有一部分逐漸往南遷流，散布到川西南、滇西北、滇東北廣大地區。讓人一呼三嘆的是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銅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銅像特別引人注目，其造型端莊、柔美、慈惠，在眾多的出土文物，如縱女人銅像、金杖、鳥頭銅像中，這一尊女性銅像是唯一的，顯得彌足珍貴，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應當說，三星堆文化遺址代表的是古蜀國蠶叢時代，其國王當為男性。然而，以古蜀國如此發達的文明，卻要供奉這樣一尊女性銅像，可見其非同小可。多數學者認為青銅女像即是西王母。西王母屬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國，顯然是由氐羌人建立，應屬西王母的後世子孫。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在一個男權社會里，獨獨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據考證，古蜀國約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羌當在五千年前，史書上有古羌人曾南遷的資料，這證明古蜀國與西王母有淵源關系，而西王母當然屬於他們的始祖和祖神被隆重祭祀或供奉，也就塵埃落定。《普米族簡史》還記載：「先民起源於西北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川西羌族則直接說「青海是他們的故鄉」。至今雲南羌族、白族、納西族等有「叫魂送鬼」的習俗，最後叫到祖先原來的地方去，從青海遷移的都叫「來啊來啊，到青海湖邊去!」抒發了一片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據考證，「咸池」是一種樂曲名稱，是屬西王母音樂系統的，初傳到荊楚之地，成為「洞庭之野」，使之開始「畏」，繼而「惑」，終而「樂」。荊楚樂人改革並超越西王母之古韻，而不自得，調律常新。起源於青海昆侖山地區的舞蹈「朗瑪」、「堆謝」、「果日謝」、「鍋庄」見於彝族的「對角」舞，均屬古代西王母舞蹈之類。興猶未盡、情猶未了之中，曾給這里各民族以重大影響。
第三次，大遷徙發生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這一時期，華夏的歷史舞台為匈奴、鮮卑、氐、羯及羌等少數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現自己的舞台，羌族與匈奴、羯、氐等少數民族競相內遷，建立自己的政權，經過100多年各民族的角逐和交往，把民族大融合推向一個新的水平。經過這次大遷徙大融合後，除了青海果洛地區的黨項羌和四川茂汶地區冉龍羌還保留其種部落外，絕大多數羌族已

