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

① 西安的歷史

西周伯姬昌（來周文王）在今西安源城西南長安縣灃水中游西岸營建豐京，將臣民從岐山周原遷於此。又一年，命子姬發（周武王）在灃水東岸營建鎬京。後者為政治中心，前者為宗教、文化中心，合稱"宗周"。是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後，以豐鎬為都，是為西安作為都城之始。西周歷12代約300年，公元前771年亡於犬戎。

② 西安有哪些歷史

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長安縣灃水中游西岸營建豐京，將臣民從岐山周原遷版於此。又權一年，命子姬發（周武王）在灃水東岸營建鎬京。後者為政治中心，前者為宗教、文化中心，合稱"宗周"。是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後，以豐鎬為都，是為西安作為都城之始。西周歷12代約300年，公元前771年亡於犬戎。

③ 北京和西安各有什麼歷史文化遺跡

丟死人，把回民街這么個坊上吃飯的地方當歷史文化遺跡
我在北京居住過15年，又是西安人，我來回答
西安：藍田猿人遺址，半坡遺址，西周豐鎬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秦始皇陵，漢長安城遺址，漢文帝霸陵，漢宣帝杜陵，唐長安城及唐大明宮遺址，唐華清宮遺址，唐大慈恩寺，唐薦福寺，元代王府遺址，明西安城牆，明秦王府遺址，西安鍾樓，西安鼓樓

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山戎文化遺址，琉璃河西周燕國都城遺址，大葆台漢墓，唐法源寺，遼天寧寺，房山金陵，元大都，元代運河北京段，明清兩代皇城，紫禁城，明十三陵，盧溝橋，清代的萬壽山頤和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圓明園遺址

