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青銅遺址

⑴ 商朝時期的青銅有哪些

只是簡單介紹，中國古青銅器乘水吃飯喝酒祭祀的各種各樣
青銅器：
酗亞方尊 容酒器。商代晚期鑄品。清宮舊物，現藏故宮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寬38厘米。大敞口，寬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體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雙角分叉龍首。頸飾蕉葉紋，肩及圈足飾鳥紋。腹部與圈足有曲折角型大獸面紋，圈足曲折角雕成龍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線皆設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嚴

龍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於安徽阜南縣。器高五十點五厘米，口徑四十四點九厘米，重約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寬折肩、深腹、圈足，體形較高大的盛酒器。龍虎尊的肩部飾以三條蜿蜒向前的龍，龍頭突出肩外。腹部紋飾為一個虎頭兩個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頭銜於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為界，飾兩夔龍相對組成的獸面。圈足上部有弦紋，並開有十字形鏤孔。 龍虎尊紋飾的主題是"虎口銜人"。關於這一主題，有人認為：在這里，"人"應是那些奴隸，"虎口銜人"反映奴隸社會的殘酷、恐怖。對於這種傳統的解釋，另外一些考古學家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應該是在表現一種巫術主題。青銅器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禮器，這樣的紋飾應是巫師作法的情景紀實。張開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兩界的象徵，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師，巫師在祭祀中通過老虎的幫助而表現出一種能夠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銜人"這一圖案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我們還不能做出精確的解釋，但在當時一定是和某種神話和宗教信仰相聯系的，在祭祀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尊是商代青銅器中與四羊方尊齊名的珍品

鴞尊
歷史：商代後期
尊為古代盛酒器。銅尊，最早見於商代。鴞，俗稱貓頭鷹。在古代，鴞是人們最喜愛和崇拜的神鳥。鴞的形象是古代藝術品經常採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銅器中，都有精美的鴞形。此鴞尊即是商代鳥獸形青銅器中的精品。
鴞尊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原器為一對兩只，鑄於商代後期。原器通高四十五點九厘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尊是平面的立體的完美結合。尊口內側有銘文「婦好」二字。
「婦好」應是商王武丁之妻。據殷墟甲骨文記載，婦好是一位能幹、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參與國家大事，主持祭祀，還帶兵征伐過羌、土方等國家，頗具傳奇色彩。 原物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鉞 作為一種兵器，由青銅鈹頭、長柄構成，鈹頭尖鋒直刃、扁莖，穿透力很強，很可能是由扁莖短劍發展而來。它出現於春秋時期，在戰國時期大量使用。至於斧鉞，由於其殺傷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時期實戰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於儀仗、裝飾之需，以作為軍權的象徵。

鉞是商周時代重要的禮器之一，也是一種兵器。據考證，這種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變而來的，在青銅器中更強調華麗、美觀的特質，成為象徵權力、象徵威嚴的禮儀用物，此處所選兩件鉞是商代後期作品，格外強調器物威嚴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藝術風格完全一致。

.爵 飲酒器，青銅爵最早出現於夏代晚期，盛行於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傾酒的流槽；流與杯口之際有兩注，後有尖銳狀尾、中為杯，一側有柄，下有三足。夏商時期
下面是青銅禮器:
青銅禮器是奴隸主貴族用於祭祀、宴饗、朝聘、征伐及喪葬等禮儀活動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級和權力，是立國傳家的寶器。青銅禮器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工藝精美，其存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顯著特點。青銅禮器可分為四大類：

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禮器。安陽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達875千克，是已發現的最重的青銅器。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狀花紋相同而大小依次遞減的奇數的成組鼎來代表貴族的身份。據《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天子用9鼎，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發現中，奇數的列鼎往往與偶數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與8簋相配、7鼎與6簋相配等。

酒器。包括飲酒器爵、觶、觥及盛酒器尊、卣、壺、斝、罍、觚等。商代貴族飲酒成風，西周初曾嚴厲禁酒，西周中期以後青銅飲酒器大為減少。

水器。有盤、匜等。主要用於行禮時盥手以表示虔敬。

樂器。有鐃、鍾(包括甬鍾、鈕鍾與鎛)、鼓等。湖北隨州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多達65件的青銅編鍾，音域寬廣、音色優美，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冶鑄技術及音樂的高度水平。

2。主禮器：玉、酒、犧牲、黍稷。

〔祭天〕用玉——「石之美者」。源於人類歷史中99％以上石器時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石崇拜。正是在新石器時代，人類第一次加速發展。青銅時代，則是第二次大加速度發展。這是人類第一次使用金屬。

