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遺址分布圖

①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② 對照《中國原始人類主要遺址分布》圖說一說圖中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范圍的變化，並簡單說明其原因。

遺址大多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原因是水邊適合人類及動植物生長,可以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因此黃河和長江才成為我國的母親河,它見證了我國5000的歷史.

③ 中國境內古人類遺址分布圖，說出古人類遺址分布特點和原因

1、分布：我國的遠古人類分布在祖國的東南西北廣袤的土地上,天南海北都有發現，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帶和長江中下游地帶,也就是黃河的支流所在地,渭水,洛水,汾水等等，總體是東部多於西部,中原多於其他地方。古人類主要分布如下圖：

2、分布特點：概括而言,我國原始人類遺址都分布在江河流域,土地資源豐厚的平原地帶.

3、分布原因：原始人類主要依賴捕魚、畜牧、種植等簡單勞作生存,對水資源土地資源要求較高,因此會選擇氣候適宜,土地肥沃的地帶居住,這樣更有利於繁衍生息.

(3)中國遺址分布圖擴展閱讀

舊石器時代的人們主要是製造簡單工具以作打獵和採集的用途，以中國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為例，據考究，他們使用石器和木棍來獵取野獸，並懂得採集果子來充飢。

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從事農業和畜牧，將植物結實加以播種，把野生動物馴服以供食用。人類食物來源變得穩定。農業與畜牧經營使人類由逐水草而居變為定居下來，已經能夠製作陶器、紡織。人類生活開始關注文化事業的發展，使人類開始出現文明。

中石器時代人類生活仍是以狩獵漁業為主，出現氏族社會，人們發明弓箭，漁矛，漁網等打獵工具。人們開始在原野中生活，並不斷遷徙。人們發明房屋建築技術，發明獨木舟。開始馴養狗、羊和豬，開始磨製簡單石器。在世界上的森林地區，可以看到森林地開始被開發的跡象。森林地的急遽開墾是新石器時代的事情。

新石器時代，以使用磨製石器為標志。這在地質年代上已進入全新世，繼舊石器時代之後 ，或經過中石器時代的過渡而發展起來，屬於石器時代的後期。年代大約從距今1萬多年以前開始 ，結束時間從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④ 在中國地形圖上找出中國早期人類遺址地區名稱

1、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約70-20萬年。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和美國、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發現遺址，位於北京市西南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

2、元謀人：發現於1929年5月，發現地點在雲南元謀縣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崗上。

3、丁村人：遺跡在山西省襄汾縣南約 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鐵路兩側。1954年進行大規模發掘時在汾河東岸共發現十個石器地點，1976年又在汾河西岸發現了新的石器地點。

4、山頂洞人：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屬晚期智人。因發現於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而得名。1930年發現。

5、河套人： 我國新人化石。1922年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烏審旗薩拉烏蘇河河岸砂層中發現。

6、柳江人 ：我國新人化石。1958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柳江縣通天岩洞穴中發現，故名。

7、麒麟山人 ：我國新人化石。1956年在廣西來賓縣麒麟山洞穴內發現，故名。

8、資陽人 ：中國西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屬晚期智人。1951年在四川省資陽縣城西黃鱔溪修建鐵路橋時，在橋墩基坑中發現。

9、峙峪人 ： 1963年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工作者在朔城區峙峪村北的黑駝山腳下，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這處遺址距今約兩萬八千年，1965年被確定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北京猿人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山頂洞人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元謀人

⑤ 觀察下圖《中國原始人類遺址分布圖》： （1）填寫下圖：河流②________⑥_________原始人遺

⑥ 中國古人類分布地圖

1、元謀人

因發現地點在雲南元謀縣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崗上，定名為「元謀直立人」，俗稱「元謀人」。「元謀」一詞出自傣語，意為「駿馬」。

元謀人牙齒化石是1965年「五一」節在雲南元謀縣上那蚌村發現的，元謀縣被譽為「元謀人的故鄉」。1976年根據古地磁學方法測定，生活年代約為170萬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過前後十萬年（也有學者認為其年代不應超過73萬年，即可能為距今60萬至50萬年或更晚一些）。

