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兼遺址

⑴ 浙江省有什麼古遺址

1 銅山銅礦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唐
公布時間：1981年4月13日
位於淳安縣的銅峰山,距縣城排嶺鎮約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該縣銅山鐵礦籌備處的工人在探礦過程中發現的

位於楓樹嶺鎮銅山錫鐵礦區。有老礦洞4處，並出有坑木、螞蝗板、鐵釘、木輪等物。礦井一般均隨銅礦豐富、且質量高的礦脈走向而開采。礦渣堆積范圍約3平方米，剖面觀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陰刻楷書摩崖石刻一通，內容為「大唐天寶八年（749）年，開山地取銅，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歷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續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邊離地表1.30米，方向為南偏東16.4度。

2 良渚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公布時間：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遺址位於中國東部浙江省的餘杭縣和德清縣境內，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群，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遺址發現於1936年，此後斷續發掘至今。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它范圍廣闊，內涵豐富，分布於以莫角山遺址為中心的50餘處。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瑤山祭壇和莫角山土築金字塔等幾處最為重要。遺址群中發現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禮器最具特色。這些遺跡、遺物的發現，顯示出良渚文化遺址群已成為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發現對研究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3 小古城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公布時間：1997年8月29日
位於杭州市餘杭區潘板鎮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築的大土台，面積約達35萬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採集遺物有馬家浜文化夾砂紅陶釜、牛鼻器耳、夾砂陶圓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夾砂黑陶「T」字形鼎足；魚鰭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盤，有段石錛、大型石犁、石鉞等；商周時代的印紋陶圜底罐、和鴨形壺原始瓷等，還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鏃等。

4 茅灣里窯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周至戰國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位於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大湯塢村北600米。面積約2萬平方米。堆積厚1.5米。採集陶片有印紋硬陶罐、壇等，胎多紫褐、紅褐色，燒結堅硬，飾米字、網格、方格、雲雷紋等；原始青瓷片有盤、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黃色薄釉，內底多為螺旋紋。

5 跨湖橋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蕭山區城廂街道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遺址原有面積數萬平方米，已發掘1030平方米。遺址堆積厚2－3米，文化內涵豐富，面貌獨特，碳14測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機質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缽、甑、罐為常見的陶器群，形制別致，彩陶較多，分內彩和外彩兩種。發現千餘粒栽培稻穀米，出土7500年前的獨木舟。
跨湖橋遺址文化內涵不同於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是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出土的栽培稻實物將浙江的栽培稻歷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獨木舟是迄今我國年代最早的。跨湖橋遺址的發掘是我省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個突破，對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6越王城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春秋戰國之際
公布時間：1989年12月12日
位於杭州市蕭山區城廂鎮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巔。1991年試掘。遺址位於山巔，中間低四周高，高處即為人工夯築的城垣，平面呈橫葫蘆狀，周長1091米。面積約3.6萬平方米，城垣內緩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內有泉水及池。屬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屯兵抗吳的軍事城堡

7 紗帽山窯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春秋戰國 蕭山區進化鎮
公布時間：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戰國時期印紋陶和原始瓷合燒窯址。窯址文化堆積較厚，產品種類豐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燒造歷史悠久，分布范圍較廣。印紋陶與原始瓷合燒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遺存的一個主要文化特徵。這樣龐大的印紋陶和原始瓷燒造中心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對研究春秋戰國時期越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歷史價值。
印紋陶與原始瓷正處於從陶過渡到瓷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是製作工藝對瓷器起源和發明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為東漢成熟青瓷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8 臨安城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時間：2001年6月25日
臨安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南部鳳凰山，建於南宋高宗趙構於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臨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總面積約10000餘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圍牆、門址等組成。有三座城門，城內有殿、堂、樓。閣約130餘座，主要宮殿區現均被深埋在距離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當完好。
臨安城遺址對於研究南宋政治、經濟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討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發展和變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9 郊壇下和老虎洞窯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郊壇下窯遺址位於杭州市玉皇山南的烏龜山西麓，發現於20世紀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會曾在遺址南部進行首次局部發掘，清理龍窯窯爐一座，並發掘了窯旁的部分瓷片堆積。1985年10月－1986年1月，臨安城考古隊對窯址進行正式發掘，1988年冬，因建設南宋官窯博物館又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1400餘平方米，共發現窯爐一座，作坊遺址一處，其中作坊遺址包括房基三座、練泥池一個、轆轤坑兩個、釉料缸兩個、堆料坑一個，素燒爐一座，以及素燒坯堆、排水溝、道路等遺跡。出土瓷片三萬余片，窯具數千件。
老虎洞窯遺址位於杭州市鳳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牆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壇下窯遺址約2.5 公里。發現於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古調查，發現兩座窯爐和作坊遺址，1998年、1999年，先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實際發掘面積約2300平方米，揭露了該窯址的全部文化層。老虎洞窯遺址的發掘先後被評為199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提名獎和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郊壇下、老虎洞窯遺址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古代官窯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10 富盛窯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周至戰國 紹興縣富盛鎮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嶺長竹園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面積約4000平方米。發現南北並列兩條龍窯。1978年試掘，其中一條龍窯殘長6米、窯床寬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紋硬陶合燒。原始瓷有碗、盤、碟等，胎質堅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疊燒時以扁圓形墊珠間隔。印紋陶有壇、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飾米篩紋、杉葉紋、回紋。該窯址對研究我國瓷業生產尤其是紹興地區早期制瓷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11馬鞍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紹興縣馬鞍鎮寺橋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橋南500米（鳳凰墩）
公布時間：1997年8月29日
遺址包括仙人山與鳳凰墩兩處。仙人山遺址總面積約8000平主米。1985年經局部發掘，堆積厚約1米，分兩個文化層：上層出土夾砂紅陶，印紋硬陶片和石器。夾砂紅陶有繩紋鼎、釜支子。印紋陶飾方格紋、條紋、雲雷紋等，器形多見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錛、半月形刀等。屬馬橋文化；下層出土有泥質灰陶、黑皮陶和夾砂紅陶，器形以魚鰭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鏤孔豆為主。石器有有段石錛、柳葉形鏃等。屬良渚文化。鳳凰墩遺址總面積約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發掘。文化層厚約1米，出土石器有刀、鏃等；陶器以泥質灰陶、泥質黑皮陶、夾砂紅陶為主，部分用刻劃、鏤孔及附加堆紋。器形有鼎、豆、壺等。屬良渚文化晚期。馬鞍遺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馬橋文化發展的文化繼承關系。