基本漢化，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青海歷史上諸多民族
五次大融合

青海高原地處偏遠，在傳統的中國「正史」里，這里一直被列入「邊外」，視為「夷蠻」之鄉。但從秦漢以來，近至明清，卻一直沖突不斷，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土埋白骨血濺草，月冷黃昏鬼守門」的詩句，印證了歷史上很多大的戰場都在這里展開。究其原因，一是它地處我國北方草原地帶邊緣，是農業文明與草原文明交匯地，自古是漢羌民族文化沖突的焦點；二是它地處中國西北之腹地，中亞與東亞的中心，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民族遷徙及擴張，東西交通往來的需要，必然使這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今天，在西寧周邊地區，或沿湟源峽西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軍事的遺跡障塞墩燧，星羅棋布，使人仍可想見當年這里狼煙四起，金戈鐵馬，大軍呼嘯於古戰場之壯烈畫卷。
據《青海隨思錄》記述，青海歷史上大的沖突基本可以劃分兩類：一類是秦漢時期中原對青海地區的擴張以及河湟羌戎部落對內地的進犯；唐代青海地區吐蕃政權與唐政權的和戰糾紛；另一類是吐谷渾時代和元代蒙古族對青海地區的武力征服及佔領。恰恰正是這些大的沖突的發生與延續，促進了這一地區民族的融合、經濟的開發、文化的交流和社會的進步。這一歷史結局是人們始料不及的，這也是青海漢、藏、蒙古、回、土族等社會演進到今天這樣的格局的重要歷史成因。
秦漢時期中原對河湟地區的擴張及開發促進了青海第一次民族的交流與融合。漢代，漢民族開始大量進入青海，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派將軍李息和郎中令徐自為率漢軍10萬征西先零、封養、牢姐等諸羌(牧駐今湟源、海晏、共和縣)，結果羌人戰敗，大部被歸降，還有一些羌人「去湟中、依鹽池左右」，也就是退居到青海湖西南諸地。於是河湟有許多空地，從內地遷移一部分漢族從事墾種，這是由於征戰，漢民族進入青海之始。
漢神爵元年(前61年)，後將軍趙充國率軍六萬西征羌族。羌族被平定後，趙充國便向漢宣帝三上「屯田奏」，奏文大意是：從臨羌(今湟源東)到浩門(今民和)一帶，已開墾和未開墾土地有二千頃以上，留步兵一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各要塞處墾田。同時對湟水流域交通進行整修，從湟峽(西寧小峽)經過丹地(今湟源)到青海湖地區，沿途修路架橋七十餘處。這是由於原來征戰的將士留下來屯田，成為青海漢民族之始。
漢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將平憲等人，攜重金到卑禾羌海(今海晏)，下轄四城。西海郡設立，人口稀少，於是又增新法令「犯者徙之西海」，從此犯者人口以千、萬記數，這是由於充軍成為青海漢民族之始。然而隨著「五胡亂華」的開始，漢民族或內遷，或被同化，南北朝後即無蹤跡了。隋煬帝西巡後，又曾「發天下輕罪徙居之」，然而很快便退出了。
河湟地區屬隴西，為金城、西平等郡，包括臨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樂都)、允吾(今民和)。全面加強了對西北邊疆的控制和治理。特別是漢代，為了控制匈奴南下，在河湟地區大肆推行屯兵制，以屯田開發資助軍餉，以養馬設廠為軍需所用，於是從內地征調大批漢人丁男戊卒，大軍萬人，小軍千人，屯田牧耕，烽戊邏卒，萬里相繼，以卻強敵。當時政府在西北的牧苑馬廠最多達以36所，因罪遣送放牧的官奴罪犯動輒達到數萬人之多，馬匹數量最多高達40多萬匹。軍隊屯田的范圍不僅擴展到河湟地區、河西走廊，遠到河源腹地、新疆，甚至到今天的中亞一帶。不僅防止了匈奴對漢朝西北邊境的侵犯，也大大推動了河湟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是青海地區漢羌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後來漢朝設立「西海郡」，「徙者數千」又打通了與西域各國的通道，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也出現了與西域通商的「青海道」，進一步促進了西域各國與青海及內地的經濟、文化、商旅往來。
吐谷渾時期是青海地區發生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時間大約在兩晉時期即太康四年至十年(公元283年―公元289年)。吐谷渾原是東北鮮卑族的一支，後遷徙至河套地區，20年後晉永嘉之末(公元313年)西晉發生混亂，吐谷渾族趁機率眾西行，到了�罕、甘松地區，即今甘南(四川北部)一帶。此後跨過洮河，西到白蘭即今青海都蘭、巴隆一帶。北至青海湖，以至南達四川西北部。他們在這一地區兼並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吐谷渾在青海一帶建立了長達三百多年之久的吐谷渾國，這也是青海地區第一個統一的封建民族政權。吐谷渾時期，除鮮卑族外，還有羌族、氐族、匈奴、高車、契骨、柔然、契丹、女國、象雄、吐蕃、突厥、西域胡人和漢人。這些語言不同、族屬不一的氏族部落，經過三百多年漫長的歷程，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為青海民族的歷史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礎。學術界一直認為今天青海的土族，其始祖即當時的吐谷渾族。
這一時期青海地區另一支大的民族遷徙是黨項族的遷移。黨項本屬羌族一支，世居古析支(今青海東南部河曲一帶)。吐谷渾占據青海後，一部分黨項族為吐蕃和吐谷渾所融合，另一部分融合部分漢人、回鶻人向陝、甘、寧地區內遷，到了今甘肅慶陽、陝北地區和寧夏中寧、固原一帶。吐蕃強盛後擊敗吐谷渾，青海部分黨項族再次東遷，主要向賀蘭山以東地區遷徙，並進入河套地區，有一部分寄居在河西走廊一帶，與當地民族進行了新的融合。
唐代吐蕃與中原關系的發展促進了青海地區民族第三次大融合。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在青藏高原崛起，統一當地諸羌，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吐蕃王國。
吐蕃的興起給唐朝邊境帶來了很大威脅，雙方發生過大非川、大良川、石堡城等多次大戰，最終達成了《唐蕃會盟》，通過和親政策，建立了甥舅關系。唐蕃關系的發展加速了雙方的經濟貿易和往來，在今日月山設立第一個茶馬互市，從此內地工匠、工藝人又同藏人通婚，為青海地區多民族的融合譜寫了新的篇章。
元明清時代蒙古族的擴張形成了青海地區第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宋寧宗元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先後幾次對外擴張，西征歐亞，佔領了中亞、西亞的廣袤土地。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青海藏區和西藏均為蒙古統治，蒙古人開始遷入青海，設有西寧州，包括樂州和廓州(今樂都、化隆)。原來各藏族部落變成了蒙古王爺的封地，青海各地設立了蒙軍的台站棧道，各哨卡都由蒙古軍人駐守。青海今天藏區許多蒙語地名，諸如「那拉撒拉」、「恰卜恰」、「若蘭布拉」、「丹噶爾」、「哈拉庫圖」、

