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是華夏文明嗎

1. 陝北榆林石峁遺址的發現為什麼被稱為「石破天驚」

因為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重要遺址，石峁遺址在規模、形制、內涵、所處時代和所處位置上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它的發現足以改寫華夏上古歷史，所以才被國內學者以「石破天驚」來形容：

1、從規模上，石峁遺址佔地超過四百萬平方米，超過了著名的良渚和陶寺等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面積最大的古城，完全超過了人們的認知，而且對這種古城目前還找不到任何的史料存在，這在特別重視古文獻和田 野考古相結合的我國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5、石峁所處的位置遠離傳統學者認為的華夏文明核心區域之外，更靠近草原地帶，一般被認為是文明落後地區，但石峁的發現證明四千多年前在這么偏遠的地方居然有這么發達的文明，這一文明又在歷史上無聲無息，對它的深入研究必然將改變上古華夏文明的固有認知體系。

2. "2019行走黃河""石「破天驚，這里深藏哪些華夏謎團"

《行走黃河》這個節目發現的石峁遺址，讓觀眾了解到古代的紝木建築技術，也讓觀眾了解到古代獨特的玉門瑤台的特色。任何一個遺跡的出現，都會讓觀眾更加深刻了解到古代的歷史文明，華夏謎團真的很多，還需要考古專家更努力去發現，去驗證他們的存在；那些我們所好奇的謎團，其實就安靜地埋藏在地下面，等待更多的人去發現它們。

這個看起來散亂的石峁遺址，卻訴說著華夏文化的開始。

3. 中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城址，和華夏文明有什麼關系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遺址是指人類活動的遺跡，所以，它屬於考古學概念。

石峁遺址的得名，是它位於現在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村，所謂“峁”，就是指中國西北地區的一種“黃土丘陵”。這個地方發現之後，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就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且，它也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

同時，發現的殉人也證實這一點。由於盜墓原因，墓主已經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墓中有一具年輕女子的屍骨，其姿勢仍是當年那樣，側身面對著自己的主人，身體呈彎曲狀，就如生前的那種卑躬屈膝。這些都提示：當時的社會，應該已經有了奴隸社會的明顯特徵。

這些考古人員的發現，對於研究4000年前的社會結構有著重大的意義。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至於石峁遺址能否和華夏文明相關聯，史學界一直存在著爭議。

然而，此處的發現，並不妨礙大家將目光投向於更加遙遠的年代，中國文明發源的一些秘密，也許就藏於這些遺址中，三皇五帝的傳說也許從來沒有離我們太遠。

4. 一個叫什麼峁城遺址距今4200年

石峁（mǎo）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回省神答木縣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初步判斷其文化命名為石峁類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據專家研究有可能是黃帝的都城昆侖城，也有專家提出了質疑，但是隨即著名史前考古學家沈長雲先生的反駁； 石峁遺址是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
石峁遺址是距今約4000年左右，面積約425萬平方米。這個曾經的「石城」壽命超過300年。1976年，西北大學考古系教授戴應新在山西進行考察，從山西民間聽到關於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於是專門到石峁考察，此後先後有來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隊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
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5. 哪一個遺址能解釋華夏的存在，還被稱為中華文明的前夜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遺址是指人類活動的遺跡，所以，它屬於考古學概念。石峁遺址的得名，是它位於現在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村，所謂“峁”，就是指中國西北地區的一種“黃土丘陵”。這個地方發現之後，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就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且，它也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

同時，發現的殉人也證實這一點。由於盜墓原因，墓主已經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墓中有一具年輕女子的屍骨，其姿勢仍是當年那樣，側身面對著自己的主人，身體呈彎曲狀，就如生前的那種卑躬屈膝。這些都提示：當時的社會，應該已經有了奴隸社會的明顯特徵。

這些考古人員的發現，對於研究4000年前的社會結構有著重大的意義。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至於石峁遺址能否和華夏文明相關聯，史學界一直存在著爭議。

