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模型

⑴ 良渚遺址被外國學者贊不絕口，中國的世界遺產那麼多，為何良渚古城最特別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這是意味著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世界第一，它背後的那些故事，更是中國歷史的見證，7月6日，在亞塞拜然巴庫舉行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世界遺產大會上，良渚古城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達55處，位居世界第一，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陶器玉器都是貴的文物，在揭開其神秘的面紗同時，其背後的故事也一點一點浮出水面。

2019年7月6日，這是一個銘刻歷史的日子，浙江的「良渚古城遺址，正式成為中國第55處世界遺產，在發現的遺存中，大致歸納為4種主要類型：一是分等級墓葬，二是水利系統，三是古城遺址，四是以玉器為代表出土器物，這些全部是遺產區范圍內所出土的文物，分布在兩山之間的河網平原地帶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形成4處相對獨立的地塊，遺址核心區域面積達到290萬平方米，有「中華第一城」之稱，從135多處遺址發掘出來的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象牙、漆器、嵌玉、石犁等1200多件，內涵豐富的令人贊嘆，這是中外學者贊嘆和良渚與其它不同的原因。

⑵ 良渚遺址面積有多大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抄4000～5300年的歷史，目前已發現的良渚遺址群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各類遺址有30餘處。主要位於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群中等級、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質的墓地。

反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1986年歷時3個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⑶ 良渚古城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文化是什麼

良渚文化是以杭州餘杭的良渚遺址為代表的一處新石器晚期文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極廣，包括長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區域面積，但良渚遺址就是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

⑷ 良渚文明的關於良諸遺址群

現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多達500多處，散布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0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挖掘小組進入反山工地，他們在將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開掘了6個10米見方的探坑。 在12號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從泥土中清理出的這個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這是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遺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這么大、這么精美的玉琮卻從沒有見過，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12號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緊接著，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各種形狀的玉器不斷被發現，在這個編號12號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這些玉器從頭到腳圍繞著墓主人，擺放十分講究，似乎在表達著某種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個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發現12號墓清理完了以後，考古人員在600平方米的范圍內，又陸續發現另外10座良渚時期的墓葬，出土玉器達5000多件（組），這是良渚文化考古發掘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發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專家們對玉琮的功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良渚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這種叫璧的玉器。不論是玉璧、玉琮，還是玉鉞，面上都雕有一個神秘的圖案。起初人們對這個圖案並沒有在意，但它反復出現在不同地點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關注。有一點確信無疑，這是一個神徽，而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與那個神秘的祭壇共同承載著良渚人神聖的祭祀活動。
良渚文化經過考古界幾十年的發掘研究，對於它的分布范圍、上下限的界定、遺址的社會文化性質以及它與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關系等，有了愈來愈清楚的認識。基於典型遺址地層關系的分析，可以認定良渚文化與崧澤文化、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三個密切聯系的階段。至於處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含有印紋陶的堆積，在太湖流域已不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范疇。這三個文化階段的前後繼承發展關系，可以從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變軌跡獲得證明。
有關良渚文化遺址的社會性質，也已作了諸多的分析，認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臨近文明時代的門檻。此外，對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響，也提出了應該注意研究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遠見。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採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製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餘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佔2.12%；其餘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並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
從良渚以後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後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並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後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後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後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
進入耜耕以後，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並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後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於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
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於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
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後，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並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
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於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於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窪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於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於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後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後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
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於宋以前的文獻。
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後，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麼，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農業時期，穀物產量的計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來計算。比如一塊地上可以打多少籮的穀物之類。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國古代穀物的收獲量通常是按一個「普列甫爾」（約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爾」（約3.53公升）的穀物，折算成1公頃地可收100公升的穀物。再換算成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約為1：6~7（小麥），或1：5（大麥）。這個比例還算是比較高的，在古代義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穀物的產量可達播種量的12~14倍。再就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種植調查情況來看，收獲量和播種量之比，不同的穀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現象，即刀耕地的產量約是播種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術則有較大的差異，如耜耕（鋤耕）或人力挽犁的收獲量約是播種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現代少數民族的這些比便都是較古代歐洲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時間差的關系，人力犁耕由於改善了土壤肥力條件，所以能較刀耕提高50%左右的產量，如就整個刀耕階段而言，很少可能會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蟲災害等原因，達不到這一比例。同樣，進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階段以後，維持1：15的收獲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難望有更大的突破。這種共性的現象是因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約之故。
雖然以上所舉的是古代歐洲和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共性的道理對於我們理解良渚時期糧食的產量水平還是很有啟發的。
不要說是原始農業初期，就是有史以來，黃河流域在秦漢以前的穀物產量，也都是長期維持一個平均水平，增長不大；南方的水稻產量是到了唐宋以後才在總產和單產上有飛快的發展，在此之前，增長也是很緩慢的。強大的漢代江南農業，被司馬遷形容為「火耕水耨」狀態，把「火耕水耨」理解為經營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後的代名詞。
因為「火耕水耨」是與當時的生態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條件總是與一定的人口相伴隨。良渚時期糧食生產的播種量與收獲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與刀耕的對比，擬定為1：10上升至1：15左右，這樣的生產水平也是與當時的生產條件和人力條件相適應的。在這種生產水平下，緩慢地擴充耕地，可以導致糧食總生產量的提高，從而養活更多的人口。
並從農業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編織等逐漸專業化的人員，加強了上層統治者王權、軍權和神權的地位，增加了他們據有的社會財富。統治者通過加強祭祀，建造極為耗費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高台祭壇，以鞏固其統治權力，同時上層貴族死後興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須隨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對象徵王權、軍權、神權和財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鉞等追索不已，從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發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斷地製作出來，既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產性浪費和負擔，無助於全體部族人員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種把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優秀壯健的勞動力量，都集中於對玉器的無休無止的追求和興造巨大的祭壇、墓群上，必然給農民和農業生產加上沉重的負擔，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這雖然不能視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慮一旦發生某種意外事故如洪水、戰爭、災變、需要緊急動員全部族的力量對付時，會削弱部族在競爭中取勝或自我保護的力量。