④ 朱天章是否有宗教信仰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區的眾多蒙古部落原為金朝的臣屬民族，隨著金朝的逐漸衰落，蒙古的勢力也開始壯大起來，逐漸脫離金朝政權的統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領袖鐵木真通過殘酷戰爭統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被各部落推舉為「成吉思汗」，建立政權於漠北，國號「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國。建立大蒙古國後，不斷發動征服戰爭擴張其疆域，1217年滅亡西遼、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進攻到伏爾加河流域。於1225年東歸，1227年又滅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對西夏的遠征中病逝。蒙古軍隊的對外戰爭具有徵服性質，為了減少蒙古軍隊的傷亡，加快戰爭的進度，蒙古軍隊在戰爭期間對敵人採取了殘酷而野蠻的政策。大量敢於英勇反抗的地區破城之後人口被屠殺和奴役，無數財產被掠奪損毀。戰爭的結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廣闊、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影響力盛極一時的龐大帝國，基本實現了世界一統、天下大同的格局，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元朝的建立蒙古帝國可汗蒙哥於1259年在四川駕崩，享年52歲。其四弟忽必烈與七弟阿里不哥開始爭奪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數蒙古正統派的支持下於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通過「忽里勒台」大會即大汗位。與此同時，忽必烈與南宋議和後返回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會自稱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設立中書省，總管國家政務。1260年5月，忽必烈頒布《即位詔》法令，並建元中統。由於忽必烈在中原漢地自行集會稱汗，並且推行漢法，明顯違背了蒙古傳統，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統派的強烈不滿，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隨即展開了四年的汗位戰爭。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敗投降，忽必烈定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漢法」主張卻造成許多蒙古貴族的不滿，拒絕歸附忽必烈汗國，結果導致其他幾個蒙古汗國紛紛敵對，忽必烈的政權遂只包括「中國」（並非完全今天意義上的中國）與蒙古高原地區，從此蒙古帝國不復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國號詔》法令，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國號為「元」。這是蒙古帝國政權由世界性大一統帝國轉為中原王朝的分水嶺，蒙古政權之前對中原地區推行的是極具游牧性質的掠奪式統治，中原地區僅是其屬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時才轉型為以中國為主要佔領地的王朝，且在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現，故「大元」的建立應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劉秉忠規劃下，建都於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虜6歲的宋恭帝及謝太皇太後。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消滅了南宋最後的抵抗，陸秀夫背著9歲的小皇帝趙昺投海而死，中國（南宋）滅亡。 之後，元軍曾進攻過周邊一些地區，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試圖征服日本的戰爭最為著名，通常認為台風（日本人稱之為「神風」）是造成元軍失敗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學發現卻否定了這個原因。近期發表在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的一項考古新發現指出：為忽必烈建造戰艦的高麗人有意建造和設計質量極其低劣的船隻是導致忽必烈的蒙古艦隊葬身魚腹的主要原因。 [編輯本段]科學文化 元朝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有較高的成就。天文學居於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地位，數學、醫學也都在世界先進之列,科學家郭守敬於1276年修訂新歷法，經4年時間制訂出《授時歷》，通行360多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歷法。他還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其後被忽必烈命名為「通惠河」），再加上濟州河、會通河等其它幾項重大工程，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00多公里；戲曲與小說創作繁榮，涌現關漢卿等一批優秀的劇作家。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結晶。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碰撞，曾經激起過無數絢麗的火花，為中華文化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間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權。在中國王朝序列中，盡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卻是極其重要的。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進程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後消滅西夏、西遼、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並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並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於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後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於這一時期，並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並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後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雲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涌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於元朝各種文化和諧並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兼容務實的特徵。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實例。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兼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范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餘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數據、星辰的數量、歷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製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元朝，中醫葯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進了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及中醫葯知識廣泛向外傳播，而且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葯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葯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葯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葯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葯學擴大了「中葯」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葯」。元朝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葯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葯物院」。著名的「回回葯方」也是元朝時期從伊斯蘭國家傳來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而且還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中國人使用阿拉伯數字是從元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 元時的中國，醫葯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葯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葯方》（以下簡稱《葯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葯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葯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葯方》是一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葯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葯方》約有葯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台秘要》相當。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盪，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進程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范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德里蘇丹國、波蘭、匈牙利、羅斯公國、英格蘭、法蘭西、義大利、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國。歸國後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游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信息，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些信息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紹，不再局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游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榮 上都，又稱上京、灤京，地處中原與漠北的交界處。上都是蒙元帝國繼哈刺和林之後建立的第二個都城，也是標志著蒙元帝國走向輝煌的歷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後，命其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為了對刑州、河南、陝西關中等地進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駐帳於桓州、撫州一帶，在灤河上游的沖擊平原——金蓮川廣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蓮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總理中原軍國事務兼有文韜武略的人才庫、智囊團。確立了崇尚懦學的王道思想，興復「文治」，以「實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劉秉忠「於嶺北灤河之陽，築城堡，營宮室」。北依龍崗，南臨灤河，放眼金蓮川，1259年建成開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大汗位，開平升為府，一躍為夏都，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1263年擴建開平府正式加號為上都，設上都總管府。當時的北平稱作燕京，1264年改為中都，八年後改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國走向全盛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潛藩時期的領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業的發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繼成吉思汗、窩闊台汗之大成，馬上打天下，馬下治臣民，文韜武略，多有建樹。三代相繼，成為蒙元帝國的全盛期。 大元帝國先後有六個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來，發生的「南坡之變」、 「兩都之戰」、 「上都兵變」 等宮廷斗爭和流血沖突，都證明了上都極重要的政治、軍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國的廣袤的地域和穩定的發展，極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和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許多外國使者、傳教土、商人、遊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見，建立和發展了友好關系。王惲《中堂事記》記載，中統二年(126t年)，發郎國(歐洲)使者曾到開平朝見忽必烈， 「獻卉服諸物……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同年高麗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麗參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龐德四年(1300年)緬國木連城首領阿散哥遣其弟者蘇率91人的使團來中國。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見者蘇。至正二年(1342年)羅馬教皇的使者馬黎諾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順帝召見。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來，被稱為「色目商賈」或「回回商人」。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帶馬可，波羅到中國，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極高的禮遇。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詳細記述了上都的宮殿、寺院、宮廷禮儀、民情風俗，向世界介紹了上都，讓世界了解了中國。 國外的科學家也來到上都工作，促進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波斯科學家扎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籌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稱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賜封扎馬刺丁為提點，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長。扎馬刺丁研製子多種大型天文儀器，並制定了「萬年歷」。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監的馮天章及著名科學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馬刺丁的影響。 上都城有著眾多的佛寺、道宮、回回寺和文廟。除了蒙古薩滿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很活躍．著名的兩次佛道兩次大辯論影響深遠。佛道兩家爭辯，由朝庭下旨組織辯析．兩家相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發而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長老福裕駁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領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託忽必烈在開平召集漢地佛道兩教代表人物進行第二次辯論。參加辯論的佛教僧侶300多人，道士200多人，達官顯貴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彌恆、八思巴作為統領釋教的帝師和克什米爾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領也參加了辯論大會。各抒己見，不同思想文化爭鳴，轟動朝野。 上都由於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所以通行著多種語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漢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廟、八思巴帝師寺地位崇高。懦學、蒙古字學、醫學、天文學都很興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詔書大講「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中統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國頒發了一道詔書， 「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有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撥巨款重建孔廟。至順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兩次頒發詔令，向上都孔廟賜碑。 有廟即有學。孔廟得到尊崇，儒學也廣為傳播。中華文化三大傳統，懦、道、佛都有了深入發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愛」。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為法， 「道法自然」，崇尚無為的自然主義，主張「天人合一」，佛家從「解脫」坐標觀照人生，信奉「無常故苦」的價值判斷，為人們提供了解脫方法和途徑的精神依託。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隱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關切。二是對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視心性修養。儒、道、佛得深入闡釋和東西方多種宗教與學說的廣泛發展都說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與繁榮。 中華文化有著五千多年的漫長歷史。蒙元時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廣收兼容有著顯著的特點，這是和貫通歐亞的廣袤疆域與文化大視野和眾多民族的大一統大融合相一致的，這樣的歷史條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實際上中華文化也正是在不斷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礎形成的。 令世人矚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發展中，文化藝術特別是元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元雜劇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多種詞曲和技藝的發展成果，達到一個鼎盛的階段，在中華文化史上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著名的作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等成為名傳千古之人。 《竇娥冤》、 《西廂記》等一大批佳作，在戲劇和文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對後來戲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雜劇留存下來的作品有150種左右，成為人類戲劇和文學藝術的瑰寶。 詩歌、書畫也有了高水平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書畫和詩歌大家。趙孟頫書法師承王羲之。圓轉遒麗，人稱趙體。詩畫俱佳。元好問多有傳世之作，是有名的詩人和詩評家。蒙元文化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在中華大文化中佔有顯著的地位。蒙元時期中華版圖橫跨歐亞的廣袤地域和眾多民族的大一統局面使得文化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寬廣的內涵。中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大交匯，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的時空。上都作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發祥地有著舉足輕重的中心地位。與大都相比，上都視為「蒙古人的故土」。與大都相比，同樣作為蒙元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體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薩滿教、質孫宴、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潛藩之際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蓮川建立幕府，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論、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備。從36歲的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苦心經營十年，46歲時(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道國學古錄》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國的政治軍事中心哈刺和林較近，是溝通南北東西的重要樞紐。對聯絡、控制擁有強大勢力的漠北蒙古宗親貴族，在政治、軍事上約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樣成為蒙古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結合部，是融匯蒙古草原文化與漢族農耕文化，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時期無可爭議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說，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體現，也是蒙古文化高度發展，吸納多種文化的有益成分，達到歷史性的高度。作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對社會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世界強國，也對世界的文化發展和人類的文明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 ..