〔祭祖〕用酒、犧牲、黍稷，盛以青銅器。
酒——使人類達到最原始的狀態，以與天、祖溝通。源於「物類相感」的理念。
〔例〕中國古人崇奉的兩種聖蟲：蟬與蠶。它們的蛻皮、羽化，反映了留連人世，關照後代的生活態度，表達了中國古人的生死觀，或者說「終極關懷」。蟬的習性是「飲甘露」，「甘露」象徵著「天地清和之氣所鍾」，具體化就是酒。蠶絲被用作祭祀禮服，特性是聖潔和精細。蠶也是中國古人最早豢養的昆蟲，有神蟲的地位。曾有「帝王一日三省蠶」的規矩。
犧牲——如這兩個字的偏旁部首所示，犧牲是以牛為主的。其排列方式即所謂的「九牢」。
黍稷——黍稷之精者為「糧」（米＋良），但不能祭祀。因為要在最原始狀態下與天、祖溝通，必須反映「朴」的含義。但是，也不能取用最粗的「稻」。（南方食稻，到漢代才脫皮。）這里同樣反映了「中庸」的指導思想。

以上祭品的盛器，就是當時的尖端科技產品——青銅器。作為盛裝禮器之用的青銅器，具有特殊的材質、造型、紋飾和用途。需要注意的是，青銅本身不是禮器，它所盛之物才是禮器。

〔按用途分類〕
酒醴之盛：觚，爵，卣，罍，斝，觶
沐水之盛：匜，盤，鑒（照鏡，冰箱），潔字原寫作絜，就是從這里來的。
犧牲之盛：鼎（三足鼎立是最穩定的結構。自然界中沒有三足動物，而中國人作出了三足鼎。中國文化不是寫實文化。）、鬲、甗
（全世界的陶器都以圓底始（果殼橫削去一截），後來才發展出平底、多足。）
黍稷之盛：簋
儀仗器：斧、戚、戈、矛、鉞
樂器：鍾、鏞（大鍾）、鐸、鈴、鐃
炊具：

〔按化學成分分類〕
砷青銅——>鉛青銅——>錫青銅（商周）

〔紋飾〕
主要母題：獸面、龍（水的象徵）、鳳（風的象徵）、蟬、蠶、火、「饕餮」
作用：鎮懾，渲染氣氛。
張光直：「獸是天人溝通的工具。」（不全面）

——「大人世及以為禮。」「世及」即父子相襲，統治者壟斷了天人溝通（祭祀）的權力，把「天」神化、鬼化，與人民距離拉遠，以領導群眾。（「絕地天通」）

〔銘文〕
文字和禮器的天作之合。
——「殷道親親，周道尊尊。」
「親親」即諸子平等，兄終弟及，看重自然關系，不是「禮」的體現。
「尊尊」即宗子（嫡長）獨尊，壟斷祭祀祖先的權力。「別子為（另立）宗」。

特點：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經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大約經歷了十五個世紀。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志而達到高峰。戰國晚期，冶鐵業出現，高水平的青銅冶鑄業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包括青銅生產工具，青銅兵器，青銅禮器，銘文，青銅樂器等
望採納，謝謝

⑵ 夏商周三朝的歷史遺址

1、河南省發現的二里頭遺址被推測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約三百年後的遺址，歷史學家人工復原了夏朝宮殿，在人工堆積的土台上建築宮殿的方法與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裡出土了黃河流域以前從未發現過的象徵軍士統制權的「玉鉞」。有一種觀點認為，大洪水之後良渚的人們遷到了二里頭並帶來了玉器文化，如果是這樣中國最初的王朝就是由長江、黃河兩大文明的溶和而誕生的，相傳夏王朝持續了約四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社會迎來了大轉變的時期，歷史進入了青銅器時代，二里頭出土了青銅戈，這是中國最古老的青銅器，這是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後遷朝歌今河南淇縣。
2、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今河南鄭州市，後遷殷今河南安陽
3、 在《史記》中周的建立是這樣寫的：有一天其它的民族侵略周，周人慾戰，武公說：「我不忍殺人父子」。周人為了避免無未的流血，離開自已的家園，遷到了麓山腳下。周把人民當做國家的寶貝，這樣的姿質逐漸在周圍的國家中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周文王高度贊賞呂尚的才能，並邀請呂尚做周的軍師。這時大量的人民涌往周訴說殷商的殘暴，請求推翻殷商，改天伐殷的決心在文王死後被武王所繼承。

文王自羑里被囚而又被放回之後，決心發展周的勢力，以與商對抗。他一邊整飭內政，一邊征伐附近的方國。西、北伐犬戎和密（今甘肅省靈台），又敗黎國（今山西長治市），後又伐邘於，（今河南沁陽），滅崇（今陝西西安灃水西）。崇是商在西方的附屬國，關系密切。文王滅崇敬之後，將國都自岐下遷於崇的故地，名為豐，亦稱豐邑。此時周的強大已經威脅到商的統治。