⑸ 良渚遺址是怎樣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的

2019年7月6日，我國的良渚遺址終於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宣告了多年了相關人員的努力成功。

後來，在清理良渚遺址的時候，考古人員與北大碳14研究所合作，對良渚古城的城牆年代進行了測定，得出的結論是，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4300到4500年前，這樣，良渚文明與夏朝的歷史就正式對接上了，中華五千年歷史也得到了證明。

⑹ 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遺產了，你覺得良渚古城遺址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裡

最吸引我的就是古城的文化以及它的歷史悠久，所代表的風俗文化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⑺ 半坡遺址文化和良渚遺址文化與當地文化旅遊的關系

有很多關心啊，這個地方文化帶來了經濟。

⑻ 良渚遺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歷史，目前已發現的良渚遺址群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各類遺址有30餘處。主要位於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群中等級、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質的墓地。

反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1986年歷時3個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並不起眼的小土台，佔地約3000多平方米，高約5米。發掘證實，它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營建的土台，兼有祭壇和墓地雙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江、浙、滬考古學家發掘、調查得知，這類稱之為「山」或「墩」的地點，已有100多處，皆由人工營建，埋葬著大大小小、等級不同的貴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發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發現了一處祭壇遺跡和9座良渚文化的貴族大墓，這是一座高度超過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體。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3米多長、1米多寬，大多深1.3米，這在良渚文化時期是很少見的。這些墓葬內隨葬了豐厚的器物，多則數百件，最少的也有數十件，總數達到1200多件（組），其中以玉器為主，超過1100件（組），以單件計達到3500餘件。

眾所周知，中國並非產玉大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國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數量大約已超過萬件，而反山一處幾乎佔了1／3。而且種類豐富，有琮、壁、鉞、柱形器、環、鐲、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器、璜、串飾、墜、帶鈞、長短不一的管、形態不同的珠、鳥、龜、蟬及大量鑲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種類，其中很多是新發現的，極大地豐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種。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藝和形式也屬一流水平。除了光素無紋的玉器外，共有100餘件玉器雕琢了對稱和諧、規整精緻的紋樣。紋樣主要以神人面紋和獸面紋相結合的為主，這是良渚文化獨特的標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對神的尊敬和崇拜，也體現了良渚文化強烈的凝聚力，另外還有少量新發現的龍首紋。