柴達木、德令哈、希里溝等，就是這個時期的歷史遺跡。到明清兩代，蒙古族又有亦不剌、卜兒孩、俺答汗、卻圖汗、顧始汗諸部西入幾次向青海的遷徙，直到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羅卜藏丹津叛亂平息後，清政府在《青海善後事宜》中才正式確定了蒙古族兩翼二十九族青海的屬地范圍，核定了青海蒙古族的正式封號，這就是形成今天青海蒙古族的歷史基礎。蒙古族進人青海，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領地，許多地方的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已與青海當地藏族結合為兄弟一家。
另外，早期藏文史籍一直稱蒙古民族為「霍爾」，並雲「地在西夏之北」，直到明清，藏族才分稱蒙古族為「索布」(阻卜)、土族為「霍爾」。有專家認為，霍爾是「早期對吐谷渾故地的一些非漢人的泛稱。」在今青海東部和廣大藏族地區有許多與霍爾有關的地名。近代，西藏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也被稱為「霍爾」，有「霍爾三十九族」之說；今四川甘孜州所屬的道孚、盧霍、朱倭、甘孜、東谷五個地區總稱為「霍爾五地」，可見，霍爾曾是青藏高原上一個人口數量眾多的部族，這些成為現代藏族的霍爾人必與蒙古人有關，但也不能否認與古老吐谷渾人的淵源關系。
在蒙古西征的漫長歲月中，蒙古人還以簽軍的形式將中亞一帶的伊斯蘭教徒帶回中原內地，並在甘、寧、青、滇等地予以安置。在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下，於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遷入中國境內，或以軍隊形式令其屯田自力，或與漢人雜居以定歸屬，逐步形成了甘青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帶。這是蒙古西征之後西北地區又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也是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又一次歷史發端。
明代是漢族遷居河湟並取得較大成就的時期，也是青海歷史上第五次民族遷徙和交流。從明初開始，漢民族成為青海多民族格局的一支重要的主體民族，一直繁衍發展到了現在。青海邑人中廣為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後馬秀英，很有才華，深受寵愛，但有一點不合時尚的缺憾――腳大，因此人們當面尊稱為「馬皇後」，背後直呼「馬大腳」。有一年南京珠璣巷(又說竹子巷或珠絲巷)的市民正月十五鬧元宵，有男扮女裝騎馬戲鬧者，被佞臣瞧見，讒言於朱元璋：「男扮女裝者，女貌大腳，倒騎在馬上，手舞足蹈。」朱元璋一聽火冒三丈，這不是暗喻我朱家天下倒行逆施嗎!孰可忍，士不可忍!回到宮中立令將珠璣巷居民圍而殺光。就在這時，馬皇後勸言：「愛民如子，仁德寬厚，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下興，天下興則社稷固。」朱元璋一聽覺得言之有理，於是下令全部發配塞外，攆到了青海。這個傳說與《綱鑒總論・廣註明朝殺京民條》的注述：「帝(太祖)以元宵燈謎畫一婦女，手懷西瓜乘馬。而馬後腳甚大。上日：『彼以皇後為戲謔』蓋言淮西婦馬(皇)後腳大也，乃殺京民之不安本分者」的記載相吻合。
又據湟源縣大華鄉的池汗村和塔灣鄉的塔灣、崖根、紅土灣、後庄、河南、阿家圖村，申中鄉的申中、韭菜溝村，波航鄉的納隆村，城郊鄉的河拉台、納隆口等五鄉十一村1704戶家族宗譜的調查(1985年)，其中有1413戶、6651人的祖籍在南京江淮一帶，系明洪武、浙江、天啟年間被充軍、移民而來的。
清代入居青海的漢族祖籍，主要是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湖北等地。其中屯邊諸多來自江浙、皖、鄂等地，做生意者多數來自晉、陝等地。
漢民族的大量遷入，大大改變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對農業、商業、手工業、畜牧業的開發起過重要作用，也在文化上對其他民族產生過重要影響。

