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山遺址在哪
『壹』 良渚遺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歷史，目前已發現的良渚遺址群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各類遺址有30餘處。主要位於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群中等級、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質的墓地。
反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1986年歷時3個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並不起眼的小土台，佔地約3000多平方米，高約5米。發掘證實，它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營建的土台，兼有祭壇和墓地雙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江、浙、滬考古學家發掘、調查得知，這類稱之為「山」或「墩」的地點，已有100多處，皆由人工營建，埋葬著大大小小、等級不同的貴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發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發現了一處祭壇遺跡和9座良渚文化的貴族大墓，這是一座高度超過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體。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3米多長、1米多寬，大多深1.3米，這在良渚文化時期是很少見的。這些墓葬內隨葬了豐厚的器物，多則數百件，最少的也有數十件，總數達到1200多件（組），其中以玉器為主，超過1100件（組），以單件計達到3500餘件。
眾所周知，中國並非產玉大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國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數量大約已超過萬件，而反山一處幾乎佔了1／3。而且種類豐富，有琮、壁、鉞、柱形器、環、鐲、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器、璜、串飾、墜、帶鈞、長短不一的管、形態不同的珠、鳥、龜、蟬及大量鑲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種類，其中很多是新發現的，極大地豐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種。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藝和形式也屬一流水平。除了光素無紋的玉器外，共有100餘件玉器雕琢了對稱和諧、規整精緻的紋樣。紋樣主要以神人面紋和獸面紋相結合的為主，這是良渚文化獨特的標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對神的尊敬和崇拜，也體現了良渚文化強烈的凝聚力，另外還有少量新發現的龍首紋。
神人面紋和獸面紋既能組合，又能分解後單獨出現，有的雕琢繁褥復雜，有的則十分簡化。反山玉器上發現了完整的神人和獸面復合的圖像。這是在玉器器表僅有3×4厘米的面積上，用淺浮雕和陰刻線兩種技法結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圖像的上部是頭戴寬大羽冠的神人面紋，臉面作倒梯形，圓眼重圈，兩側有小三角的眼角，寬鼻以弧線勾出鼻翼，闊嘴內用長線、短線刻出16顆牙齒。神人的雙手呈抬臂彎肘，扶在所騎跨的獸頭之上的狀態，五指呈伸展狀，細膩之處清晰可見關節。神人之下為騎跨之獸，獸面以橢圓形的凸面為眼瞼，中以重圈為眼，眼瞼以橋形凸面相連，寬鼻上勾畫出鼻樑和鼻翼，闊嘴刻出嘴唇、尖銳的牙齒和兩對獠牙，獸的前肢作蹲伏狀，有尖利的爪子，這種獸的外貌特徵與虎相似，是一種食肉動物。神人和獸面復合，表達了良渚先民「通天絕地」的神巫觀念，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的深層內涵。如此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堪稱微雕一般的工藝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現，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術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發了學術界、古玉愛好者、收藏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學術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熱潮。八十年代以來，「北有紅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灘、三門峽虢國墓地、曲村晉侯墓地、成都金沙遺地等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春秋，中國古代玉器的頻頻出現，使得玉器文化更燦爛輝煌，極大推動了研究的進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數玉琮。這種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創造，器形為外方內圓，中間是上下貫通的圓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飾神人獸面紋。對於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說是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但研究者在論述時，都把玉琮與神、巫聯系起來進行闡說，而玉琮的主人，則應是掌握神權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點，也不過十餘處，凡是隨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隨葬品一定比較豐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達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間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獸面紋的一件，被稱之為「琮王」，成為國寶級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獸面紋的器種，以厚重、圓大、光素為特點。在良渚文化隨葬品中較多見，反山23號墓出土玉璧多達54件。研究者多認為玉璧是財富的象徵物。
玉鉞是與石鉞形態基本一樣的器物，石鉞是良渚文化常見的石器，作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製成鉞，就不具實用性，但意義就不同尋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鉞的數量最少，而隨葬品中只要出現玉鉞，尤其是那種鉞的上端帶王冠飾、把手也用玉製作的豪華型玉鉞，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別高。不具實用性的玉鉞，象徵著軍事指揮權。
反山墓地的主人們擁有代表神權的玉琮、象徵軍事指揮權的玉鉞、體現大量財富的玉璧，以及裝飾在冠帽上、佩帶在身體上的各種特殊玉飾件，充分顯示了他們是凌駕在廣大平民之上的貴族階層。
『貳』 長江流域有哪些古代文明遺址
良渚
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寧紹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個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發現的河姆渡文化，被認為是江南地區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遺存。其後發展起來的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圍更廣。已發掘的典型遺址有嘉興馬家浜、吳縣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們發展成為甚為發達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具體的建築年代，有待進一步考古確定。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會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位於瓶窯鎮上的古城遺址。東西南北四個城牆門，如今安安靜靜地躺在農田裡，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牆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跡
北城牆同樣也挖出了一個坑，同樣的黃土和石頭，唯一不同的是「這座城牆坑比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層是泥和沙相間，而且很有規律，從上到下沙層逐漸加厚，泥層逐漸變薄，做工非常考究」，據劉斌推測，土牆上的那些黑色雜物，應該是原始居民殘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非常意外，緣於去年6月一次保護區域內農民住宅外遷安置點的基建項目。