⑤ 西安最古老的地方是什麼在哪

1.兵馬俑:是始皇陵的從葬坑，位於秦始皇陵東側約1公里半處
2.西安古城牆:建於明洪武年間（1370棗1378）年，以公元6世紀時隋唐皇城牆為基礎擴展形成
3.秦始皇陵是古代帝王陵墓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陵園。秦始皇自即位起，就修驪山為陵墓，並六國後。
4.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兵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
5. 西安-咸陽帝王陵墓秦在公元9世紀還只是黃河上游的—個小部落, 到了公元771年西周I朝
6.鍾樓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西安的重要標志之一。鍾樓上懸掛銅鍾，用以報時，故名鍾樓
7.華清池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唐皇家園林一。被列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保護區.華清池亦名華清宮
8.大清真寺位於西安鼓樓西北的化覺巷內，它與西安大學習巷清真並稱為中國西安最古老的兩座清真寺
10.驪山 驪山位於西安臨潼縣城南，屬秦嶺山脈的一個支脈。遠看形似一匹青色的驪馬，故名「驪山」
11.阿房宮 西安阿房宮是秦王朝的巨大宮殿，遺址在今西安西郊15千米的阿房村一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2.大雁塔位於和平門外4公里的慈恩寺內，相傳唐代永徽3年。赴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
13.西安半坡遺址 即半坡遺址博物館，位於西安市東郊約六公里的半坡村，是黃河流域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遺址
14.法門寺法門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 唐初改名法門寺。
15.楊貴妃墓楊貴妃墓位於興平縣城西12.5公里的馬嵬坡。楊貴妃，名玉環，今山西永濟人，被稱為我國古代的一大「美人
18.大興善寺位於西安城南約2.5公里的小寨興善寺西街。始建於晉武帝司馬炎泰始至泰康年間，距今1600餘年
19.小雁塔位於距西安城1公里處的薦福寺內。薦福寺是在唐高宗死後百日，為其獻福而建的，所以最初起叫獻福寺
20.唐乾陵是唐十八陵中最西的一座，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是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與皇後、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的陵園
21.黃帝陵，為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陵墓，為漢代所建，軒轅廟內古木參天，有黃帝手植的軒轅柏
22.張良廟張良廟傍山依水，古樸典雅，終年雲靄繚繞，頗有仙家靈氣
23.諸葛亮墓武侯祠大殿正中神龕上端坐諸葛亮塑像，極顯慈祥睿智。他左手持六韜兵書，右手撫膝。琴童書童待立身旁，一持寶劍一捧印綬
24.昭陵博物館,依唐朝三朝元老李 墓而建。內除李 墓外，還有2個碑石陳列室和出土文物，雕刻繪畫展廳
25. 秦王宮是西影廠為拍攝大型歷史片《秦始皇》，於1988年修建的仿秦代大型宮殿建築
26.大重陽萬壽宮位於終南山北麓，西安市西南40公里處戶縣祖庵鎮，是道教三大祖庭之一
27.杜公祠位於長安區韋曲鎮東的少陵塬畔距西安約12公里是杜甫的祠堂，它北倚少陵原，南臨樊川
28. 香積寺建於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是凈土宗二世祖善導法師的衣缽弟子懷諢為祭祀善導圓寂而營建的
29.興教寺興教寺塔又稱玄奘靈塔。位於長安區興教寺慈恩塔院內，玄奘（602-644），唐代高僧，唯識宗創始人之一
30.茂陵茂陵是西漢武帝劉徹的陵墓。位於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興平縣城東北南位鄉茂陵村
31.乾陵乾陵位於乾縣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帝武則天的合葬墓陵，墓因山為陵，氣勢雄偉壯觀...更多乾陵
32.漢陽陵是漢景帝劉啟及其皇後王氏同塋異穴的合葬陵園...
33.葯王山葯王廟，為紀念我國隋唐時代著名的醫學家孫思邈而建，位於陝西耀縣城東的葯王山上
34.玉華宮玉華寺是唐代高僧玄奘大師西域取經歸來做禪譯經，圓寂之處
35.炎帝陵炎帝陵座落在寶雞市南郊七公里處的常羊山頂。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
36.漢長安城遺址位於西安城西北約5千米。在西漢200多年中，這個城市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37.香溪洞風景區香溪洞風景區位於安康市城南約5公里處。據碑文記載，創建於明代成化初年
38.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原點，位於咸陽市涇陽縣永樂鎮石際寺村
39.西安鎮北台古長城最大的烽火台——鎮北台鎮北台位於城北4公里之紅山頂上
40.周原遺址位於扶風、岐山二縣交界的京當等村，是先周居民的生活棲居地
41.司馬遷祠墓司馬遷為中國古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著有不朽的著作《史記》
42.黨家村古建築村距今已逾600年的韓城黨家村古建築村落已被列入「國際傳統居民研究項目」中