㈣ 陝西 考古遺址 都有哪些

從早到晚：藍田人遺址、寶雞北首嶺遺址、西安半坡遺址、西周豐鎬遺址、扶風岐山周原遺址、寶雞魚國墓地、周公廟墓地、韓城芮國墓地、秦代阿房宮遺址、秦都咸陽城遺址、秦始皇陵、西安曲江遺址、西漢長安城長樂宮、未央宮遺址、西漢帝陵、唐長安城遺址、唐代大明宮遺址、唐十八陵、扶風法門寺地宮、銅川耀州窯、黃堡窯遺址.......太多了，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㈤ 4、多選19世紀後半期,考古學家謝里曼發掘的著名古代希臘遺址是什麼

特洛伊古城
謝里曼根據荷馬古詩描述，尋找到了傳說中的特洛伊古城

㈥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半坡遺址中有哪幾例典型建築

第一例是考古編號為「半坡F21」的建築。按發掘記錄，穴底發現三隻柱洞，皆直壁，深度各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為後來加的柱洞遺跡。其餘二柱洞相對中軸的兩個對稱位置上，已遭破壞，估計原來應有一柱洞。即復原為對稱布置的四中心柱。這個建築的頂部做法，只能推測了。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在四柱頂杈上架四橫梁，構成周圍椽木的中間支點；另一是以四柱頂杈為中間支點，先於對角架設四椽，頂部相交構成其餘柱椽的頂部支點。柱洞梁達80～110厘米，說明栽柱技術已較發達，而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橫梁聯系之可能較大，因此認為後一種推測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築遺址的入口已殘破，只能按同類型的復原。溝狀門道為了防水，上面推測是有雨篷的。門道兩側未見柱洞，其做法應是在門道前方先架設一大叉手，頂部支撐門道橫梁前端。從建築內部中間的火塘可知，當時的飲食上已用燒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頂上有孔，排煙之用。

第二例是考古編號為「半坡F39」的建築。這一建築的室內地面以與室外地面平，周圍柱洞應是側部圍護結構的遺跡。值得注意的是，據發掘記錄，南部的入口處排列有柱洞，說明門限很高，以至需要內設木骨。所謂門限，實際上是因襲穴壁概念的矮牆；鑒於柱洞較小，周圍大約同門限矮牆的高度。這是初期的地面建築形式，實際上是構築起來的木骨泥牆代替挖土形成四壁。復原牆高，可以豎穴的一般深度來估算，約80～100厘米高。門內外有墊土，作為踏跺。牆上的屋頂亦推算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構架，根據中軸偏北的中柱遺址，可設想屋蓋木構，一中柱為中間支點，先架一椽，懸臂之室中心，形成其餘柱椽的頂部支點，從而形成端正的方錐形屋頂。周圍排柱沒有特別粗的，這說明還是萌芽狀態的牆體構造與屋蓋全同，即牆體和屋頂還較含混不清，所以尚無「屋檐」。這種構架方式，扎結節點有一定程度的松動，因此受力後會產生一些變形。牆體因變形而外傾，有點像糧囤的形狀，這也可以減少雨水對牆體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則不得而知了。

半坡穴居遺址

第三個例子是考古編號為「F6」。這是一座圓形的建築，當然其圓是不太規則的，直徑約為6.70米。中部偏北有兩個柱洞，柱洞有防火欄桿護坎牆。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還有對稱的兩柱，故復原為四根中柱。這個遺址的重要現象是，牆體較薄(16～20厘米)，泥牆內的木骨遺跡多為半圓、楔形、矩形等扁長柱洞，即木骨多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面長邊多在10厘米左右，長邊沿圓屋切線布置，其間無較粗的木材。這個遺址的入口處埋有木骨遺跡，推知門限的高如坎牆，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減少地面的塵土吹入室內。另外，門內兩側設隔牆，牆後形成適於卧寢要求的隱靜空間。