12西施山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春秋戰國 紹興市區五雲門外東北1.2公里處
公布時間：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稱美人宮，傳為西施習步處。曾採集有青銅犁、鋤、钁、鐮等，還有原始青瓷、印紋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橋又發現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層，採集有青銅劍、矛、鐵矛和原始青瓷、印紋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壇窯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漢 上虞上浦鎮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面積約800平方米，窯爐破壞嚴重。產品製作規整，質量甚高。器形以碗為主，兼有壺、洗、罐等。胎質緻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綠。器表飾蓖紋、席紋、水波紋、弦紋等。窯具有墊餅、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壇窯址的發現表明早在東漢時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燒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窯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縣的上林湖（原屬餘姚縣）
公布時間：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窯遺址是越窯青瓷的主要產地之一，古代屬於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故宮博物院對窯址進行了多次調查，先後在慈溪縣上林湖、上嶴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銀錠湖周圍發現了古窯址100餘處。越窯開創於東漢時期，唐代和五代時期得到蓬勃發展，越窯青瓷更是聞名遐邇，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東漢至隋代，前一階段是其產生和開始發展的時期，產品較為簡單，東漢時期常見的器物有礨、罐、壺、洗、缽、碗等。後一階段的主要產品有碗、罐、碟、雞首壺、水盂等，器皿較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制瓷業相當的繁榮，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貢吾君」的詩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上林湖制瓷業的水平，考古發掘也證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經開始燒造進貢皇上的精美瓷器了，當時的瓷器，品種繁多、造型優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葉，輕巧可愛，釉層均勻，色澤滋潤，如冰似玉，文人雅士為之贊不絕口。
五代十國時期，浙江為吳越國所割據，在上林湖等地設立了官窯，燒造專供吳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進貢的瓷器。這些瓷器的胎質細膩堅硬，製作精細工整，採用先進的釉下彩繪工藝，並用金、銀、銅鑲邊，花紋裝飾，採用刻、劃、鏤、堆塑等多種手法，題材有珍禽異獸、魚、龜、花草和人物等，構圖新穎，頗具情趣。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趙仁濟繼續監理越州窯務，直到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上林湖還在燒造貢瓷。
上林湖越窯青瓷，質優物美，名傳天下，自唐代開始，就通過明州、杭州，遠銷到朝鮮、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國人民的喜愛。

15寺龍口青瓷窯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鎮
公布時間：2005年3月16日

寺龍口窯址在1998、1999年經過兩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發現有龍窯、作坊等遺跡及大量的瓷器，窯址在南宋時期曾燒造過一類產品，有別於越窯傳統的青釉產品，而與汝官窯卻非常相似，進而被確認為南宋時期為宮廷燒造的御用產品，從而揭開了南宋初宮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窯的燒造歷史從北宋中晚期延續到了南宋，這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重要發現。

寺龍口窯址堆積厚達10米以上，一直從晚唐燒造到了南宋，這樣燒造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地層疊壓關系清楚的窯址，在迄今為止的瓷窯址考古中是不多見的，不但為越窯瓷器編年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也成為探討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業交流、融合的重要環節。

16永豐庫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元 寧波市中山西路北側，府橋街之南
公布時間：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倉儲遺址。遺址位於寧波市中山西路北側，府橋街之南。在距現存地表深1.5米處，揭露出以兩處單體建築基址為核心，並有磚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溝、水井、河道等與之相互聯系、布局相對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築遺跡，同時出土有大量當時各地著名窯系的陶瓷產品與各種建築構件。通過文獻考證，可確認該建築遺跡為元代的永豐庫遺址，是當時衙署的倉儲機構。
元代永豐庫遺址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倉儲遺址，結構保存基本完整，為研究元代倉儲類建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考古實例，是中國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被評為200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7塔山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象山丹城鎮東塔山南麓
公布時間：1997年8月29日
面積約1.5萬平方米。經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兩次發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等不同時期的文化堆積。發掘面積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質紅陶豆、夾砂釜、夾炭釜等陶器，發現密集有序的單人墓葬墓葬42座，依據墓向、隨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將這些墓分作3組，隨葬品有泥質紅陶喇叭形圈足豆、繩紋釜、盆、缽、罐、鼎及玉塊等；中期陶器以泥質灰陶為主，墓葬中有合葬現象，發現一處建築遺跡；晚期出現大量幾何印紋陶。該遺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文化交融的現象，為錢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後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寶貴材料。

18河姆渡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浙江省餘姚縣羅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時間：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遺址發現於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農民在村東北修建排澇站時偶然發現的。聞名世界的河姆渡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遺址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堆積厚度約4米左右，疊壓著四個文化層，其中第四層的時代，經過對地層中出土的遺物的碳－14測定，確定其年代為距今約六七千年。
遺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樁，很有規律的沿著小山坡呈扇形分布，這是一種干欄式的建築，其中大的長23米多，深約7米，前廊深1.3米。許多木構件上還有榫頭和卯口，說明採用了榫卯結點的技術，這是中國現已發現的古代木構建築中最早的榫卯。
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稻穀，保存較好，經過鑒定屬於栽培稻的秈稻和粳稻兩種。河姆渡遺址出士稻穀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圍之廣，在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是十分罕見的，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史上「有粳無秈」的空白。同時出土的還有骨耜、木箱、骨鐮和木材等，都是農業生產或穀物加工的工具。這些發現證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當地的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河姆渡遺址大量稻穀的發現，還有存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往人們認為印度是亞洲水稻的原產地，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這里的水稻比印度發現最早的水稻還早了三千餘年。
河姆渡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遺骨，其中有人工飼養的豬、狗、水牛等，還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這一地區現在已經絕跡的象、犀牛等，這對探討古代氣候的演變規律和原始畜牧業的起源過程有很大的價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藝術豐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動植物圖案，有陶塑的豬、羊、人頭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還有至今仍能吹出樂曲的骨哨。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長江下游已經有了比較進步的原始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19鯔山遺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年 代：新石器時代 餘姚丈亭鎮西嶴村鯔山東南麓
公布時間：1997年8月29日