文王死後，他的兒子發繼位，是為武王，遷 都於鎬（號，在灃水東。豐、鎬相近，均為都城）。這時，商紂王正在對東夷用兵，損耗很大，國內的階級矛盾尖銳。在這種形勢下，周武王聯合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或方國，並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牧野一戰，紂王大敗。紂王死，商朝亡，西周王朝建立。

⑶ 商代中晚期青銅器的發掘歷史

自宋代以來，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即有發現。《考古圖》著錄的得自鄴郡內河甲城的幾件商器容，大概就是安陽殷墟出土的。
清代以來發現日多，清宮及民間都有不少收藏。從1928年開始在安陽殷墟進行科學發掘，對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分期有所認識，使研究工作步入一個新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隨著各地商代中晚期遺址的發掘和各地博物館文物整理工作的開展，不僅在商王畿中心地區又有新的發現，而且找到了商代中晚期各方國的青銅器，從而促進了研究工作的進展。

⑷ 什麼是商代青銅器

贛江流域地區的文史記載，歸納起來只有四個字「荒蠻服地」。然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這塊被歷史「忽略」的荒蠻之地的時候，1989年這塊大地卻給人們帶來了驚喜。1989年，在這里發現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靜卧在千里贛江中游東側的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藝術寶庫。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餘件隨葬品，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瑰寶，都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它使人們驚訝地看到：一度被視為「荒蠻服地」的贛江——鄱陽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著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珍藏於墓室中的每一件隨葬品，都是這支燦爛文明的最好見證。

新干大墓是新干縣大洋洲鄉農民在該鄉程家村澇背沙丘取土時發現的，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科學發掘。

新干縣（舊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的一個古縣，始建於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縣之一。澇背沙丘位於新干縣城北20公里，方圓僅數平方公里，西瀕贛江僅1公里。其東南4公里處是牛城商周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里處為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略顯悶熱的日子。沙洲上千餘名鄉民在余焰猶熾的秋陽下揮汗掘沙。一個青年使勁一鍬下去，「當」的一聲，鍬被一塊硬物阻止，連手臂也感到了震動。呼啦上來幾個人，合力扒開沙層，一件古色斑駁的青銅鼎出現在眼前。人們驚呆了，繼而又發瘋似的挖掘起來，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銅器遍體鱗傷地被人們挖了上來。

消息很快傳到了縣城，分管的副縣長率領文化、公安兩局局長和10餘名幹部迅速抵達現場。

在夜幕降臨的沙洲上，面對喧鬧擾攘的人群，他們作出了保護文物的決定。

翌日，獲悉此事後，國家文物局作了三條指示：1.組織力量，確保文物安全；2.同意搶救性發掘，但范圍不能太大，首先要確定好方位；3.一定要進行科學發掘。不久，重組發掘隊伍，開始正式發掘。至11月16日，全部遺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發掘工作全部結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運抵江西省博物館，開始了保護、修復和室內整理、研究工作。

這是一次重大發現。在面積不到40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各種質地的器物千餘件。除器作較小的玉片之類外，有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顆），修復完整的陶器139件。後經評定，其中有國寶5件。另有一級品20件，一級乙等20件，一級資料2件，二級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銅器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造型、鑄工皆為全國罕見。最為引人注目，禮器，歷來被視為青銅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壺、鹵、瓚、匕等10多種50餘件。它們大都以形體高大、造型美觀，令人贊嘆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兩個高聳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嚴。四足的立鹿大鼎，高達100多厘米，兩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顧，給人以溫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圓腹鼎等也為青銅器中的巨制。而形態大方或小巧玲瓏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瓚和假腹豆等，則以鑄工精細、紋飾綺麗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顯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張，露出三角利齒，展體，屈足，後有上卷尾；足為透雕狀的變體虎形，目圓凸，口大張，三角齒外露，展體，屈足，上卷尾，末端收為尖勾狀，背有勾戟狀凸脊。這種鼎具有濃郁的地方特點，充分反映了虎在吳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對於扁足鼎，那件被則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江南的傳播和影響。此瓚以觚形器為體，安上形如玉圭的銅柄而成。形制古樸，紋飾典雅，為商代青銅器中罕見的佳品。攢，《經籍纂詁》訓為「勺也」，是以玉圭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禮制活動中所使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禮器，其名不僅見於商代銘文，且累見於經典文獻。但是，現存商周青銅器中，瓚卻十分少見。據載，目前僅巴黎基美博物館藏有一件中國商代的玉柄銅瓚。這次，它在贛江——鄱陽湖流域地區出土，充分證明中原文化對江南地區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還說明當地的文化的演進階段已處於文明時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這批青銅禮器中，還不乏全國商代遺存中首次發現的孤品或形制異特者，如帶門夾腹方鼎和腹部鏤空的提梁方鹵即是。此二器，被稱為是中國最早的火鍋和溫酒器，評為一級品。