㈦ 夏朝的考古發掘與文化遺址

夏朝的遺址集中在河南偃師二里頭處，學界稱「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遺址發現，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稱為洛達廟類型。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里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於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干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繫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里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陝縣七里鋪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 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為二里頭文化，並做為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20世紀80年代，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陝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銅器冶鑄、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㈧ 名詞解釋：河姆渡文化、半坡村落遺址

半坡村遺址

半坡村遺址在西安的東郊，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村落遺址。遺址略呈橢圓形，北面為氏族墓地，南面為居住區，東北面為陶器窯場。居住區內的房屋共有36座，分為兩片，都有一定的布局，房屋有大有小大的面積達160平方米左右，兩片各有一間，可能是氏族（或部落）首長的住室或議事集會場所。墓葬是男子、女子分別葬在一起，說明了這里尚實行族外婚。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有石斧、石錛、石鏟、石刀等，多磨製得比較精緻合用。還有骨器、陶器等。這里已經處於「鋤耕農業階段」。穀物有粟、稻等，用石磨盤、石磨棒以去穀皮。還開始種植白菜、芥菜等。家畜飼養業已出現，主要飼養豬、狗。居民除經營這樣的原始農業和飼養業外，還要捕魚、狩獵、採集果實以補助生活。
半坡居民的主要手工業有制陶器、石器、骨器、紡織、木工等。陶器是手制的，有瓮、罐、瓶、盆、缽、鼎等。上繪黑色或紅色漩渦紋、波浪紋、幾何紋、花瓣紋、魚紋、鹿紋和人面形圖案等。人們稱這類陶器為彩陶。有些彩陶造型和紋飾十分精緻美觀。
有些彩陶上刻畫著類似文字的符號，這可能是中國古代文字的萌芽。

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流域下游地區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發現於(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及舟山島，經科學的方法進行測定，它的年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氏族村落遺址，反映了約7000年前長江流域氏族的情況。
簡介

河姆渡文物該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發現，在1973－74和1977－78年兩次對河姆渡遺址作發掘並有資料。在建築方面，遺址中發現大量干欄式建築的遺跡，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發現，被斷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殘存尚有葫蘆、橡子、菱角、棗子等。動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豬、狗、水牛等家養的牲畜。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比較進步，有耜、魚鏢、鏃、哨、匕、錐、鋸形器等器物，精心磨製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圖案，就像是精美絕倫的實用工藝品。在眾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發現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穀，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豐富的稻作文化遺址。它的發現，不但改變了中國栽培水稻從印度引進的傳統傳說，許多考古學者還依此認為河姆渡可能是中國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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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河姆渡文化的農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築形式主要是栽樁架板高於地
河姆渡干欄式建築面的干欄式建築。干欄式建築是中國長江以南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發現是為最早。它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的半地穴房屋有著明顯差別，成為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因此，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同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淵藪。它是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趨勢的另一條主線，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並不相同。
貫穿中華大地六千公里的亞洲第一大河「長江」，盡管總長超過了黃河，但長江流域誕生的古代文明以前並不為人所知，這是因為人們一直認為中華文明的發源歸根到底還是黃河流域，只有黃河文明才是歷史的主流，但是近年來，在長江下游一代卻不段出現令人振奮的發現。首先，是和半坡遺址處於同一時代的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稻穗紋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圖案，彎彎的稻穗圖案使人想像到，河姆渡時期的人們已經開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發掘中從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殼，據發掘報告說總量達到150噸之多，在已經碳化的稻殼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結果確認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會上大量的余糧屯積成為可能，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差別的出現。文化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會經濟是以稻作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採集和漁獵。在遺址中普遍發現有稻穀、谷殼、稻桿、稻葉等遺存。 遺址 中還出土有許多動植物遺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棗、葫蘆、薏仁米和菌米與藻類植物遺存。
河姆渡文化時期人們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異的村落。在村落遺址中有許多房屋建築基址。但由於該地是屬於河岸沼澤區，所以房屋的建築形式和結構與中原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史前房屋有著明顯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為主，並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長江下游以南的一種較早的新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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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遺址

