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邑遺址

Ⅰ 山陽城遺址的歷史文化

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從漢代到東魏一直為山陽縣治所在的古城牆遺址．「山陽」專銘文陶罐，是1987年西漢晚屬期墓葬出土的只有19厘米高的小陶罐；「山陽萬年」陶罐也只有31厘米高，為泥質灰陶，平沿方唇，折肩斜腹平底，為西漢早期器物。山陽城遺址是東漢末年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被魏文帝曹丕廢帝後封「山陽公」的地方。《後漢書》記載：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以河內山陽邑萬戶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山陽城裡住過「皇帝」，並允許劉協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祭祀天地宗廟，並在此居住了14年，死後葬於距山陽城不遠的古漢山。山陽城是當時一座重要的城邑。遺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是當時歷史社會的見證，可以通過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不同組合或有文字的器物的出土等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多方面的社會面貌與社會現象，特別是帶有銘文的器物的出土，可以對史書記載進行補充，更正與糾正史書記載的錯誤，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正確可靠的實物資料。「山陽」、「山陽萬年」銘文陶罐的出土，印證了史書記載有關「山陽城」遺址的文獻材料。

Ⅱ 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1－3題。考古學家在山西省垣曲縣發現了商代城邑遺址，引發出商代歷史地理上

Ⅲ 歷史上位於長江下游的石頭（城邑）究竟是一座什麼樣的戰略要地

廣義的抄石頭城是如今南京市的別稱，狹義上是指南京老城城西的石頭山石頭城。
石頭城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是一處六朝時期的著名遺跡，遺址位於現清涼山一帶，有「東吳第一軍事要塞」之稱。築於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吳國孫權遷至秣陵（今南京），在石頭山金陵邑原址築城，取名石頭城。
石頭城扼守秦淮河與長江的交匯口，「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是保障當時首都建康城西部安全的軍事重鎮，也是兵家必爭之地，素有「石城虎踞」之稱。石頭城以地勢雄偉險要的戰略要塞成就了「虎踞龍盤」的成語典故內容。

Ⅳ 吳城遺址的復原保護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內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該遺址的發現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吳城遺址先後在1984、1987年分別列為市、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城商代遺址已成為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江西省博物館已在吳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個農村考古站。
「殷墟文化過長江，江南又一春」，面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城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蘇秉琦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根據地層迭壓關系和考古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吳城文化分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個時期，這兒是吳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後延續整整400年。
40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一瞬，但它卻成為打開江南古文化寶庫的一把「鑰匙」和研究年代學的一把「標尺」。據考察，在這個被譽為「贛之魂」的商代城邑遺址，有城牆、房址、陶窯、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場所等，是相當完整的都邑結構。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銅器、陶瓷與玉器等文物4000餘件，刻化陶文或符號200餘個，幾何印紋陶紋樣40餘種。
樟樹市委、市政府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從現起全面展開對吳城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現吳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護展示的規劃，將興建吳城遺址博物館，建設吳城商代遺址保護展示園區，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吳城遺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價值；2003年至2005年，復原商代房址、冶鑄作坊、祭祀場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遺址，進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復符合吳城文化時期的生態環境，或有利於現存遺址保護的自然與文化環境，從而建立永久性的國家歷史文化遺址園區。
作為國家文物局「十五」計劃的重點保護項目，吳城遺址保護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將歷時10年，預計將投資近6000萬元，主要由國家撥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當復雜，為保護遺址和建設博物館，不僅需要資金的投入，而且需要運用高科技攻破各項難關。到2010年，吳城遺址將成為中國的「黃石公園」，依託其現存的歷史遺跡，結合修復的吳城風貌，成為一個半封閉的公園景區，對外展示商代吳城的風采，讓逝去的吳城文明再現於世。