當時，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窯葡萄畈遺址高地西側挖掘時，發現了一條良渚時期的南北向河溝。這讓劉斌感覺到有戲，隨後，他帶領考古隊員深入挖掘。洛陽鏟一把鏟下去(洛陽鏟，長柄，鏟頭為半圓筒狀，打入地下再提起來時，鏟頭就能帶出一筒土，對土壤結構、顏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別)，在4米多深的地方，鏟頭碰到了石塊，換個地方再鏟，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塊。當泥土一層層挖去，一大片石塊露出來，經過局部解剖發現，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築而成，寬60多米，深近4米。
結果考古人員發現整塊土地其實都是人工夯築而成——土質為黃土，不同於良渚一帶灰黑色淤泥，明顯是人工從外面搬運而來。在黃土下面，鋪著一層石塊，石塊比較圓滑，應該是從周邊現成揀來的。之後的挖掘證明，這大堆的黃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牆，稻田下的那條溝渠是護城河。
西城牆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牆、北城牆和東城牆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牆環繞著中間的莫角山遺址。
與西城牆相比，其他三面城牆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牆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裡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
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牆，等到建其他三面城牆，經驗更豐富了。
古城文明勢力曾影響半個中國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說，說明良渚古城的意義，得站在「良渚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高度著手。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如今又找到了城牆，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這里，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佔領這里，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積與頤和園差不多
城牆比西安城牆寬2～4倍
本報訊浙江省考古所近日發布重大考古成果——歷經18個月，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面積和北京頤和園差不多。根據城牆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具體的建築年代，還有待於在進一步考古工作後才能確定。在目前發現的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這座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良渚，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是被謄為中華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單。
河姆渡
中國南方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距寧波市區約20公里的餘姚市河姆渡鎮，面積約4萬平方米，1973年開始發掘，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
河姆渡遺址發現於1973年，遺址總面積達5萬平方米，疊壓著四個文化層。經測定，最下層的年代為7000年前。通過1973年和1977年兩次科學發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類質料組成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裝飾工藝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遺物、干欄式建築構件，動植物遺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期的繁榮景象。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為研究當時的農業、建築、紡織、藝術等東方文明，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佐證，是我國建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國展覽，深深地震撼著整個世界。
河姆渡遺址是世界聞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總面積約四萬平方米，堆積厚度四米左右，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其中，第四文化層的時代，距今約七千年，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地層之一。第三、四文化層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木構建築遺跡和構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現，故於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並越海東達舟山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該文化目前唯一經過較大規模發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建造排澇站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層距今約5500－5000年。該遺址於1973年和1977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平方米，出土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餘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穀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跡、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骨骸、採集的植物果實及少量的墓葬等遺存。所有這些，為研究我國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制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古水文的演變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河姆渡遺址第一、二文化層的出土文物與省內湖州邱城遺址下層及嘉興市郊馬家濱遺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層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發現，而且它已擁有較為發達的耜耕農業、採用榫卯技術的干欄式建築，在國內同時代的遺址中它的生產、生活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暫時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為盡快把它公諸於世，1976年4月，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實際是一次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陝西、廣東、福建、安徽、浙江的專家學者和餘姚縣、羅江鄉的代表共60多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相關市縣文管會在寧紹平原作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普查，近年來在基本建設中又陸續發現了一些，至今共發現河姆渡文化類型遺址47處，分布於錢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和舟山群島，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計有25處，因此可以說，餘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鄉。
[編輯本段]特徵