⑥ 孛兒只斤·忙哥剌的開城安西王簡介

若非對歷史熟知或有所研究的人，誰能曉得如今看來毫不起眼的固原市原州區開城鎮，在700多年前竟然是西北軍事、政治的中心，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在此設王相府，史書謂之「西土重鎮焉」，地位曾與元上都相當。
元代開城安西王府遺址位於固原城南20公里處六盤山北段東麓的開城鎮，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設在六盤山地區的王相府，也是蒙元政權早期西北軍事、政治的中心。自「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嘗置老營，即山避暑」開始，經歷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征戰、駐守，於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即建元後的第二年，「乃是忙哥剌以忽必烈汗愛子開藩於此」，這里即成為安西王忙哥剌在六盤山的府邸。
透過今天裸露的殘垣斷壁，可以追尋蒙元時期成吉思汗、蒙哥汗和忽必烈三代最高統治者經營的蹤跡。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名震寰宇，隕落六盤山；蒙哥汗率軍駐蹕，出卑可敦病亡六盤山；元政權的創建者忽必烈經營六盤山，為愛子設立開城王府，顯現了六盤山北連蒙古草原，南通川蜀的中樞地位，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由於其特殊的歷史與文物價值，被國務院於2001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的保護面積9.21平方公里，范圍東至銀平公路西側，西至妥家山村，南至黑刺溝村，北至羅家山村。2007年，成為中國與中亞5國政府聯合申報絲綢之路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捆綁申報點。

⑦ 元朝資料！

面積少了很多，元朝時期總面積至少2200萬平方公里（還不包括分封出去的4大汗國，若算的話不少於3500萬平方公里）
今天則只有960萬平方公里，這還包括不知道能不能收回來的南海，藏南，東海等地。

元朝人的服飾

天子質孫（一色服）,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納石失（金錦也）、怯綿里（翦茸也），則冠金錦暖帽。服大紅、桃紅、紫藍、綠寶里（寶里，服之有 者也）。服紅黃粉皮，則冠紅金褡子暖帽。服白粉皮，則冠白金褡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其上加銀鼠比肩（俗稱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納都納石失（綴大珠子於金錦）。則冠寶頂金鳳鈸笠。服速不都納石失，（綴小珠於金錦）。則冠珠子卷雲冠。服納石失，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寶里紅毛子答納，則冠珠緣邊鈸笠。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服駝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銀褐、棗褐、金綉龍五色羅，則冠金鳳頂笠，各隨其服之色。服金龍青羅，則冠金鳳頂漆紗冠。服珠子褐七寶珠龍褡子，則冠黃牙忽寶貝珠子帶後檐帽。服青速夫金絲 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則冠七寶紗帶後檐帽。
百官質孫，冬之服凡九等，大紅納石一，大紅怯綿里一，大紅冠素一，桃紅、藍、綠官素各一，紫、黃、鴉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素納石失一，棗褐渾金間絲蛤珠一，大紅官素帶寶里一，大紅明珠褡子一，桃紅、藍、綠、銀褐各一，高麗鴉青雲袖羅一，駝褐、茜紅、白毛子各一，鴉青官素帶寶里一。

