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城商代遺址

1. 1973年在江西省樟樹市發現的什麼遺址打破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

1973年在江西省樟樹市發現的吳城遺址，打破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吳城遺址位於內江西省容樟樹市山前鄉吳城村，蕭江上游丘陵坡地，是江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人類居住的商代遺址，是1973年秋興建吳城水庫時發現的。

自1973年9月吳城遺址被發現以來，在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專家實地指導下，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先後與省、市文物主管部門一起，進行了九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整理。揭露面積6000餘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窯12座、灰坑和窯穴92個、墓葬20座、水井2口、鑄銅遺跡一處。

(1)吳城商代遺址擴展閱讀：

吳城遺址中陶文、原始瓷、鑄銅遺跡、龍窯的發現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發現，標志著吳城地區早在3500多年前已進入了人類的文明時代，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

大量的陶文和符號等實物資料，論證了殷商時期贛鄱地區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區域；鑄銅遺跡、工具和精美的青銅器的出土，說明早在三千多年前這里就和中原一樣，能熟練地掌握鑄造技術，生產高質量的青銅器，解決了南方地區殷商時期能否鑄造青銅器的重大學術問題。

2. 吳城遺址的文化研究

【吳文化發祥贛中】
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祥地在何處歷來受到史學界、文化界的關注，更為海內外吳氏宗親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吳梅、柳亞子、田漢等人就開始研究吳文化；1937年，蔡元培、吳梅、顧頡剛等人發起成立了「吳越史地研究會」，開始出版《吳越文化論叢》，掀起了吳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吳澤的倡導下，在蘇州成立了中國吳文化研究會，重提吳文化研究與構建。
樟樹市境內的吳城遺址，是江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人類居住的商代遺址，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發掘，發現了龍窟、水井、墓葬、鑄銅、「逥廊式」路面、宗教場所等重要遺跡，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號200個、紋樣40餘種，尤其是商代龍窯的發現，屬我國早期龍窯的首次發現，把我國的龍窯歷史推前了近千年，成為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引起了史學界、文化界的極大興趣，圍繞吳城文化專題的論文先後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了上百篇。
不僅如此，樟樹市境內的築衛城遺址和新干縣境內商代大墓也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重視。
三十年代，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顧頡剛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間江西臨江府出土的11件吳國第十五民王宮重器「者減鍾」時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吳地城遠在江西」，「臨江府治今為清江縣（現樟樹市），在贛江西岸，又江西新建縣北一百八十里有吳城鎮，當贛江入湖之口，疑當時吳都即在此，其傍鄱陽湖猶之遷蘇後傍太湖也。」
1991年，中國吳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盧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會科學報》上，正式提出了吳文化發祥地在江西的觀點；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館袁進同志在《南方文物》上發表了「吳城文化族屬句吳說」，其主要觀點是吳城文化是先吳文化，早於太湖流域的吳文化。吳文化發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吳頭楚尾」之稱的江西已成為有關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點」。
經江西省社科院牽線，盧水石和張富餘兩位吳文化研究專家親臨樟樹實地考察了吳城商代遺址和築衛城遺址，參觀了樟樹境內出土的各種文物。在隨後舉行的「吳文化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省社科院副院長陳文華研究員和盧水石先生在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後認為，至今在安徽，江蘇所發現的有銘文和吳國青銅器都是十九世紀吳王壽夢以後的，太湖東部地區迄今未發現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吳國遺物。江西出土的「者減鍾」仍是最早的吳國銅器，同時在贛鄱流域先後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銅禮器，特別是樟樹市「吳文化」遺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吳城文化」是一種溶合晉陝地區先周文化與漢水流域荊蠻文化及贛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體系的青銅文化，其族屬應為句吳，吳城文化的實質就是吳國的早期文化。贛江中游的樟樹、新干一帶，是吳國（古句吳）始建地，也是吳文化的發祥地。
在這次研討會上，與會者一致贊同這一觀點，認為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學研究上是個重大突破，而且必將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
作為一項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動，還遠遠沒有劃上句號，而作為一個縣級市——樟樹市積極參與這一文化研究活動，在學術界樹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隨著經濟發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將對樟樹經濟文化發展戰略和海內外吳氏宗親的聯誼活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吳城文化與中國遠古紅銅文明】