面積約5萬平方米。1980年試掘，1996年正式發掘，發掘面積350平方米。文化堆積厚約3米，劃分為10層，文化內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時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積為主，出土文物1000餘件。石器有斧、錛和以燧石為原料製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夾炭黑陶和夾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盤、缽、豆、鼎等。多素麵，紋飾有繩紋、弦紋和錐刺紋等，另還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欄式建築遺跡、大批稻穀、葫蘆、鹿角等動植物標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該遺址極大地豐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內涵，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產生、生活狀況及經濟形態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⑵ 廣西那裡有古代遺址

一、古遺址
（一）柳城巨猿洞
年 代：舊石器時代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柳城縣
簡 介：
柳城巨猿洞位於柳城縣社沖鄉新社沖村西南的楞寨山上。巨猿洞發現於山西麓的峭壁上，洞口距地面約90米。巨猿洞包括巨猿洞Ⅰ號洞及Ⅱ號洞，洞內長28米，面積180平方米。
柳城巨猿洞遺址於1956年發現。1956年至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對巨猿洞先後進行了六次考古發掘，洞內堆積物厚2至4米，由上而下可分為六層。出土巨猿下頜骨化石3件，巨猿牙齒化石1100多枚。伴生動物化石包括從高等靈長類到低等脊椎動物化石數千件，它們分屬哺乳動物的靈長目、嚙齒目、食肉目、長鼻目、奇蹄目、偶蹄目六類。主要有猩猩、金絲猴、獼猴、華南毫豬、碩箭豬、擬豺、小豬獾、水獺、似中國黑熊、大熊貓小種、桑氏鬣狗、最後鬣狗、豹、德氏花面狸、靈貓、果子狸、東方劍齒象、似鋸齒三棱齒象、雲南馬、爪獸、裴氏獏、柴氏犀牛、最後雙齒尖河豬、多突起河豬、柳城豬、丘齒鼷鹿、湖麂、鳳岐祖鹿、雲南黑鹿、廣西巨羊等，其中有不少為新種。柳城巨猿洞地質時代為更新世早期，距今約100萬年。
柳城巨猿洞是世界上迄今發現巨猿化石最多的一處洞穴，出土的巨猿化石代表著77個巨猿個體，它的發現對於研究巨猿的形態及人類進化系統諸方面均有重大的價值。出土的其他動物化石作為更新世華南動物群的典型的代表，不僅為解決柳城巨猿洞的地質年代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而且對研究華南更新世早期動物群的分類等問題亦具有重要的價值。
（二）布兵盆地洞穴遺址群
年 代：舊石器時代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東縣
簡 介：
布兵盆地洞穴遺址群位於田東縣祥周鎮，布兵盆地位於田東縣百色盆地東南部，是中國南方一個小型斷陷盆地，喀斯特地貌發育，洞穴極為豐富，目前有十餘個洞穴發現古代遺存。
該洞穴遺址群於1999年被發現。2002年至今，廣西自然博物館和田東縣博物館對布兵盆地茅草洞、吹風洞、么會洞、感仙洞、霧雲上洞、寶來洞、霧雲洞、陸那洞、小山洞、中山洞、鯉魚洞（原名定霧洞改名為鯉魚洞)和村空洞等進行了長期的調查、發掘和綜合研究。在吹風洞發掘的5.5平方米范圍內，出土哺乳動物化石1007件，包括哺乳動物化石915，巨猿牙齒化石92件。哺乳動物群共24種，是典型早更新世早期的代表性種屬，吹風洞動物群的時代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約200萬年左右。2004年么會洞兩次發掘的面積30平方米，發現625件哺乳動物化石和8件石製品，哺乳動物22種。其他洞穴均出土過動物化石或石製品。
布兵盆地洞穴遺存，發現了豐富的動物化石、人類化石和石製品，對於研究東亞早期人類的起源、現代人類的起源和中國南方第四紀環境變化意義重大。
（三）那賴遺址
年 代：舊石器時代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陽縣
簡 介：
那賴遺址位於田陽縣城西面約3千米，坐落於田州鎮興城村與那坡鎮六合村交界處的山包上，面積約5平方千米。
該遺址於2003年發現，屬右江南岸四級階地，高出山腳約70米，網紋紅土層厚1-4米，礫石層距地表10-25米。遺址內散布著豐富的打制石器及加工碎片，器型有手斧、手鎬、砍砸器、刮削器等。在遺址的最高點有一處約50平方米的核心區，石製品分布密集。2005年廣西文物工作隊等對那賴遺址進行局部搶救 性發掘，出土大量的砍砸器、手斧、手鎬、刮削器等石製品和玻璃隕石。經對與手斧同地層出土的玻璃隕石進行年代測定，該遺址的年代為距今80.3萬年。
那賴遺址是一處大型舊石器時代遺址，在遺址內發現的有一定規模的石器加工場，是百色盆地舊石器遺址中的首次發現，可能是迄今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加工場。那賴遺址石製品豐富，種類齊全，保存較好，是百色舊石器的重要成員，對研究我國南方史前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四）曉錦遺址
年 代：新石器時代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資源縣
簡 介：
曉錦遺址位於資源縣資源鎮曉錦村下錦自然村後龍山，距縣城東北方13千米，西面約3千米為資江，西南約30千米為潯江，遺址面積1萬平方米。
該遺址1997年底發現，廣西考古研究所隨後對該遺址進行了為期四年的考古發掘，發掘面積740平方米。該遺址發現了大量柱洞、灰坑、水溝和10餘座房址，以及陶窯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部分完整器及數萬粒碳化稻米等一批重要的文化遺物。
