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游記

⑴ 陳元贊的傳授柔道

在陳元贊渡日前，日本還未有正式的柔道，是陳元贊流寓日本後，於寬永三年(1626)前後創編的，柔道的真正鼻祖是陳元贊。日本許多學者都十分肯定地認為，陳元贊是柔道的創始人。原念齋在《先哲叢談》中說：元贊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贊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贊為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戶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徒。盡其道者，為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郎右衛門，磯貝次郎左衛門。
原念齋肯定陳元贊是日本拳法的「開祖」。他這里指出：在陳元贊東渡前，日本沒有拳法；是陳元贊寄寓江戶國正寺時，創編並傳授給福野，三浦，磯貝的。然原念齋這段話有兩點不甚准確處須待辨正：一是說陳元贊於日正保年間創傳不確，按正保年共四年，正是明崇禎十七年至清順治四年(1644—1647)，此時，陳元贊已離開國昌寺受聘於尾張藩德川義直。陳元贊創編柔道准確時間應是日寬永三年至四年(1626—1627)。二是說日本在陳元贊東渡前沒有拳法，把柔道籠統稱拳法不確切。在陳元贊以前，日本固有拳法，陳元贊創編的是柔道，不能把拳法完全等同柔道。 在許多日本典籍中，與原念齋記載相同，在承認陳元贊是創始人的同時，又有不確之處。諸如，信夫恕軒說：「我邦昔時未有拳法，歸化人陳元贊善此技，傳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贊為鼻祖。」日籍《凌雨漫錄》在《柔術之始》一章中說，「正保年間，陳元贊於西久保國正寺以此(柔術)教傳之」。日本《國史大辭典》於「陳元贊」條目下說，「明歸化人陳元贊於正保年間來江戶授徒，有福野七郎右衛門，三浦與次右衛門，磯貝次左衛門從其學，盡窮其技」。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大東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說，「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陳元贊來中國定居後傳三人(福野，三浦，磯貝)之後」。在日本愛宕山現還樹立一塊殘碑《愛宕山拳法碑》，鐫刻著：「拳法之有傳也，自投化人陳元贊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陳元贊的創始地位。要說明一點的是，《國史大辭典》及《愛宕山拳法碑》把陳元贊說成「歸化」，「投化」人不妥。陳元贊自至日在一些題款中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著作《老子經通考》均一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還有自己款刻的「大明陳氏元贊之印」。他自號「芝山」，「既白山人」亦示不忘故國本土之意。元政對他這點甚為尊重，稱之為「大唐賓」。
中國學者也有如日學者記其拳法創始地位者。如清人陳家麟在所著《東槎聞見錄》中說，陳元贊「兼善拳法，日本拳技，聞自元贊始」，又姚文棟在所編《陳元贊先生事略》中說，「先生又精於拳法，正保中此技自先生始也。」這里說的「拳法」，實指柔道。陳家麟，姚文棟的說法，與原念齋等相同，可能是根據一些日籍而來。
近年來中國學者無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觀點。說陳元贊「大概於1638年間東渡日本，寓居江戶西久保區國正寺。曾收三浦義辰，福野正勝及礬貝次郎左衛門等為徒，傳授少林擒拿跌撲之法。明亡，陳元贊欷戲惆悵，懷思故國，孤身飄零，客死異地，遺下不少著作，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傳》，《武術系譜略》和《武術流祖錄》等，都有記載。《舜水遺書》還收入他倆的信柬。伊藤四男《柔道教書·柔道的歷史》，在《支那傳來說》中也介紹了陳元贊授拳的事跡。」無谷先生只作為少林拳法在國外傳播來介紹，未斷言在此以前日本無拳法，這是客觀的。但也沒肯定陳元贊傳授的是柔道。又把他渡日時間定為明崇禎十一年，不準。
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陳元贊與柔道始祖》中說：「據斂心派之秘笈，中國(日本)所謂當身之術，即『由大明人陳元贊始傳日本之殺活之法，原乃醫道之秘事也』。若就斂心派起倒派，揚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數殺活法秘笈研究，則有三種差別很大的圖解，但無論什麼人的發式，衣服等裝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無疑問，此派是從支那傳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採用此殺活法的時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贊入朝以後的事。所以，對此加以綜合考慮，斂心派秘笈里的殺活法由大明人陳元贊始傳的記載，恐怕是事實。」下川潮承認通過陳元贊從「支那傳入」，准確的說，應是「支那」人陳元贊創傳。