陶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麵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干欄式建築的遺跡，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勢。除磨平素麵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一般磨製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後段的泥質紅陶表裡色澤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的特點，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榮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如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達40萬片之多，用同樣的發掘面積作比較，是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紡織工具有紡輪、繞紗棒、分徑木、經軸、機刀、梭形器、骨針近10種，根據這些部件，可以復原當時的織機，其它的遺址就沒有這么具體。它的文化特色主要還在稻作農業、干欄式建築、紡織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農業：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20－50厘米厚的稻穀、谷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厘米。稻穀出土時色澤金黃、穎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鑒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佔60%以上）。伴隨稻穀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還留著殘木柄和捆綁的藤條。骨耜的功能類似後世的鏟，是翻土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當時的稻田分布在發掘區的北面和東面，面積約6公頃，最高總產為18.1噸。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一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產式經濟發展，這一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而且起源地不會只有1個的多元觀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農業起源的研究領域。河姆渡遺址人工栽培稻穀的發現說明農業不是哪個聖人發明的，而是人類自身進步的結果，從而有利人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和群眾觀念。
（2）干欄式建築：河姆渡遺址兩次發掘范圍內發現大量干欄式建築遺跡，特別是在第四文化層底部，分布面積最大，數量最多，遠遠望去，密密麻麻，蔚為壯觀。建築專家根據樁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層時至少有6幢建築，其中有幢建築長23米以上，進深6.4米，檐下還有1.3米寬的走廊。這種長屋裡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間，供一個大家庭住宿。清理出來的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採用了榫卯技術。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是以大小木樁為基礎，其上架設大小梁，鋪上地板，做成高於地面的基座，然後立柱架梁、構建人字坡屋頂，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築，最後用葦席或樹皮做成圍護設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從地面開始，通過與樁木綁扎的辦法樹立的。這種底下架空，帶長廊的長屋建築古人稱為干欄式建築，它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因此被後世所繼承，今天在我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農村還可以見到此類建築。建造龐大的干欄式建築遠比同時期黃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築要復雜，數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專人策劃，計算後進行分類加工，建築時需要有人現場指揮，否則七高八低，彎彎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築技術說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現代人一樣較高的智商。
（3）紡織、交通工具和髹漆技術的出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紡織工具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罕見。數量最多的是紡輪，有300多件，質地以陶為主，還有石質和木質，形狀以扁圓形最常見，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狀。織的方面有經軸、分經木、繞紗棒、齒狀器、機刀、梭形器等，紡織專家認為這是原始踞織機的部件。縫紉用的是骨針，有90多件，最小的骨針長僅9厘米，徑大0.2厘米，針孔大0.1厘米，與今天大號鋼針差不多。從出土的葦編和器物上精緻的圖案看，當時織品為經緯線數量相同的人字紋和菱紋。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槳共8支，系用原木製作，形似後世的木槳，只是形體略小一些。有槳一定有船，推測河姆渡人已劃著獨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魚采菱，也可能用於氏族間交流時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單純用天然漆漆於木器表面，稍後在天然漆中摻和了紅色礦物質，使器物色彩更加鮮亮，第三文化層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發現以象牙雕刻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品：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原始藝術品可分為獨立存在的純藝術品和施刻於器表之上集實用和觀賞於一體的裝飾藝術兩大類，而以後一類數量居多，充分表現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興趣和文明程度。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件，該器長16厘米、寬5.9厘米、厚約1厘米，形似鳥窩。器物正中陰刻5個同心圓，外圓上部刻火焰紋，兩側各有一隻圓目利喙的鷙鳥向對而視。畫面布局嚴謹，線條虛實結合，圖畫寓意深刻，有人說它象徵太陽，另有人認為是鳥在孵蛋，象徵對生命、生殖的崇拜。說明該器物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原始先民已有復雜的精神生活。
『叄』 杭州良渚文化博物館的館藏文物
從序廳右轉便進入第一展廳，這里概貌地介紹了良渚文化的內涵、分布范圍。整個第一展廳，在以良渚文化時期古老的原始生態環境和日常生活的大幅背景壁畫場景中，復原了當時的快輪制陶和先民紡織的生動場面。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時期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包括石犁、石鏟、石刀、破土器、石鐮以及當時用來狩獵的石鏃和捕魚的網墜，其成套而製作精良的生產工具在同期的考古文化中是最復雜的，並處於領先地位。從中我們不難想像，良渚先民的生活是相當滋潤的，他們飯稻羹魚、漁獵採集而怡然自得。高度發達的農業為分工明確、專門化的手工業部門的產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產生了諸多的手工業生產門類，並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展覽中那典雅的黑陶、充滿經緯之美的織物、神聖而精緻的玉器、珍貴而艷麗的漆器以及發達的竹木器，都將讓你領略良渚先民的獨創性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第二展廳設於博物館主樓二層東側，用6組展櫃展示著良渚文化部分精品器物，有雕琢精美的玉器、磨製精細的石器及製作規整的陶器。每兩組展櫃之間都有一組燈箱圖片相連，選擇的是一些不收藏在我館的精美玉器、陶器照片。在展廳中央又立著四組與展廳同高的玻璃屏風來象徵性地阻擋視線，每組玻璃屏風由兩片玻璃夾著一張雙面精美器物圖片，具有很強的立體感。這些燈箱片和屏風一方面給整個展覽營造了一個適合精品展廳的較好氛圍，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展示的容量，豐富了展覽的信息。玉器共分二部分，一部分是重型禮器，有玉琮、玉璧和玉鉞；另一部分則主要為裝飾用玉，有三叉形器、冠形器、璜、錐形器、帶鉤、鐲、匙、匕、項飾及鳥、龜、魚、蟬等動物飾件。陶器部分，除展出各種類型的陶器外，還展示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如單把杯、橢圓形豆、罐等，尤以一件刻劃著8個符號的刻文黑陶罐為最，被稱為「前所未見的珍品。」在展廳的末端還介紹了良渚遺址最早考古發掘者施昕更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驅者何天行兩位先生的簡要事跡，以及歷年來專家學者研究良渚文化成果的部分資料。
第三展廳設於博物館主樓二層西側，復原展示了一座良渚文化時期的「玉斂葬」大墓，具有很強的視覺震撼，同時在四周牆面展示了不同等級的墓葬出土照片，通過豐富的墓葬資料的對比展示來揭示良渚文化社會等級的分化和階級的形成，把良渚文化的詮釋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整個展覽達到了高潮。