青銅樂器有鐃3件、鎛1件。3件鐃均為形體高大、厚重的「大鐃」，鎛為鳥飾鎛據過去的文獻記載，鎛由鍾發展而來，而鍾的出現是進入西周以後的事。現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裝飾都十分成熟的作品，為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三件鐃的出土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鑒於樂器對樂音有著特定的要求，其澆鑄技術較之一般青銅器要求更高，故樂器的出現可作為衡量青銅鑄造業發展水平的標志。青銅樂器與青銅禮器一樣，也代表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財富皆遠之高於普通民眾。

兵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屬全國罕見，計有鉞、戈、刀、矛、鏃、戟、胄等10餘種，250餘件。其中一件長近70厘米的蟬紋大刀，刃部鋒銳，寒光閃閃，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作成虎首形，圓目銳齒形象逼真，充分展現了百獸之王盛氣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氣勢。直內戈的內部，有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綠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將藝術與實用價值融為一體。被專家們譽為「中華鉞王」的兩件青銅大鉞，均為高、寬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鉞體中部鏤空，露出兩排三角形銳齒，顯得威風凜凜。商代墓葬中隨葬青銅大鉞，以前僅見於中原少數幾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員或方伯一類上層貴族。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個身份顯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銅工具共有140餘件，以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為主。器物樣式各異，種類頗多，完全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加工工藝需要。其中犁鏵的出土，意義尤為重大。先秦時期的青銅犁鏵，過去僅見四件傳世品，且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經科學發掘的早期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處，彌足珍貴。它的出土，給商代已有使用青銅犁鏵的犁耕下了定論。青銅農具的大量出土說明鄱、贛地區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銅農具的部族之一；青銅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們能窺見這里當年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並向人們展示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青銅器中，還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藝術品：伏鳥雙尾虎、雙面人頭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長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聳耳，粗項直腰，後垂雙尾，作屈足欲奔之勢；背部伏一小鳥，尖喙直頸，斂翅短尾，頗富生氣。虎與鳥和平共處，現實生活中難於見到，當為圖騰遺風。雙面人頭像，兩面五官具備，與人臉無異，頭飾雙角卻又類羊；下有方銎可裝柄，上有圓管可插飾物；其貌詭怪、猙獰、恐怖。它們的出上，初步可見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

玉器的數量、工藝、價值，在隨葬品中僅次於青銅器。計有完整器25種、100餘件，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6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上古玉器的全部類別，足以說明當時此地的文明程度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色澤以偏綠為主，灰色、米黃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質料，經初步鑒定，有和田玉、藍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獨山玉、青田玉，還有水晶和綠松石。其產地既有近鄰的湖北、浙江，亦有較遠的陝西、河南，甚至有遙遠的遼寧、新疆。這批玉器，還表現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對穿鑽孔、器表拋光等多種琢玉技術，都非常嫻熟地應用於製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頸部環飾圈點紋為裝飾特點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壺、豆、器蓋等近20種，而以鬲為最多。一些陶器上還刻畫文字、符號，證明當時的文明已具有較高的水平。較之銅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由於它不易搬遷，又不變質，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文化的性質。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與中原出土者有著作風上的相似之處，但沒有一件與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與江西本地吳城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為中原商代晚期，這與碳14測定的數據也非常吻合。

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的造型與紋飾，皆出與中原殷商文化遺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說明當年贛江——鄱陽湖地區的青銅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品類和組合，都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創造的這支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與中原商文化關系密切、交流頻繁，但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可以斷定，當中原地區由商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時，江南的先民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從墓葬規模、出土文物來看，這位墓主人也許就是這個王國的最高首領。

⑸ 商代遺址代表了哪兩個朝代的文明

鄭州商代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回族區一帶，為商代早期（前16世紀—前13世紀）都城遺址[1]。

1950年，鄭州商代遺址被發現[2]。鄭州商代遺址東起鳳凰台，西至西沙口，北抵花園路，南到二里岡，面積約25平方千米，包括三重城垣遺址、宮殿區遺址、居住聚落遺址、墓葬區、手工作坊遺址、窖藏坑等遺跡類型，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銅器、玉器、骨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以周長約7千米的（內城）城垣遺址和分布范圍巨大的宮殿區遺址保留最為完整，也最具歷史文化價值
鄭州商代遺址為商代早期（前16世紀—前13世紀）都城遺址[1] 。
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發現了鄭州商代遺址[2] 。
1952年10月至1953年，中國第一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鄭州商代遺址的二里崗一帶先後2次發掘，發現了很多重要的商代遺跡和遺物，並命名為商代二里崗期文化[4] 。
1955年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部的白家莊，發現商代夯土層[5] 。
遺址特點
鄭州商代遺址城垣為夯土板築，平面為長方形，橫斷面呈梯形，北城牆長約1692米，西城牆長約1700米，南城牆和東城牆均為1870米，城牆周長近7000米，西城牆和北城牆西段破壞較嚴重，殘牆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東城牆和南城牆的大部分還保留在地面上，城牆底寬20米—30米，頂寬5米多，高約10米；在城垣外有數段夯土外城牆，城市帶有外城。鄭州商代遺址宮城內，分布著20多處宮殿基址。鄭州商代遺址宮殿屬框架結構建築[6] 。