下川潮提到的拳術中的「殺活」，「當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擊之擒捕術，即以拳肘或足尖擊對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時處於昏蹶狀態中。據日籍《吾園隨筆》中說：「元贊語之曰，中國有捕人術，吾未學之，然識其大勢，三士(福野，三浦，磯貝)問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創此術。」可見，日本的柔道，其中有吸取中國衙役捕人術。
除原念齋，信夫恕軒，下川潮和陳家麟，姚文棟所說在陳元贊東渡之前，日本未有拳法這點值得進一步商榷，他們都承認陳元贊精善拳法，是日本拳法之「開祖」或「鼻祖」。是他在日本揉合中日拳法和衙役捕人術加以改造和創新而有後來的柔道，因此，從上述意義來說，陳元贊可以被稱之為日本柔道的創始人而無愧。
之所如此說，是陳元贊在創編和傳授柔道時，吸取了日本固有拳法，並使之得到提高和完善。日本學者屢言「我邦昔時未有拳法」，「當時世未此技」等，若此「拳法」指柔道則可，若指的是柔道以外的拳術，則不完全符合史實。據知，在陳元贊東渡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術。最早將少林拳術介紹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中國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學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練12年。而後又有邵元禪師從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還曾任過首座僧。他們都學過少林拳法和棍術，返回日本後，把所學到的拳法棍術傳授給弟子，積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們都早於陳元贊300餘年，故不能說在陳元贊之前日本未有拳法，只是還未正式形成柔道。
中國當代學者梁容若承認在陳元贊東渡前後，日本寬永年間，以關口柔心(1598—1670)為代表，已有柔術名於國內，並形成。關口派」拳法。陳元贊則是揉合明衙役捕人術，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進而為後來之正式柔道，以傳授福野，三浦，磯貝等三人，而後才遍傳全日本。
持此一看法的中國還有周西寬先生。他指出陳元贊傳授拳法給福野等三人之後，「日本人民在輾轉相傳的過程中，對中國拳法加以變通損益，創造了柔術這一馳名世界體壇的運動項目」，並肯定日本的柔道是中國拳術之緒余影響。 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說：「元贊又創安南式之元贊窯，頗有雅緻」。日本另一學者中村新太郎在所撰《日中二千年人物往來與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張柏霞譯)中說，陳元贊「還是一個燒制陶器的名手，創造了具有安南風格美麗的元贊陶器，流傳很廣。」均肯定他在日本制陶史上的歷史地位。
梁容若說：「萬治三年(清順治十七年)，江戶戶山之尾張藩邸成，藩主毛利義直(按尾張藩主為德川氏，德川義直於慶安三年去世，萬治三年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於園中築窯窟，名為「御深井燒」或稱「御庭燒」，使元贊主之，用瀨戶土，效安南製法，自為書畫，施青白色之透明水彩，為時人所激賞，名古屋陶工效之，轉相傳授，稱為「元贊燒」，行銷甚廣。」
瀨戶在今名古屋之東，尾張之南，是出陶瓷之地。1660年，陳元贊應尾張第二代藩主之聘，在其園邸主持燒窯制陶。不但傳授了燒窯制陶術，而且吸收安南製法，在「自為書畫」時，又傳授了中國書法和繪畫，「元贊燒」故被「時人所激賞」而「行銷甚廣」。 日本當代學者米山寅太郎在《序》中說，陳元贊對日本文化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各項外，在書法，繪畫上也有卓越的貢獻，至今日本保存陳元贊手跡，有籀，篆，隸，行，草各體書法，他宗趙松雪書畫，娟秀有風致，「字法瘦勁」向他學書法的，門下又有許多傳人。陳元贊所制之陶配詩配畫，詩畫逸趣橫溢，對日本藝術界亦有一定影響。
中國清末學者王韜(1828—1897)在《扶桑游記》中說：「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戶，則朱舜水也；在尾張，則陳元贊也；在紀伊，則戴曼公。」「皆勝國逋臣也」。清末另一學者黃遵憲(1848—1905)在其《日本雜事詩》中有《明室遺民》詩，以極尊敬的心情寫道：「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採薇。」所說遺民指朱之瑜和陳元贊，戴曼公。三人並稱，也是日本公認的明亡後流寓日本的中國最有學問的人。 陳元贊在日本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創編和傳授柔道，傳播公安派文學，傳授制陶和其他技藝，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等等，都是他的實學思想的體現和貢獻。日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各界在名古屋曾舉辦「陳元贊二百五十年追遠會並遺品展覽會」，京都宇治黃檗山曾刊印《陳元贊研究》材料。至今不斷有研究陳元贊論著問世。

