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河遺址發掘

A. 殷商遺址發掘的意義

文化價值
殷墟王陵遺址
安陽殷墟遺址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甲骨文的發現和殷墟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構建了中國古代早期歷史的框架，使傳統文獻記載的商代歷史成為信史。以宮殿宗廟建築和王陵大墓為代表的商代建築，樹立了中國古代早期宮殿建築和皇家墓葬的典範。在殷墟出土的15萬片甲骨上，發現了目前中國文字體系最早的證據，至今仍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銅器、玉器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車馬殉葬、獸祭等為代表的殷墟喪葬習俗，為商代晚期文化傳統提供了獨特的證據。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掘，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第一次全面負責、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考古發掘，培養了一批批的考古學者，殷墟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殷墟重要的文化價值也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業咨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肯定。 近年來，殷墟仍不斷有大量的重要發現，呈現出巨大的文化潛力。如1999年在傳統殷墟遺址東部邊緣發現洹北商城，面積達4.7平方公里，豐富了人們對殷墟認識；2000年在宮殿宗廟遺址發現M54墓，成為繼婦好墓之後又一座完整的貴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內發現宮殿基址建築群，是對商代宮殿建築形制的又一重大發現；2002年在
殷墟王陵遺址
小屯村南路西段發現商代甲骨窖穴，成為繼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園庄東地甲骨窖穴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這一系列的新發現表明，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內涵還將得到進一步豐富，也印證了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論斷：「殷墟不僅文物豐富，而且學術價值很高。它蘊藏的寶物，還遠未罄竭。」 多年來，殷墟遺址在國家、河南省和安陽市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措施下，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先後頒布實施了<安陽市殷墟保護管理辦法> 、 <河南省安陽殷墟保護管理條例> 、 <安陽殷墟保護總體規劃> ，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規建設，把殷墟保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並相繼成立了專業保護管理機構，負責遺址的文物保護、行政管理和游覽服務，形成較為完備的保護和管理機制，有效保護了古代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殷墟王陵遺址
從2001年4月，安陽殷墟正式啟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以來，已經走過了5年多的時間。5年多來，安陽市政府先後投入2億多元巨資，編輯製作了申報文本及其2個補充資料，拆除各類建築21萬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綠化19.7萬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邊環境。同時，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探索遺址的展示方法，既保護了深埋地下的遺跡，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遺址的可觀賞性。特別是安陽市政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護、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動文物的殷墟博物館。博物館投資3000萬元，由安陽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雙方共同管理博物館的事務。這種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合作雙贏的模式，有效解決了考古成果社會化、普及化的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遺址打造成了具有較高質量、兼顧保護和展示的大遺址公園。

B. 江西境內所發現的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址有哪些

富庶的臨川號稱「贛撫糧倉」，有著舉世公認的燦爛古代文化，自古就有「才子之鄉」、「文化之邦」的美譽。臨川的文明與中華民族的文明同步。臨川酒廠出土的石斧石刀，證實新石器時代，臨川就有先民居住。到了堯舜時期，臨川先民與洪水進行了頑強的斗爭。臨川酒廠西邊17公里處三橋鄉的堯山，就是堯時先民的避水處。到了三千年前西周時期，臨川酒廠附近聚集了大量居民，在臨川酒廠東邊和南邊丘崗上，發現了西周時期文化遺址11處，西邊的樂家寨有西周時期文化遺址7處。遺址中發掘大量的生活用具，紅陶、硬陶、罐壇、扁型器腳等。在臨川酒廠西南1.5公里宜黃河西岸發現的羅家寨遺址，是戰國時期的一座城址，城址面積為13310平方米，城內發掘出大量陶罐，並有盂、罍、盤、鼎、餖等。罍是盛酒的器具，而鼎，則是可以用來釀酒的工具。由此證實，早在2500年前的戰國時期，臨川就有釀酒工藝。