河姆渡遺址 河姆渡文化鯔山遺址
鯗架山遺址
慈湖遺址
小東門遺址
傅家山遺址
名山後遺址
塔山遺址
田螺山遺址
白泉遺址
靈山遺址
河姆渡文化陶器河姆渡文化是分布於中國浙江杭州灣南岸平原地區至舟山群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年代大約在西元前4000年到5000年之前，因以浙江餘姚河姆渡村遺址發掘最早，故稱作河姆渡文化。
該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發現，在1973－74和1977－78年兩次對河姆渡遺址作發掘並有資料。在建築方面，遺址中發現大量干欄式建築的遺跡，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發現，被斷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殘存尚有葫蘆、橡子、菱角、棗子等。動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豬、狗、水牛等家養的牲畜。
在人工製品上，石器數量較少，主要是斧等打獵工具，亦有較也有裝飾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發現中國最早的木製飾品「木雕魚」，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鏟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紡織工具。在河姆渡並出土了中國境內所發現最早的漆器，其陶器製作有一定的水平，估計最高燒成溫度達1000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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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河姆渡文化玉石河姆渡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4360年-前3360年。 主要分布於浙江寧紹平原。以夾炭黑陶為主，少量加砂、泥質灰陶，均為手制，燒成溫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盤、缽、盆、缸、盂、灶、器蓋、支座等。器表常有繩紋、刻劃紋。有一些彩繪陶，繪以咖啡色、黑褐色的變體植物紋。
河姆渡文化則是分布在長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例子。因遺址首先是在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被發現，故1976年命名之。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為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為約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發展的時間介於裴李岡、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間，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並越海東達舟山島，分布以長江流域為主，環境與華北不同，所以觀察河姆渡遺址立體造景，可發現自然景觀與裴李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
自然環境
河姆渡遺址位於長江下游地區，河湖泥沙沉積土壤肥沃，為原始農業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遺址附近水源豐富，適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長，普遍都發現稻穀、稻殼、稻桿、稻葉的遺存，是中國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證，也是目前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記錄。當地降水多，氣溫高，應屬常綠闊葉林和亞熱帶落葉闊葉林，森林有水鹿、野豬、牛等動物。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野生動物遺骸，以鹿科動物最多，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農具「骨耜」即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密布如織的沼澤，又為水生動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環境，也為發展漁獵、飼養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遺址中所發現的柄葉連體木槳，證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於交通外，可能也在漁獵活動中乘用。桿欄式的房屋也反映出為適應南方高溫潮濕的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的不同，使河姆渡文化與華北黃河流域文化有所差別。 河姆渡文化遺址周邊山水
住屋特質
據地理勘測，河姆渡建築遺址附近有一座小山，東北面當時是一片湖泊，這樣的地理位置最適合桿欄式建築型式。桿欄式住屋有許多特色，使居民能臨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風涼快，可防潮防溼，也可防止大雨過後的氾濫，及不衛生的蒸氣和低飛的昆蟲聚集。殘餘棄物可從地板空隙擲出，隨水漂流；在陸上的桿欄建築擲出物可成犬豬的飼料，地面上又可燃起熏出濃煙的火以防蚊蟲。如建築在地形崎嶇之地，還可減免填土、挖掘；又因居高臨下，也可防敵人襲擊。
河姆渡遺址出土許多樁柱、立柱、梁、板等建築木構件，構件上有加工成的榫、卯（孔）、企口、銷釘等，顯示當時木作技術的傑出。柱子兩端凸出的小方形稱為榫、柱上鑿出可將榫插入的孔為卯。遺址中所發現的兩種木構銜接法，令人驚嘆不已，至今仍為木工工藝所沿用。一是企口板，企口可將兩塊木板拼接在一起而不露縫隙，遺址中發現的企口板兩側各有一道企口，可與另一塊側邊削薄的木板相接，如今我們的木質地板還是用這方法拼接。另一是銷釘孔，帶銷釘孔的榫和樑柱的卯垂直相交，用銷釘栓住，榫頭就不會從卯口脫出了。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技術，可說已為中國木結構建築打下了基礎。
編結紡織
河姆渡出土的紡輪、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機刀等，據推測這些可能屬於原始織布機附件，顯示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由手工編織發明了原始的機械。
原始音樂
河姆渡出土相當多的骨哨，是一種樂器，也是一種狩獵時模擬動物聲音的狩獵工具。浙江杭州市還能看見一種用小竹管做成，發出鳥鳴聲的竹哨，顯然是河姆渡骨哨的遺存。陶塤也是河姆渡的出土遺物，塤身呈鴨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中國一種古老的樂器，市面上觀光區兜售的陶笛與此相似，只是河姆渡的陶塤只有吹孔而無音孔，可見它的原始。河姆渡遺址充分顯示出南方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發展不亞於華北的文化，這可證明中國文化其實是多元發展，各有特色的！
經濟和宗教生活
酒器的出現顯示農業收獲較前豐富，才有餘糧釀酒。河南龍山文化中，還流行以豬、牛、羊、鹿的肩胛骨為材料製成卜骨，將卜骨加以燒灼，觀察兆文以解釋吉凶。占卜顯示此時已有某種程度的信仰。另外在龍山的兩座窖穴里還發現了煉銅用的坩鍋殘片，說明當時已能鑄造銅器。一般認為河南龍山文化處於原始農業社會解體階段，最終發展為中國文明初期的青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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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狀況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表明，新石器時代中期寧紹平原的農業經濟和家畜飼養都比較發達。在河姆渡遺址的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現了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葉、稻殼等交互混雜，形成 0．2—0．5 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 1 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遠古各氏族文化遺存中所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於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對於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遺址中發現了大批農業生產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農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僅河姆渡一處就出土上百件。骨耜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骨質較薄者則無銎而將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豎槽，並在其兩側各鑿一孔。還發現了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內，橫銎里穿繞多圈藤條以縛緊，頂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還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 1 米的舂米木杵等農業生產和穀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豬和狗。破碎的豬骨和豬牙齒到處可見，並發現捏塑的體態肥胖的陶豬和在黑陶缽上刻劃的豬圖飾。有一件陶盆上同時刻劃著稻穗和豬的圖像，具體而生動地反映出家畜飼養依附於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許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製作的，說明水牛當時已被馴養。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業也是比較發達的，在經濟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業、紡織業、骨器製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較進步。這一帶的氏族先民燒制的陶器，以夾炭黑陶最富特點。尤其在早期，種類比較單一，無論炊具還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夾炭黑陶，胎泥純凈，含鐵量僅為 1．5%左右，以大量的稻殼、莖葉碎末為羼和料，工藝技術上還比較原始。稍晚出現了一些夾砂紅陶和褐陶。各種器物均為手制，不甚規整，據測試，燒成溫度在 800—900℃，在缺氧的還原焰中燒制而成。陶器的胎質比較粗厚疏鬆，重量較輕，吸水性強，比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經用慢輪進行修整，出現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較為復雜的新產品。有些陶器火候較高，燒成溫度已達到 1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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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遺存