⑵ 太平天國滅亡後，王濤在香港辦的報紙叫什麼名字

太平復天國時期，洪仁軒在《制資政新篇》中提出，報紙是維系中央政權、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有力工具，辦報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手段，報紙具有教育民眾、移風易俗的作用，可以改變社會風氣，報紙具有監督政府的作用，可以實行對地方政權機關和官吏的監督，可以有助於中央政府權力的加強。
維新變法時，王韜和鄭觀應系統的闡述了自己辦報主張。王濤主編《近事編錄》，創辦《循環日報》。他要借日報立言，通過報紙來宣傳其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同時提出要新聞自由，報紙的文風也應是直抒胸臆，且報紙編輯人員應該品德高尚、持論公平。

⑶ 哪位文學家創造了報章體

王韜發明

報章文體
是指出現在報刊上，不同於當時流行文壇的桐城派古文的，比較通俗淺白的文體。王韜發明。這種文體的特點表現為：半文半白，平易暢達，筆鋒常帶感情。有時還加以口語和外來語。這種文體以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運用的最有影響，因此又稱為「時務文體」，後因他在《新民叢報》上運用的更加嫻熟，又稱「新民文體」。

王韜（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 中國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初名王利賓，字蘭瀛；十八歲縣考第一，改名為王瀚，字懶今，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江蘇蘇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鎮）人。

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發現，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亡香港。應邀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十三經譯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遊法英等國，對西方現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蘇格蘭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協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資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影響很大。1879年，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游記》。王韜在1884年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去世。王韜一生在哲學、教育、新聞、史學、文學等許多領域都作出傑出成就，著有《韜元文錄外編》，《韜元尺牘》、《西學原始考》、《淞濱瑣話》、《漫遊隨錄圖記》、《淞隱漫錄》等四十餘種。

⑷ 問一部動漫、 說的是在舊中國的一個地方有幾個日本年輕人的事情

是這個嗎？
【動畫名稱】閃光のナイトレイド（閃光的夜襲）
【播放時間】2010年版4月
TV Tokyo與Aniplex合作的「動畫力權量」3彈企劃之二的「閃光的夜襲」，將於2010年春季(4月)播放。在企劃發表初期，我們只曉得本作是一部以1931年的上海為故事舞台的動作作品，近日通過官方的大幅更新，我們終於能進一步了解這部作品了。不同於第1彈的「空之音」清新向上的風格，略顯暗黑的基調也別有一番風味，超能力的較量、間諜活動的描寫是本作的亮點。

【STORY】
1931年，魔都「上海」。
隨著甲午戰爭、日俄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日本陸軍在中國大陸上頻繁進出。
其中就有著一個歷史上所不為人知的秘密組織「櫻井機關」存在著。
在霸權國家群雄割據的上海，這一群擁有特殊能力的人並沒有在表面的世界有著任何的活躍，而在暗中有組織的進行著各種任務。
與此同時，傳出了日軍的一支部隊突然消失的消息，就這樣，讓整個世界撼動的大事件的序章拉開了帷幕……

⑸ 早期維新派的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有哪些

王韜，代表作品《扶桑游記》；鄭觀應，代表作品《盛世危言》、《羅浮偫鶴內山人詩草》等；康有容為，代表作品《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人類公理》等；梁啟超，代表作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代表作品有《仁學》、《寥天一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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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日本的起源

一、民族與國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從體質結構和日本語的起源兩方面來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體，也是日本文明的創造者。然而，這里所說的「民族」，既不同於人類學中的「人種」概念，也不同於民族學中狹義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本書所說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