C. 仰韶村遺址是怎麼發掘的

在河南省澠池縣城北，有一處三面臨水的小村莊，因北望高聳的韶山，故稱仰韶。20世紀20年代，仰韶村發生了一件人類文化史上的大事，這就是仰韶遺址的發現。

最先揭開仰韶遺址神秘面紗的是瑞典地質和考古學家安特生，1921年，他帶領一支發掘隊來到仰韶村，尋找中華遠古文化的遺存。經過30多天的挖掘，獲得了一大批珍貴文物及人骨標本，他撰寫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詳細報道了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成果，並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將這批以彩陶為主要標志的遠古文化命名為「仰韶文化」，又稱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發現。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研究和原始社會史研究的第一頁。中國近代考古學由此開端，仰韶村也從此馳名中外，成為史學界、考古學界嚮往的古文化聖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仰韶遺址又先後進行了兩次發掘，再次獲得了大批文化遺存，澄清了遺址的文化內涵，同時修正了安特生的一些錯誤認識，為研究中國史前社會發展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研究表明，仰韶遺址長900餘米、寬300餘米，面積30萬平方米。

仰韶中期彩陶盆仰韶遺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約7000—5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中期，是黃河流域勢力最為強大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國同時期各類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圍最廣泛的一支，共發現遺址1000多處，主要分布區以陝、晉、豫為中心，西達河西走廊，東至魯西，北達冀中和內蒙古河套一帶，南至漢水流域。

以仰韶村等重要遺址的發掘為基礎，綜合地域和時代所造成的文化面貌上的差異，可以將仰韶文化分為三個主要地區、七種類型、三個發展階段。其中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發展中心，可分為北首嶺、半坡、廟底溝和西王村等類型，代表了這一地區仰韶文化發展的全過程；在豫中地區可分為廟底溝、大河村類型；在豫北冀南一帶，則可分為後岡、大司空類型。各類型之間在文化面貌上各自有地域特色。

仰韶文化向人們展現了中國母系氏族由繁榮至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當時人們過著定居生活，有比較穩定的村落。人們從事鋤耕農業生產，種植粟、黍、稻穀等作物，飼養豬、狗、羊和馬等家畜，採集榛子、栗子、松子和朴樹子等果實及水生物等。彩陶盆內多見魚紋和網紋等形象，是當時漁獵活動的真實寫照。

仰韶文化的房子有圓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圓形和方形地面式，晚期還出現了方形地面連間式，始終以半地穴式房子最為流行。屋內正對門向的中心設一火塘，有些灶坑內嵌有保存火種的夾砂陶罐。有的在門內兩側築有低矮的小牆，有的在門道與居室之間有淺方坑形的門坎。屋內居住面和壁面都塗抹草拌泥土並修整得光滑平整，部分經過烘烤，十分堅硬。圓形房屋周壁牆中有密集的壁柱，室內中間有多根主柱以支撐屋頂，復原起來似現在的蒙古包形式。方形房子結構與圓形房子大體相同，也在坑壁和室內挖有柱洞，復原起來呈四角攢尖的方錐體。

埋葬制度多樣，有單人葬、多人葬、單人一次葬和集體二次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屈肢葬，個別的實行同性合葬，還有瓮棺葬形式。成人都有成片的公共墓地，同一氏族的成員比較集中地埋葬在一起，隨葬品一般比較平均，看不出太明顯的貧富差別。兒童瓮棺則成群或零星地分布在居住區的房屋旁邊，以瓮、罐、缽、盆為葬具。

仰韶文化的制陶技術已相當成熟，最能代表當時的工藝水平。仰韶人有專門燒陶的窯場，有橫穴窯和豎穴窯兩種形式。陶窯由火膛、火道、窯算和窯室等部分組成，陶坯置於窯室底部多孔的窯箅之上。火焰經過底部的火道、火孔進入窯室，燒造出精美的紅陶。一般都用泥條盤築法製成，普遍採用慢輪進行修整，雖然以手工方法製成，但器形規整、色澤光潤、構思巧妙。在陶器表面還施加各種紋飾，其中裝飾作用最強的是彩陶花紋，這是當時最有成就的一種原始藝術。仰韶文化的彩陶紋飾構圖精巧合理，與優美的器物造型相結合，達到了相當完美的境地，成為中國原始藝術創作的範例。半坡類型的彩陶紋飾，以紅地黑花為主，也有原地紅花或加白衣飾黑、紅兩色花的，主要有人面形紋、魚紋、鹿紋等動物形象和象徵草木、穀物的植物花紋。神話化的人面紋圖像，頭上和嘴角都有化妝式的裝飾，似含有某種巫覡性質。魚紋佔主導地位，數量多、變化大、形象也逼真，其組合有單體和復體兩種形式，不少圖案是兩條以上的魚紋相重疊或相連形成一組紋飾，非常生動。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進入了成熟發展期。以弧線、弧邊三角、曲線、圓點和半圓形、鳥紋裝飾等元素，採用二方連續的裝飾方法，構成整組花紋環繞器壁，顯得絢麗多彩，還出現了多彩紋飾，白地或紅地自邊，紫紅彩、白彩相間，更顯得富麗堂皇。