神人面紋和獸面紋既能組合，又能分解後單獨出現，有的雕琢繁褥復雜，有的則十分簡化。反山玉器上發現了完整的神人和獸面復合的圖像。用淺浮雕和陰刻線兩種技法結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圖像的上部是頭戴寬大羽冠的神人面紋，臉面作倒梯形，圓眼重圈，兩側有小三角的眼角，寬鼻以弧線勾出鼻翼，闊嘴內用長線、短線刻出16顆牙齒。神人的雙手呈抬臂彎肘，扶在所騎跨的獸頭之上的狀態，五指呈伸展狀，細膩之處清晰可見關節。神人之下為騎跨之獸，獸面以橢圓形的凸面為眼瞼，中以重圈為眼，眼瞼以橋形凸面相連，寬鼻上勾畫出鼻樑和鼻翼，闊嘴刻出嘴唇、尖銳的牙齒和兩對獠牙，獸的前肢作蹲伏狀，有尖利的爪子，這種獸的外貌特徵與虎相似，是一種食肉動物。神人和獸面復合，表達了良渚先民「通天絕地」的神巫觀念，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的深層內涵。如此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堪稱微雕一般的工藝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現，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術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發了學術界、古玉愛好者、收藏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學術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熱潮。八十年代以來，「北有紅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灘、三門峽虢國墓地、曲村晉侯墓地、成都金沙遺地等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春秋，中國古代玉器的頻頻出現，使得玉器文化更燦爛輝煌，極大推動了研究的進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數玉琮。這種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創造，器形為外方內圓，中間是上下貫通的圓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飾神人獸面紋。對於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說是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但研究者在論述時，都把玉琮與神、巫聯系起來進行闡說，而玉琮的主人，則應是掌握神權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點，也不過十餘處，凡是隨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隨葬品一定比較豐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達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間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獸面紋的一件，被稱之為「琮王」，成為國寶級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獸面紋的器種，以厚重、圓大、光素為特點。在良渚文化隨葬品中較多見，反山23號墓出土玉璧多達54件。研究者多認為玉璧是財富的象徵物。

玉鉞是與石鉞形態基本一樣的器物，石鉞是良渚文化常見的石器，作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製成鉞，就不具實用性，但意義就不同尋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鉞的數量最少，而隨葬品中只要出現玉鉞，尤其是那種鉞的上端帶王冠飾、把手也用玉製作的豪華型玉鉞，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別高。不具實用性的玉鉞，象徵著軍事指揮權。

反山墓地的主人們擁有代表神權的玉琮、象徵軍事指揮權的玉鉞、體現大量財富的玉璧，以及裝飾在冠帽上、佩帶在身體上的各種特殊玉飾件，充分顯示了他們是凌駕在廣大平民之上的貴族階層。

⑼ 誰發現了良渚遺址誰命名了良渚文化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鎮一帶發現並發掘了多處史前遺址。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遺址特點：

1、良渚遺址空間布局上以城址為核心，分等級墓地分布於城址東北約5公里的瑤山以及城址內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圍內則分布著外圍水利系統。

2、城址是良渚古城遺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脈圍合。長命港、鍾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過這片城址，與城址內外星羅棋布、縱橫交錯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環水抱的選址特徵。

研究價值：

1、良渚遺址所反映出來的「良渚精神」，是中國文明傳統的部分之一，開創了曾經盛極一時的「良渚社會」。

2、良渚遺址可實證中華文明的發展特徵—多元一體，並真實、完整地保存，它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傑出代表性的東亞地區史前大型聚落遺址。

(9)良渚遺址模型擴展閱讀

歷史意義：

1、良渚文化以神人獸面紋為代表的紋飾和成組使用的固定形器、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畫符號所反映的文化形態，對後來中國社會意識和思維的發展影響深遠。

2、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認識，標志5000年前的良渚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3、良渚文化規模農業和大型營建工程顯示當時社會剩餘勞動空前增多。社會財富的非平均分配導致社會分化日益加劇並成為普遍現象，使顯貴者階層、准國家制度形成，露出後來中國宗法政治之端倪。

參考資料

網路-良渚遺址

網路-良渚文化

⑽ 你覺得「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麼

我認為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城市的布局三重向心式的結構，在之後的版幾千年的都權城都有這樣設計良渚還是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規模最大的，擁有最完善水利系統的，最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的，以及良渚城特有的良渚石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