三個展廳內容相互映照，各有側重，充分展示了良渚先民所創造出的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說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時期。
2006年，為紀念良渚文化發現70周年，二三展廳特別舉辦了反山瑤山玉器精品展，共展出玉器600餘件（組）。這是反山、瑤山遺址考古發掘20年來，大量精美玉器在博物館的首次展出。展覽分為四個部分，從不同的角度展示良渚玉器的獨特內涵和功能。
第二展廳，在燈光的映射下，良渚文化玉器散發出獨有的「雞骨白」和「南瓜黃」色，觸目所及，高低錯落、形態各異，蔚為壯觀。第一部分介紹的是良渚社會藏禮於玉的禮制。良渚時期，玉被賦予神聖的品格，展櫃中良渚時期三大禮儀重器：玉琮、玉璧、玉鉞盡顯高貴與神聖，它們是溝通天地人神的靈物，是神聖的法器,也是維系社會等級與秩序的重要禮器，更是世俗權力的象徵。第二部分表現的是良渚人的精工琢玉。良渚先民善於琢玉，從原料選擇、設計定樣、磋切成坯、紋飾雕刻到拋光成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在反山、瑤山遺址中，出土了160餘件表現手法多樣、制琢精緻的刻紋玉器，其合理的布局、獨特的造型、精美的紋飾無不反映出良渚時期精湛的琢玉技術和獨特匠心。在一件件珍貴文物面前，無不令人駐足停留，以期看清其中的奧秘。那鬼斧神工般的技藝連現代工藝美術大師們都自嘆不如。第三部分是種類別玉，良渚社會用玉的普遍性和等級化造成了玉器功能的復雜化，目前已知的種類有40多種。為便於區分，在展覽中，我們按照出土情形和器物形制兩方面的差異，從使用方法上將良渚玉器分為單體件與復合件兩類，其中復合件又再分為組裝件、組佩件、穿綴件和鑲嵌件四類，整個展示圖版、文物相互對應，帶你感受先民的精緻生活。
第四部分的內容設在第三展廳，以復原陳列的方式再現了良渚文化反山遺址23號墓。此顯貴者大墓出土遺物包括玉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以單件計共467件。其中出土玉璧54件，為良渚文化遺址中隨葬玉璧最豐富的墓葬。展覽還通過大小墓葬在墓制規模、隨葬品多寡、類別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生動揭示了良渚文化時期貧富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的分層。
『肆』 在長江流經的地區 灑落著哪些文物古跡
長江水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收集了流域各省市、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料數據，根據流域涉及地區，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要性和資料數據的可獲得性，對長江流域國家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分布和類別進行了統計。截止2007年，長江流域涉及的青、藏、川、滇、渝、鄂、湘、贛、皖、蘇、滬、甘、陝、黔、豫、桂、粵、閩、浙等19個省（市、自治區）的38個地區、14個自治州、70個地級市、126個縣級市、545個縣、32個自治縣、2個特區和1個林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620處，佔全國（除港、澳、台外）的26.4%，其中古遺址104處、古墓葬49處、古建築259處、石窟寺及石刻59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148處和其他1處。各類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以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佔全國數量的相對比最高，為38.9%，其次是石窟寺及石刻;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3062處，佔全國（除港、澳、台外）的29.1%，其中古遺址396處、古墓葬290處、古建築1263處、石窟寺及石刻261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827處和其他24處（流域各省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體分類數據統計見表1（略），全國和長江流域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類比較統計見表2（略））。這些文物遺跡涉及古宮、道觀、寺廟、古橋梁、古祠堂、民居、牌坊、古石刻、古塔、古代名人墓穴、古文化遺址、古窯址、革命舊址、古城牆關隘等，數量多、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保護、研究、利用這些文物遺跡，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綜觀長江流域文物遺跡，主要有以下特徵。
1.1 文物古跡類型豐富、價值高、影響大
長江流域各地分布的文物古跡數量多，在全國1/5的土地上有全國1/4多的國家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文物古跡，類型非常豐富、年代跨度長，有石器文化遺跡，也有原始氏族制和部落制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的文化遺跡，是研究和了解長江流域不同社會形態文化的活標本，種類基本涵蓋了全國已發掘的大部分文物古跡類別。其中古文化遺址有古代聚落、古城、古窯、冶鐵、采礦、古作坊、古宮殿衙署、古橋梁碼頭、古洞穴、古驛站古道、古寺廟、古戰場、古軍事設施、古祭祀、古水利設施等遺址，這些種類眾多的遺址印證了長江流域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為流域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佳實證。如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的龍骨坡古人類遺址證實了中華大地上在200萬年前就已經有了人類的足跡，把中國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萬年;四川省宣漢縣普光鄉進化村的羅家壩遺址是目前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先秦文化遺址，對研究巴文化與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具有重要價值。
古墓葬有帝王陵寢、名人或貴族墓、普通墓葬等。浙江餘杭反山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土墩墓，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標志的大型叢葬墓，顯示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曙光;江蘇省南京市鍾山南麓的明孝陵作為中國明陵之首，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500多年帝王陵寢的形制。這些地下考古成果為中國考古學研究譜寫了新的篇章，是探討長江流域不同時代、地區和社會階層之間埋葬習俗及所屬時代社會生活狀況的重要實物資料。
古建築有城垣城樓、宮殿府邸、宅第民居、壇廟祠堂、衙署官邸、學堂書院、驛站會館、店鋪作坊、牌坊影壁、亭台樓闕、寺觀塔幢、苑囿園林、橋涵碼頭、堤壩渠堰、池塘井泉等，它們不僅是長江流域歷史文化的見證，亦是溝通古今的橋梁。如湖北省江陵縣楚國郢都故址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都城，代表了楚文化發展中最為光彩奪目的階段;長沙銅官窯遺址，是唐五代瓷窯遺址，開彩色釉之先河;江蘇省蘇州市蘇州文廟內的宋平江圖碑是舉世公認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圖。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從不同的側面真實地再現了長江流域昔日的輝煌。
石窟寺及石刻有石窟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岩畫等，一座座異樣壯觀的石像、一個個珍貴的藝術寶窟，反映了長江流域歷史上各時代建築的藝術面貌。如重慶市大足縣境內的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是集中國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藝術精華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稱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代表，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1.2 流域文物遺跡上、中、下游分布均衡、相對集中
長江流域各類文物遺跡分布在流域各省市，其中流域面積佔全流域55.6%的湖北省宜昌以上上游地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336個，佔全流域的54.2%，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175個，佔全流域的38.4%;流域面積佔全流域44.4%的湖北省宜昌以下中、下游地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284個，佔全流域的45.8%，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886個，佔全流域的61.6%。全流域上、中、下游地區文物遺跡基本分布均衡。
