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茶峒游記

A. <<邊城>>人物性格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於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一）
翠翠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向洞庭湖地區遷徙，並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裡。深山是他們最後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里他們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於瀘溪絨線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沈夫人。《邊城》里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綠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里，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在苗／漢文化關繫上的歷史沖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
「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爺爺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徵。「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裡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麼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與苗族盤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也與二老儺送有關。《邊城》第十節，二老劃龍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麼瘋，你又不劃船，誰要你落水呢？」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隻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白塔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徵，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沈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這只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掛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線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凶，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時間觀翠翠「輕輕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願請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雲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里，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舍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著渡船，日復一日地，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白塔守護著渡頭，守護著翠翠一家，守護著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里為山鳥歌聲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看到團總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心中有些韻羨、發痴。「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麼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翠翠通過與其他女孩的區別來認識自己，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徑。 船總順順家向翠翠提親，翠翠想到許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罵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鐵工廠熔鐵爐里泄出的鐵漿……」「老虎咬人的故事」與團總王小姐有關。王小姐以碾房陪嫁與二老攀親的事重重地壓在翠翠心上，「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翠翠對「碾房陪嫁」這件事的虛幻的超越。
「四句頭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豬草的小孩子隨口亂唱的」——翠翠其實仍未脫離童雛狀態。
「方坑」與性有關（凹形物），也與死亡有關（爺爺的墳是「方阱」）。從某種意義上說，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爺爺（苗族古老歷史）的死亡。「鐵漿」是少女發育成熟，性的覺醒——翠翠處於少女和少婦的邊緣。
翠翠的年齡——十五六歲的少女——很關鍵。湘西苗族文化的這種「本質」（少女），是沈從文用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或者說，在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內好的話來說：對非西方民族而言，「現代性」首先意味著一種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的狀態。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關系是黑格爾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聽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誇過翠翠長得好看）和說者（說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漢族、西方）的喚醒和肯定，才能從少女長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體性」。翠翠愛情的美滿，既是翠翠個人的成人儀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在這里，翠翠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與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通過個人的經歷展現民族的自我改造，這是成長小說（德語bilngsroman）的模式，當然，在《邊城》的結尾，翠翠的成長並沒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時愛上翠翠，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為爭奪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沖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們對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說法」，應該按照「國家話語密碼」來解讀。

（三）

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沈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沈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里，被長子四叔從城裡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系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沈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系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里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只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裡，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里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里，與沈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大哥沈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沈萬林、好友陸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家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家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里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范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克」。
大老托保山說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伙（按，指爺爺）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蘊含著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里說：「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沈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沖擊下「幾幾乎消失無余」的現狀；沈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沈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沈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里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一個傳奇的本事》里說：「……由於這么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託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里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沈的堂兄沈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趙開明等）。悲劇是宿命的。
沈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沈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沈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沈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里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B. 關於邊城

夢斷邊城 ——《邊城》分析

作者：雲-在-青-天 轉貼自：天涯虛擬社區

美國著名文化評論家Fredric Jameson 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象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內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於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用人物象徵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視《邊城》的深層文化隱喻，可以發現沈從文先生對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維圖騰和他對苗/漢、中/西文化沖突的思考與隱憂。

(一)

翠翠 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

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向洞庭湖地區遷徙，並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裡。深山是他們最後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里他們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於瀘溪絨線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沈夫人。《邊城》里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綠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里，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在苗-漢文化關繫上的歷史沖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

「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

爺爺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徵。「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裡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麼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與苗族盤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也與二老儺送有關。《邊城》第十節，二老劃龍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麼瘋，你又不翻船，誰要你落水呢？」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隻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

白塔 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徵，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沈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 這只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掛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線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凶，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

時間觀翠翠「輕輕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願迎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雲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 ——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里，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舍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著渡船，日復一日地，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白塔守護著渡頭，守護著翠翠一家，守護著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里為山鳥歌聲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看到團總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心中有些韻羨、發痴。「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麼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翠翠通過與其他女孩的區別來認識自己，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徑。

船總順順家向翠翠提親，翠翠想到許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罵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鐵工廠熔鐵爐里泄出的鐵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與團總王小姐有關。王小姐以碾房陪嫁與二老攀親的事重重地壓在翠翠心上，「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翠翠對「碾房陪嫁」這件事的虛幻的超越。