曉錦遺址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可以確認為是桂北新石器時代的一個新的文化類型；發現的大量柱洞、灰坑、墓葬等，在廣西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是首次發現；碳化稻米的發現也屬首次，是兩廣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一批標本，對研究稻作農業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傳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大浪古城遺址
年 代：漢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合浦縣
簡 介：
大浪古城遺址位於北海市合浦縣石灣鎮大浪村委古城頭村。城址東、南、北三面為護城河，西面臨周江古河道。
大浪古城在20世紀60年代被縣文物部門調查發現。2002年廣西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古城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城址呈正方形，邊長220米，面積 48,400平方米。城址東、南、北三面有護城河，西面臨江。城牆殘寬5～20米，殘高1～5米。四面城牆的中部均有缺口，可能為城門，除西南角已被破壞外，其餘三個角均較寬大且高出周圍城牆體, 可能為角樓。現護城河已淤塞，但輪廓清晰。城址內出土數量眾多的刻劃紋和幾何印紋陶片、建築石構件等遺物，在城中央發現建築遺址，西門外古河道邊還發現了與城門相連的碼頭遺跡，包括弧形夯土平台、台階踏跺和船埠等。初步確定大浪古城遺址可能是《漢書》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合浦港之一。
大浪古城的發現，對尋找西漢中期的合浦郡郡治有很大的幫助，也為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這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重大課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物質料。
（六）草鞋村遺址
年 代：漢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合浦縣
簡 介：
合浦草鞋村遺址位於北海市合浦縣廉州鎮草鞋村西南側的小嶺上，遺址西臨南流江分支—廉州西門江。
遺址於20世紀80年代發現。2007年至2008年，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遺址分布面積 13,310 平方米。發現陶窯、磚窯共22座，建築遺址5處，水井5口及一批作坊遺跡，呈環狀分布於小嶺的坡坎四周。出土雲樹紋和獸面紋瓦當、幾何印紋陶片、陶器及大量的筒瓦、板瓦殘片，也有米字紋、方格紋及方格帶戳印紋陶罐，水波紋陶缽，瓦當，陶墊，陶拍、網墜等。初步確定為漢代嶺南地區重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為集制陶作坊和窯場於一體的漢代遺址。
草鞋村遺址考古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大規模、完整的漢代制陶作坊遺跡的發現，遺址規模之大、功能之系統、保存之完整，在我國南方地區漢代考古上較為少見。對研究中原磚瓦製作技術南傳和漢代官營手工業制度，尋找漢代合浦港及合浦郡治具有重要的史證價值。
（七）越州故城
年 代：南朝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浦北縣
簡 介：
越州故城位於欽州市浦北縣石埇鎮坡子坪村，距縣城60千米，城址南濱南流江，依山築就。
1963年廣東省考古隊對位於城址內子城（官廳地）進行試掘。越州故城呈方形，坐北朝南，北高南低。東西南北門對稱，城牆殘高3～8米，城基最寬處約16米，全部城牆均以紅黃色泥與粗沙混合夯築，每隔百步有一突出城牆外的「馬面」，全城周長2080米，佔地面積370畝。東南面為一內城碼頭，穿過護城濠與南流江相連，城址內十字街道與東西南北門對稱，呈方形，東北城牆依山築就，穿山為城門。內城建在西面的一座山崗上，南北長130米，東西寬160米，也呈方形。內城南北寬130米，東西160米，城牆基寬3～6米，殘高1～2米，全城四周有護城濠。城內出土有筒瓦、板瓦、獸面瓦當、水波紋、素麵陶罐殘片、青黃色釉陶碗殘片等。
據《南齊書》記載，越州是當時的軍事政治中心，越州城自置至廢，經歷了我國南朝時期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約廢於隋朝中葉。越州故城是目前廣西保存較好的南朝城址之一，對研究南朝歷史、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八）中和窯址
年 代：宋
類 型：古遺址
所在地：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藤縣
簡 介：
中和窯址位於梧州市藤縣藤州鎮中和村，距縣城約10千米的北流河東岸。
遺址於1963年發現。1964年、1973年分別由自治區博物館和自治區文物工作隊、中山大學等進行了發掘清理，1981年9月和1986年6月時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李輝柄主任率隊曾兩次到中和窯址考察採集標本。通過挖掘清理發現20多座瓷窯，主要分布在北流河沿岸長約2千米，寬約0.5千米的小山丘上。兩次試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中和窯的結構，為斜坡式龍窯，依山勢而建，呈長方形。分窯門、火膛、窯床、煙囪四部分。窯長一般為10～60米，寬為1.5～3米。燒制方法早期採用一缽一器仰燒法，晚期兼用迭燒法。瓷器品種式樣繁多，有各式碗、盞、盤、碟、杯、洗、盒、缽、壺、罐、瓶、燈、爐、盂、熏爐、魂瓶、枕、腰鼓和印花模具等，以碗、盞、盤、碟等日用器為主。紋飾豐富多彩，主要以纏枝花卉為主，有折枝、纏枝花卉、海水游魚、海水戲嬰、印花模具瓷質有尖狀蘑菇形、半球狀蘑菇形、平頂等式樣。印面所刻花紋分陰、陽兩種，頗具特色。其中一件飛鳥花卉印花模具，背面刻「嘉熙二年戊戌歲春季念龍參造」年款。中和窯址的年代應在北宋至南宋的後期，是以生產外銷瓷為主的地方民窯。
藤縣中和窯址的發現，擴大了我國青白瓷窯址的分布范圍，填補了廣西青白瓷研究的空白，為研究中國陶瓷發展史、研究我國古代外銷陶瓷提供新的資料，為研究宋代廣西手工業和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對外友好往來，特別是與東盟各國往來有重要意義。