稻穀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中，在第四文化層上部發現大面積的稻穀、稻稈、稻葉和木屑、葦編構成的稻穀堆積層，平均堆積厚度20～50厘米，最厚處超過100厘米。剛出土時稻穀外形完好，色澤金黃，少數稻穀連外殼的隆脈、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經農史學家多次抽樣鑒定認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個類粳、類秈及中間型等各種粒型的亞洲栽培稻屬雜合群體。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穀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不僅為研究我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且糾正了我國栽培水稻是從印度阿薩姆傳遞過來的傳統說法，有力地證明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國家。
木構建築遺跡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層都發現了木建築遺跡，尤以第四文化層最為密集和壯觀，總數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構件有木樁、圓木、長方形木材、帶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學家和古建築專家對遺跡和木構件分析後認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樁木為支架，上面架設大小梁承托地板，構成高於地面的架空基座，再於其上立柱、架梁、蓋頂的干欄式建築。在垂直相交的構件接點上，使用榫卯結構技術。把中國出現榫卯木作技術的時間從金屬時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遺址發掘中共發現29排木樁，分析至少有6棟以上建築。根據木樁的排列與走向分析，當時的房屋呈西北———東南走向。從單體看，當時普遍採用連間長房子形式，其中最長一棟房屋面寬達23米以上，進深7米，房屋後檐還有寬1米左右的走廊過道。這棟房子可能是一個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門開在山牆上，朝向為南偏東5°～10°。它在冬天能夠最大限度利用陽光取暖，夏季則起到遮陽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現代人所繼承。河姆渡時期的房屋建築布局合理、設計科學、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使之有利人類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築外，在遺址第二文化層還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水井遺跡。水井構築於直徑約6米的鍋形水坑底部，用邊長2米的四排木樁圍成一個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個方木框作為圍護。水坑四周還設有圓形柵欄，大概作護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時期，居址周圍河沼遍布，但水體與海水相通，致使鹽份升高、苦鹵而不堪飲用。所以水井的出現是人類為提高生活質量所作的努力，是人類本質所使然。
人體遺骸
河姆渡遺址考古發掘沒有發現氏族公共墓地，只發現了27座零星墓葬。較完整的骨架僅13具。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發掘結束後，人類學家韓康信、潘其風先生曾到發掘現場，對他們的年齡、性別、體形、人種作出鑒定。其中未成年的兒童9具，成年人4具，編號M23、M17的頭骨保存比較完整。
（1）年齡。M23出自第三文化層，頭骨碩大，前額接近闊額型，顴骨寬而外突，下頜厚大，男性特徵明顯。根據現代人頭骨癒合和臼齒磨蝕度推算，年齡在30歲左右。M17頭骨前額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頜枝內翻，尖形頦，特徵顯示為未成年女性，年齡約13－15歲。
（2）身高。按照遺骸主要骨骼長度，用我國現代人身長特徵，換算出身高。M23，身高為169～170厘米。M17身高為152～157厘米。
（3）人種。M23、M17顴骨較高和寬，鏟形門齒，與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居民相同。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樑、低矮的眼眶，與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居民更為接近，應為南方蒙古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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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器物