各省市中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四川省居多，其國家級和省級重點文物單位分別占整個流域總數的21.8%和18.7%，凸顯四川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古巴蜀文明中心;其次為湖北、江蘇、湖南、浙江省和江西省，它們是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的發祥地、聯結地和發展中心。
1.3 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鎮、村）多、歷史悠久
歷史文化名城在中國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目前，長江流域各省市中被列入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有34座，佔全國總數的31.2%;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有46個，佔54.1%;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有20個，佔27.8%;世界文化遺產7處，佔24.1%;全國8大古都占兩座，即杭州和南京。這些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鎮、村）的發展史記錄了長江流域的歷史變遷，是流域文化的大載體、流域歷史文化的濃縮。如古都杭州，建縣於秦代，五代吳越和南宋兩代在此建都，號稱「東南第一州」，城市發展史長達2200多年;重慶市江津市塘河鎮歷史悠久，早在兩千年前就有人類聚居，明朝陸續建房成集鎮，鎮中孫家祠堂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築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保護價值。
1.4 近現代革命歷史遺存數量多、代表性強
長江流域作為中國近現代革命斗爭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近現代革命史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使得長江流域在擁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同時還有豐富的近現代革命歷史遺址，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48處，在流域各類文物遺跡中佔全國數量的相對比最高。這些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涵蓋了重要歷史事件和重要機構舊址、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活動紀念地、名人故舊居、傳統民居、宗教建築、名人墓、烈士墓及紀念設施、工業建築及附屬物、金融商貿建築、中華老字型大小、典型風格建築或構築物等。如江蘇省南京城東的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是1853年太平軍攻佔南京改名天京後天王洪秀全的王府;湖北省武漢市武昌閱馬場北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是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設立的鄂軍都督府;上海市陂禹路374弄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記錄了中國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長江流域的這些革命遺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代表性強，見證了中國近現代自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革命、國共合作、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
『伍』 在長江流經的地區灑落著哪些文物古跡
長江水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收集了流域各省市、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料數據,根據流域涉及地區,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要性和資料數據的可獲得性,對長江流域國家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分布和類別進行了統計.截止2007年,長江流域涉及的青、藏、川、滇、渝、鄂、湘、贛、皖、蘇、滬、甘、陝、黔、豫、桂、粵、閩、浙等19個省（市、自治區）的38個地區、14個自治州、70個地級市、126個縣級市、545個縣、32個自治縣、2個特區和1個林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620處,佔全國（除港、澳、台外）的26.4%,其中古遺址104處、古墓葬49處、古建築259處、石窟寺及石刻59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148處和其他1處.各類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以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佔全國數量的相對比最高,為38.9%,其次是石窟寺及石刻;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3062處,佔全國（除港、澳、台外）的29.1%,其中古遺址396處、古墓葬290處、古建築1263處、石窟寺及石刻261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827處和其他24處（流域各省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體分類數據統計見表1（略）,全國和長江流域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類比較統計見表2（略））.這些文物遺跡涉及古宮、道觀、寺廟、古橋梁、古祠堂、民居、牌坊、古石刻、古塔、古代名人墓穴、古文化遺址、古窯址、革命舊址、古城牆關隘等,數量多、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保護、研究、利用這些文物遺跡,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綜觀長江流域文物遺跡,主要有以下特徵.
1.1 文物古跡類型豐富、價值高、影響大
長江流域各地分布的文物古跡數量多,在全國1/5的土地上有全國1/4多的國家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文物古跡,類型非常豐富、年代跨度長,有石器文化遺跡,也有原始氏族制和部落制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的文化遺跡,是研究和了解長江流域不同社會形態文化的活標本,種類基本涵蓋了全國已發掘的大部分文物古跡類別.其中古文化遺址有古代聚落、古城、古窯、冶鐵、采礦、古作坊、古宮殿衙署、古橋梁碼頭、古洞穴、古驛站古道、古寺廟、古戰場、古軍事設施、古祭祀、古水利設施等遺址,這些種類眾多的遺址印證了長江流域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為流域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佳實證.如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的龍骨坡古人類遺址證實了中華大地上在200萬年前就已經有了人類的足跡,把中國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萬年;四川省宣漢縣普光鄉進化村的羅家壩遺址是目前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先秦文化遺址,對研究巴文化與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具有重要價值.
古墓葬有帝王陵寢、名人或貴族墓、普通墓葬等.浙江餘杭反山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土墩墓,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標志的大型叢葬墓,顯示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曙光;江蘇省南京市鍾山南麓的明孝陵作為中國明陵之首,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500多年帝王陵寢的形制.這些地下考古成果為中國考古學研究譜寫了新的篇章,是探討長江流域不同時代、地區和社會階層之間埋葬習俗及所屬時代社會生活狀況的重要實物資料.
古建築有城垣城樓、宮殿府邸、宅第民居、壇廟祠堂、衙署官邸、學堂書院、驛站會館、店鋪作坊、牌坊影壁、亭台樓闕、寺觀塔幢、苑囿園林、橋涵碼頭、堤壩渠堰、池塘井泉等,它們不僅是長江流域歷史文化的見證,亦是溝通古今的橋梁.如湖北省江陵縣楚國郢都故址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都城,代表了楚文化發展中最為光彩奪目的階段;長沙銅官窯遺址,是唐五代瓷窯遺址,開彩色釉之先河;江蘇省蘇州市蘇州文廟內的宋平江圖碑是舉世公認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圖.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從不同的側面真實地再現了長江流域昔日的輝煌.