Ⅳ 早期城邑與環壕聚落的區別

有關我國古代「城」的出現，古文獻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記載。如《軒轅本紀》雲：「黃帝築城邑，造五城」；《禮記·祭法篇》正義引《世本》曰：「鯀作城郭」等。我們姑且不論這些文獻資料的可信性程度如何，僅傳說中時代較早的神化人物黃帝的具體的生存年代就很難確定。因而，要探討「城」的起源，我們還必須把目光移向以田野發掘為中心的考古學。
以往，人們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大都局限於起源的時間。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並非「城」之起源問題的全部內容。要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對有關的考古資料進行綜合而全面的考察。自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迄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東、河南、內蒙、湖北、湖南等地發現了20餘處史前時期的城址。同時，城堡出現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發現和揭露。這些在古文獻中無跡可尋的實物資料，自然就成為我們探索「城」之起源問題的真實而可靠的線索。現有的考古資料已能令我們相信，古代的「城」起源於史前時期的環壕聚落，是環壕聚落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一、城的構成要素源於
環壕聚落
要探索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須著眼於早期城址的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我們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與發生的線索和脈絡。城不單是指城牆，還包括其它諸多構成要素。考古發現中的房址、窖穴、墓葬、陶窯、水井等遺跡都是其構成要素的物質體現，都是不可忽視的內容之一。
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崗台地上。面積大小有別，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數萬至30餘萬平方米間，個別達到120多萬平方米。如湖北天門縣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環壕所圍面積計算，則已達180餘萬平方米。[1]城之平面形狀多近長方形或近於方形，個別則略呈圓形，如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2]或呈扁橢圓形，如山東陽谷縣景陽崗城址。[3]城垣結構多呈一重式，個別為東西二城並列而中間共用一牆者，如河南登封縣王城崗城址；[4]還有如山東壽光縣邊線王城址呈內外二重式結構，小城位於大城內東南部。[5]關於大小二城的關系，雖有學者據初步發現的個別跡象認為，大城是在小城廢棄後建造的，約建造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較後者晚了100年左右。[6]但我們覺得，大城的建造可能晚於小城，但未必定是在小城廢棄後。因為很難設想，在新建的大城內人們怎能容忍舊城的殘垣斷壁存在，它必會妨礙新城的規劃與建設。而要徹底摧毀舊城，又是一項不可小視的巨大工程。同時，城堡的擴建也未必定要以毀棄舊城為前提，更何況內外城結構還有可能與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變化相適應。所以，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情況下，還不能斷然判定大城就是在小城廢棄後興建的。相反，大城建成後與小城並存、呈內外結構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這些城址內大都發現有房址、窯穴、墓葬、陶窯和水井等遺跡。它們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機構成要素，體現著早期城的構成特點。河南淮陽平糧台[7]和郾城縣郝家台[8]等城址內的房基都是成排分布的。而且，許多城址內都發現有不同於一般住房的夯土高台建築。窯穴則是古代儲藏用的設施，也是不可缺少的構成要素。城內一般都設有燒制陶器作坊，有的可能還有冶鑄銅器作坊。平糧台城址中還發現迄今所知最早的排水設施，即埋於地表下的陶水管道。另據同時期如山西襄汾縣陶寺[9]等遺址存在有較大規模的特定墓區分析，除城內發現的墓葬外，這些城址的周圍可能也有特定的墓區存在。這些城址的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700〜前1800年之間，分屬於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時期和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及石家河文化階段。
上述早期城址的這些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大都可在早於城內的環壕聚落中找到其源頭或前身。所謂環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類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區周圍設有防禦性壕溝的聚落遺存。因這種壕溝多呈不規則圓形而環繞於居住地周圍，故日本考古學界稱其為「環濠」聚落。我國一般稱之為「圍溝」或「圍壕」等，名稱不甚統一。我們認為，這種聚落是人類文化進入農耕階段以後常見的一種聚落形式，並進而發展為「城」，而城牆及其四周的護城壕則更是環壕的延續和發展（後文論及）兼之「環壕聚落」一詞易於理解，且有一語道破這種聚落的主要結構特徵之妙，故以此稱之。
在我國，目前的考古發現已經把環壕聚落出現的時間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後。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尋之中，或許環壕聚落發生的時間還要早一些。迄今見諸報道的史前期環壕聚落已有10處之多，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其中時代最晚者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在前後大約3000年的時間范圍內，環壕聚落本身也存在著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聚落規模有由小到大的趨勢，本文不作論述。時代稍晚的一些環壕聚落並不亞於其後有些城址的規模。如公元前5000年前後形成的西安半坡聚落，現存面積即達5萬平方米左右，[10]若包括為後世所破壞的部分，估計原有面積當不少於10萬平方米。從結構來看，環壕聚落多呈一重環壕結構，類似於早期城址，如與半坡聚落時代相當的臨潼姜寨聚落[11]等。但在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則發現了由南北並列的兩個居住區構成的環壕聚落。[12]兩區最近處僅相隔10餘米，各自都有壕溝環繞，其內各有成排分布的房屋建築，看不出其間有主次之分。年代約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屬興隆窪文化。如果不考慮時間上的差異，它與王城崗城址之間在結構上的類似性則是無可否認的，決非偶然的巧合。兩個人類集團共居一處，但各自卻有完全獨立的區域界限。這是否是兩個氏族或部落最初走向聯合時的情形在聚落形態上的一種具體反映？另據我們研究，50年代發掘的半坡聚落實為兩重環壕結構的聚落遺存，內環壕把居住區分為內外而非原來所謂南北兩個部分，所體現的應是不同階層之別。這種形式的環壕聚落在日本也有發現，並非孤例。[13]由此看來，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如邊線王的內外城結構形式並不難理解，並非這一時期的獨創與發明。
環壕聚落一般可分為居住區、墓葬區和制陶區等部分，其構成要素除環壕外，還有房址、窯穴、墓葬、陶窯等遺跡。居住周圍有壕溝環繞，內有房址、窯穴、兒童瓮棺葬等，有的也有成人葬。房屋布局因地而異僅就黃河流域而言，雖說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及姜寨聚落的房屋呈向心圓式環列於居住區內，但此後的房屋布局卻有逐漸向成排式演變的趨勢。如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相當於仰韶晚期的房屋即成排分布。[12]這也許就是其後的城址多呈長方形或方形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形狀無疑最適於房屋建築的成排分布。聚落中一般都有大型房屋存在，而且呈現出規模愈來愈大，規格愈來愈高的發展趨勢。而後來各城址內普遍存在的夯土高台建築應是這種大型房屋建築的發展演變形式，可能大都是上層或中心人物顯示其權力與地位的一種標志。成人墓區一般與居住區分離，位於環壕外側。每個聚落內似都有專門的制陶區，但在環壕所圍的居住區內也常發現有陶窯。在黃河流域，水井則可能是龍山時代的一項發明，不見於龍山時代以前的聚落遺址，成為一些龍山時代聚落遠離河流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通過上述分析比較，我們不難看出，早期的城與環壕聚落在構成要素及結構特徵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和連續發展性，可以認為早期城的構成要素均源於環壕聚落，而且較之環壕聚落有了明顯的進步。