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問題，學界至今仍聚訟不決。從體質結構來看，諸種見解大致可分三類：（一）「人種更替說」，認為在日本列島曾發生一次乃至兩次人種更替。如在19世紀80年代，解削學家小金井良精認為，在繩紋時代生活於日本列島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繩紋時代後他們被大陸來的其他人種驅趕往北方。（二）「混血說」，認為「原日本人」（舊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在繩紋時代之後，與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來的其他人種混血，逐漸形成現代日本人。醫學家清野謙次首先提出「混血說」，直至20世紀30年代，仍為學界主流。（三）「演變說」（或稱「連續說」），認為繩紋時代的日本人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其體質逐漸演變，成為彌生時代人、古墳時代人乃至現代日本人。它更為重視人種的繼承性，既不贊同「人種更替說」，也不大重視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二戰後，東京大學人類學研究室的長谷部言人和鈴木尚教授持此說，至今對學界仍有影響。

從各時代日本人的體質結構來看，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是毫無疑義的。考古學已證明在10萬年乃至20萬年以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島生息。但是，由於尚無這一時期的人類骨化石的發現，因而無從了解其體質特徵。目前，在日本列島發現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豐橋市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約生活於舊石器時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徵。除「牛川人」外，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聖岳人」，其生活時代均不超過3萬年前，已進入「新人」階段。它們的體質特徵是身材較矮。例如，在沖繩島發現的「港川人」，距今約18000年，男性身高約155厘米．女性約144厘米。與中國大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較，較之華北地區的身材較高的「山頂洞人」，他們更類似於在中國廣西發現的身材較矮的「柳江人」。可以認為，在冰河期海面較低而出現陸橋時，「古蒙古利亞人」（廣泛分布於東南亞）之一部，從中國大陸南部移居到沖繩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們便是繩紋時代日本人的母體。

從1萬年前到公元前3世紀，是日本的繩紋時代。由於已渡過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島與大陸隔絕，一般認為，繩紋時代人與大陸來往甚少。目前，已發現數干具繩紋人的遺骨。從其體質結構來看，雖因時代和環境的不同，同為繩紋人也有體質差異，但大都保留著「古蒙古利亞人」的典型體征，如身材矮、臉型短、鼻扁平等，與現代日本人顯然不同。然而，自繩紋時代晚期開始，又有亞洲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到彌生時代，大陸移民急劇增加。1953年，九州大學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縣土井浜發現了200餘具保存良好的彌生人遺骨。其體質結構與繩紋人明顯不同，其特點是身材高（平均約162—163厘米）、臉型長等，更接近於現代日本人。經許多學者研究，認為彌生時代的大陸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蒙古東西伯利亞等東北亞地區，屬「新蒙古利亞人」系統，最初居住於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後逐漸向東擴散，經近畿地區擴散至關東地區。在擴散過程中，他們不斷與原居民（繩紋人的子孫）混血。不過，學者們對大陸移民的人數與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其估價卻大相徑庭。持「演變說」的學者認為，這些來自東北亞的大陸移民，因後續乏人，在混血過程中，逐漸為原居民集團所吸收，其影響不大。而持「混血說」的學者②，則運用當代的人口統汁法和擬態模型法推算，移民過程近千年（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7世紀），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在有些地區應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們認為混血之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們的想像。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說。誠然，他們也承認地域的差異，認為在彌生時代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大多居住於北九州地區。其一部分曾擴散至近畿和關東地區，而地處偏遠的東北地區、北海道、西北九州，離島地區，則較少或幾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響，仍以繩紋人的子孫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於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認為是未受混血影響的繩紋人的直系子孫。於是，在彌生時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構造，即移民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西日本）和繩紋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東日本）。而且，指紋、耳垢、齒冠的類型調查以及近年來新興的血液、病毒的遺傳因子調查，亦似乎支持這種「二重構造」說。當然，在彌生時代，也可能有中國江南地區的移民，直接或經南島地區進入日本．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尚不多見。