「四句頭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豬草的小孩子隨口亂唱的」 ——翠翠其實仍未脫離童雛狀態。

「方坑」與性有關（凹形物），也與死亡有關（爺爺的墳是「方阱」 )。從某種意義上說，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爺爺（苗族古老歷史）的死亡。

「鐵汁」是少女發育成熟，性的覺醒——翠翠處於少女和少婦的邊緣。

翠翠的年齡——十五六歲的少女——很關鍵。湘西苗族文化的這種「本質」（少女），是沈從文用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或者說，在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內好的話來說：對非西方民族而言，「現代性」首先意味著一種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的狀態。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關系是黑格爾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聽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誇過翠翠長得好看）和說者（說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漢族、西方）的喚醒和肯定，才能從少女長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體性」。翠翠愛情的美滿，既是翠翠個人的成人儀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在這里,翠翠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與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通過個人的經歷展現民族的自我改造，這是成長小說（德語Bilngsroman）的模式。當然，在《邊城》的結尾，翠翠的成長並沒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時愛上翠翠，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為爭奪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沖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們對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說法」，應該按照「國家話語密碼」來解讀。

(三)

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沈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沈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里，被長子四叔從城裡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系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沈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系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里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只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裡，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里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里，與沈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大哥沈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沈萬林、好友陸弢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家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家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里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范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克」。

大老托保山說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伙（按，指爺爺）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蘊含著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里說：「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

沈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沖擊下「幾幾乎消失無余」的現狀；沈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沈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沈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里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 《一個傳奇的本事》里說：「……由於這么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託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里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沈的堂兄沈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趙開明等）。 悲劇是宿命的。

沈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沈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沈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沈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里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從文自己的隱喻。

沈從文在他的許多自傳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現。沈從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許多方面相似：「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得於媽媽的似較多」。「氣質近於那個白臉黑發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卻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為人聰明而又富於感情」。兩人都有詩人氣質，擅唱情歌（寫情書）。《邊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從文在常德時曾代替表兄黃玉書寫情書。

沈從文這樣分析自己與「大老們」的區別：「……由於一種偶然機會，少數游離於這個共同趨勢以外惡性循環以外（按，『共同趨勢』和『惡性循環』指陳渠珍等湘西軍人們的悲劇性命運）……我和這一位年紀青青的木刻藝術家（按，指黃永玉），恰可代表一個小地方的另一種情形：相同處是處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積習已完全游離，而出於地方性的熱情和幻念，卻正猶十分旺盛，因之結合成種種少安定性的發展」。

那麼，二老的命運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長大成人嗎？二老與翠翠相互愛悅，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團總家的小姐檔在二老與翠翠之間。在苗族文化—漢族文化—西方文化這一多重權力關系中，「碾房陪嫁」這個意象有多層文化含義，我們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這件事，對於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傳統而言，是一種異質。「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來，「一座嶄新碾房陪嫁，比十個長年還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這種異質的，與邊城傳統的重義輕利的淳樸民風截然相反的，唯實唯利的價值觀念悄然地進入了邊城，不可抗拒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這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 將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摧毀傳統生活方式的基礎，湘西古老的傳統世界行將崩潰。

正如馬克思說的：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翠翠心中亂亂的，……『爺爺今年七十歲，……三年六個月的歌——誰送那隻白鴨子呢？……得碾子的好運氣，碾子得誰更是好運氣？……』」
「翠翠覺得好象缺少了什麼。好象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於是，翠翠想像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縣過洞庭湖，讓爺爺滿城打鑼去叫我，點了燈籠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個極富文化含義的意象，是非常「現代」的。因為受到西方現代性的沖擊，「在家」的感覺（同質的狀態）被打破了，傳統的和諧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園成了廢墟。於是要出走——尋找精神家園。

那爺爺怎麼辦？「怎麼辦嗎？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殺了她！」

翠翠嚇怕了，叫道：「爺爺，爺爺，你把船拉回來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爺爺，需要傳統，她不能割斷歷史。