百官公服：
公服，制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衽。一品紫，大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答花，徑二寸，無枝葉。四品、五品小雜花，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九品綠羅，無文。
襆頭，漆紗為之，展其角。
笏，制以牙，上園下方。或以銀杏木為之。
偏帶，正從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黃金為荔枝。五品以下以烏犀。並八胯， 用朱革。
靴，以皂皮為之。
儀衛服色：交角襆頭，其制，巾後交折其角。鳳翅襆頭，制如唐巾，兩角上曲，而作雲頭，兩旁覆以兩金鳳翅。
學士帽，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
唐巾，制如襆頭，而隋其角，兩角上曲作雲頭。
武弁，制以皮，加漆。
庶人除不得服赫黃，惟許服暗花薴絲紬綾羅毛毳，帽笠不許飾用金玉，靴不得裁製花樣。首飾許用翠花。

⑧ 元朝的科學技術是通過哪些途徑傳遞下來的

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達到像元朝那樣的居於世界領先集團之列的水平或程度.
元朝的科學技術達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學、數學，甚至醫學居於當時世界先進地位。

彼時，領先於世界的阿拉伯與波斯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原因恐怕在於元朝的帝國有實力征調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學、技術精英前來中國。這些精英掌握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大多是伊斯蘭教徒。這些伊斯蘭教徒和其他先前來華穆斯林一道，與中國其他一些民族經過長時間的融合，遂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與波斯甚至希臘與羅馬的天文、數學、化學、地理、醫學、文學、哲學、歷史等各方面知識在中國加以傳播和介紹，其中尤以天文、數學等科技圖書最多。

應該說這些人類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出現在元朝時期的中國，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幾千年來，中國在傳統上一貫推崇「學而優則仕」及「重文章輕科技」的思想，例如締造天府之國的李冰父子，遠遠無法與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學家，以及蘇軾之類的文學家相提並論。但是這種狀況卻在元朝卻有所不同。

（1）、天文學

元朝的天文學具有濃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元朝，天文學方面的科學技術造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為星學者」。他們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歷數書》）等天文學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1271正式設立回回司天台，1312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馬剌丁（又譯作扎馬魯丁、扎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札馬剌丁等一批天文學家先後在這里工作，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天文學家們不僅帶來或使用一批先進的天文儀器（主要來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還設計並製造了許多先進的天文儀器。札馬剌丁自己製作的天文儀器有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七種。這些儀器，當時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研究科學史的英國李約瑟博士在談及地球儀時說：「除公元前2世紀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儀（已失傳）外，沒有比馬廷·貝海姆1492年的紀錄更早的人。」可是札馬剌丁的地球儀卻誕生於1267年，比馬廷·貝海姆的記錄整整早了225年！

札馬剌丁的地球儀是球狀的，體現了寰球這一科學概念與設想。這無疑對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進行了勇敢的否定，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天文學家（及水利和數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簡儀、仰儀和圭表等天文儀器，比丹麥人第谷的同樣的儀器要早300年。同時，他主張以實際觀測為依據，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天文監測網[另外，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大型計時儀器——七燈漏（大明殿燈漏），該儀器是反映中國古代計時機械製造技術水平的代表作]。

在歷法方面，札馬剌丁依照阿拉伯歷法編制有《萬年歷》；在此前後一段時間，尚有《回回歷》被使用。《回回歷》其實是阿拉伯太陰歷，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蘭教歷。而王恂與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復學習、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資料的基礎上，於1280年編制完成一部著名的歷法——《授時歷》。《授時歷》是我國古代最好的一部歷法。在編撰《授時歷》的工作中，王恂負責推演計算，郭守敬負責實際觀測和製作儀器，另外還有許衡負責研究「天道」。《授時歷》以365.2425天為一年，與地球繞太陽一周的實際時間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確程度相同於現行公歷，但比公歷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時歷》自元以來一直延續使用了約360年。
（2）、數學

元朝不但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而且還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中國人使用阿拉伯數字是從元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上述遺跡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時，作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繼兩宋中國數學濟身於世界水平的黃金時期。中國數學家不但繼承、超越了以往的數學成就，而且眾多來華穆斯林將先進的數學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的數學研究在元朝有了質的飛躍。

1280年，元代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歷》時，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為稱奇。