仰韶文化還有一定數量的刻畫符號，目前主要發現在圜底缽口沿的黑彩寬頻紋上，有50多種。這些符號多是在陶器燒成後刻畫上去的，最多的是一道豎劃，其次是二道豎劃、X形、Z形、正鉤形、倒鉤形、T字形等形狀，也有的像植物形，還有其他多種形式。一般認為是起源階段的簡單文字或者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

在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行程中，仰韶文化不斷吸收周邊文化因素，又給周圍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響，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機體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仰韶遺址的發掘，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遠古文化，在撩開史前文化面紗、觸摸中華文明起源的同時，也拉開了中國田野考古的序幕，在當時起到了科學認識本民族發展歷史，增強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作用，同時也讓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在歷史上創造的輝煌，它一經發現，立刻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標志，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奠定了基礎。

D. 河姆渡文化遺址被發現發現的意義是什麼

河姆渡文化是發現於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鎮金吾廟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及舟山島，年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氏族村落遺址，反映了7000年前長江流域氏族的情況。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同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淵藪。它是代表我國古代文明發展趨勢的另一條主線。為研究當時的農業、建築、紡織、藝術等東方文明，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佐證。

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河姆渡文化在人工製品上，石器數量較少，主要是石斧等打獵所用的工具，也有比較少的裝飾品，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比較進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農業上使用的耒耜。有耜、魚鏢、鏃、哨、匕、錐、鋸形器等器物，精心磨製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圖案，就像是精美絕倫的實用工藝品。尤其發現了我國最早的木製飾品「木雕魚」。

在河姆渡還發現了我國最早的漆器，其陶器製作有一定的水平。稻穗紋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圖案，彎彎的稻穗圖案使人想像到，河姆渡時期的人們已經開始了水稻的栽培。

較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兩種。陶灶發明後，解決了木構建築內煮炊防火問題，是後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則被認為是古代的一種酒器。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是發現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穀，遺址中有大量的稻殼，總量達到150噸之多，在已經碳化的稻殼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結果確認這是7000年前的稻米。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豐富的稻作文化遺址。

水稻的栽培，使社會上大量的余糧囤積成為可能，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差別的出現，因此文化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河姆渡遺址發現的稻穀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它的發現，不但改變了我國栽培水稻從印度引進的傳說，甚至還可以依此認為河姆渡可能是我國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發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社會經濟除了以稻作農業為主外，還兼營畜牧、採集和漁獵。在遺址中除稻穀、谷殼、稻桿、稻葉等作物遺存，還有其他許多植物遺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棗、葫蘆和薏仁米與藻類植物遺存。

河姆渡遺址的動物遺存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豬、狗、水牛等家養的牲畜。最具代表性的農具「骨耜」即採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

骨耜通體光滑，有的刃部因長久與土壤摩擦而殘缺或形成雙叉、三叉式。這是一種很具特色的農業生產工具。這種製作方法為河姆渡文化遺址所特有。

河姆渡遺址共有骨耜170件之多，與數量巨大的稻穀堆積物相對應，說明河姆渡農業已從採集進入到耜耕生產階段。

遺址中所發現的柄葉連體木槳，證明那時已有舟楫的使用了，除用於交通外，可能也在漁獵活動中乘用。

河姆渡文化時期人們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異的村落。在村落遺址中有許多房屋建築基址。但由於該地是屬於河岸沼澤區，所以房屋的建築形式和結構與中原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史前房屋有著明顯的不同。