在約在170萬年以前，雲南元謀一帶，榛莽叢生，森森鬱郁，是一片亞熱帶的草原和森林，先有枝角鹿、爪蹄獸等第3紀殘存的動物在這里生存繁衍。再往後推移一段時間，則是桑氏鬣狗、雲南馬、山西軸鹿等早更新世的動物出現在這片草原和森林。

它們大多數都是食草類野獸。為了生活下去，元謀人便使用粗陋的石器捕獵它們。根據出土的兩枚牙齒、石器、炭屑，以及其後在同一地點的同一層位中，發掘出少量石製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動物化石，證明他們是能製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類。

2、藍田人

因1964年發現於陝西省藍田縣公王嶺，故命名為「藍田人」。藍田人的生活年代，本來認為是距今約69萬年前到95萬年前，但是1987年重新測定後認為是距今約70萬年前到115萬年前。

藍田人在1963年中國陝西省藍田縣陳家窩村附近被發現，化石為一30多歲女性的頭骨。1963年7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調查隊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在藍田縣城西北約10公里的泄湖鎮陳家窩發現了一老年女性下頜骨化石。

第二年5月，在公王嶺地層中發現一個基本保存完整的中年女性頭骨化石。經對此頭骨化石進行室內修復，復原出一完整的猿人頭骨化石。原研究者把陳家窩的下頜骨和公王嶺的頭骨歸到一起，命名為「藍田中國猿人」，簡稱「藍田猿人」或「藍田人」。

3、北京人

北京人又稱北京猿人，簡稱「北京人」，科學命名為「北京直立人」又稱「中國猿人北京種」，是生活在更新世（歷史學為舊石器時代）的直立人。化石遺存於1927年在中國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龍骨山發現。

北京人手腳分工明顯，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但還是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徵。

4、和縣人

中國的直立人化石 ，1980～1981年發現於安徽和縣陶店鎮汪家山北坡的龍潭洞。包括1個近乎完整的頭蓋骨、2塊頭骨碎片、1塊下頜骨碎片和9枚單個牙齒。頭蓋骨屬一青年男性個體，有許多特徵和北京人相似，但又具有若干較北京人進步的特徵。

這表明和縣人是直立人中的進步類型，可能與北京人中的較晚者相當。和縣人的地質時代為中更新世，鈾系法的測年結果為距今19萬～15萬年，熱釋光法（見考古年代學）測得的年代在距今20萬年以內。伴生的動物化石屬於南北混合的動物組合。

5、馬壩人

中國東南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人類化石。屬早期智人。1958年發現於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獅子山石灰岩溶洞中。

馬壩人，距今12.95萬年至13.5萬年，是介於中國猿人和現代人之間的一種古人類型，屬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轉變為早期智人的重要代表。馬壩人屬於中國東南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人類化石，也是迄今為止廣東省唯一的古人類。

6、長陽人

長陽人化石在1956年發現於湖北省長陽縣西南下鍾家灣村一個稱為「龍洞」的石灰岩洞穴中，由賈蘭坡教授命名為「長陽人」。長陽人化石近於現代人的特徵較多，沒有北京猿人那麼原始。

「長陽人」是中國長江以南最早發現的遠古人類之一。「長陽人」不僅具有現代人的特徵，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徵。距今年代不少於19.5萬年，為「更新世中期的後期」古人類化石，遲於馬壩人、早於丁村人。

7、丁村人

丁村人是發現於中國山西襄汾縣丁村的早期智人化石，距今二十多萬年，屬於晚更新世早期的舊石器時代遺存。

丁村遺跡在山西省襄汾縣南約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鐵路兩側。1953年，建築工人發現了石器和脊椎動物化石。1954年大規模發掘時發現了三枚人類的牙齒化石，為同一個體的10餘歲小孩的門齒2枚，臼齒1枚，1976年9月在丁村人牙齒化石出土的同一地點的砂礫層中，又發現一個小孩右頂骨化石。

8、金牛山人

「金牛山原始人頭骨」的考古發現，被列為「1984年「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科技」之一。