長期以來，在中原地區出土的早期銅器中，只有青銅器而沒有紅銅器，導致不少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只有青銅時代而沒有紅銅時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國，在青銅時代之前都經歷了紅銅時代。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有沒有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是關系中國青銅文明從何而來的一個重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樟樹吳城遺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繼發現，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同樣存在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對吳城遺址和我省其他地區出土的部分先秦銅器進行成分測試，標本年代從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外，其餘標本含銅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達99%以上，未見或很少有錫和其他金屬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銅器，其成色雖也有一些是碧綠透亮的所謂「黑漆古」或「綠漆古」。但多數器壁粗糙、較薄，器表銹蝕嚴重，多有一層銅綠，內心多呈紫紅色。這固然與我省的酸性土壤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銅器本身，其成分是紅銅即純銅製作。
中國紅銅文明始於何時，還有待於考古發掘新的發現。但通過對部分銅器標本的測試表明，吳城或鄱陽湖——贛江流域的古代先民，從商晚到西周中期，還保留了用紅銅鑄器的原始工藝。在古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每一項技術的產生、發展到消亡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紅銅文明的肇始當然遠比商周時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時期，由於中原青銅技術影響，先民已開始青銅器的鑄造。與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伴出的1號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與2號鼎風格相近。兩鼎比較，1號鼎器壁較厚，2號鼎相對較薄；前者表層銹蝕不很嚴重，呈淡綠色。後者表層銹蝕相當嚴重，呈深綠色；前者硬度較高，後者硬度較低。雖然1號鼎的成分未曾測試，但從外觀理化性能來看，它的含錫量顯然要比2號鼎高。表明吳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銅中加入錫等元素用以改進銅的性能的技術。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曾揣想，銅的冶鑄技術從南方的江淮流域輸入黃河流域「是比較有更大的可能，因為古來相傳江南是金錫的名產地」。雖然考古材料還不足以完全證實郭老的這種揣想，便通過吳城等遺址的發現，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銅的主要產地，有大量的古代銅礦開采和冶煉遺跡，具有煉銅的物質條件；在商周時期還大量採用渾鑄法（即將多塊范、芯緊密扣合，然後一次澆鑄成型）和石范鑄銅這種原始而古老的工藝；在商周時期還繼續著紅銅器物製作。我們可以設想，我國的紅銅冶金術可能起源於江西乃至南方，傳入中原後，又加以改進產生了青銅冶金這一新技術，而中原的青銅冶金技術又對南方各地產生了強烈影響，共同鑄造了我國燦爛的青銅文明。
【江西吳城遺址驚現大量商代人頭骨?】
繼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關單位對吳城商代遺趾西面城牆進行解剖時發現4具商代人頭骨後，江西省考古專家在對該段城牆進一步挖掘時，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發現了密集的商代人頭骨——不到10平方米內發掘了近20具頭蓋骨和部分肢骨，專家據此推測城壕兩側還有大量頭蓋骨。
此次發現的近20具頭蓋骨上依稀可見清晰的紋路。據江西省考古專家介紹，在考古中被發掘出的頭蓋骨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戰俘被割首；一種是祭祀中獵頭儀式的產物。就發掘的情況來看，這些頭蓋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戰俘被割首所至，每具頭蓋骨的死亡年齡、身份等還有待進一步的測量和考證，此次頭蓋骨的發現反映了當時戰爭的規模、方式和慘烈程度，對於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戰爭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已發掘的頭蓋骨已被妥善保管。
吳城遺址位處樟樹山前吳城鄉吳城村，屬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於1973年修水庫時被發現，是江南地區首次被發現的商代遺址，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大考古發現」。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關單位對其先後進行了9次考古發掘，曾發掘出青銅器、陶瓷、窯爐、祭祀廣場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現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國有考古專家認為中國原始瓷就源於吳城。江西省考古專家在吳城遺址設立了專門的考古工作站，他們認為吳城遺址是探尋贛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態的權威之地。
【吳城遺址發現「中國分襠鬲王」】
鬲,古代一種炊具，似鼎、圓中、足中空而曲。在吳城商代遺址10次發掘中，已出土幾百件、大小不一、形態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樟樹市博物館在該遺址進行第10次發掘時，在遺址高地嶺區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經過一年多的晾乾和修補，已復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徑40.2厘米，腹徑38.7厘米，為灰色夾細砂陶質，敞口，弧腹，三袋足，通體飾粗繩紋，頸部附加一道寬頻繩索堆紋，腹至腿部亦附加繩索堆紋。伴著出土的還有吳城二號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號鬲比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岡文化上層一高43.2厘米，口徑32.7厘米，腹徑35厘米，陶質陶色紋飾均與一號鬲相同。其時代為吳城商代遺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兩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大的一件，專家們稱之為「中國分襠鬲王」。吳城一號鬲的修復問世，是繼吳城遺址獲20世紀中國百年考古發現殊榮後的又一重大發現，對研究吳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江西新干商墓都發掘出了什麼呢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眾多青銅器、玉器和陶器，當然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它的青銅器。