鄭州商代遺址復原沙盤模型
文物遺存
鄭州商代遺址發現有城牆、宮殿夯土基址、手工作坊、墓葬、青銅器窖藏、祭祀遺址等一大批遺跡，出土了青銅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習刻字骨等大量遺物。出土有成群青銅器200餘件，最高者達1米。杜嶺方鼎，鼎的口部和腹部略呈長方形，口沿外折，在口沿上有兩個對稱的圓拱型豎耳，鼎腹呈斗形，深46厘米，底部由四個上粗下細的柱型足承托器身，鼎身裝飾有饕餮紋和乳釘紋。銅鼎形體碩大，是商代早期青銅器的代表作，也是商代早期較大的一件青銅器

⑹ 商朝出現在中國西南地區的青銅文化是什麼是什麼ei

青銅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發明，它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也是金屬治鑄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銅發明後，立刻盛行起來，從此人類歷史也就進入新的階段－青銅時代。
中國使用銅的歷史年代久遠。大約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並開始使用銅。1973年陝西臨潼姜寨遺址曾出土一件半圓型殘銅片，經鑒定為黃銅。1975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約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銅刀，這是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是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證明。相對西亞、南亞及北非於距今約6500年前先後進入青銅時代而言，中國青銅時代的到來較晚，但卻不能否認它是獨立起源的，因為中國存在一個銅器與石器並用時代，年代距今約為5500~4500年。中國在此基礎上發明青銅合金，與世界青銅器發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國青銅器是由境外傳播而來之說。
「國之大事，在祀及戎」。對於中國先秦中原各國而言，最大的事情莫過於祭祀和對外戰爭。作為代表當時最先進的金屬治煉、鑄造技術的青銅，也主要用在祭祀禮儀和戰爭上。夏、商、周三代所發現的青銅器，其功能（用）均為禮儀用具和武器以及圍繞二者的附屬用具，這一點與世界各國青銅器有區別，形成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青銅器文化體系。
一般把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即形成期、鼎盛時期和轉變期。形成期是指龍山時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國青銅器時代，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也就是中國傳統體系的青銅器文化時代；轉變時期指戰國末期－秦漢時期，青銅器已逐步被鐵器取代，不僅數量上大減，而且也由原來禮樂兵器及使用在禮儀祭祀，戰爭活動等等重要場合變成日常用具，其相應的器別種類、構造特徵、裝飾藝術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龍山時代，相當於堯舜禹傳說時代。古文獻上紀載當時人們已開始冶鑄青銅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址里，經考古發掘，在幾十處遺址里發現了青銅器製品。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形成期的銅器有以下特點：
1、紅銅與青銅器並存，並出現黃銅。甘肅省東鄉林家遺址，出土一件范鑄的青銅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遺址發現兩件帶孔紅銅牌飾；河南省登封王城崗龍山城內出土一件含錫7%的青銅容器殘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內出土一件完整銅鈴，系紅銅；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兩件黃銅錐；山東省棲霞楊家圈出土黃銅殘片。發現銅質製品數量最多的是甘肅、青海、寧夏一帶的齊家文化，有好幾處墓地出土刀、錐、鑽、環和銅境，有些是青銅，有些是紅銅。製作技術方面，有的是鍛打的，有的是用范鑄造的，比較先進。
2、青銅器品種較少，多屬於日常工具和生活類，如刀、錐、鑽、環、銅鏡、裝飾品等。但是應當承認當時人們已能夠製造容器。此外，在龍山文化中常見紅色或黃色陶鬶，且流口，腹襠部常有模仿的金屬柳釘，如果認為這時的銅鬶容器與夏商銅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樣的話，當時的青銅器已經在或開始轉向禮器了。
3、一般小遺址也出土銅製品，一般居民也擁青銅製品。此外，這個時期的青銅製品多朴實無飾，就是有紋飾的銅鏡也僅為星條紋、三角紋等等的幾何文飾，絕無三代青銅器紋飾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國青銅器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禮器是古代繁文縟節的禮儀中使用的，或陳於廟堂，或用於宴飲、盥洗，還有一些是專門做殉葬的明器。青銅禮器帶有一定的神聖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場合使用的。所有青銅器中，禮器數量最多，製作也最精美。禮樂器可以代表中國青銅器製作工藝的最高水平。禮器種類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類。這一時期的青銅器裝飾最為精美，文飾種類也較多。
青銅器最常見花紋之一，是饕餮紋，也叫獸面紋。這種紋飾最早出現在距今五千年前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東龍山文化繼承了這種紋飾。饕餮紋，本身就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呂氏春秋·先識》篇內雲「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這種獸面紋稱之為饕餮紋。饕餮紋在二里頭夏文化中青銅器上已有了。商周兩代的饕餮紋類型很多，有的像龍、像虎、像牛、像羊、像鹿；還有像鳥、像鳳、像人的。西周時代，青銅器紋飾的神秘色彩逐漸減退。龍和鳳，仍然是許多青銅器花紋的母題。可以說許多圖案化的花紋，實際是從龍蛇、鳳鳥兩大類紋飾衍變而來的。