彌生時代後的古墳時代（3世紀至6世紀），大陸移民仍不斷進入口本，且繼續向東日本扣各地擴散，與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續進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構造」仍然存在。直至現代依然如此。只是繩紋人系統的影響，日漸縮小而已。因而，從體質結構來看，日本民族絕非單一民族，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來自東南亞的人口集團和來自東北亞的人口集團，不斷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從日本語起源的角度來看，與日本民族起源問題直接相關的，是日本浯的起源為何，它屬於哪一語言系統。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使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人們到達並生活於日本列島，那種語言才叮能成為日本語的來源。通過探索日本語的起源亦可證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許多日本學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語的語法結構與包括朝鮮語在內的阿爾泰語系的語法結構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賓語或補語置於動詞謂語之前，語句的構成順序是主語一賓語一動詞謂語；在單詞後附加助詞或助動詞，表示語法意義；名詞無性與單復數的區別等。這表明日本語和阿爾泰語系諸種語言（包括朝鮮浯）可能是從共同砠語分化而來的同系統語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種血緣關繫上，也可能與生活於東北亞的阿爾泰語系諸民族具有某種關連。但是，他們也同時注意到，日本浯和阿爾泰語系諸種語言之間，也有一些不同點。例如缺少單詞讀音的音韻對應關系，因而阿爾泰語系不可能是日本語的惟一來源。

於是，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日本語與「南島語系」（即馬來與玻里尼兩亞浯系）之間或許有某種親緣關系。「南島語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島，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東至南太平洋諸島的一大語系，其范圍可至中國南部的一些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南島語」與日本語的類似點是：母音（母音）有5個，即(a)(i)(u)(e)(o)，不使用雙重母音；單詞以母音結束；濁音不同於單詞之首等。這表明，使用「南島語」的東南亞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對日本民族的構成曾發生影響。但是，足以證明這些民族曾從南太平洋或東南亞直接進入日本列島的考古學依據，卻十分罕見。一些學者便推測，南島語系的語言可能是經過中國南部，然後傳入日本的。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認為，應將日本語視為「混合語」，即日本語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若干種語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學者從語言學、考古學和民族學諸學科綜合研究結果，認為占代日本語的形成，大約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繩紋時代之前的數千年，在東北亞地區的落葉林帶，可能存在一種稱為「原東北亞語」的基礎語。繩紋時代初期的日本語可能來自這一系統，日本語中的阿爾泰語系的某些特徵可能由此而來。而到了繩紋時代晚期或彌生時代前期，從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鮮半島，或直接由中國長江下游地區進入日本。這樣，不僅從朝鮮半島繼續傳入阿爾泰語系的語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吳。越語傳入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吳、越語均屬南方系統的話言，越語屬南島語系或泰語族，吳語則屬藏緬語族。）日本語中的南島語系的某些特徵則可能由此而來。進入古墳時代，中國大陸移民增多，漢語對日本語的影響更為強烈。正是上述這些語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語。

日本語是由亞洲大陸北方系統語言和南方系統語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語」，這也可以佐證日本民族是亞洲大陸北方人口集團和南方人口集團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後成為一統的大和民族。

與日本民族形成一樣，日本國家的形成也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由於日本出現歷史文獻的時代較晚，因而我們只有藉助日本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文獻，以及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追溯這一過程的原委。