翠翠「坐在懸崖上，很覺得悲傷。」

「懸崖」這個意象，准確地揭示了翠翠瀕臨深淵、進退兩難的困境：夢醒了卻無路可走——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對西方現代性沖擊的共同命運。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麼，翠翠走後怎樣？——「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語）。沈從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婦為主角的小說，如《一個女人》、《蕭蕭》、《三三》、《巧秀與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們在「墮落」與「回來」之間絕望掙扎的心路歷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個封閉、循環的意象，它將水的線性流動轉換成石碾的周期循環，可以看作是漢族文化（沈從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徵。

王團總家以「碾房陪嫁」與船總順順家聯姻，很容易讓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興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齡）家非常復雜的姻親關系。據《從文自傳·女難》，1921年沈從文在沅州時，有四個鄉紳的女兒供他挑選，其中一個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齡七弟）的女兒。「四個女孩子生得皆很體面，比另外那一個（按，指沈苦戀的馬姑娘）強得多，全是平時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麼把歲月送走，我想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學會了吸鴉片煙。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麼一個公式里發展的」。「一份離奇的命運，行將把我從這種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後各種變故里，因此我當時同我那親戚說：『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闆的女婿。我有計劃，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計劃作去』」。

「碾房陪嫁」預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個公式里發展」的「庸俗生活」，這與沈從文來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熱情與幻念和少安定性發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准，尤其是什麼思想家為扭曲蠹蝕人性而定下的鄉願蠢事」。 二老對「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從文對漢族文化霸權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房，還是應當得一隻渡船，我命里或只許我撐個渡船！」

在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徵，「碾房」是「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徵。

選擇渡船意味著捍衛苗族文化的傳統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記憶著哥哥的死亡」。 或許，在二老看來，翠翠就象那個象徵著愛情的虎耳草一樣，「美麗的常常是有毒的」？

選擇碾房意味著認同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棄自身的特殊性。這樣，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將永遠被歷史遺棄，沈從文本人也將失去他安身立命之處。

二老沈從文陷入了兩難的困境：「我是留在這里享受荒唐的熱情，聽這神之子支配一生，還是把她帶走，帶到那個被財富、權勢，和都市的禮貌、道德、成衣人、理發匠，所扭曲的人間去，虐待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與靈魂？」

在二老看來，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須繼承爺爺傳下來的古老的渡船，換句話說，愛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結果就是繼承渡船。離開了白塔、渡船，翠翠將不成其為翠翠；與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異質的都市文明將吞噬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和靈魂」。

沈從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權力和文化邏輯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是通過「尋找他性」來獲得自我認識的。西方總是通過將非西方文化描述為特殊性的東西，從而確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尋找他性」的方法隨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變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認識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本質）的認識，也只能用「尋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來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實際上是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所在來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沒有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承載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質）。在黑格爾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對立關系中，越是強調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強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問題加劇（exacerbate）。

沈從文對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束縛，和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儼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將不免如其他鄉人似異實同的命運，或早或遲必僵仆於另外一種戰場上，接受同一悲劇性結局」。

「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為沈從文強調苗族文化自身的價值和特殊性，反抗漢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立場。「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是指在急於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各種互相超越、互相攻訐的文化普遍主義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現存的權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對主義(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義或許註定不能成功，這就是沈從文「於另外一種戰場上」的「同一悲劇性結局」。

二老「被家中逼著接受那座碾房，意思還在渡船，因此賭氣下行」，出走了。 大老則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對手，自棄離開茶峒的。

《湘西·題記》里說：「湘西到今日，生產、建設、教育、文化在比較之下，事事都顯得落後，一般議論認為是『地瘠民貧』，這實在是一句錯誤的老話。老一輩可以借從解嘲，年輕人決不宜用之卸責，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更必須認識清楚：這是湘西人負氣與自棄的結果！負氣與自棄本來是兩件事，前者出於山民的強悍本性，後者出於缺少知識養成的習慣；兩種弱點合而為一，於是產生一種極頑固的拒他性。……負氣與自棄使湘西地方被稱為苗蠻匪區」。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別具有「負氣與自棄」的性格。在這里，「負氣」就是捍衛傳統，反抗漢族和西方的霸權；「自棄」是因為缺少知識(當然是「西方的知識」)。「負氣和自棄使湘西地方被人稱為苗蠻匪區」這句話，類似於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其實救亡與啟蒙是統一的，與西方的權力有關。由於西方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進入現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對非西方民族而言，啟蒙本身就是一種救亡活動，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啟蒙，它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這一點在沈從文身上體現出來。沈從文在他的所有關於湘西的作品裡，都採用了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話語，不論是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的浪漫的尋找，還是對湘西同鄉大老的冷峻的國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稱為苗蠻匪區」。