然而，此處的發現，並不妨礙大家將目光投向於更加遙遠的年代，中國文明發源的一些秘密，也許就藏於這些遺址中，三皇五帝的傳說也許從來沒有離我們太遠。

6. 神木的石峁古城遺址難道還不能證明夏朝存在嗎

夏都遷都多少次了？不是夏朝遺址？憑什麼確認。石峁遺址和大禹出生活動時間相符，和大禹出中原治水路線相符，且為石頭城。大禹之父用石牆堵洪水，失敗，說明他父親是擅長建石頭城的人。且禹都有這樣的規模很正常，因為其子是夏朝的締造者，第一個大一統的奴隸制王朝，所以能有這樣的規模正常，而且用人祭祀在奴隸制王朝中非常正常。還有最近有人說什麼黃帝的帝都。。。堯都有4500歷史，堯的祖先黃帝就比他晚嗎？還什麼同一時期的不同部落的人，完全胡說八道。。。有一切都合乎情理合乎歷史傳說及記載的答案不去證實，搞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答案去誤導他人。請考古人員切實客觀的按專業來進行挖掘查證。

7. 石峁遺址的保護工作

石峁遺址發現於上世紀70年代，因數千件流散的玉器而聞名。由於遺址的范圍大，遺址范圍內的修路、取土等建設活動，甚至對遺址的濫挖、盜掘等仍時有發生，遺址的保護形勢急迫。鑒於遺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長期性，與會學者紛紛呼籲，應在當地盡快設立石峁遺址保護管理機構，加強對遺址的日常監管和看護。同時，盡快制定保護措施和遺址的保護規劃。
通過加強宣傳，增強當地居民文物保護意識，避免遺址進一步遭到破壞。加大對保護力度，特別是加大打擊盜掘的力度。保護好遺址是後續所有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神木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如何同經濟發展相協調，如何保護展示，這是政府應當慎重並著手考慮的。專家希望，石峁遺址的發掘能納入到當地文化建設的體系，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保護、展示，嘗試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當地文化、經濟的協調發展。陝西省文物局劉雲輝副局長表示，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遺址的文物考古及遺址保護工作，推動石峁遺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陝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當今陝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志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陝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陝北活動。
最後，沈長雲教授再次強調，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報》國學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發了煙台大學人文學院陳民鎮先生《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一文，認為把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掛鉤，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石峁古城有沒有可能是黃帝後裔的居邑呢？在傳統的古史觀念中，黃帝與堯舜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屬於徐旭生先生所說的「華夏集團」。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為距今約4300年，相當於「龍山時代」。我們知道，「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發生的關鍵階段，中國文明在這一階段逐步定型。過去一般將「龍山時代」的年代定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龍山時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這一調整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需要我們重視。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
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這一記載有一定的根據，再結合《說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記載，黃帝到大禹之間間隔了900年。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代始年的認識，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 來源： 光明日報
拙文《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發表以後，引起學界不少人的關注。其中有對拙文提出批評者，如陳民鎮先生。他認為我的論證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存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說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他承認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龍山晚期，但卻以同時代的襄汾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為由，提出堯舜以前的黃帝不會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發揮》「黃帝至禹，為世三十」的記載，他認為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我有關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認為，石峁遺址所屬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質和游牧傳統，與黃帝代表的華夏文明是不相稱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對南方農耕文明的一種防禦性建築。
所謂不要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這話我也贊成。但這里的關鍵似乎並不在可否讓考古學遺址與古史傳說掛鉤，而在於這樣的掛鉤是否准確與合理，或如作者所說，在於你這個鉤掛得是否輕率與簡易。實際上，當今考古界這類「掛鉤」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如將登封王城崗說成是禹都陽城、將襄汾陶寺遺址說成是堯舜都邑等等。作者對此並未加以反對，卻獨反對「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文化」，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會說，其所主張的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然而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難道可以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准么?
「大多數學者」所稱說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當今多數學者（包括作者）都說陶寺古城是堯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獻到底有哪一部明確指出堯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記》只是說「昔唐人都河東」，後人將唐人理解為陶唐氏，又將陶唐氏說成是的堯的「號」，於是變成了堯都在河東。殊不知顧頡剛早就指出：「在《左傳》上，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見《古史辨》第一冊），《鶡冠子》中甚至有「堯伐有唐」之語，《呂氏春秋·古樂》亦分陶唐氏與帝堯為二事，是堯與唐並不能混為一談。他之後的徐旭生雖仍堅持帝堯陶唐氏的說法，卻又對陶唐氏在河東（即晉南）的認識大加批駁，說陶唐氏舊地只是在今河北唐縣、望都一帶。事實上，《史記·貨殖列傳》早有「堯作於成陽」的記載，成陽在今山東菏澤地區，不知今學者為何置《史記》的記載於不顧。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也不能對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問題展開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我有關論述的文章。這里只是想藉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數」范圍內的學術主張，不一定就是沒有道理而應該被棄置不顧的。
回到黃帝與石峁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一般認識」作為是非標准，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後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峁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峁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一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一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後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麼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後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證據說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麼確切的史料證明黃帝生活的時代一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麼就說他一定在黃帝、顓頊之後，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只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一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里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證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後，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繫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里，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一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只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麼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陝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裡「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後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陝晉一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迴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後體現在華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一體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後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後是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范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里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乾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里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里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8. 石峁遺址的發掘意義