河姆渡文化的建築形式主要是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的干欄式建築。干欄式建築是我國長江以南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以河姆渡發現最早。它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的半地穴房屋有著明顯差別，成為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

河姆渡遺址中的許多樁柱、立柱、梁、板等建築木構件，和加工成的榫、卯、企口、銷釘等，顯示當時木作技術的傑出。

柱子兩端凸出的小方形稱為榫、柱上鑿出可將榫插入的孔為卯。在垂直相交的構件接點上，使用榫卯結構技術。把我國出現榫卯木作技術的時間從金屬時代前推了3000多年。

遺址中所發現的企口板、銷釘孔兩種木構銜接法，令人驚嘆不已，至今仍為木工工藝所沿用。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技術，可說已為我國木結構建築打下了基礎。

根據木樁的排列與走向分析，當時的房屋呈西北、東南走向。房子的門開在山牆上，朝向為南偏東。它在冬天能夠最大限度利用陽光取暖，夏季則起到遮陽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現代人所繼承。

河姆渡時期的房屋建築布局合理、設計科學、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使之有利人類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築外，在遺址中還發現了最早的水井遺跡。河姆渡文化時期，居址周圍河沼遍布，但水體與海水相通，致使鹽分升高、苦鹵而不堪飲用。所以水井的出現是人類為提高生活質量所作的努力，是人類本質所導致的。

河姆渡遺址中的紡輪、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機刀等，據推測這些可能屬於原始織布機附件，顯示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由手工編織發明了原始的機械。

河姆渡遺址中相當多的骨哨，是一種樂器，也是一種狩獵時模擬動物聲音的狩獵工具。

陶塤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遺物，塤身呈鴨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國一種古老的樂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塤只有吹孔而無音孔，可見它的原始。

河姆渡遺址的原始藝術品不僅數量大，而且題材廣，造型獨特，內容豐富多彩。主要表現在象牙雕刻、陶器紋飾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線條流暢，造型美觀，令人嘆為觀止。

人體裝飾品有璜、管、珠、環、餅等，其中珠、環等飾品大多用玉和螢石製成，在陽光下閃爍著淡綠的光彩，晶瑩美麗。還有一些以獸類的獠牙或犬牙、魚類的脊椎骨製成的裝飾品。

河姆渡遺址充分顯示出我國南方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發展不亞於華北的文化，這可證明我國文化其實是多元發展，各有特色的。

河姆渡文化遺址在寧紹平原共有49處，其中以姚江兩岸最密集，共有31處，重要遺址有餘姚市丈亭鎮鯔山遺址、三七市鎮田螺山遺址、寧波市江北區傅家遺址。

1976年，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至1978年第二次對河姆渡遺址作發掘並有資料。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年至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為約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晚期為約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