⑶ 漢代人握玉豬陪葬是什麼意思

在我國古代，在死者手中放上的玉器，或其他器物，稱之為「握」。古人認為，人死時不能空手而去，要握著財富及權力。生人不願死者空口而去便有了 「哈」，不願死者空手而去便有了「握」。靈魂不滅的信仰使得慰藉亡靈的厚葬之風產生，死者生前所擁有、喜愛的物件也由此葬入了墓中。
《儀禮-士喪制》雲： 「握玉手用玄熏，里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系。」這就是說，用長一尺二寸，寬五寸的紅黑色織物包裹東西，握在死者手中，並用絲帶捆緊。《釋名·釋喪制》：「握，以物在屍手中，使之握也。」握玉是指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山西漢墓出土的遺物中，常可見到隨葬的玉豬握。玉豬的出土，地域很廣，陳大年在敘述廣東所出土的玉豬時說： 「其流風直遍及吾粵，故凡在東山大小北處發掘，如屬漢晉古冢，無不得有玉豬，多系成對出現，此於北方玉豬，想也同一作用。但兩方玉豬比較，粵制特別短小及粗糙，此則當粵省文化，當然不及中原，自然因陋就簡也。」
因著出土位置的特殊，玉豬多在手握之處，它們明顯地具有特殊意義，應視為喪葬玉的一類，而不同於其他動物形玉雕。這種豬形玉握，是漢代葬玉的一部分。那麼，玉豬在墓葬中的意義是什麼呢?較傳統的說法認為，玉豬被視為財富的代表，《齊民要術》引《雜五行書》： 「懸臘月豬羊耳，著堂樑上，大富」為一佐證。豬形玉握可能象徵死者生前的財富，使死者握了財富而去。
商代多用小豬殉葬，以後不用活的豬，而改用玉或滑石做豬，使死者握於手中。第二種觀點即巫術說，喪葬玉具有神秘的巫術功能。夏鼐先生根據出土墓葬中曾有以玉璞陪葬之例，認為陪葬用的玉豬往往刻畫粗簡，皆非為引起美感，起裝飾品的效果，因此必有其他的作用，起巫術作用應是使用此物的原因。這種巫術說，源自漢人對玉的迷信，此觀點贊同者頗多。第三，在使用玉豬之前，也使用過貝或其他玉件。
玉豬流行時段為西漢晚期到東漢。就目前考古發掘的資料看，漢代以前玉豬少見，西漢早期所握之物品種類各異，到了東漢時期，所謂的漢八刀式的玉豬，普遍在墓葬中出現，依古方《漢墓出土玉器統計表》所列，東漢墓幾乎都用玉豬。第四，玉豬是古人的心理寫照，不忍逝者虛空的觀念一直存在，漢人對玉的迷信，使得喪葬玉被大量使用，以玉質材為握，成為普遍。握，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
從發掘出土的資料看，在新石器時代的墓中，死者手中所握以獸牙為多，如山東曲阜西夏侯遺址新石器時代墓中，在死者手邊都有獐牙，多數獐牙壓在手指骨之下。山東寧陽堡頭發掘的120多座墓，每個墓都隨葬有豬等動物頭骨，死者手中常握著一兩個豬的犬齒。到了商代，有用小豬殉葬之例，而手中則多握貝。因為古代認為貝是財富的象徵。周代改用玉，山東濟陽的劉檯子、陝西扶風岐山、河南三門峽上村嶺等墓葬遺址均有葬玉。春秋戰國時，死者雙手之處，又多見放置玉石片，如洛陽中州一號墓。
西漢時期流行葬玉，西漢早期玉握形態各異，如南越王趙昧手裡握的是一對玉錫，而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則是握一對用玉璧改製成的璜形玉。從西漢中期至東漢、魏晉，玉握形狀就基本固定下來，玉握的形狀為卧豬形。豬作為財富的象徵，成為漢代最流行的玉握。魏晉南北朝以後，隨著中國古代葬玉禮制化的衰落，玉握作為一種流行的葬俗已不復存在。最早的豬形玉握出土於山東巨野西漢劉鶻墓中。西漢的豬形玉握與東漢的區別在於：西漢的玉豬握形象雕琢真實、細部突出，而東漢雕工簡單，隨柱形而琢，雕琢手法概括性很強，直雕與斜雕兼用，在玉雕技法上稱 「漢八刀」，在漢代玉雕中別具一格。

⑷ 浙江有什麼文化遺址

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

河姆渡遺址是我國長江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新石內器時代遺址，位於容浙江省餘姚市。遺址保存完好，內涵豐富，以發達的耜耕稻作農業、高超的干欄式建築、獨特的制陶技術為文化特徵，真實地反映了7000年前長江流域繁榮的史前文明。

其發現和發掘動搖了中華遠古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的一元論，有力地證明了長江同樣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

(4)豬兼遺址擴展閱讀：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寧波市餘姚市河姆渡鎮河姆渡村的東北 ，距寧波市區約20千米，是中國南方早期新石器時代（約7000—5000年前）遺址。

總面積達4萬平方米，堆積厚度4米左右，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其中，第四文化層的時代，是中國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地層之一。第三、四文化層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木構建築遺跡和構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⑸ 問一個關於古代中國文化時代的問題.

應稱作史前文明：包括中國史前的東北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山內東龍山文化、蘇浙良渚文化容、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中原仰韶文化等，中國史前文明是大約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這段時期內的中國文明

許倬雲教授演講「中國史前文明」http://www.biku.com/opus/358495.html

⑹ 大連有幾處古人類遺址

金牛山遺址年代最久遠

在遼東半島發現的古人類遺址，年代最久遠的是今營口地區的金牛山遺址，距今約28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金牛山遺址發現了人骨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器，其年代雖然較距今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人和距今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為晚，但卻是東北地區迄今發現最早的古人類遺址，它證明人類由直立人（猿人）向早期智人進化的舊石器時期的早期，遼東半島就有古人類居住。在遼東地區發現的古人類遺址還有：今本溪地區的廟後山遺址，距今24萬年前，屬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今海城地區的仙人洞遺址，距今約2萬~4萬年前，屬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今丹東地區的前陽遺址，距今18000年前，屬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大連地區沒有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但在1981年於瓦房店市古龍山發展了距今17000年前舊石器晚期的古人類遺址。古龍山遺址是大連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古人類遺址，在原始人居住的山洞裡發現了人工打制的石器和大量的獸骨，並有人工用火的痕跡，獸骨中有馬骨、鹿骨、猛獁象骨、棕熊骨、野豬骨、羊骨，其中馬骨的數量十分驚人，僅馬類牙齒就有六七千枚，因此古龍山人又被稱作「獵馬人」。它證明距今17000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大連所處的遼南地區就有以狩獵為生的古人類居住。

金牛山、仙人洞、廟後山、前陽、古龍山遺址的發現，證明舊石器時代遼東和遼南地區就有古人類繁衍生息，就其生存狀態和打制的石器看，與50萬年前的北京地區周口店遺址有很大的一致性和傳承關系，許多學者認為他們是中國猿人向瀕臨大海氣候適宜的東北南部地區遷移而形成的古老的土著種族。

最初的源頭始於古龍山人

文化是隨人而生的，文化的最原初的含意就是「人化」、「人類化」，有了人，就開始有了文化，盡管原始人的文化是最初始的文化，但它們從根本上使人與動物產生了本質的區別，因而成為人類文化的發端和最初的源頭。因此，根據迄今為止的發現，大連文化最初的源頭，當始於距今17000年前的古龍山人，大連的古文化萌生於舊石器時代的晚期。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文化，由萌生到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瓦房店古龍山遺址的發展，證明了大連地區的古文化萌生於舊石器時代，但是，古龍山遺址給我們提供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它僅提供了一個起點和萌芽時期的十分簡單的物證，此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如何相傳，萌芽後的古文化如何演變，這一時期的先民們屬於哪一個古老的種族，其文化屬於哪種類型，都有待於我們進行深入細致地考證。

現有的資料和考古發現證明，萌生於遠古的大連古文化，也是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時期，從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開始，最終形成於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銅時代，大約經歷了4000年左右。