二、城牆是環壕的發展
演變形式
城牆是城內的重要構成要素。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除內蒙古的為石砌城垣外，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均系夯土城牆，但兩者在建築方式上仍有區別。長江中游的城頭山和石家河城牆都是直接在地面上平鋪夯實而成，特別是石家河的牆體坡度僅25度左右，雖經夯實處理，但與通常所謂板築有異，調查者特謂之曰「堆築」。兩城的建造年代都稍早一些。黃河流域的城垣大都是先挖基槽，逐層填平夯實後再板築夯土城牆。兩個流域在築牆方式上的差異，究竟是地區性文化特徵之別呢，還是因時間早晚而造成的形態差異或兩者兼有之。即在理論上，城牆的築建也應存在著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長江流域發現的可能是城牆的原初形態，而黃河流域的則可能代表較為進步的城牆建築形式。在山東鄒平縣丁公、[15]河南輝縣孟庄、[16]前述長江流域二城的城垣外側，都明確地發現有護城壕存在。其它城址雖尚未發現，估計亦應有之。各城皆設城門，數量似不盡一致，在平糧台城址南方東西兩側還發現有門衛房遺跡。這些城垣寬度不一，且差別較大。
我們說城牆是環壕的發展演變形式，非是直接由壕溝演變為城牆。所謂環壕也不僅指壕溝的存在，實際已涉及到人們在建造壕溝時如何處理掘出之土的問題。對於主要使用石質工具的史前人類來說，挖溝固然不易，而要移開大量的掘出之土亦非易事。這樣，倒不如就近堆於壕溝附近，既省時又省力，又可加強壕溝一側的高度，提高環壕的防禦性能，而且當以堆於內側最為合理。這並非是我們的主觀臆斷，而是為考古發現所證實的事實。半坡聚落大圍溝（外環壕）內側溝口的水平高度高出外側1米左右，最初可能還要高一些。發掘者推測一種可能就是挖河時將掘出之土堆於內側口沿處以便防衛。這不無道理，並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再次得以證實。據報道，在湖南澧縣八十土當遺址中發現有彭頭山文化晚期的環壕聚落，環壕內側有圍牆與之並行環繞於遺址中心區周圍，年代距今約8000年。[17]這里所謂的圍牆實際應是挖溝時為堆土方便而在環壕內側形成的又一道防護屏障，所堆之土似未經任何人工夯實處理。歷次疏浚溝槽的淤土依次覆蓋於圍牆外側而未加高牆體，這更能說明所謂圍牆實系挖溝堆土所致，非特意建造的牆。是否所有環壕聚落都有這類圍牆存在，我們不敢妄加推斷。但一般認為在那些沒有發現圍牆如姜寨聚落中，原應有與環壕相輔的柵欄類防衛設施。這類圍牆或柵欄設施當是城牆的原始雛形，而環壕則是護城壕的直接前身。至於引水為「池」，只不過是對壕溝防禦性能的加強和充分利用。平糧台城址的門衛房更是環壕出入口處哨所建築（如姜寨）的變體。所以我們認為城牆是環壕的發展演變形式，兩者都有河與牆或柵欄存在，但前者主要目的在於建牆（經夯實處理），而後者則主要在於挖溝設防。