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頭城牆和玉畫雙絕的英姿乍露，吸引著考古學家的目光。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石峁城址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所對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聚落形態演變、人地關系及遺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還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更對進一步了解早期的歷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史前格局的認識。
2012年10月，經中國考古學會、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40餘位考古專家，對神木縣石峁遺址發掘現場聯合考察認為，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經過大量考古調查、勘探和部分發掘，考古隊在遺址中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基本可以閉合的石砌城牆及城門、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通過分析調查，專家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應當始建於龍山中期，延續至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無疑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的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黃河腹地二里頭遺址之外一個重要遺址。

9. 石峁遺址的歷史年代

根據清理出年代特徵明顯的陶器和玉器，並結合地層關系及出土遺物，專家初步認定最早一處是「皇城台」修於龍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興盛於龍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時期毀棄，屬於中國北方地區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這個「石城」的壽命超過300年。

10. 哪一遺址反映了夏朝的文明

夏墟，夏朝的都城遺址，一般指洛陽二里頭遺址。

墟是有人住過而現已荒廢的地方，如殷墟，加朝代名，則指歷史上該朝代都城遺址。由於都城變化，夏墟、殷墟都有不同地點的。

中文名
夏墟
地址
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市
簡介
夏朝的都城遺址
發掘時間
1959年
快速
導航
發掘沿革

遺址價值
位置境域
洛陽市盆地的夏朝都城，發掘過的有偃師二里頭遺址夏墟。
年代分布約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說前1730年～前1720年）。1959年開始發掘，遺存可劃分為四個時期。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制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跡。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二里頭遺址是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地，並初步被確認為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
二里頭遺址位於洛陽盆地偃師市二里頭村，該遺址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范圍包括二里頭、圪壋頭和四角樓等三個自然村，面積約3平方公里。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里頭遺址對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設、王宮定製等重大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學術界公認為我國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
發掘沿革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和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必然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二十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1959年夏，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頭遺址宮殿基址群發掘現場
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獲，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將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該遺址范圍為東西約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的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稱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持續了四十多年，遺址內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跡有宮殿建築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遺址的中部發現有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群。其中，最大的兩座已正式發掘。宏偉的1號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高0.8米，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根據出土的遺跡現象，可以將1號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復原成一個「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基址四周有迴廊。大門位於南牆的中部，其間有3條通道。這樣的宮殿建築只有掌握了大量勞動力的統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證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築，雖時代較早，但其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建築格局被後世所沿用，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