石窟寺及石刻有石窟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岩畫等,一座座異樣壯觀的石像、一個個珍貴的藝術寶窟,反映了長江流域歷史上各時代建築的藝術面貌.如重慶市大足縣境內的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是集中國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藝術精華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稱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代表,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陸』 請問各位大蝦，有沒有人知道哪裡可以找到杭州歷史建築的分布圖，我之前好像看到過的，但是現在找不到了。
1）文明源頭 良渚文化
杭州北郊良渚鎮，人類文明的源頭之一。「良渚文化」在這里發生，延續了5000多年文脈。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因發現於浙江餘杭良渚鎮而得名，距今約5250~4150年，在1936年被發現，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遺址分布於太湖地區。在杭州市餘杭區良渚、安溪、瓶窯三個鎮地域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50餘處 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范圍廣闊，遺址密集。八十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 土冢與祭壇遺址相復合。
現有良渚文化博物館（規劃將要建設國家公園），從博物館陳列的史料以及考古發掘的大量文物，為古都譜寫的5000多年神韻，璀璨奪目，堪稱中華文明瑰寶。
（2）道骨仙風 抱朴道院
抱朴道院位於杭州的西湖北岸，有一座名曰葛嶺的小山的半山腰，亦稱葛仙庵抱朴廬，舊名先後有福地院、涵青精舍、涵青道院、玉清宮，相傳為晉代著名煉丹家葛洪設爐煉丹修煉之所，有「瑤台仙境」之稱。葛嶺抱朴道院與黃龍、玉皇合稱「西湖三大道院」。
抱朴道院始建於晉，南宋時曾被宰相賈似道據為別墅，元代毀於兵火，明清至今多次重修重建。杭州市道教協會從2001年6月開始，主持修復道院殿宇、神像雕塑。2003年1月11日上午，抱朴道院修復竣工，舉行神像開光儀式，正式向遊人開放。
抱朴廬舊址：
抱朴，是道教教義，即保守本真，不為物慾所誘惑，不為世事困擾，所謂「人行道歸朴」。葛洪自號抱朴子，並以名其書，作有《抱朴子》七十卷。從葛嶺山麓赭黃色穹門入口，拾級經流丹閣，至山腰四角方亭，一路古柏蔥郁，清泉低吟，岩上有「人間福地」、「不亞蓬瀛」等題刻。再從滌心池拾階而上，便到抱朴廬舊址。
現在的抱朴道院：
現在抱朴道院有正殿——葛仙殿，東側為半閑草堂，另側為紅梅閣、抱朴廬，還有煉丹古井、煉丹台、葛仙庵碑等古跡。現為杭州道教協會所在。
（3）胥丘東起最高樓—鼓樓
鼓樓位於吳山東麓、中山路與望江路相關處，舊名朝天門，鼓樓只是它的俗稱。
據史料記載，朝天門為吳越王錢氏所建。「規石為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為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閱門對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許。武台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上高六仞有四尺，邊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鍾以司漏刻。」古時之一仞合今之七尺或八尺，朝天門總高十一仞，在當時確實可以對周邊的一切建築物「一覽眾山小」。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收錄的詩詞中如「城上高樓接太霞」（趙子昂）、「胥丘東起最高樓」（高得）等句，絕非虛誇之辭。既可藏兵又貯鍾樓，朝天門在當時起到了城防和報時的雙重作用，故有「鼓樓」之稱。
南宋時仍稱朝天門，御街（又稱天街，今中山路）從其下過。元大德三年（1299）改稱「拱北樓」，明洪武八年（1375）改「來遠樓」，不久又更名「鎮海樓」，有匾，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1474）毀於火，總督浙江軍務胡宗憲再次重修，其幕士徐渭（字文長）為之作《重修鎮海樓記》。清初又毀，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建。光緒年間（1875—1908）又整修。清時，鎮海樓與鎮東樓（今通江橋東）、雄鎮樓（今上倉橋東）同稱「省城大觀」。
1970年，鼓樓因道路擴建而拆除。令人們感到欣慰的是，在「建經濟強市，創文化名城」的歷史進程中，鼓樓的復建終於被提上了議事日程。2001年月8月，復建工程正式啟動。僅僅一年之後，巍巍鼓樓的雄姿已再次屹立在秀麗的吳麓。在完成細部裝修和周邊景觀布置之後，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了32年之久的鼓樓，已於2002年10月西湖博覽會期間向市民和中外遊客開放。
（4）杭州最著名的回族歷史古跡
杭州市回族公墓位於浙江杭州清波門南宋聚景園舊址。史又稱回回墳、丁氏壠、番回冢墓、南園回教公墳，是杭州市最著名的回族歷史古跡。宋代末年。該地被中西亞東來穆斯林選為殯葬之地。元以後墓廬日增，佔地近7萬平方米。據原存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及漢文墓碑記載，歷史上有諸多和卓、王子、長者等高層人士殯葬於此。著名回族文學家丁鶴年及其家人亦多葬於此。1953年擴建西湖風景區時，該墓園遷移至山地回族公墓。
（5）名剎古寺 仙靈所隱
杭州靈隱寺始建於東晉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餘年的歷史，又名雲林寺，為杭州最早的名剎。靈隱寺地處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飛來峰，兩峰挾峙，林木聳秀，深山古寺，雲煙萬狀。開山祖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他在東晉咸和初，由中原雲游入浙，至武林（即今杭州）見有一峰而嘆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一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遂於峰前建寺，名曰靈隱。
五代時吳越國王錢叔崇信佛教，廣建寺宇，當時靈隱寺規模宏大，僧眾三千，成為江南名剎。大雄寶殿前的石塔，天王殿前的石經幢均是五代十國吳越時的遺物。靈隱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貝葉寫經，東魏鎦金佛像，明董其昌寫本《金剛經》，清雍正木刻龍藏等等，都是珍貴的寶物。全寺建築中軸線上依次為天王殿、大雄寶殿和葯師殿。
（6）伊斯蘭教的東方聖地—鳳凰寺