陶器
河姆渡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復原率最高的遺址之一，兩次考古發掘，出土陶片40萬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復原的陶器占總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獲得完整器和復原器1221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夾碳黑陶，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識地在陶土中摻和了炭末，主要是為了減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種類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盤、缽、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為炊煮器、飲食器、儲存器、汲水器。較為特殊的有灶和盉兩種。陶灶形似簸箕，內壁有3個乳釘狀足，為安放釜而設置。陶灶發明後，解決了木構建築內煮炊防火問題，是後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陶盉形似酒壺，前有沖天管狀嘴，後為喇吹口，中間以扁平半耳環連結。器壁內外打磨光滑，製作精細，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多數專家認為這是一種酒器。
石器
河姆渡遺址石器的數量和種類都不算豐富，共出土874件。按功能分，主要是生產工具和裝飾品兩大類。生產工具有斧、錛、鑿三種，器形較小，磨製不精，尚留有不少打擊和琢制的痕跡。大多屬於砍伐樹木和加工木構件的工具，有的可作為農具和加工骨、木的工具。其它的石器還有礪石和馬鞍形石塊、石球，後二種可能是穀物和硬殼果實的脫殼工具。
骨器
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產工具，按使用功能分為骨耜、骨箭頭、骨鑿、骨錐、骨針、骨哨、骨鐮、骨魚鏢、管狀針等，以骨耜最具特色。
骨耜取材於大、中型哺乳類動物的肩胛骨。耜的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狀，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寬。骨面正中有一道豎向淺槽，下端呈圓舌形，其兩側有兩個平行的長方孔，上端有一橫穿方銎。是為綁扎豎向木柄而設計的。這種製作方法為河姆渡文化遺址所特有。骨耜通體光滑，有的刃部因長久與土壤磨擦而殘缺或形成雙叉、三叉式。這是一種很具特色的農業生產工具。遺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與數量巨大的稻穀堆積物相對應，說明河姆渡農業已從採集進入到耜耕生產階段。
木器
共300多件，大多出土於第四文化層，說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廣泛用於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木器製作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最為重要的木器是紡織工具和木槳。紡織工具有木（陶）紡輪、齒狀器、木機刀、卷布棍、圓木棒、尖頭小棒、木（骨）匕等。紡織專家認為是踞織機的零件。有了紡織，說明河姆渡先民已脫離茹毛飲血的野蠻生活，進入初具文明的歷史階段。
木槳共8件，採用整塊木料加工製作而成，柄部為圓形，槳葉呈柳葉形。有槳必有船，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劃槳行舟，用於捕撈和鄰近氏族之間的交通往來。

㈨ 考古學者探尋漢代西域都護府城址遺跡發現了什麼

空中俯瞰位於輪台縣境內的卓爾庫特古城遺址。

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區建立的軍政體系包括重要城鎮、戍堡、關隘、烽燧亭障、郵驛等等，並輔之以屯田開墾。漢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區軍政體系的建立標志著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