E. 禹州商周古墓遺址

1995年 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 湖南省道縣壽雁鎮玉蟾岩遺址 河南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遺址 鄭州石佛鄉小雙橋商代遺址 山東長清縣仙人台國貴族墓地 廣東廣州南越國官署御苑遺跡 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 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 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渤海國遺址 杭州市中山南路趙氏太廟遺址 1997年 陝西秦嶺洛南盆地舊石器地點群 山東章丘市龍山鎮西河新石器時代遺址 廣西邕寧頂螄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址 香港東灣仔北遺址 河南偃師商城小城 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鄭國祭祀遺跡 遼寧綏中石碑地遺址 廣東廣州南越國官署御苑遺跡 新疆尉犁營盤漢晉墓地 1998年 泥河灣盆地於家溝舊石器遺址 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祭壇和墓地金壇 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忠縣中壩遺址北票康家屯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 紹興印山越國王陵三峽庫區雲陽李家壩遺址 小浪底水庫東漢漕運建築基址 南京仙鶴觀、象山東晉貴族墓地 慈溪上林湖寺龍口越窯窯址 1999年 江蘇江陰高城墩新石器時代遺址 吉林通化萬發撥子遺址 雲南羊甫頭墓地安徽淮北隋唐大運河考古 遼寧桓仁五女山山城 山太原市晉源區隋代虞弘墓河北元中都 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 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遺址 湖南虎溪山一號漢墓 2000年 福建三明萬壽岩舊石器遺址 江蘇連雲港藤花落龍山時代城址 河南新密古城寨龍山時代古城 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 湖北潛江龍灣宮殿遺址 四川成都古蜀國大型船棺獨木棺墓葬遺址 山東章丘洛庄漢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遺址 南京鍾山六朝壇類建築遺跡 浙江杭州南宋臨安府治遺址 河南寶豐清涼寺汝官窯遺址 2001年 山西吉縣柿子灘舊石器時代遺址 青海民和喇家齊家文化遺址 廣東深圳屋背嶺商代遺址 浙江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 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遺址貴 州赫章可樂墓葬 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窯址 浙江杭州雷峰塔遺址 河南禹州神鎮鈞窯遺址 浙江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後宅遺址 2002年 廣西革新橋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簡牘 山東日照海曲漢代墓地 河北鄴南城東魏北齊塔基遺跡 太原王家峰北齊徐顯秀墓 湖北巴東舊縣坪遺址 吉林延邊西古城城址 黑龍江阿城劉秀屯金代大型宮殿 基址 江西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 浙江寧波元代慶元路永豐庫遺址 2003年 遼寧凌源牛河梁新石器時代遺址 河南鄭州大師姑夏代城址 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 陝西扶風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 山東章丘危山漢代墓葬與陪葬坑及陶窯 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 陝西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 內蒙古通遼吐爾基山遼墓 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 江西景德鎮珠山明、清御窯遺址(據國家文物局網站)
補充：
評選出的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按時代先後排列如下： 1.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與北京人、山頂洞人的發現； 2.雲南元謀人的發現； 3.陝西藍田人的發現； 4.遼寧營口金牛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及金牛山人的發現； 5.廣東曲江馬壩人的發現； 6.河北陽原泥河灣舊石器時代遺址群的調查與發掘； 7.山西襄汾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8.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調查與發掘； 9.湖南道縣玉蟾岩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發掘； 10.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1.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2.甘肅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3.湖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遺址的發掘； 14.內蒙古赤峰興隆窪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5.河南澠池仰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6.陝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7.陝西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8.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9.山東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地的發掘； 20.重慶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21.湖北京山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22.河南安陽後岡三疊層的發現； 23.河南陝縣廟底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24.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 25.上海青浦崧澤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26.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 27.浙江餘杭良渚文化遺址群的調查與發掘； 28.湖北天門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群的調查與發掘； 29.甘肅臨洮馬家窯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30.青海樂都柳灣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墓地的發掘； 31.遼寧凌源、建平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群的發掘； 3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33.廣東曲江石峽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34.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 35.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遺址的發掘；
追問：
暈，我爺爺那一輩啊
回答：
我的第二個補充回答的前幾項應該合適。第一項1930年就已經發現、開掘。

F. 琉璃河商周遺址的歷史文化軍事

琉璃河遺址是中國商周時期重要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專遺址東西長3.5公里屬，南北寬1.5公里。20世紀40年代發現。1962年進一步調查並試掘，1972年開始發掘。該遺址對研究燕國早期歷史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包括古城址、墓葬區、居住址三部分。古城址位於遺址中部，地面尚存北城牆和東西城牆的北半部，北牆長829米，東西牆北段尚存約300米，建城年代約在西周初期。墓葬區位於城東南部，以黃土坡村最為集中，墓分大、中、小三型，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中小型墓有熟土二層台，大型墓多有兩條墓道。隨葬品小型墓以陶器為主，中型墓以青銅器為主，大型墓多被盜。陶器組合為鬲、簋、罐。不少青銅器上鑄""銘文，出土的堇鼎和伯矩鬲是極為珍貴的青銅禮器精品。近年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為確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收獲。居住區位於城內及西部，有房屋、窖穴、灰坑、水井等遺址。今遺址區已建立了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G.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考古發現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是琉璃河商周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墓地位於專城址東南部的黃土坡村。現已屬發掘西周時期墓葬共三百多座。墓葬按其規模可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大中型墓都陪葬有車馬，隨墓主人生前身份高低而在陪葬車馬的數量方面有所差別。已發掘的車馬坑有數十座，多數為長方形豎穴坑。車皆為獨轅雙輪。車馬坑的方向和車馬的相對位置並不固定。馬匹排列整齊。坑中多有車馬飼飾件。少數車馬坑有殉人，殉狗現象。墓地發現兩輛帶有傘蓋的馬車，這在我國西周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尚屬首例。
過去，北京被稱為「三朝古都」、「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玻璃河的考古發現，把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時期，由此算來，北京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古都。1988年，該遺址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3年，市政府決定建館予以保護和展覽，1995年8月建成並對外開放。