鳳凰寺位於中山中路，是我國伊斯蘭教四大古寺（另三處為：揚州的仙鶴寺、泉州的麒麟寺和廣州的獅子寺）之一，在阿拉伯國家中也享有盛譽。鳳凰寺即清真寺，創建於唐代，以其形似鳳凰，故名。宋代毀於火。元時，來自西域的大師阿老丁慨然捐資重修。最近一次修建是在1953年。寺宇宏大壯麗，煥然一新。寺內大殿是最古老的建築。正殿沒有梁架。殿頂上起攢尖頂三座是宋代的遺物。中間一座上刻《可蘭經》文，相傳是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時設置的。寺內還保存有阿老丁墓碑等阿拉伯文碑刻。遠在五代，杭州與阿拉伯國家就有友好往來。如今，這里是杭州伊斯蘭教的禮拜中心。
（7）屹屹白塔 故宮遺夢
自南宋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南宋王朝在鳳凰山築紫禁城，周長4.5公里。又築外城高6.7米，闊3.3米，城門13座。紫禁城內建起大殿13座，氣勢恢宏。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攻入杭州，南宋亡。次年，因民宅失火延及，紫禁城內所有宮殿焚燒殆盡。只有白塔橋邊的白（石）塔依然屹立。從白塔眺望鳳凰山南宋故宮遺址，一片蔥綠，通向御苑的古道石級直達鳳凰山巔。
（8）一劍霜寒十四州——錢王陵
錢王陵，是杭州城締造者、「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奠基者——吳越國王錢鏐的墓地，是全國重點保護單位，是浙江省保存完好的王陵，是杭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
錢鏐（公元852-932），字具美，浙江臨安人。他出身平民，在唐末五代中原擾攘之際，割據一方，建立創立吳越國，為當時十國之一，北起蘇州、浙江全境、南至福州，史稱「一劍霜寒十四州」。吳越國定都杭州。他推行了「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使老百姓安居樂業，發展生產，吳越國成了富甲天下的經濟強國，同時也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太平興國三年(978)，其孫弘俶舉旗歸宋，納土國除，共統治兩浙八十餘年。
錢王陵坐落在浙江臨安市錦城太廟山，海拔92m，距杭州市38公里。墓背靠太廟山，左右列距青龍白虎兩砂，與功臣山遙遙相對，陵區內築有牌坊、錢王祠、州祠、凌煙安國樓等景點。到處是蒼翠的松柏、凄迷的芳草，登上安國樓，青山綠水秀麗美景盡收眼底。
（9）精忠報國瀝肝膽—岳王廟
岳王廟位於西湖西北角，北山路西段北側，始建於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明景泰年間改稱「忠烈廟」，經歷了元、明、清、民國時興時廢， 代代相傳一直何存到現在。殿內塑有岳飛彩像，其上有岳飛草書：「還我河山」巨匾。大殿右首是岳飛墓，系塊石圍砌， 墓碑刻有「宋岳鄂王墓」字樣。旁有其子岳雲墓。墓道兩側有明代刻存的文武俑、石馬、石虎和石羊； 墓道階下有秦檜、王氏、萬俟咼、張俊四跪像。 墓道前方照壁上，有明人洪珠所書「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古柏森森，庄嚴肅穆。一九六一年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岳飛是南宋初抗擊金兵的主要將領， 但被秦檜、張俊等人以「莫須有」罪名誣陷為反叛朝廷，陷害至死。岳飛遇害前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 岳飛遇害後，獄卒隗順冒著生命危險，背負岳飛遺體，越過城牆，草草地葬於九曲叢祠旁。2l年後宋孝宗下令給岳飛昭雪， 並以五百貫高價懸賞求索岳飛遺體，用隆重的儀式遷葬於棲霞嶺下，就是現在岳墳的所在地。嘉泰四年（1204年） 即岳飛死後63年朝廷追封為鄂王。
（10）西湖石窟 摩崖石刻
杭城三面環山，山石崢嶸，古木參天，藤蔓遍布，風景清幽，山間溪水滋潤茂林修竹，更顯神秘，有著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隨著唐代佛教盛行，在西湖四周起伏的群山之中，給後人留下眾多的反映出當時古人高超精湛技藝的摩崖石刻藝術。杭城古時曾有吳越國和南宋二朝建都，因此除極少的唐代石刻遺跡外，大都是五代、宋、元時期的摩崖石刻遺存，而這些也大都集中在西湖的四周，因此也稱「西湖石窟」。
目前杭城有名的造像約有19處，其中較為集中的有靈隱禪寺前的飛來峰造像，規模最大的約有400餘尊（其中一部分已風化剝落）、慈雲嶺造像、石屋洞造像、煙霞洞造像、仁王講寺造像、寶成寺造像、聖果寺造像、天龍寺造像、通玄觀造像等，另外鳳凰山、寶石山、紫陽山、南高峰等均有分布。在這些石刻造像中，主要有刻於崖壁上暴露在外和刻於洞窟之內兩種，同時又有造像和文字兩種形式
『柒』 在反山良渚文化墓地有哪些發現
在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的90％以上，玉器多達3200件以上。玉器的品種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物、杖端飾、冠狀飾、錐狀飾、三叉形器、半圓形冠飾、鑲嵌端飾、圓牌形飾等。出土時玉器放置的位置基本上相同，頭骨上方為玉冠飾，胸腹部放置玉琮，一側放玉鉞，玉璧多置於腿腳部。這是一個專為一些人堆築起來的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的熟土堆。其中有墓葬11座，排列整齊有序，墓穴均比較寬大。隨葬品少則數10件，多者數百件。從墓葬的規模和豐富的隨葬品來看，它並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的公共墓地，墓主應當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正如發掘報告說的：「墓地的主人是一批部族的顯貴，他們已經成為凌駕於部族一般成員之上的特殊階層，或為巫覡，或為軍事酋長。」當然還可能有一些在部族中很有威望的長老階層，還有一些對本部落具有特殊貢獻備受尊榮的人。
『捌』 良渚遺址玉器有什麼文化價值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歷史，目前已發現的良渚遺址群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各類遺址有30餘處。主要位於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群中等級、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質的墓地。
反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1986年歷時3個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並不起眼的小土台，佔地約3000多平方米，高約5米。發掘證實，它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營建的土台，兼有祭壇和墓地雙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江、浙、滬考古學家發掘、調查得知，這類稱之為「山」或「墩」的地點，已有100多處，皆由人工營建，埋葬著大大小小、等級不同的貴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發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發現了一處祭壇遺跡和9座良渚文化的貴族大墓，這是一座高度超過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體。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3米多長、1米多寬，大多深1.3米，這在良渚文化時期是很少見的。這些墓葬內隨葬了豐厚的器物，多則數百件，最少的也有數十件，總數達到1200多件（組），其中以玉器為主，超過1100件（組），以單件計達到3500餘件。