(五)

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沖走了，事關邊城風水的白塔坍倒了，滿懷憂懼的爺爺死了，苗族的古老歷史中斷了。

爺爺葬在傾圮的白塔後面。

年輕時曾為翠翠母親唱歌的楊馬兵接替了爺爺，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個爺爺喜歡，你也喜歡的人來接收這渡船！不能如我們的意，我老雖老，還能拿鐮刀同他們拚命」。

「我們」、「他們」兩個詞耐人尋味。邊城的人們用「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和對立來認識自己，並試圖維護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異質文化的沖擊。這是一種典型的「尋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於西方的權力，也成了非西方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們看到非西方對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邏輯(黑格爾的二元對立)，這種反抗只能意味著認同並加強了西方的權力和文化邏輯，而問題在於非用它不可！這就「宿命」的含義。

翠翠清楚自己的對手是誰嗎？邊城的人們了解這悲劇的含義嗎？

白塔重新修好了(這是沈從文的夢想——強烈要求復原曾經

C. 邊城 精彩情節介紹(沈從文)

http://www.teachcn.net/zxyw/html/2005/25992.htm
渡船悠悠 情愛涓涓——淺析《邊城》中的人性美
中篇小說《邊城》自問世以來，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註：贊者認為這是「一顆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園詩的傑作」；貶者說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有意無意地迴避尖銳的社會矛盾」；還有人認為文壇「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作出公正的評價：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羅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D. 邊城寫了個什麼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邊，住著一戶人家。獨門獨院里，只有爺爺老船夫和孫女翠翠兩個人，還有一隻頗通人性的黃狗。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裡有個船總叫順順，他是個灑脫大方，喜歡交朋結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兩個兒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樣豪放豁達，不拘俗套小節。老二的氣質則有些像他的母親，不愛說話，秀拔出群，叫儺送。小城裡的人提起他們三人的名字，沒有不豎大拇指的。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儺送的兄長天保也喜歡上了翠翠，並先儺送一步托媒人提了親。兄弟兩人都決定把話挑明了，於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訴了弟弟，說這愛是兩年前就已經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著把話聽下去，且告訴哥哥，他愛翠翠也是兩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著實吃了一驚……
然而此時，當地的團總以新磨坊為陪嫁，想把女兒許配給儺送。而儺送寧肯繼承一條破船也要與翠翠成婚。爺爺自然是曉得孫女的心事，卻讓她自己做主。兄弟倆沒有按照當地風俗以決斗論勝負，而是採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達感情，讓翠翠自己從中選擇。儺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過弟弟，心灰意冷，斷然駕船遠行做生意。碧溪邊只聽過一夜弟弟儺送的歌聲，後來卡尼vm.N M nmka NK nm，歌卻再沒有響起來。老船夫忍不住去問，本以為是大老唱的，大老講實情講出後便去做生意，幾天後他聽說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碼頭的船總順順也忘不了兒子死的原因，所以對老船夫變得冷淡。老船夫操心著孫女的心事，後終於耐不住去問，儺送卻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責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總順順也不願意翠翠再做儺送的媳婦，畢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悶地回到家，翠翠問他，他也沒說起什麼。夜裡下了大雨，夾雜著嚇人的雷聲。爺爺說，翠翠莫怕，翠翠說不怕。兩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聽那雨聲雷聲。第二天翠翠起來發現船已被沖走，屋後的白塔也沖塌了，翠翠嚇得去找爺爺，卻發現老人已在雷聲將息時死去了……
老軍人楊馬兵熱心地前來陪伴翠翠，也以渡船為生，等待著儺送的歸來。儺送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就會回來。 思想內容編輯本段《邊城》寄託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對湘西兒女翠翠和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慘痛事實。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親也是如此，她們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痛而慘淡的人生，卻找不到擺脫這種命運的途徑。
沈從文通過《邊城》這部愛情悲劇，揭示了人物命運的神秘，贊美了邊民淳良的心靈。關於《邊城》的主旨，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就是，「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以撐渡老人的外孫女翠翠與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儺送的愛情為線索，表達了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這種寧靜的生活若和當時動盪的社會相對比，簡直就是一塊脫離滾滾塵寰的「世外桃源」。在這塊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們充滿了原始的、內在的、本質的「愛」。正因為這「愛」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邊茶峒里的「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邊城》正是通過抒寫青年男女之間的純純情愛、祖孫之間的真摯親愛、鄰里之間的善良互愛來表現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過翠翠、儺送的愛情悲劇，去淡化現實的黑暗與痛苦，去謳歌一種古樸的象徵著「愛」與「美」的人性與生活方式。翠翠與儺送這對互相深愛著對方的年輕人既沒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沒有離經叛道的驚世駭俗之舉，更沒有充滿銅臭味的金錢和權勢交易，有的只是原始鄉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這種情感像陽光下的花朵一樣，清新而健康。作者不僅對兩個年輕人對待「愛」的方式給予熱切的贊揚，而且也熱情地謳歌了他們所體現出的湘西人民行為的高尚和靈魂的美。《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展示給讀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諧的生命形態。《邊城》發表於1934年，小說描寫了山城茶峒碼頭團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與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的曲折愛情。青山，綠水，河邊的老艄公，16歲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龍舟中生龍活虎的儺送……