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大約在距今12000年前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根據考古發現，大連地區也較早地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是東北地區新石器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早在六七千年前，大連地區的先民們就已經走出山洞，走近大海，非常聰明地在黃、渤海沿岸發現了這塊冬暖夏涼、海產豐富、適於生存的「棒打獐子瓢舀魚」的風水寶地，開始了以漁獵為主兼作農耕的定居生活。

大連地區現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多分布於黃、渤海沿岸和沿海島嶼，其中以長海縣廣鹿島小珠山遺址最為典型，它完整地堆積了距今7000~3000年前的古人類的遺物，年代層次清晰，像連續的畫片一樣展示了幾千年間古人生活的軌跡，因而成為大連地區史前時期歷史分期的坐標，被考古界稱為大連地區「第一縷炊煙升起的地方」。

小珠山文化詳解

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約7000年左右，屬新石器早期文化。大連地區和小珠山下層同期的遺址，還有大長山島上馬石（下層）、獐子島沙包子、庄河黑島北吳屯、普蘭店碧流河塔市屯、旅順北海王家屯等多處。這一時期文化的基本特徵是由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房屋由穴居變為方形圓角半地穴型，出土的遺物除大量人類食後遺棄的貝殼外，還有獸骨、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出土的石器仍以打制的石器為主，有尖狀器、刮削器、石網墜等，磨製的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鋤和用於糧食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出土的陶器胎質較厚，種類較少，壓有裝飾性的席紋、之字紋，玉器中有玉斧等，獸骨有獐骨、鹿骨和少量的狗骨。這些發現透露的信息表明，當時大連地區的先民們已經學會了農耕，過著以漁獵為主兼作農耕的定居生活。

小珠山中層文化距今約5000年，同期的遺址還有旅順郭家村（下層）、北海王家村（下層）、長海縣廣鹿島吳家村（上層）和庄河黑島北吳屯（上層）等。這一時期的文化已較前期有了很大的發展，一是生產工具在不斷進化，打制的石器在減少，磨製的石器在增加；二是農業生產工具的品種在增加，並且發現了相當數量的豬骨，說明農業生產的比重加大，家畜飼養已經普及；三是陶器的種類增多，製作技術有新的發展，雖然多為手工製作，但已出現輪制技術，陶器的裝飾紋也由前期比較簡單的壓印紋發展到線條復雜的刻劃紋；四是這一時期的大連地區和隔海相望的山東半島發生了較為密切的關系，開始接受山東半島文化的影響。由於當時的古人已經學會製造船隻，掌握了航海技術，大連地區和山東半島之間已形成了古老的航道。在旅順郭家村下層出土的陶器，如實足鬶、罐形鼎等，和同一時期山東蓬萊紫荊山、煙台白石村、長島縣大黑山島北庄的同類器物相類似。在山東半島上述遺址中也發現了由遼東半島傳入的以刻劃紋為特徵的直口筒形罐和玉器製品。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大連地區的遺址中發現了最早產生於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紅地黑彩、紅地紅彩具有藝術性的彩陶器和作為大汶口文化標志的陶鬶，說明大連文化開始接受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一股由南而北跨海而來的文化源流開始注入大連地區，使當地的土著文化發生了新的變化，開始顯露出與東北其他地區的區別。

小珠山上層文化距今約4000年，屬新石器晚期文化。同期的遺址還有瓦房店長興島三堂村、旅順郭家村（上層）、老鐵山積石墓、甘井子區四平山積石墓、長海縣大長山島上馬石（中層）等多處。這一時期的特點，一是遺址較多，說明古人已長期在大連地區繁衍生息，人口在不斷增多；二是房屋比較密集，墓葬規模較大，說明當時已形成氏族部落；三是出土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製的，打制的石器已很少見，並發現了貯藏糧食的窖穴和炭化的黍類與大量的豬骨，說明當時的經濟類型已以農業為主，已有剩餘的糧食可供貯藏，家畜飼養已相當普遍；四是發現了大型的漁具、大型的魚骨，說明當時已有較為發達的漁業，已由近海捕撈發展到可以捕撈深海魚類；五是在旅順郭家村（上層）還發現了舟形陶器，這種模擬陶器與近代的木船相仿，說明當時已有了較為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六是在這些遺址中發現了與山東龍山文化相同的多種陶器，特別是發現了山東龍山文化創造的製作精美的蛋殼黑陶。蛋殼黑陶製作技術高超，胎盤很薄，僅有1mm~2mm，有光澤，敲擊有金屬聲，是山東龍山文化創造的中國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許多專家認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這些發現說明了至新石器晚期，大連地區的經濟文化都有了重要的發展，形成了農業為主、農漁並重的格局，並且有了較為發達的制陶業、捕撈業和航海業，並已成為中國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於越來越多地接受了山東半島古文化的影響，既與東北地區仍然保留著狩獵游牧習俗的古老種族產生了差別，也與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如沈陽地區的新樂遺址產生了差別，開始形成了具有海洋氣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點，成為東北地區文化的一個特殊類型。

⑺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⑻ 河姆渡文化遺址被發現發現的意義是什麼

河姆渡文化是發現於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鎮金吾廟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及舟山島，年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氏族村落遺址，反映了7000年前長江流域氏族的情況。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同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淵藪。它是代表我國古代文明發展趨勢的另一條主線。為研究當時的農業、建築、紡織、藝術等東方文明，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佐證。

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河姆渡文化在人工製品上，石器數量較少，主要是石斧等打獵所用的工具，也有比較少的裝飾品，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比較進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農業上使用的耒耜。有耜、魚鏢、鏃、哨、匕、錐、鋸形器等器物，精心磨製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圖案，就像是精美絕倫的實用工藝品。尤其發現了我國最早的木製飾品「木雕魚」。

在河姆渡還發現了我國最早的漆器，其陶器製作有一定的水平。稻穗紋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圖案，彎彎的稻穗圖案使人想像到，河姆渡時期的人們已經開始了水稻的栽培。

較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兩種。陶灶發明後，解決了木構建築內煮炊防火問題，是後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則被認為是古代的一種酒器。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是發現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穀，遺址中有大量的稻殼，總量達到150噸之多，在已經碳化的稻殼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結果確認這是7000年前的稻米。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豐富的稻作文化遺址。