1303年，《四元玉鑒》問世。其作者數學家朱世傑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歐洲則在1775年由法國人別朱提出同樣解法。朱世傑的另一項成就是對各有限項級數求和問題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得到高次差的內插公式；在歐洲1670年英國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認為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啟在義大利人利瑪竇的幫助下翻譯並引進中國的(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學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認為，在此前的元代，此書已經被來華的穆斯林帶到中國。

14世紀中、後葉明王朝建立後，由於科舉大興八股文模式並刪減數學內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數學便衰落了。

（3）、醫葯學

在元朝，中醫葯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進了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及中醫葯知識廣泛向外傳播，而且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葯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葯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葯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葯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葯學擴大了「中葯」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葯」。元朝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葯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葯物院」。著名的「回回葯方」也是元朝時期從伊斯蘭國家傳來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

元時的中國，醫葯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葯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葯方》（以下簡稱《葯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葯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葯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葯方》是一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葯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葯方》約有葯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台秘要》相當。
4）、元大都與「京通」大運河

北京的歷史約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可·波羅曾經贊揚元大都說：「城是如此美麗，布置的如此巧妙，我們竟是不能描寫他了!」

就建築學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稱享譽中、外的建築學藝術瑰寶。元大都城在技術方面的主持設計與參與建設者，是來華穆斯林建築學家亦黑迭兒丁。難以想像，這位建築學家竟能夠運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學特色，結合世界上先進的建築學風格，設計出格局宏大、規劃嚴整，與自然和諧相融的元大都。參與元大都設計、建設的，還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說，元大都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汗水的結晶。元大都自1267年開工興建，至1285年歷時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於今北京城西南部蓮花池以東，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舊城東北）。

除了一些伊斯蘭教清真寺與基督教堂之外，元朝還在元大都興建了國子監（孔廟）、白塔、妙應寺、白雲觀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築。

元大都的經濟繁榮同開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書記載當時元大都每年要從南方運進糧食百萬石以上，多時高達300餘萬石。在通惠河開鑿之前，糧食從水路運抵通州後，要轉經陸路方能抵達元大都城內。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揮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從通州到元大都，他設計七座水閘，這七座水閘彼此相距約半公里的地方，又設計有斗門。郭守敬就是通過水閘和斗門的關閉與開放，調節運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導船舶順暢通過。工程竣工後，元世祖親自將這段164里長的運河命名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國工程建設史上的傑作，其運用的巧妙方法與現在國外一些運河採用的技術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編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記載。

通惠河使用之後，前往大都的船隻可由沿海進入河道，以及由大運河，最後經通州直達元大都城內碼頭（即今天北京積水潭）。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內陸城市變成東方繁榮、昌盛的大港。黃仲文《大都賦》有「華區錦市，聚萬國之珍異；歌棚舞樹，選九州之穠芬」之寫照。

元大都不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還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從運河和陸路，都有大量商品進入這座大都市。來自亞洲各國、歐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隊絡繹不絕。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沿著時間的縱軸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進行橫向比較的話，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5）、刺桐港——「東方第一港」

古代的泉州因環城大量種植由海外引進的刺桐樹而得名「刺桐港」。歷史上泉州的絲綢、瓷器與銅鐵製品工藝先進，質量上乘，享譽海外。公元684年（唐嗣聖元年）該地開始立州建置，名曰武榮州，公元711年（景雲二年）改稱為泉州。

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至北宋後期，海外已有31個國家和地區與泉州進行通商貿易，南宋則有58個；而到了元代，泉州與海外的通商貿易已涉足近百個國家與地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跡。當時的刺桐港港口裡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元政府不但曾經在泉州設置行省，以加強和鞏固該地政治和軍事地位，而且在1281年元政府還做出規定：「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不再抽分」。這一極富開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對於四海商賈頗具感召力，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泉州的繁榮昌盛，泉州也在此時贏得「東方第一港」之贊譽。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學者考證，當時的刺桐港（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

《泉州府志·城池》曰：「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於是乎集」。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即《東方聞見錄》)中寫到：「應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

（6）農業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元史·食貨志》

蒙古統治階級發源於草原游牧民族，他們在進入黃河流域的初期，曾經嘗試用自己原先擅長的畜牧業代替農業生產（後經耶律楚材的勸阻而收斂），這是一種倒退現象。

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國，基本平定全境之後，自元世祖時期即開始重視農業，很好地制定了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使得農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禁止圈佔農田為牧場，並派遣官員清理被侵佔為牧場的民田，按籍悉歸於民或聽民耕墾；設立專管農業的機構，派人到地方檢查農業生產（考核地方官吏政績的標准――「五事」的前兩個，便是「戶口增、田野辟」）；招集流民，鼓勵墾荒，並且免稅一年，第二年稅收減半；組織軍民屯田；建設水利（中央與地方分別設都水監與河渠司），整治黃、淮水系（當時黃河經淮河入海，經常引起下游地區嚴重水患，元中央政府征調各地人力物力大力加以整治，從而免除了水患）。另外，在通惠河開鑿之前，元世祖已經下詔命官員組織財力與人力鑿通通河，以改變隋代大運河的水陸並用、迂迴曲折的不合理走向。