H. 考古學家發現的商周遺址是什麼

一個朝代雖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滅亡，但是這個時代的文明卻不會因此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會有一些承載著文化的遺跡重見天日，給人們講述著那段昔日的故事。今天我們說的這個遺跡是古老的商周遺址，它的重見天日顛覆了考古界的認知，甚至有專家建議把它修建設成公園。
事情發生在2017年的4月份，在彭陽紅河流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員們正在進行著考古調查研究。在考古人員們的細心探索下發現了姚河塬商周遺址。這個遺址佔地面積達到了60萬平方米，大約是整個塬地的三分之一。

這個遺址中專家發現有墓葬，祭祀遺址，制陶作坊，制銅作坊，車馬坑，池渠系統，路網，壕溝等遺跡，其中考古專家通過出土的文物諸如陶片，青銅車馬器等，可以推斷出這個遺址的時期應處於商朝的晚期到西周中期之間。
在這個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各種作坊，都印證了這個遺址的等級非常高，專家在其中一個深度達16米的墓葬中，發現了四輛青銅馬車，在墓葬旁邊有兩個殉葬的馬坑，其中殉葬的馬坑裡的馬頭都是頭朝北方，這可以斷定這個墓的墓主人的地位不低。

因為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都很重視禮樂制度，一個人的生前地位往往會決定他死後的墓穴規格。在周朝時，只有天子在出行的手能夠享受六匹馬的車架，而這個墓穴的主人可以享受四匹馬的車架，其地位應該是諸侯，這么高地位的周代墓穴還是第一次在寧夏地區被發現。
陝西省考古研究員、商周考古學家張天恩據此判斷：這個墓葬的主人應該是諸侯國中地位較低的諸侯，因為雖然貴為諸侯但是諸侯間也有實力高低地位尊卑。中國自古以中原為腹地，地位高的實力強的諸侯的封地自然也是在中原地區，所以在寧夏地區的諸侯自然是地位稍次的。

I. 隋唐大運河的考古發現

運河遺址考古挖掘被確定為1999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柳孜碼頭也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物精品進入了淮北市博物館，陳列在一個專門的分館里。
還有碼頭遺址的重大發現，1999年在安徽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柳孜村做過一次隋唐大運河遺址考古挖掘，挖出了一處石質的碼頭遺址，挖出了一段運河部分河床，下面有八艘唐代沉船，還有幾十噸瓷器的殘件，其中罕見的瓷器珍品有1200件，被確定為唐宋全國各大瓷器窯口的遺物。大運河經過這次考古挖掘又獲得了一個新的稱謂：瓷器之路。
歷史文獻上記載的赫赫有名的洛陽天津橋、開封州橋都被發現了，它們都是運河上的大橋，都在市中心，工程宏偉，設計精美，為運河當年船來人往的繁華景象提供了鐵證。