三、關於城的出現
時間之討論
在人類歷史上，環壕可能是出現最早而且較完善的防禦性設施。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隨著人類集團的不斷擴大，史前戰爭的不斷升級及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頗具防禦性能的環壕聚落發展演變為更高形式的城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但任何事物本身都應有其發生、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城也不例外。目前發現的早期城址都沒有超出龍山時代的范疇，這些城址是否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呢？特別是黃河流域的城址。
如前所述，長江流域的兩座城址可以代表城的原初形態，即城牆直接修建於地面上。而黃河流域的城址大都是先挖基槽而後建牆,建牆技術已趨完善，在理論上代表城的進步形態,似乎不是最早階段的城。而且,這種挖槽築基的建牆技術亦非是在龍山時代才出現的。如甘肅秦安大地灣的405號[18]及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的3號[19]兩座仰韶晚期大型房屋的牆體都是先挖基槽，在基槽內栽立壁柱後逐層填平夯實，再建牆體。既然挖槽築基的技術在仰韶晚期已普遍出現，難道人們就沒有可能把這種技術同時運用於聚落的防禦性設施建造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聚落後期的大圍溝外沿，發現有一條長約20餘米、寬5米的灰褐色條帶狀硬土堆積，最厚處達1米，原當更厚(高)。其土質比較純凈，當系一次性堆積，且屬人工所為。而且「土質特別堅硬」，或經人為地夯實處理。另外，這條帶狀堆積的外側還有一可能為同時期形成的「較寬的窪溝」，但其間的關系不明。因半坡遺址發掘面積較小，無法判斷這種硬土帶狀堆積是否普遍存在於大圍溝外側，其性質亦難確言。但它卻依溝口外沿直接堆於地面上，其堆積與形成特點與長江流域的城牆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十分耐人尋味。
雖說我們還不能斷言半坡聚落發現的就是原初形態上的城牆，但如果城牆的建造確實存在著由地面堆築到挖槽築基的發展過程，則可以肯定龍山時代的城址並不代表最早的城，黃河流域還應存在有堆築城牆於地面之上的原初形態的城。再依半坡聚落的發現及挖槽築基建牆技術出現的時間分析，是否可以認為黃河流域的城，最早可能發生於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推測無疑還需要今後的考古發現為證實。
概言之，城堡與環壕聚落是同一文化現象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具體表現，前者是在後者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是後者的高級形態。城本身也應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的原初形態應是堆築（經夯實）城牆於地面之上，而挖槽築基則是其進步形態。目前黃河流域發現的城址可能不是原初形態的城，我國古代的城最早可能發生於仰韶文化中晚期，與黃河流域位居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心的地理優勢相適應。

Ⅵ 簡述春秋戰國時期城邑的建築格局

1、春秋時期，建築上的發展是瓦的普遍使用和作為諸侯宮室用的高台建築（或稱台榭）的出現。宮室多屬台榭式建築，以階梯形夯土台為核心,倚台逐層建木構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單層房屋，形成類似多層大型建築的外觀。
2、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開始了用磚的歷史。【例證：從山西侯馬晉故都、河南洛陽東周故城、陝西鳳翔秦雍城遺址中，還出土了36厘米X14厘米X6厘米的磚以及質地堅硬、表面有花紋的空心磚（兩者均為青灰色磚）】
3、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出於政治、軍事統治和生活享樂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官室；【例證：（一般是在城內夯築高數米至10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馬晉故都新田遺址中的夯土台，面積75米X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架建築已不存在。】
4、隨著諸侯日益追求宮室華麗，建築裝飾和色彩更為發展，如《論語》描述的「山節藻梲」（鬥上畫山，樑上短柱畫藻文），《左傳》記載魯庄公「丹楹」（紅柱）「刻桷」（刻椽），就是例證 。

相傳著名木匠公輸班（魯班），就是春秋時期涌現的匠師。

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商業進一步發展，城市繁榮，規模日益擴大，出現了一個城市建築的高潮。
戰國時出現了更多的城邑、宮室。戰國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稱郭，是居民區，其內為封閉的閭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宮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時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蓋，晚期開始出現陶制的欄桿和排水管等。
根據考古發掘得知，戰國時齊故都臨淄城南北長約5公里，東西寬約4公里，大城內散布著冶鐵、鑄鐵、制骨等作坊以及縱橫的街道。大城西南角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達14米，周圍也有作坊多處。