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偉大著作。

中國古代關於農業方面的著作，《呂氏春秋》與漢朝的《氾勝之書》（「氾」音同「范」），僅殘存片言只語，而後魏的《齊民要術》在系統性上也遠不如王禎的《農書》。

《農書》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

《農桑通訣》包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一重要的農耕思想。《百穀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獲、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於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並加以文字說明，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面的論述，亦無超越王禎者。
《天工開物》也是一部經典。
元時中國棉花種植區域擴大，尤其是南方棉花種植技術有了質的飛躍並帶動了紡織業發展，黃道婆等對改進與創新棉紡織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無疑對解決穿衣問題至關重要。

另外，紙幣開始在中國大量流通，使包括農業在內的元朝的經濟生活進一步繁榮。

（7）、文學藝術與活版印刷術的改進

元朝的戲劇空前繁榮，有《西廂記》、《竇娥冤》等一大批影響深遠的作品相繼問世。元朝小說創作也十分繁榮並波及此後的明、清兩代。而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華優秀文學遺產，涌現出諸如馬致遠、馬九皋、貫雲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對中國音樂的主要貢獻是推廣回回樂器——興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譯「渾不似」）本是一種四弦的波斯彈撥樂器。將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並使之成為拉弦樂器，就是現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胡琴。胡琴是中國最早的拉弦樂器。雖然胡琴的歷史久遠，但是與現代樣式最為接近的胡琴出現於元代的中國。自元代伊始，胡琴這種伊斯蘭樂器便取代先前在樂器演奏中佔主導地位的中國傳統樂器琵琶。後來的三弦也是在這兩種樂器的基礎上產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廣泛應用於中國戲曲音樂之中，成為所謂的「民族樂器」。

在活版印刷術方面，王禎（同時還是農學家）設計出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並於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縣志》；其《造活字印書法》（附於《農書》書末）是最早的系統性介紹活字排版印刷術的科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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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西安的歷史文化

西安是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有周、秦、漢、隋、唐等在內的13個朝代在此建都，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曾經作為中國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1100多年。早在100萬年前，藍田古人類就在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里已經出現了城垣的雛形；2008年，西安高陵楊官寨出土距今6000餘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市遺跡，被選為當年中國考古發現之首，這是中國發現的迄今最早的城市遺址，也將西安地區城市歷史推進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建國以來，世界上已經有200多位國家首腦和政要訪問古都西安，包括聯合國秘書長、美國總統、俄羅斯總統、德國總理、法國總統、英國女王、日本天皇、韓國總統等。

遠古時代，「藍田猿人」就在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半坡人的經濟生活中，農業生產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焚毀樹木，開墾農田，種植粟等旱地作物。當時人們從事生產活動所使用的工具是石頭、獸骨、鹿角和陶片等製造的。除糧食生產外，半坡人也已開始種植蔬菜。家畜飼養業在當時已出現了，當時養的牲畜有豬和狗兩種，以豬為主。打獵、捕魚也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生產活動。

1957年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就地建成了西安半坡博物館，於1958年4月建成並正式對外開放，是中國第一座新石器時代遺址博物館，也是新中國第一座史前聚落遺址博物館。博物館面積約3000平方米，有半地穴式的房屋、窖穴、圈欄及起防護和泄洪作用的大圍溝等遺跡，比較完整的保留的半坡原始社會村落的原貌。

西安，在西周時稱為「豐鎬」。「豐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別修建的豐京和鎬京的合稱。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營建豐京，將臣民從岐山周原遷於此。又命子姬發（周武王）在灃水東岸營建鎬京。後者為政治中心，前者為宗教、文化中心，合稱「宗周」，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後，以豐鎬為都，為西安作為都城之始。

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標志著中國奴隸制社會進入鼎盛時期。公元前841年，鎬京「國人暴動」是中國歷史是最早的大規模群眾暴動驅逐國王事件。

都城咸陽，阿房宮大部分面積在今西安市境內，兵馬俑和秦陵在今西安市境內（位於西安市臨潼區）。秦的宗廟在渭河南岸，荊軻刺秦王，就發生在秦章台宮（後來的漢未央宮前殿）；廉頗藺相如，秦王坐章台。秦代宮殿布局還沒有形成宮城、皇城和三大殿的布局。秦咸陽城地跨渭河南北。