金牛山遺址位於大石橋市西南8公里，長大鐵路線東側，東距渤海灣20公里，是一座由震旦紀的白雲質大理岩、石灰岩和雲母片岩夾菱鎂礦等多種岩石組成的孤立山丘，為中國東北地區最早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址。金牛山海拔69.3米，面積為0.308平方公里。

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遺址，位於山的東南部，已發現的劍齒虎，腫骨鹿、大河狸等中、更新世動物群化石分析表明，該洞穴主要堆積時代距現在30—40萬年間。該遺址出土的古人類遺骨化石較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更加完整。從頭骨壁的厚度小於北京猿人而大於現代人這一點判斷，金牛山人是猿人與智人的過渡類型。

(6)中國遺址分布圖擴展閱讀：

古人類化石

長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遠古人類化石十分稀少。根據地層、動物群的研究和科學測定，「金牛山人」生存的地質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28萬年左右。「金牛山人」的頭骨化石十分完整，初步觀察，它既有原始的特徵，也有一些接近智人的進步特徵，而且腦量大於同時期的猿人。

「金牛山人」化石的發現填補了這一時期人類發展的空白，為對猿人體質特徵及體質演化發展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這項重大的發現被列為本年度世界十大科技進展項目之一。

廣東英德發現萬年前古人類化石。在青塘遺址黃門岩1號洞地點發現的墓葬地層關系清晰，葬式為較明確的「蹲踞葬」。人骨共存碳樣經加速器質譜(AMS)測定，年代距今13500年左右，時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是廣東乃至嶺南發現年代最早的墓葬，表明距今1萬多年前，嶺南古人類已具有明確的生死觀念和有意識的埋葬行為。

此前，廣東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僅見牙齒或頭骨化石，距今1萬年以前保存比較完整的人體骨架尚屬首見，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嶺南古人類體質特徵研究、華南地區晚期智人DNA測序與基因研究、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古人類演化與遷徙、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食譜與古病理研究等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⑦ 求一份全中國遠古人遺址分布圖！！！急需，有懸賞

北京人考古發現的北京人，又稱北京猿人，正式名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現內在在科學上常稱容之為「北京直立人」，英學名為Homo erectus pekinensis。中國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約70-20萬年。遺址發現地位於北京市西南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生活在黃河流域。山頂洞人（Upper cave man） 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屬晚期智人。因發現於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而得名元謀人發現於1965年5月，發現地點在雲南元謀縣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崗上。元謀人化石包括兩枚上內側門齒，當時定名為「元謀直立人」。隨元謀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跡清楚。經考古學家斷定，石器是元謀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謀人化石地層中還發現大量炭屑，後來還發現了兩小塊燒骨。考古學家研究，這些是當時人類用火的遺跡。中國地質科學院用古地磁方法測定，元謀人生活在距今170±10萬年。藍田人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屬直立人。分別發現於陝西藍田縣的公王嶺和陳家窩兩地。生活在80萬年至75萬年前，在今陝西省藍田縣公王嶺地帶

⑧ 中國境內所有原始人類遺址及名稱的地圖（要求全）

我國也就是中國是世界上發現遠古人類遺址最多的國家
其中著名的有雲回南元謀人遺址、北京答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陝西藍田人遺址等。而貴州開陽的打兒窩崖廈古人類遺址，也是近年來發現的比較重要的古人類遺址之一。

1．元謀人
（1）我國境內已確定的最早人類。（2）生活時間距今約一百七十萬年。（3）是在雲南省元謀縣境內發現的。

2．北京人
（1）生活在距今約七十萬年至二十萬年。（2）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龍骨山山洞裡發現的。（3）主要特徵：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過著群居的生活。

3．山頂洞人
（1）距今約一萬八千年。（2）與北京人生活地區相同。（3）主要特徵：外形同現代人基本相同；懂得磨製和鑽孔技術；懂得人工取火；進入氏族公社時期。

⑨ 對照中國遠古人類人類主要遺址分布圖說一說圖中原始社會後期文化遺址分布范圍

第一分布廣,我國的遠古人類分布在祖國的東南西北廣袤的土地上,天南海北回都有發現!
第二答,又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帶和長江中下游地帶,也就是黃河的支流所在地,渭水,洛水,汾水等等!
第三,總體是東部多於西部,中原多於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