蟬紋，是商代、西周常見的花紋，到了春秋，還有變形的蟬紋。春秋時代，螭龍紋盛行，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把其他花紋差不多都擠掉了。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另一個突出特徵是製作工藝的精巧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創造才能。用陶質的復合范澆鑄製作青銅器的和范法，在中國古代得到充分的發展。陶范的選料塑模翻范，花紋刻制均極為考究，渾鑄、分鑄、鑄接、疊鑄技術非常成熟。隨後發展出來毋需分鑄的失蠟法工藝技術，無疑是青銅鑄造工藝的一大進步。
在青銅器上加以鑲嵌以增加美觀，這種技術很早就出現了。鑲嵌的材料，第一種是綠松石，這種綠色的寶石，至今仍應用在首飾上。第二種是玉，有玉援戈，玉葉的矛，玉刃的斧鉞等。第三種隕鐵，如鐵刃銅鉞，鐵援銅刃，經鑒定，鐵刃均為碩鐵。第四種是嵌紅銅，用紅銅來組成獸形花紋。春秋戰國時也有用金、銀來鑲嵌裝飾的青銅器。
東周時代，冶鑄技術發展較高，出現了製造青銅器的技術總結性文獻《考工記》。書中對製作鍾鼎、斧斤、弋戟等各種器物所用青銅中銅錫的比例作了詳細的規定。由於戰爭頻繁，兵器鑄造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吳、越的寶劍，異常鋒利，名聞天下，出現了一些著名的鑄劍的匠師，如干將，歐治子等人。有的寶劍雖已在地下埋藏兩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開成疊的紙張。越王勾踐劍等一些劍，其表面經過一定的化學處理，形成防銹的菱形、鱗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紋，異常華麗。
中國青銅器還有一特點，就是迄今為止沒有發現過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銅器用人的面形作為裝飾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鉞等，但這些人面都不是什麼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體形象，如人形的燈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體作為器物的一部分，如鍾架有佩劍人形舉手托住橫梁，銅盤下有幾個人形器足之類，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從的裝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立體像、人頭像，大小均超過正常人，均長耳突目，高鼻闊口，富於神秘色彩，應是神話人物。
商周青銅器中數以萬計的銅器留有銘文，這些文字，現在一般叫金文。對於歷史學者而言起著證史、補史的作用。
中國青銅器的銘文，文字以鑄成者為多。凹入的字樣，稱為陰文，少數文字凸起，稱陽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說銘文都是鑄成的，只有極個別用鋒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開始出現完全是刻成的銘文。戰國中期，大多數銘文已經是刻制的，連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漢墓的三件極為典重的禮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異常圓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古人認為青銅器極其牢固，銘文可以傳流不朽，因此要長期流傳的事項必須鑄在青銅物之上。因此，銘文已成為今天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材料。

三、轉變時期；
轉變時期一般指戰國末年至秦漢末年這一時期。經過幾百年的兼並戰爭及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革，以郡縣製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封建社會最終建立，傳統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製品已廣泛使用。社會各領域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青銅器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體到某些青銅器，精美的作品還是不少的。如在陝西臨潼秦始皇陵掘獲的兩乘銅車馬。第一乘駕四馬，車上有棚，御者為坐狀。這兩乘車馬均為青銅器鑄件構成，大小與實際合乎比例，極其精巧。車馬上還有不少金銀飾件，通體施以彩繪。第二乘馬，長3.17、高1.06米，可以說是迄今發掘到的形制巨大、結構又最復雜的青銅器。
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從而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於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佔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後，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說不再有什麼發展了，

⑺ 殷商_戰國青銅器的主要遺址和代表文物

殷商文化地理上以今安陽殷墟為中心，殷商文化是充滿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僅相當進步而且日臻成熟。 殷人重賈而周人重農，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區別 李少坤為你解答