眾所周知，中國並非產玉大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國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數量大約已超過萬件，而反山一處幾乎佔了1/3。而且種類豐富，有琮、壁、鉞、柱形器、環、鐲、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器、璜、串飾、墜、帶鈞、長短不一的管、形態不同的珠、鳥、龜、蟬及大量鑲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種類，其中很多是新發現的，極大地豐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種。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藝和形式也屬一流水平。除了光素無紋的玉器外，共有100餘件玉器雕琢了對稱和諧、規整精緻的紋樣。紋樣主要以神人面紋和獸面紋相結合的為主，這是良渚文化獨特的標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對神的尊敬和崇拜，也體現了良渚文化強烈的凝聚力，另外還有少量新發現的龍首紋。
神人面紋和獸面紋既能組合，又能分解後單獨出現，有的雕琢繁褥復雜，有的則十分簡化。反山玉器上發現了完整的神人和獸面復合的圖像。這是在玉器器表僅有3×4厘米的面積上，用淺浮雕和陰刻線兩種技法結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圖像的上部是頭戴寬大羽冠的神人面紋，臉面作倒梯形，圓眼重圈，兩側有小三角的眼角，寬鼻以弧線勾出鼻翼，闊嘴內用長線、短線刻出16顆牙齒。神人的雙手呈抬臂彎肘，扶在所騎跨的獸頭之上的狀態，五指呈伸展狀，細膩之處清晰可見關節。神人之下為騎跨之獸，獸面以橢圓形的凸面為眼瞼，中以重圈為眼，眼瞼以橋形凸面相連，寬鼻上勾畫出鼻樑和鼻翼，闊嘴刻出嘴唇、尖銳的牙齒和兩對獠牙，獸的前肢作蹲伏狀，有尖利的爪子，這種獸的外貌特徵與虎相似，是一種食肉動物。神人和獸面復合，表達了良渚先民「通天絕地」的神巫觀念，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的深層內涵。如此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堪稱微雕一般的工藝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現，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術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發了學術界、古玉愛好者、收藏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學術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熱潮。八十年代以來，「北有紅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灘、三門峽虢國墓地、曲村晉侯墓地、成都金沙遺地等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春秋，中國古代玉器的頻頻出現，使得玉器文化更燦爛輝煌，極大推動了研究的進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數玉琮。這種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創造，器形為外方內圓，中間是上下貫通的圓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飾神人獸面紋。對於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說是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但研究者在論述時，都把玉琮與神、巫聯系起來進行闡說，而玉琮的主人，則應是掌握神權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點，也不過十餘處，凡是隨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隨葬品一定比較豐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達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間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獸面紋的一件，被稱之為「琮王」，成為國寶級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獸面紋的器種，以厚重、圓大、光素為特點。在良渚文化隨葬品中較多見，反山23號墓出土玉璧多達54件。研究者多認為玉璧是財富的象徵物。
玉鉞是與石鉞形態基本一樣的器物，石鉞是良渚文化常見的石器，作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製成鉞，就不具實用性，但意義就不同尋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鉞的數量最少，而隨葬品中只要出現玉鉞，尤其是那種鉞的上端帶王冠飾、把手也用玉製作的豪華型玉鉞，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別高。不具實用性的玉鉞，象徵著軍事指揮權。
反山墓地的主人們擁有代表神權的玉琮、象徵軍事指揮權的玉鉞、體現大量財富的玉璧，以及裝飾在冠帽上、佩帶在身體上的各種特殊玉飾件，充分顯示了他們是凌駕在廣大平民之上的貴族階層。
『玖』 在餘杭的反山遺址中有哪些發現
在餘杭的反山遺址中，還發掘有三叉形玉冠飾、牛首形神人獸面紋玉牌飾、玉鳥、玉魚、玉龜、獸首玉鐲、玉項鏈等，這些都不是一般人的飾物和佩物，是與氏族社會後期的社會分化聯系在一起的。
『拾』 福林山的反山有哪些發現
福林山的反山，位於杭州市餘杭縣杭寧公路北側，是一座高約5米，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的人工堆築的熟土堆，即墳山。在墓地，共挖掘出良渚文化墓葬11座，墓葬排列整齊有序，墓穴均比較寬大，有不少隨葬品，少則數十件，多則數百件，整個墓葬地出土隨葬品1200餘件，其中還發現了重達6.5千克的玉琮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