（一）新干大洋洲商墓

新干商代大墓所在沙丘，實為干江水古河道，現西瀕贛江僅1公里，其東五公里處為牛頭城商代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里處為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經發掘，該墓為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槨，槨室東西長8.22米，兩端有 2層台。共出土文物1500餘件共出土商代青銅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356件，骨器5件。其中國寶級文物5件，國家一級文物23件。

那麼，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什麼性質呢？如果把吳城跨越、牛頭城遺址和大洋洲遺址三個考古發現放在一塊，有力地證明了遠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就在今天江西這塊地方，確實存在一個以老虎為圖騰，有著相當規模的原始國家，這國家不僅掌握了發達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專家們推測，它極有可能就是甲骨文裡面提到的"虎方國"！

4. 吳城文化第二期的時期與中原地區哪個著名遺址的早期相當

吳城遺址位於江西樟樹市的吳城遺址發現於1973年，同年開始發掘。這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最早發現的商代遺址，其發現、發掘標志著江西早期文明研究進入了嶄新的階段，揭開了南方地區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吳城遺址是中國南方一處規模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遺址，總面積約4平方公里。遺址內發現有陶窯區、冶煉區、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廣場等遺跡。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銅器、石器等遺物數千件。其中燒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發現，證明了這一地區即是青瓷器的發源地之一。許多陶瓷器物上還帶有刻劃的文字元號。
吳城遺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濃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銅文化的深刻影響，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教授將其命名為「吳城文化」，奠定了吳城文化研究的基礎。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樹市城區西南44公里的山前鄉吳城村，有一個著名的方國（都邑），這就是吳城商代遺址。 有專家認為，傳說中的太伯奔吳，這里曾是

出土文物
路經之地，太伯先奔荊蠻，從這里下贛江，再到吳越。
據吳城黃村族譜記載，吳城早年曾有吳王廟，後被廢。 自1973年9月吳城遺址被發現以來，在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專家實地指導下，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先後與省、市文物主管部門一起，進行了九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整理。揭露面積6000餘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窯12座、灰坑和窯穴92個、墓葬20座、水井2口、鑄銅遺跡一處、道路1條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場所，出土了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1100餘件。 遺址中陶文、原始瓷、鑄銅遺跡、龍窯的發現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發現，標志著吳城地區早在3500多年前已進入了人類的文明時代，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
大量的陶文和符號等實物資料，論證了殷商時期贛鄱地區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區域；鑄銅遺跡、工具和精美的青銅器的出土，說明早在三千多年前這里就和中原一樣，能熟練地掌握鑄造技術，生產高質量的青銅器，解決了南方地區殷商時期能否鑄造青銅器的重大學術問題。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別是四十多種印紋陶紋樣，是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和年代學的"標尺"，結束了江南考古長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亂。

吳城遺址是長江以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商代人類居住遺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內唯一的一處內涵具有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遺址，現已命名為吳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國內外考古界、史學界研究的熱門，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研究價值。

商代青銅斝 商代青銅鼎 西周甬鍾
乳白釉豎耳鬲式爐 商代青銅矛
伯樂相馬筆筒 斗 金發釵
玉蛙 西周甬鍾 蓮花瓣紋執手壺
原始瓷豆
陶器器底刻劃文字
石質刀范

陶人面
青銅斝
馬鞍形陶刀

5. 1973年江西發現的什麼遺址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最早發現的商代遺址

吳城遺址位於江西樟樹市的吳城遺址發現於1973年，同年開始發掘。這是中國長江以回南地區最早發現的商代遺答址，其發現、發掘標志著江西早期文明研究進入了嶄新的階段,揭開了南方地區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吳城遺址內發現有陶窯區、冶煉區、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廣場等遺跡。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銅器、石器等遺物數千件。其中燒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發現，證明了這一地區即是青瓷器的發源地之一。

(5)吳城商代遺址擴展閱讀

遺址經過六次科學發掘，共揭露面積2000餘平方米，文化堆積厚2至3米不等，劃為七層，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窯址12座，灰坑55個，墓葬16座。出土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900餘件，特別是陶文、原始瓷、鑄銅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發現。