⑻ 商代青銅器是怎樣被發掘的

贛江流域地區的文史記載，歸納起來只有四個字「荒蠻服地」。然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這塊被歷史「忽略」的荒蠻之地的時候，1989年這塊大地卻給人們帶來了驚喜。1989年，在這里發現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靜卧在千里贛江中游東側的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藝術寶庫。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餘件隨葬品，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瑰寶，都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它使人們驚訝地看到：一度被視為「荒蠻服地」的贛江——鄱陽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著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珍藏於墓室中的每一件隨葬品，都是這支燦爛文明的最好見證。

新干大墓是新干縣大洋洲鄉農民在該鄉程家村澇背沙丘取土時發現的，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科學發掘。

新干縣（舊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的一個古縣，始建於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縣之一。澇背沙丘位於新干縣城北20公里，方圓僅數平方公里，西瀕贛江僅1公里。其東南4公里處是牛城商周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里處為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略顯悶熱的日子。沙洲上千餘名鄉民在余焰猶熾的秋陽下揮汗掘沙。一個青年使勁一鍬下去，「當」的一聲，鍬被一塊硬物阻止，連手臂也感到了震動。呼啦上來幾個人，合力扒開沙層，一件古色斑駁的青銅鼎出現在眼前。人們驚呆了，繼而又發瘋似的挖掘起來，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銅器遍體鱗傷地被人們挖了上來。

消息很快傳到了縣城，分管的副縣長率領文化、公安兩局局長和10餘名幹部迅速抵達現場。

在夜幕降臨的沙洲上，面對喧鬧擾攘的人群，他們作出了保護文物的決定。

翌日，獲悉此事後，國家文物局作了三條指示：1.組織力量，確保文物安全；2.同意搶救性發掘，但范圍不能太大，首先要確定好方位；3.一定要進行科學發掘。不久，重組發掘隊伍，開始正式發掘。至11月16日，全部遺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發掘工作全部結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運抵江西省博物館，開始了保護、修復和室內整理、研究工作。

這是一次重大發現。在面積不到40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各種質地的器物千餘件。除器作較小的玉片之類外，有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顆），修復完整的陶器139件。後經評定，其中有國寶5件。另有一級品20件，一級乙等20件，一級資料2件，2級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銅器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造型、鑄工皆為全國罕見。最為引人注目，禮器，歷來被視為青銅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壺、鹵、瓚、匕等10多種50餘件。它們大都以形體高大、造型美觀，令人贊嘆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兩個高聳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嚴。四足的立鹿大鼎，高達100多厘米，兩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顧，給人以溫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圓腹鼎等也為青銅器中的巨制。而形態大方或小巧玲瓏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瓚和假腹豆等，則以鑄工精細、紋飾綺麗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顯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張，露出三角利齒，展體，屈足，後有上卷尾；足為透雕狀的變體虎形，目圓凸，口大張，三角齒外露，展體，屈足，上卷尾，末端收為尖勾狀，背有勾戟狀凸脊。這種鼎具有濃郁的地方特點，充分反映了虎在吳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對於扁足鼎，那件被則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江南的傳播和影響。此瓚以觚形器為體，安上形如玉圭的銅柄而成。形制古樸，紋飾典雅，為商代青銅器中罕見的佳品。攢，《經籍纂詁》訓為「勺也」，是以玉圭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禮制活動中所使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禮器，其名不僅見於商代銘文，且累見於經典文獻。但是，現存商周青銅器中，瓚卻十分少見。據載，目前僅巴黎基美博物館藏有一件中國商代的玉柄銅瓚。這次，它在贛江——鄱陽湖流域地區出土，充分證明中原文化對江南地區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還說明當地的文化的演進階段已處於文明時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這批青銅禮器中，還不乏全國商代遺存中首次發現的孤品或形制異特者，如帶門夾腹方鼎和腹部鏤空的提梁方鹵即是。此二器，被稱為是中國最早的火鍋和溫酒器，評為一級品。

青銅樂器有鐃3件、鎛1件。3件鐃均為形體高大、厚重的「大鐃」，鎛為鳥飾鎛據過去的文獻記載，鎛由鍾發展而來，而鍾的出現是進入西周以後的事。現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裝飾都十分成熟的作品，為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三件鐃的出土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鑒於樂器對樂音有著特定的要求，其澆鑄技術較之一般青銅器要求更高，故樂器的出現可作為衡量青銅鑄造業發展水平的標志。青銅樂器與青銅禮器一樣，也代表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財富皆遠之高於普通民眾。