J. 琉璃河遺址的出土文物

2002年8月14日－9月3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區琉璃河遺址進行了一次考古發掘，該地點屬於琉璃河遺址墓葬區中Ⅰ區（按20世紀70年代對遺址的分區）的一部分，1995和1999年曾先後在其東部發掘了十餘座西周時期墓葬。
本次發掘共發現墓葬14座，包括中型墓3座，小型墓11座，發掘了其中的12座。
從發掘情況看，本次發掘的十餘座墓葬均屬西周時期的土坑豎穴墓，方向均為北向略偏東。最大的2號墓長3.8、寬2.4米；最小的11號墓長2.4、寬1.2米。最深的2號墓深5.8米，最淺的11號墓深不足1米。墓壁均為直壁，填土均經過夯打，尤其是2、5、13號墓的夯窩十分明顯。
各個墓葬的棺槨不等，一般為單棺。2、5號墓為一棺一槨，11號墓未見棺痕跡。棺槨均保存不好，僅存少量板灰，長寬可辨，高度難以確定。棺槨的蓋板均為橫置。
12座墓中，3、4、6、10、11、13號墓墓主人的骨架保存較好，7、8、9號墓殘存少量骨骸，2、5、14號墓已不可辨認。從保存較好的墓主人看，均為仰身直肢葬，雙手大部分置於腹部或骨盆上。 殉人見於2、5號墓。2號墓殉3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層台上，東西放置，側身直肢，頭向西，面向北，身上殘留有席子的痕跡。另兩人在槨內東側，南北放置，均為仰身直肢葬，面向西，身上覆蓋大量青銅車馬器，北部一人的面部覆蓋著大量扇貝，南部一人的頭部放在北部一人的兩腿之間。5號墓殉2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層台上，東西放置，仰身直肢，頭向西，面向上，身上殘留有席子的痕跡。另一人放置在槨內東側，側身直肢，面向西，身上覆蓋大量青銅車馬器。
殉狗的現象較為普遍，一般放置在填土和腰坑中，部分狗骨架殘缺不全，狗頭的方向一般與墓主人的頭向相反，部分狗骨架顯示出活埋的跡象，如2號墓填土中的狗骨架。只有13號墓的殉狗較為特殊，該墓除在填土和腰坑內各放置一條狗之外，還在西部二層台上放置了一條狗，且狗的前肢反綁，顯然為活埋。 隨葬品有陶器、青銅器、玉石器、蚌器、漆器以及海貝、扇貝等。
陶器均放置在墓主人頭端或棺槨之間。多者一墓（如5、13號墓）出土陶器十三、四件，少者一墓（如4號墓）僅出土陶器一件。器型一般有鬲、簋、罐、豆、尊、鼎等。
青銅器主要出土於2、5、13號墓等墓，2號墓主要出土青銅禮器、兵器以及車馬器；5號墓主要出土青銅車馬器；13號墓主要出土有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等。青銅禮器主要有鼎、簋、甗、尊、觶、卣、爵等，兵器主要有戈、短劍、矛、鏃，工具有钁、錐等，車馬器主要有當盧、纓絡、節約、銜、鑣、軛、轄等。另外，還出土了青銅面具、盾飾如銅泡等器物，部分銅泡上有「?#93;侯舞易」的銘文。
玉石器較為少見，2、5號墓各出土了一件玉魚，13號墓出土一件玉璜。另外，在2號墓還出土了一件玉戈，13號墓出土了一件瑪瑙管。
蚌器主要出於5號墓，有蚌泡和蚌魚，但均已殘破。
漆器出土魚5號墓，殘破過甚，器型不明。
海貝一般出土於墓主人的頭部，部分也放置於隨葬器物上。扇貝只在2、5號墓中有大量發現，主要放置在殉人身上。
本次發掘的12座墓葬，時代均屬於西周時期，從初步整理的結果看，7、8號墓的年代最早，屬於西周早期；2、3、5、6、9、10、13、14號墓的年代次之，屬於西周中期，其中又有偏早和偏晚之分；4、11號墓的年代最晚，屬於西周晚期。
本次發掘，是琉璃河遺址近年來收獲較大的一次考古發掘，尤其是7、8號墓出土的陶器，顯示出這兩個墓葬可能是目前琉璃河遺址發現的西周最早時期的墓葬。而2、5號墓出土的大量車馬器，也是自80年代以來出土最多的一次，尤其是兩墓中出土的青銅組合面具、雙鳥頭馬具、獸頭形當盧等都是琉璃河遺址首次發現，豐富了琉璃河西周燕文化的內涵。同時，本次絲路營行發掘的十餘座墓葬，在葬俗、葬式等方面與Ⅱ區墓葬有較大的區別，也為研究琉璃河西周燕文化族別、禮制的差異提供了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