意義：吳城商代遺址已成為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江西省博物館已在吳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個農村考古站。吳城遺址的發現，對於認識長江流域土著青銅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6. 吳城遺址的發掘歷史

吳城抄遺址是1973年秋興建吳城水庫時發現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紀～公元前11世紀。
簡 介：吳城遺址是中國南方一處規模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遺址，總面積約4平方公里。遺址內發現有陶窯區、冶煉區、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廣場等遺跡。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銅器、石器等遺物數千件。其中燒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發現，證明了這一地區即是青瓷器的發源地之一。許多陶瓷器物上還帶有刻劃的文字元號。
遺址經過六次科學發掘，共揭露面積2000餘平方米，文化堆積厚2至3米不等，劃為七層，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窯址12座，灰坑55個，墓葬16座。出土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銅器、 玉器、牙雕等900餘件，特別是陶文、原始瓷、鑄銅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發現。意 義：吳城商代遺址已成為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江西省博物館已在吳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個農村考古站。吳城遺址的發現，對於認識長江流域土著青銅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7. 吳城商代遺址要門票嗎

景點級別：無
門票價格：無
開放時間：10:00-17:00
地址：吳城鄉吳城村

8. 江西吳城商代遺址等均發現了當時的什麼遺跡

當時出土的時候發現了一些咱們的這個陶瓷罐氣

9. 商代青銅器是怎樣被發掘的

贛江流域地區的文史記載，歸納起來只有四個字「荒蠻服地」。然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這塊被歷史「忽略」的荒蠻之地的時候，1989年這塊大地卻給人們帶來了驚喜。1989年，在這里發現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靜卧在千里贛江中游東側的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藝術寶庫。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餘件隨葬品，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瑰寶，都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它使人們驚訝地看到：一度被視為「荒蠻服地」的贛江——鄱陽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著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珍藏於墓室中的每一件隨葬品，都是這支燦爛文明的最好見證。

新干大墓是新干縣大洋洲鄉農民在該鄉程家村澇背沙丘取土時發現的，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科學發掘。

新干縣（舊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的一個古縣，始建於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縣之一。澇背沙丘位於新干縣城北20公里，方圓僅數平方公里，西瀕贛江僅1公里。其東南4公里處是牛城商周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里處為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略顯悶熱的日子。沙洲上千餘名鄉民在余焰猶熾的秋陽下揮汗掘沙。一個青年使勁一鍬下去，「當」的一聲，鍬被一塊硬物阻止，連手臂也感到了震動。呼啦上來幾個人，合力扒開沙層，一件古色斑駁的青銅鼎出現在眼前。人們驚呆了，繼而又發瘋似的挖掘起來，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銅器遍體鱗傷地被人們挖了上來。

消息很快傳到了縣城，分管的副縣長率領文化、公安兩局局長和10餘名幹部迅速抵達現場。

在夜幕降臨的沙洲上，面對喧鬧擾攘的人群，他們作出了保護文物的決定。

翌日，獲悉此事後，國家文物局作了三條指示：1.組織力量，確保文物安全；2.同意搶救性發掘，但范圍不能太大，首先要確定好方位；3.一定要進行科學發掘。不久，重組發掘隊伍，開始正式發掘。至11月16日，全部遺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發掘工作全部結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運抵江西省博物館，開始了保護、修復和室內整理、研究工作。

這是一次重大發現。在面積不到40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各種質地的器物千餘件。除器作較小的玉片之類外，有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顆），修復完整的陶器139件。後經評定，其中有國寶5件。另有一級品20件，一級乙等20件，一級資料2件，2級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銅器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造型、鑄工皆為全國罕見。最為引人注目，禮器，歷來被視為青銅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壺、鹵、瓚、匕等10多種50餘件。它們大都以形體高大、造型美觀，令人贊嘆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兩個高聳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嚴。四足的立鹿大鼎，高達100多厘米，兩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顧，給人以溫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圓腹鼎等也為青銅器中的巨制。而形態大方或小巧玲瓏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瓚和假腹豆等，則以鑄工精細、紋飾綺麗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顯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張，露出三角利齒，展體，屈足，後有上卷尾；足為透雕狀的變體虎形，目圓凸，口大張，三角齒外露，展體，屈足，上卷尾，末端收為尖勾狀，背有勾戟狀凸脊。這種鼎具有濃郁的地方特點，充分反映了虎在吳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對於扁足鼎，那件被則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江南的傳播和影響。此瓚以觚形器為體，安上形如玉圭的銅柄而成。形制古樸，紋飾典雅，為商代青銅器中罕見的佳品。攢，《經籍纂詁》訓為「勺也」，是以玉圭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禮制活動中所使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禮器，其名不僅見於商代銘文，且累見於經典文獻。但是，現存商周青銅器中，瓚卻十分少見。據載，目前僅巴黎基美博物館藏有一件中國商代的玉柄銅瓚。這次，它在贛江——鄱陽湖流域地區出土，充分證明中原文化對江南地區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還說明當地的文化的演進階段已處於文明時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這批青銅禮器中，還不乏全國商代遺存中首次發現的孤品或形制異特者，如帶門夾腹方鼎和腹部鏤空的提梁方鹵即是。此二器，被稱為是中國最早的火鍋和溫酒器，評為一級品。