Ⅶ 城邑的介紹

城邑（yì）即城市，是古代城市的統稱。早在龍山文化時期，齊地就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城。僅淄博市桓台縣境內，存留的古邑遺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見，當時城邑之多了。

Ⅷ 古城村的遺址

戰 國古城遺址北距懷仁鎮古城村1公里，是春秋時期齊國的麥丘邑、漢代的專鬲城遺屬址。據《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載，齊桓公曾出獵於麥丘。遺址佔地約9萬平方米，今城牆、院落及大型建築遺跡清晰可辯。城中間略低，東西有高出地面2米的城牆，長百餘米，高2.7米，最寬處10多米。西面有南北大道，相傳為跑馬道。南面有高2.7米的點將台。遺址周圍多次發現陶盆、石磨、石夯、陶罐、陶瓦當及陶豆、陶鬲殘片。還曾挖出一堵較完好的牆壁，埋入地下0.5米處。牆壁用青磚白灰壘制。磚長0.5米，寬0.3米。臨近老農迄今仍以「城海子」「城東」「城南」「殺場」等舊名區分周圍地塊。198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麥丘邑也在該遺址方位，可見東周、東漢至北宋，此地均為城邑。經專家考證，古城遺址為戰國遺址，被確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Ⅸ 城邑的起源

據考古發現，早在龍山文化時期，齊地就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城。山東章丘龍山城子崖就是代表。「城子崖遺址環繞著長方形的板築城牆，南北約四百五十公尺，東西約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內」（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4頁）。姜齊建國，歷數百年的建設，齊國的城邑已成星羅棋布之勢。僅淄博境內存留至今的古城遺址，犖犖大者就有臨淄齊國故城、安平故城、昌國故城、於陵故城、逢陵故城、萊蕪故城、高陽故城等。僅淄博市桓台縣境內，存留的古邑遺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見，當時城邑之多了。
先秦時期，齊國不僅城邑繁多，而且城市規模宏大，城內道路如織，布局嚴整。以齊故都臨淄為例。當時的臨淄包括大城和小城兩部分。
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東北部伸進大城的西南隅，兩城咬合相連。大城南北近4．5公里，東西約3．5公里，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城郭；小城南北極星公里余，東西1.5公里，是國君居住的宮城。城內道路縱橫，多與城市相通。現已探明主要交通幹道10條，小城內3條，大城內7條。大城東部南北大道自南牆東側門向北，與東門里的東西大道相接，全長3300來．路寬20米。其餘街道寬各20米、17米、15米、8米、6米、4米不等。

Ⅹ 什麼是城邑

城邑即城市。
據考古發現，早在龍山文化時期，齊地就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城。山東章丘龍山城子崖就是代表。「城子崖遺址環繞著長方形的板築城牆，南北約四百五十公尺，東西約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內」（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4頁）。姜齊建國，歷數百年的建設，齊國的城邑已成星羅棋布之勢。僅淄博境內存留至今的古城遺址，犖犖大者就有臨淄齊國故城、安平故城、昌國故城、於陵故城、逢陵故城、萊蕪故城、高陽故城等。僅淄博市桓台縣境內，存留的古邑遺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見，當時城邑之多了。
先秦時期，齊國不僅城邑繁多，而且城市規模宏大，城內道路如織，布局嚴整。以齊故都臨淄為例。當時的臨淄包括大城和小城兩部分。
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東北部伸進大城的西南隅，兩城咬合相連。大城南北近4．5公里，東西約3．5公里，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城郭；小城南北極星公里余，東西1.5公里，是國君居住的宮城。城內道路縱橫，多與城市相通。現已探明主要交通幹道10條，小城內3條，大城內7條。大城東部南北大道自南牆東側門向北，與東門里的東西大道相接，全長3300來．路寬20米。其餘街道寬各20米、17米、15米、8米、6米、4米不等。
齊國的城邑建設已脫離盲目狀態，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據《考工記•匠人》中說，匠人建造國城，以水懸的方法測量平地，懸繩正柱，察視日影以正四方，為規識記日出影與日入影，白天參考日中時的日影、夜中參考極星的位置，以正景朝景夕（即正東西）。匠人營建國城，方九里，每旁三門。國城中主要的道路有九經九緯，每條路可容九輛車子並行。王宮路門外左邊是祖廟，右邊是社、王宮的前面是朝，後面是市，市朝方各百步。這種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都城格局對後世的都城建構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