E. 讀《邊城》的心得

邊城
《邊城》是沈從文小說的代表作，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邊地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書為「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的一本，由著名作家劉心武主編，配合語文教學，對《邊城》這部名著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進行分析，並附有名家導讀、讀後感等，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語文成績。·地位與影響沈從文先生一生寫下很多部小說和散文集，但是在他眾多的著作之中，《邊城》則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先生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1999年6月，《亞洲周刊》推出了「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對20世紀全世界范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進行了排名，遴選出前100部作品。參與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內外著名的學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曉明等。在這一排行榜中，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位列第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邊城》被譯成日本、美國、英國、前蘇聯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內容精要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邊，住著一戶人家。獨門獨院里，只有爺爺老船夫和孫女翠翠兩個人，還有一隻頗通人性的黃狗。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裡有個船總叫順順，他是個灑脫大方，喜歡交朋結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兩個兒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樣豪放豁達，不拘俗套小節。老二的氣質則有些像他的母親，不愛說話，秀拔出群，叫儺送。小城裡的人提起他們三人的名字，沒有不豎大拇指的。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儺送的兄長天保也喜歡上了翠翠，並先儺送一步托媒人提了親。兄弟兩人都決定把話挑明了，於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訴了弟弟，說這愛是兩年前就已經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著把話聽下去，且告訴哥哥，他愛翠翠也是兩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著實吃了一驚……然而此時，當地的團總以新磨坊為陪嫁，想把女兒許配給儺送。而儺送寧肯繼承一條破船也要與翠翠成婚。爺爺自然是曉得孫女的心事，卻願讓她自己做主。兄弟倆沒有按照當地風俗以決斗論勝負，而是約定採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達感情，讓翠翠自己從中選擇。儺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過弟弟，心灰意冷，斷然駕船遠行做生意。碧溪邊只聽過一夜弟弟儺送的歌聲，後來，歌卻再沒有響起來。老船夫忍不住去問，到了城裡，人們卻告訴他：原來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碼頭的船總順順也忘不了兒子死的原因，所以對老船夫變得冷淡。老船夫操心著孫女的心事，後終於耐不住去問，儺送卻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責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總順順也不願意翠翠再做儺送的媳婦，畢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悶地回到家，翠翠問他，他也沒說起什麼。夜裡下了大雨，夾雜著嚇人的雷聲。爺爺說，翠翠莫怕，翠翠說不怕。兩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聽那雨聲雷聲。第二天翠翠起來發現船已被沖走，屋後的白塔也沖塌了，翠翠嚇得去找爺爺，卻發現老人已在雷聲將息時死去了……老軍人楊馬兵熱心地前來陪伴翠翠，也以渡船為生，等待著儺送的歸來。儺送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就會回來。·思想內容《邊城》寄託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對湘西兒女翠翠和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慘痛事實。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親也是如此，她們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痛而慘淡的人生，卻找不到擺脫這種命運的途徑。沈從文通過《邊城》這部愛情悲劇，揭示了人物命運的神秘，贊美了邊民淳良的心靈。關於《邊城》的主旨，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就是，「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以撐渡老人的外孫女翠翠與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儺送的愛情為線索，表達了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這種寧靜的生活若和當時動盪的社會相對比，簡直就是一塊脫離滾滾塵寰的「世外桃源」。在這塊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們充滿了原始的、內在的、本質的「愛」。正因為這「愛」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邊茶峒里的「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邊城》正是通過抒寫青年男女之間的純純情愛、祖孫之間的真摯親愛、鄰里之間的善良互愛來表現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過翠翠、儺送的愛情悲劇，去淡化現實的黑暗與痛苦，去謳歌一種古樸的象徵著「愛」與「美」的人性與生活方式。翠翠與儺送這對互相深愛著對方的年輕人既沒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沒有離經叛道的驚世駭俗之舉，更沒有充滿銅臭味的金錢和權勢交易，有的只是原始鄉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這種情感像陽光下的花朵一樣，清新而健康。作者不僅對兩個年輕人對待「愛」的方式給予熱切的贊揚，而且也熱情地謳歌了他們所體現出的湘西人民行為的高尚和靈魂的美。