水稻的栽培，使社會上大量的余糧囤積成為可能，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差別的出現，因此文化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河姆渡遺址發現的稻穀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它的發現，不但改變了我國栽培水稻從印度引進的傳說，甚至還可以依此認為河姆渡可能是我國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發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社會經濟除了以稻作農業為主外，還兼營畜牧、採集和漁獵。在遺址中除稻穀、谷殼、稻桿、稻葉等作物遺存，還有其他許多植物遺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棗、葫蘆和薏仁米與藻類植物遺存。

河姆渡遺址的動物遺存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豬、狗、水牛等家養的牲畜。最具代表性的農具「骨耜」即採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

骨耜通體光滑，有的刃部因長久與土壤摩擦而殘缺或形成雙叉、三叉式。這是一種很具特色的農業生產工具。這種製作方法為河姆渡文化遺址所特有。

河姆渡遺址共有骨耜170件之多，與數量巨大的稻穀堆積物相對應，說明河姆渡農業已從採集進入到耜耕生產階段。

遺址中所發現的柄葉連體木槳，證明那時已有舟楫的使用了，除用於交通外，可能也在漁獵活動中乘用。

河姆渡文化時期人們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異的村落。在村落遺址中有許多房屋建築基址。但由於該地是屬於河岸沼澤區，所以房屋的建築形式和結構與中原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史前房屋有著明顯的不同。

河姆渡文化的建築形式主要是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的干欄式建築。干欄式建築是我國長江以南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以河姆渡發現最早。它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的半地穴房屋有著明顯差別，成為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

河姆渡遺址中的許多樁柱、立柱、梁、板等建築木構件，和加工成的榫、卯、企口、銷釘等，顯示當時木作技術的傑出。

柱子兩端凸出的小方形稱為榫、柱上鑿出可將榫插入的孔為卯。在垂直相交的構件接點上，使用榫卯結構技術。把我國出現榫卯木作技術的時間從金屬時代前推了3000多年。

遺址中所發現的企口板、銷釘孔兩種木構銜接法，令人驚嘆不已，至今仍為木工工藝所沿用。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技術，可說已為我國木結構建築打下了基礎。

根據木樁的排列與走向分析，當時的房屋呈西北、東南走向。房子的門開在山牆上，朝向為南偏東。它在冬天能夠最大限度利用陽光取暖，夏季則起到遮陽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現代人所繼承。

河姆渡時期的房屋建築布局合理、設計科學、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使之有利人類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築外，在遺址中還發現了最早的水井遺跡。河姆渡文化時期，居址周圍河沼遍布，但水體與海水相通，致使鹽分升高、苦鹵而不堪飲用。所以水井的出現是人類為提高生活質量所作的努力，是人類本質所導致的。

河姆渡遺址中的紡輪、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機刀等，據推測這些可能屬於原始織布機附件，顯示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由手工編織發明了原始的機械。

河姆渡遺址中相當多的骨哨，是一種樂器，也是一種狩獵時模擬動物聲音的狩獵工具。

陶塤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遺物，塤身呈鴨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國一種古老的樂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塤只有吹孔而無音孔，可見它的原始。

河姆渡遺址的原始藝術品不僅數量大，而且題材廣，造型獨特，內容豐富多彩。主要表現在象牙雕刻、陶器紋飾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線條流暢，造型美觀，令人嘆為觀止。

人體裝飾品有璜、管、珠、環、餅等，其中珠、環等飾品大多用玉和螢石製成，在陽光下閃爍著淡綠的光彩，晶瑩美麗。還有一些以獸類的獠牙或犬牙、魚類的脊椎骨製成的裝飾品。

河姆渡遺址充分顯示出我國南方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發展不亞於華北的文化，這可證明我國文化其實是多元發展，各有特色的。

河姆渡文化遺址在寧紹平原共有49處，其中以姚江兩岸最密集，共有31處，重要遺址有餘姚市丈亭鎮鯔山遺址、三七市鎮田螺山遺址、寧波市江北區傅家遺址。

1976年，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至1978年第二次對河姆渡遺址作發掘並有資料。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年至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為約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晚期為約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

⑼ 徵集有關豬的文化、典故、習俗、漢字的文章。希望詳細點。

天干、地支與五行的對應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 │ │ │ │ │ │ │ │ │

陽版 陰權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金 水 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 │ │ │ │ │ │ │ │ │ │ │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而丁對應上面的五行中的火，豬年對應亥，就剛好是丁亥年。
再根據以上分析，今年只不過是火豬年。 為何叫做金豬年？

典故：唐高祖武德四年，為整治混亂幣制，參照西漢五銖標准進行貨幣改制，易銖為寶，唐代開元通寶的鑄制與流通，促使定都長安的唐朝進入長治久安的盛唐時期。因「銖」而現的貞觀盛世年，由於財富之盛被譽為「金銖年」。貞觀之治恰逢丁亥豬年，「金銖年」便被民間流傳並等同於金豬年，於是必有祥瑞之事發生的丁亥火豬年自此被改稱為丁亥金豬年。