一般認為，在彌生時代前期相中期（約為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在北九州和畿內地區已出現了許多「原生小國」。中國正史《漢書·地理志》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其中的「百餘國」，雖非確數，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這一時期，在日本列島小國林立的狀況。《後漢書·倭傳》則記載說：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雖不能說日本列島上的這些小國均有條件與漢朝建立交往關系，但「三十許國」的數字要比「百餘國」少了許多。這大約可以反映出這些小國在逐漸向地域統一的方向發展。《後漢書·倭傳》特別提及其中的「倭奴國」，說：「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提及的漢光武帝於公元57年賜給倭奴國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舊歷）於福岡縣志賀島被發現了。這是一枚長寬約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紐，陰文篆書「漢委奴國王」5個字。在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對此印是否漢代遺物表示懷疑。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先後發現了「滇王之印」（1957年）、「廣陵王璽」（1981年）、「文帝行璽」（1983年）等漢代印章。「漢委奴國王」金印與這些漢代印章在紐式、形制、重量或字體上相似。由此可斷定「漢委奴國王」金印確系漢代遺物，也可證明中國史籍對當時日本國家狀況的記載大體無誤。此外，從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灣沿岸為中心的近畿地區，發現下一些屬於這一時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據點集落遺址。這些集落遺址大部周圍築有壕溝。這些據點集落遺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數人巳具有某種權威的隨葬品，如銅鏡、銅劍、銅矛，銅戈、銅鐸、玉器等。在有的遺址中還出土了用於戰爭的鐵制武器，如鐵鏃等。這些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這些集落的內部已有上下貴賤的區別，對外已進行戰爭。④因而，每一個集落都可能是一個「原生小國」，當時的日本列島確實存在過「百餘國」井立的狀況。中國史籍《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則較為詳盡地記載了稍後逐漸形成的地域大國邪馬台國的社會政冶狀況。邪馬台國⑤約存在於公元2世紀至公元3世紀後期。在邪馬台國內，已有上下尊卑區別，「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現了階級區別，有稱為「國大人」和「大人」的貴族統治階級，有隸屬於「大人」的被統治階級「下戶」，還有更為低賤的可作贈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馬台國已形成國家機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王，「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以後經內亂「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在女王卑彌呼統治時期，其下設輔臣「有男弟佐治國」。女王卑彌呼居城池內，還有常備軍守衛。「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中央一級的官吏，還有分管政治、貿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馬台國已有租賦制度，「收租賦，有邸閣」；也有刑罰，「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家族。」邪馬台國還監督與控制著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國，如「斯馬國」至「奴國」的21個小國和「伊都國」等。女王卑彌呼曾多次遣使曹魏，並受到魏明帝的冊封，稱「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死後，葬儀隆重，「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蜱百餘人。」《三國志·魏志·倭人傳》有關邪馬台國的記載表明，邪馬台國已是控制相當大地域的階級國家，⑥盡管其階級分化與國家機構仍未盡成熟。

中國史籍《晉書·武帝本紀》亦記載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國王最後一次遣使入貢的情況。不過，自此以後直至《宋書·倭國傳》記載宋高祖劉裕於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賜沼倭王贊，有近一個半世紀，中國史籍對日本的狀況缺載。而恰恰在這一時期，在畿內地區興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國王權。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有關大和國的興起及其統一日本的活動雖已不得其詳，但根據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國王權具有強烈的軍事性格。據傳為百濟肖古王贈給大和國的七支刀，現仍保存於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刀上的銘文表明此刀是百濟國王為感謝大和國派兵渡海攻擊新羅而解救百濟所贈送的，現保存於我國吉林省輯安縣境內，建造於公元414年的高句麗奸大王（廣開土王）碑的碑文，則記載大和國曾派兵渡海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結果，新羅求救高句麗，擊退了大和國軍。此外，自5世紀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內平原一帶出現許多人型古墳，也表明大和國是較邪馬台國更為強大的存在。

中國史籍《宋書·倭國傳》則記載了5世紀大和國五位國王（即「倭五王」贊、珍、濟，興、武）與劉宋交往的情況。他們部曾遣使朝貢，並接受劉宋皇帝的冊封。例如，倭王珍被封為「安車大將軍、倭國王」，其臣屬13人亦分別被封「平西、征虜、冠車、輔國將軍號」。據《宋書·倭國傳》記載，末順帝開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統一日本的活動情況說：「自昔祖禰，躬欖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證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下海北九十五國。」然而，有關這一時期的日本國家的體制，卻不得其詳。不過，這一時期的大和國不僅逐漸統一了日本，而且成長為可與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相抗衡的強國。因為它在致力於接受中國南朝劉宋朝廷冊封的同時，還試圖建立以它為中心的地域性冊封體制。《宋書·倭國傳》記載，倭王珍，濟、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冊封其「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等封號。結果，倭王濟與武部分地達到了目的，劉宋朝廷承認了他們對百濟之外的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軍事控制權。

日本成為制度完備的國家，應是在公元7世紀以後的事。7世紀初，推古女王和聖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學生到中國大陸。在與隋的交往中，開始稱國名為「日本」，稱國王為「天皇」。他們認真學習隋的政治制度，開始實行所謂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實行。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更是頻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到中國，全面地學習唐朝的各項制度，實行經濟、政治社會改革，並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將各項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為比較成熟的文明國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發現所謂「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證明，它不屬於「猿人」，而屬丁更晚的「新人」階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國的誕生》，小學館，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頁。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書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頁。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誕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頁。
⑤有關邪馬台國的所在位置，學界歷來眾說不一，有的認為是在北九州，有的
認為是在畿內地區的大和。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在此從略。
⑥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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