F. 邊城怎麼樣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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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城》是沈從文小說的代表作，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邊地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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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漢族,但有部分苗血統，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筆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沈從文1４歲高小畢業後入伍，看盡人世黑暗而產生厭惡心理。接觸新文學後，他於1923年尋至北京，欲入大學而不成，窘困中開始用「休芸芸」這一筆名進行創作。至三十年代起他開始用小說構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邊城》、《長河》等。他以「鄉下人」的主體視角審視當時城鄉對峙的現狀，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所顯露出的醜陋，這種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反的觀念大大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表現范圍。沈從文一生創作的結集約有８０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早期的小說集有《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基本主題已見端倪，但城鄉兩條線索尚不清晰，兩性關系的描寫較淺，文學的純凈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後，他的創作顯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說有《龍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駿圖》《如蕤集》《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主婦集》《春燈集》《黑鳳集》等，中長篇《阿麗思中國游記》《邊城》《長河》，散文《從文自傳》《記丁玲》《湘行散記》《湘西》，文論《廢郵存底》及續集、《燭虛》《雲南看雲集》等。從作品到理論，沈從文後來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

地位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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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先生一生寫下很多部小說和散文集，但是在他眾多的著作之中，《邊城》則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先生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1999年6月，《亞洲周刊》推出了「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對20世紀全世界范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進行了排名，遴選出前100部作品。
參與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內外著名的學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曉明等。在這一排行榜中，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位列第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邊城》被譯成日本、美國、英國、前蘇聯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

G. 《邊城》的背景及作者介紹和人物的關系

《邊城》是沈從文小說的代表作，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天保和儺送是船頭老大順順的兒子
翠翠是渡船老人的外孫女．
天保和儺送同時愛上了翠翠，翠翠愛儺送，後來儺送的哥哥天保離開家，但在河上溺死，儺送便離開了．翠翠在等他回來．

另：也拍成了電影，已經表現的還不錯。

H. 關於沈從文的邊城

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沈從文無疑是一個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家庭，長於湘西邊域，只具在高小文化去孤身闖盪都市，而且在大家雲集 的現代文壇上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然而最後，這個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親的鄉下人，這個沒有上過大學，沒有留過洋，沒有任何文憑學位的湘西赤子還是在絕境中立定了腳跟，並且終於在文學的山岡上留下 一片美麗的森林。

沈從文一生創作頗豐，尤其在三十年代，更是創作的高峰時期，重要的代表作（（邊城））就誕生在這一時期。在沈從文詩意的文學長廊中，（（邊城））無疑是最精美的篇章。評論家司馬長風說：「（（邊城））是古今中外最別致的一部小說，是小說中飄逸不群的仙女。」或許每一位初讀（（邊城））的人，都會為作品中所呈現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圍，如此醇的回味而已沉醉其中。