公元前202年，劉邦取得政權，在長安（今西安城西北郊漢城）建立西漢王朝。劉邦定都關中，取當地長安鄉之含意，立名「長安」，意即「長治久安」。

漢長安城位於渭河以南的關中平原上，面積約36平方公里。在西漢時期，作為首都的長安城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龐大、居民眾多的城市。漢長安是在秦咸陽遺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史記》：「漢長安，秦咸陽也」，張衡《西京賦》雲：西漢長安「乃覽秦制，跨周法」，《三輔黃圖·序》也雲：「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舊唐書 地理志》說：「京師，故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秦咸陽從惠文王以後，就不斷向南擴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興樂宮、甘泉宮、信宮、阿房宮及七廟等建築。劉邦奪得天下後，經婁敬、張良等的勸說，建都長安。修繕秦的興樂宮而改為長樂宮，在秦章台基礎上建未央宮。即漢長安城是在秦都咸陽基礎上建立的，說明在都城選址上是漢承秦制的。 漢朝宮闕均在今西安市漢城保護區內，位於北二環以北，而漢代的武帝文帝景帝陵墓，在今咸陽市境內。絲綢之路開通後，長安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史稱「西有羅馬，東有長安」。

西漢末年的公元9年，大司馬王莽正式稱帝，曾改都城長安為「常安」。

公元582年，隋文帝頒令在漢長安城東南的今西安城址營建新都大興城。隋開國之初，都城仍在長安舊城，因久經戰亂，殘破不堪。因此，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故長安城，於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建造新城大興城。

唐定都長安後，改隋大興城為長安城，並進行了增修和擴建。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在原外郭城東北龍首原上營建大明宮。之後年間又不斷修建城牆、城樓、興慶宮等建築。宮城完全與今西安市重合，皇宮與今西安市明城牆重合。唐代帝王陵，如昭陵、乾陵等則大部分在今咸陽市境內。而在唐代，唐十八陵全部在京兆府的轄縣內，乾陵是京兆府奉天縣。

自隋文帝開皇二年（公元582年）開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緒，歷時72年。城市面積84.1平方公里，布局規劃整齊，東西嚴格對稱，分宮城、皇城和外廓城三大部分。城市結構布局充分體現了封建社會巔峰時期的宏大氣魄，在中國建築史、城市史上具有劃時代影響。

五代時，後梁改京兆府為雍州，設大安府，後唐改大安府為京兆府。宋代置陝西路，後置永興軍路。趙匡胤統一中國後，曾經有意遷都長安，最後由於部下反對，只得放棄金代改永興軍路為京兆府路。

元初，長安城的范圍依然沿用韓建「新城」，並使用京兆府的名稱。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世祖封其三子忙哥為安西王，鎮守其地，建安西王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遂該京兆府為安西路。後來由於發生安西王叛亂，安西國被撤。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又改安西路為奉元路。據李好文在《長安志圖》中所繪《奉元城圖》，四面僅各一門，南門偏東，北門偏西，東西兩門也不對稱，城內建築也無對稱格局。市場集中在城內西北隅，有馬市、羊市和秦川驛等。東北隅有太子府（明秦王府）、城隍廟、察院等。馬可波羅於至元十二年（1275年）游歷於此，寫到：「城甚壯麗，為京兆國之都會……此城工商繁盛，產絲多，居人以制種種金錦絲絹……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價值甚賤。」

明代形成了今天西安的格局，西安的名稱也源於明代。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大將軍徐達進兵奉元路，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為秦王。同年西安府城東北隅開始營建秦王府。秦王府時稱「王城」，後訛為「皇城」，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新修了城垣，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和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分別修建鼓樓鍾樓，其位置也與元代的敬時樓和鍾樓無異。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標西巡西安後，曾經提議遷都西安，不過他回到南京之後便病死。

清代西安城內設置依舊，但在城東北修建一座滿族駐防城，在城東南修建了漢軍駐防城，以及增加了鍾樓西南的總督布院署等。庚子之變時，慈禧和光緒西逃駐蹕西安長達一年時間。

1911年10月22日，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西安也爆發了武裝起義，佔到總城面積約四分之一的滿城被起義軍攻陷並焚毀，成為西安城內的一處死角。

1921年馮玉祥第一次督陝，在原秦王府城（八旗教場）修改房屋，駐扎軍隊。

抗戰前夕，國民政府曾經建立國民政府西京籌備委員會。

抗戰時期河南等地失守，大批難民沿隴海路湧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車站和尚仁路（今解放路）一帶。尚仁路迅速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區，西安城內的商業重心也開始集中到了城市的東部。

在中共長征之後，陝北地區成了蘇區，西安成為國民黨的重要前線，在此發生了西安事變。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屬陝甘寧邊區轄市。

1950年改由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1953年1月27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北行政委員會管轄，西安市屬西北行政委員會。

1953年3月12日，改為中央直轄市，為全國12個中央直轄市之一；1954年6月19日改為省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