青銅樂器有鐃3件、鎛1件。3件鐃均為形體高大、厚重的「大鐃」，鎛為鳥飾鎛據過去的文獻記載，鎛由鍾發展而來，而鍾的出現是進入西周以後的事。現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裝飾都十分成熟的作品，為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三件鐃的出土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鑒於樂器對樂音有著特定的要求，其澆鑄技術較之一般青銅器要求更高，故樂器的出現可作為衡量青銅鑄造業發展水平的標志。青銅樂器與青銅禮器一樣，也代表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財富皆遠之高於普通民眾。

兵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屬全國罕見，計有鉞、戈、刀、矛、鏃、戟、胄等10餘種，250餘件。其中一件長近70厘米的蟬紋大刀，刃部鋒銳，寒光閃閃，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作成虎首形，圓目銳齒形象逼真，充分展現了百獸之王盛氣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氣勢。直內戈的內部，有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綠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將藝術與實用價值融為一體。被專家們譽為「中華鉞王」的兩件青銅大鉞，均為高、寬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鉞體中部鏤空，露出兩排三角形銳齒，顯得威風凜凜。商代墓葬中隨葬青銅大鉞，以前僅見於中原少數幾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員或方伯一類上層貴族。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個身份顯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銅工具共有140餘件，以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為主。器物樣式各異，種類頗多，完全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加工工藝需要。其中犁鏵的出土，意義尤為重大。先秦時期的青銅犁鏵，過去僅見四件傳世品，且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經科學發掘的早期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處，彌足珍貴。它的出土，給商代已有使用青銅犁鏵的犁耕下了定論。青銅農具的大量出土說明鄱、贛地區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銅農具的部族之一；青銅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們能窺見這里當年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並向人們展示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青銅器中，還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藝術品：伏鳥雙尾虎、雙面人頭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長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聳耳，粗項直腰，後垂雙尾，作屈足欲奔之勢；背部伏一小鳥，尖喙直頸，斂翅短尾，頗富生氣。虎與鳥和平共處，現實生活中難於見到，當為圖騰遺風。雙面人頭像，兩面五官具備，與人臉無異，頭飾雙角卻又類羊；下有方銎可裝柄，上有圓管可插飾物；其貌詭怪、猙獰、恐怖。它們的出上，初步可見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

玉器的數量、工藝、價值，在隨葬品中僅次於青銅器。計有完整器25種、100餘件，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6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上古玉器的全部類別，足以說明當時此地的文明程度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色澤以偏綠為主，灰色、米黃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質料，經初步鑒定，有和田玉、藍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獨山玉、青田玉，還有水晶和綠松石。其產地既有近鄰的湖北、浙江，亦有較遠的陝西、河南，甚至有遙遠的遼寧、新疆。這批玉器，還表現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對穿鑽孔、器表拋光等多種琢玉技術，都非常嫻熟地應用於製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頸部環飾圈點紋為裝飾特點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壺、豆、器蓋等近20種，而以鬲為最多。一些陶器上還刻畫文字、符號，證明當時的文明已具有較高的水平。較之銅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由於它不易搬遷，又不變質，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文化的性質。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與中原出土者有著作風上的相似之處，但沒有一件與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與江西本地吳城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為中原商代晚期，這與碳14測定的數據也非常吻合。

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的造型與紋飾，皆出與中原殷商文化遺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說明當年贛江——鄱陽湖地區的青銅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品類和組合，都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創造的這支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與中原商文化關系密切、交流頻繁，但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可以斷定，當中原地區由商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時，江南的先民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從墓葬規模、出土文物來看，這位墓主人也許就是這個王國的最高首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