⑽ 尋十個文化遺址或非文化遺址的簡介。

1.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明清兩朝的皇宮。位與北京城的中心。明清時稱紫禁城，1925年始稱故宮。佔地面積極分子2萬平方米，現存建築980餘座，有屋8700餘間，建築面積15萬平米。是全世界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宮建築群。也是中國古代建築最高水平的傑作。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2
在山東省的西南部，有一個孔姓人口佔1/5的縣級市，她就是有著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東方聖城」——曲阜。「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譽全球，是與孔子的名字緊密相連的。孔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中國的正統文化，並影響到東亞和東南亞各國，成為整個東方文化的基石。曲阜的孔府、孔廟、孔林，統稱「三孔」，是中國歷代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表徵，以豐厚的文化積淀、悠久歷史、宏大規模、豐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學藝術價值而著稱。因其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東方文化中的顯著地位，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世人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
.3皖南古村落
西遞村位於安徽省黃山市黟縣東南部，四面環山，兩條溪流從村北、村東經過村落在村南會源橋匯聚。現存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2000年11月30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426.麗江古城
麗江古城又名大研鎮，始建於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餘年的歷史。坐落於玉龍雪山腳下的金沙江畔，古城東南是數十里良田闊野。形狀如同一塊碧玉大硯，所以取名大研鎮（硯與研同音）。1997年12月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將麗江古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4 成都武侯祠，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南門武侯祠大街，是中國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廟，由劉備、諸葛亮蜀漢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組成。始建於公元223年修建劉備陵寢。千多年來幾經毀損，屢有變遷。武侯祠（指諸葛亮的專祠）建於唐以前，初與祭祀劉備（漢昭烈帝）的昭烈廟相鄰，明朝初年重建時將武侯祠並入了「漢昭烈廟」，形成現存武侯祠君臣合廟。現存祠廟的主體建築1672年清朝 康熙年間（康熙十一年）重建。1961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成立博物館，2008年被評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享有「三國聖地」之美譽。成都境內除武侯祠外其他三國文化遺跡
5西安3000年前的西安是中國古代王朝的核心要塞。現在很多遊客湧向西安，參觀當時留下來的珍貴兵馬俑。秦始皇陵中埋藏著多達6000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真人一般大小的兵馬俑，讓如今的西安蜚聲世界。考古發現，當年修建陵墓時耗資巨大，大量的人力物力，無法估價的財富和水銀才換來了秦始皇陵 6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主要社會結構是以女性血緣群體為紐帶的部落集團。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它的遺存以獨具特徵的彩陶與之字型紋陶器共存、且兼有細石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紅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遼河流域相碰撞而產生的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手工業達到了很高的階段，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陶器裝飾藝術和高度發展的制玉工藝。紅山文化的彩陶多為泥質，以紅陶黑彩見常，花紋十分豐富，造型生動朴實。玉器製作為磨製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瑩明亮，極具神韻，並向專業化、系統化、規范化方向發展，到目前為止，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豬首龍，周身捲曲，吻部高昂，毛發飄舉，極富動感，是紅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國出土時代最早的龍形玉器，被譽為「天下第一龍」。因赤峰境內多有龍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稱為龍的故鄉，紅山文化的先民應為龍 的傳人。7圓明園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園林。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即清聖祖玄燁）將北京西北郊暢春園北一里許的一座園林賜給第四子胤禛，並親題園額「圓明園」。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圓明園南面增建宮殿衙署，佔地面積由原來的六百餘畝擴大到三千餘畝。此後，圓明園不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覽的地方，也是他們朝會大臣、接見外國使節、處理日常政務的場所。乾隆帝（即清高宗弘歷）即位後，在圓明園內調整了園林景觀，增添了建築組群，並在圓明園的東鄰和東南鄰興建了長春園和綺春園（同治時改名萬春園）。這三座園林，均屬圓明園管理大臣管理，稱圓明三園。 圓明三園面積五千二百餘畝，一百五十餘景。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朝聽政的正大光明殿，祭祀祖先的安佑宮，舉行宴會的山高水長樓，模擬《仙山樓閣圖》的蓬島瑤台，再現《桃花源記》境界的武陵春色。一些江南的名園勝景，如蘇州的獅子林，杭州的西湖十景，也被仿建於園中。長春園內還有一組歐式建築，俗稱西洋樓。圓明園還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館，收藏著許多珍寶、圖書和藝術傑作。
咸豐十年（1860）8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0月6日，佔領圓明園。從第二天開始，軍官和士兵就瘋狂地進行搶劫和破壞。為了迫使清政府盡快接受議和條件，英國公使額爾金、英軍統帥格蘭特以清政府曾將英法被俘人員囚禁在圓明園為借口，命令米啟爾中將於10月18日率領侵略軍三千五百餘人直趨圓明園，縱火焚燒。這場大火持續了兩天兩夜。
同治年間（1862～1874），同治帝准備修復圓明園,供慈禧太後居住。後因財政困難，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築。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又一次遭到破壞。清朝覆滅後，一些軍閥、政客、官僚，紛紛從圓明園盜運建築材料，圓明園遺址遭到進一步破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十分重視圓明園遺址的保護。1979年，圓明園遺址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後，圓明園遺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開。現被辟為圓明園遺址公園。 8廣西白龍珍珠城遺址古珠城曾是令人驕傲的南珠標志，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古珠城殘留下的歷史遺跡，在今鐵山港區營盤鎮境內，距北海約60公里。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位於到城東南36公里營盤鎮白龍村。珍珠城又名白龍城，傳說古時有一條白龍飛到這里上空，落地不見蹤影，人們認為白龍降臨乃吉祥之地，便從那裡建城，稱為白龍城。該城瀕臨大海，離海不遠有珍珠母海多處，尤以白龍楊梅池最大。此地歷代盛產珍珠，質優色麗，以「南珠」之稱聞名於世。流傳多年的民間神話故事《合浦珠還》就發生於此。城為正方形，南北長320米，東南寬233米，周長1107米，牆高6米，城基寬6米，條石為腳，火磚為牆，中心黃土夾珠貝夯築而成。面積七萬多平方米，分東、南、西三個城門，門上有樓，可瞭望監視全城和海面，城內設採珠公館，珠場司、鹽場司和寧海寺等。城牆內外砌火磚，中心每10公分一層黃土夾一層珍珠貝貝殼，層層夯實，珍珠城因此得名。城牆周圍可見古代加工作坊的遺址和明代欽差大臣《李爺德政碑》《黃爺去思碑》等的遺跡。殘貝散落，遍地皆是，可見當年採珠之盛。 9青島山炮台遺址公園坐落在風景秀美的青島山上，為島城最佳觀景點之一，這里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唯一的戰場，其地下工事保存完好，是一處集教育、休閑、游覽為一體的人文景觀。 10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 黔西沙井觀音洞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句。因為他的名氣大，文章又很動人，這「不毛之地」便深深印入人們的腦海，把莽莽的雲貴高原想像成一片荒漠。一陣陣「蠻煙瘴雨」，把雲貴漫長的歷史湮沒，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找回這「失落的文明」。在此之前，人們研究貴州歷史，翻遍了浩繁的史書，好不容易才尋找到幾條關於牂牁、夜郎的史料。可是，仔細算來，也不過兩三千年的歷史。1964年，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試掘了黔西觀音洞遺址，揭開了貴州「史前文化」的帷幕。「史前文化」是一部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它彷彿是一座巨大的無字碑，碑上雖然沒有鐫刻文字，但那點點斑痕，卻依稀可見人類童年時代的足跡。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的發現，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了極其邈遠的太古，使貴州的歷史線索突然向前延伸了24萬年。001年6月25日，經國務院批准，公布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入「國保檔案」。這是貴州「史前文化」的「第一樂章」，是貴州悠久文化的源頭，在此之後，古人類在貴州這塊土地上的活動更廣，創造更多，已發現的古人類、古文化遺址將近百處，在全國佔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