兵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屬全國罕見，計有鉞、戈、刀、矛、鏃、戟、胄等10餘種，250餘件。其中一件長近70厘米的蟬紋大刀，刃部鋒銳，寒光閃閃，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作成虎首形，圓目銳齒形象逼真，充分展現了百獸之王盛氣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氣勢。直內戈的內部，有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綠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將藝術與實用價值融為一體。被專家們譽為「中華鉞王」的兩件青銅大鉞，均為高、寬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鉞體中部鏤空，露出兩排三角形銳齒，顯得威風凜凜。商代墓葬中隨葬青銅大鉞，以前僅見於中原少數幾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員或方伯一類上層貴族。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個身份顯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銅工具共有140餘件，以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為主。器物樣式各異，種類頗多，完全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加工工藝需要。其中犁鏵的出土，意義尤為重大。先秦時期的青銅犁鏵，過去僅見四件傳世品，且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經科學發掘的早期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處，彌足珍貴。它的出土，給商代已有使用青銅犁鏵的犁耕下了定論。青銅農具的大量出土說明鄱、贛地區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銅農具的部族之一；青銅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們能窺見這里當年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並向人們展示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青銅器中，還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藝術品：伏鳥雙尾虎、雙面人頭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長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聳耳，粗項直腰，後垂雙尾，作屈足欲奔之勢；背部伏一小鳥，尖喙直頸，斂翅短尾，頗富生氣。虎與鳥和平共處，現實生活中難於見到，當為圖騰遺風。雙面人頭像，兩面五官具備，與人臉無異，頭飾雙角卻又類羊；下有方銎可裝柄，上有圓管可插飾物；其貌詭怪、猙獰、恐怖。它們的出上，初步可見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

玉器的數量、工藝、價值，在隨葬品中僅次於青銅器。計有完整器25種、100餘件，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6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上古玉器的全部類別，足以說明當時此地的文明程度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色澤以偏綠為主，灰色、米黃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質料，經初步鑒定，有和田玉、藍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獨山玉、青田玉，還有水晶和綠松石。其產地既有近鄰的湖北、浙江，亦有較遠的陝西、河南，甚至有遙遠的遼寧、新疆。這批玉器，還表現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對穿鑽孔、器表拋光等多種琢玉技術，都非常嫻熟地應用於製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頸部環飾圈點紋為裝飾特點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壺、豆、器蓋等近20種，而以鬲為最多。一些陶器上還刻畫文字、符號，證明當時的文明已具有較高的水平。較之銅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由於它不易搬遷，又不變質，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文化的性質。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與中原出土者有著作風上的相似之處，但沒有一件與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與江西本地吳城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為中原商代晚期，這與碳14測定的數據也非常吻合。

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的造型與紋飾，皆出與中原殷商文化遺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說明當年贛江——鄱陽湖地區的青銅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品類和組合，都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創造的這支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與中原商文化關系密切、交流頻繁，但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可以斷定，當中原地區由商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時，江南的先民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從墓葬規模、出土文物來看，這位墓主人也許就是這個王國的最高首領。

⑼ 考古學家發現的商周遺址是什麼

一個朝代雖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滅亡，但是這個時代的文明卻不會因此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會有一些承載著文化的遺跡重見天日，給人們講述著那段昔日的故事。今天我們說的這個遺跡是古老的商周遺址，它的重見天日顛覆了考古界的認知，甚至有專家建議把它修建設成公園。
事情發生在2017年的4月份，在彭陽紅河流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員們正在進行著考古調查研究。在考古人員們的細心探索下發現了姚河塬商周遺址。這個遺址佔地面積達到了60萬平方米，大約是整個塬地的三分之一。

這個遺址中專家發現有墓葬，祭祀遺址，制陶作坊，制銅作坊，車馬坑，池渠系統，路網，壕溝等遺跡，其中考古專家通過出土的文物諸如陶片，青銅車馬器等，可以推斷出這個遺址的時期應處於商朝的晚期到西周中期之間。
在這個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各種作坊，都印證了這個遺址的等級非常高，專家在其中一個深度達16米的墓葬中，發現了四輛青銅馬車，在墓葬旁邊有兩個殉葬的馬坑，其中殉葬的馬坑裡的馬頭都是頭朝北方，這可以斷定這個墓的墓主人的地位不低。

因為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都很重視禮樂制度，一個人的生前地位往往會決定他死後的墓穴規格。在周朝時，只有天子在出行的手能夠享受六匹馬的車架，而這個墓穴的主人可以享受四匹馬的車架，其地位應該是諸侯，這么高地位的周代墓穴還是第一次在寧夏地區被發現。
陝西省考古研究員、商周考古學家張天恩據此判斷：這個墓葬的主人應該是諸侯國中地位較低的諸侯，因為雖然貴為諸侯但是諸侯間也有實力高低地位尊卑。中國自古以中原為腹地，地位高的實力強的諸侯的封地自然也是在中原地區，所以在寧夏地區的諸侯自然是地位稍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