（（邊城）），代表著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汪曾祺稱「（（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在（（邊城））中，沈從文故意淡化情節，以清淡的散文筆調去抒寫自然美。作者在描寫時又是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的，這就創造出了獨特的審美意境，體現了小說清新、淡遠的田園牧歌情調。由於沈從文在作品中重視創作主體情緒的投入，使得（（邊城））具有強烈的抒情性，產生了一種詩化的效果。使人聯想到東晉的陶淵明寫（（桃花源記））的情景，兩者都是作者在對社會現實的極端失望與不滿之中對心靈深處「人性烏托邦」的建構。所不同的是，陶淵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像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茶峒則是真實存在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生活過的、記憶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從文漂泊流浪的最後家園，是其最溫暖的心靈寄託。他筆下所表達的遊子對自然的渴望和回憶，滿懷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園風光，是一幅美麗的畫，一首感人的詩。作者筆下的靈山秀水其實是心靈與生命的棲所，也正是沈從文為自己設置的最後的真正精神家園。如果說沈從文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種「世外」意味，那也是因為湘西這塊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雜居之地。這是一塊不曾被統的儒家文化徹底同化的土地。這塊土地曾經以它無數次的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這里的「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種「原本」的生命樣態，它用不著和儒家的「入世」相對立而存在。（當然這里所強調的是一種不同的精神特質，它們並不可以 拿來對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狀態和歷史境遇，做簡單的「詩意化」的詮釋。）也正是這一脈邊緣的「異質文化」，成就了沈從文的獨特。

沈從文的湘西題材小說，以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階級壓迫的深重，然而這些描寫與揭露又大都是熔鑄在民俗描寫之中的。他的這些小說，沒有濃烈的「火葯味」，沒有刀光劍影，沒有使人驚心動魄的情節，更沒有游離於作品之外的政治說教，而恰恰就是在這種看似輕快、充滿詩意的民俗風情的筆調中，作者給我們拉開了湘西人民的帷幕。

（（邊城））中少女翠翠的愛情觀和愛情經歷，單純而美麗，有著未受現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從文的文學世界裡，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靈性的，禽獸在做夢，草木能談吐，大自然的「神性」成為鄉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麼，沈從文意圖在他的寧靜超脫的作品中寄寓什麼樣的主題呢？是「人性「。沈從文在他（（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言明：「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下、能夠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均勻，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那麼，我們有必要追問的是沈從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廟的構造迴避可能存在的殘酷現實，從而「美化落後」「詩化麻木」呢？如果這樣看待沈從文的文學作品，確實是過於粗暴簡單了。在沈從文詩意神話的長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說著某種 無法抗拒的悲涼。翠翠那一雙「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親人的死亡和情人的離去的現實面前，在也宣告了詩意的神話的破滅了嗎？而沈從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幾乎完全可以將其視為鄉村底層人物的一曲悲歌。進入鄉土文學純美境界的沈從文，不是不懂社會的苦痛，只不過他是以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邊緣性異質性的鄉土文化的敘述，顯示處於弱勢的邊緣文化中沉靜深遠的生命力量，從而內在地對所謂文明社會的種種弊端構成了超越性的批判。〈〈丈夫〉〉描繪的是當時流行於湘西的一種典妻與賣淫相結合的、腐朽的、由於經濟剝削、社會黑暗造成的悲劇性惡俗。它以兩性關系的商品化、於人的尊嚴存在的矛盾沖突為主線，敘述了一位青年「丈夫」從鄉間來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間耳聞目睹了妻子受踐踏於蹂躪的生活，終於從麻木到覺醒，帶著妻子返回家鄉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會和政治經濟制度扼殺人性的罪惡，曲折地表達了作者渴望改變這種社會現實的心聲。

由於湘西特殊的社會經濟背景，「這樣的丈夫在黃庄多著」呢！它說明「許多年輕丈夫，在娶媳婦之後，把她送出來」賣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難道真是丈夫請願，妻子自甘沉淪，讓人蹂躪？作品中給蝸牛道出了原委：「地方實在太窮了，一點點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貼地的鄉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勞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時間，既或用紅薯葉和糠灰拌和充飢，總還是不容易對付下去。」由此可以看出，這種畸形的社會形態造成了兩類扭曲的人：一類是作品中的水保、巡官、士兵、他們棲身於腐朽政權的卵翼之下，無度地對勞動人民進行物質榨取，爾後又用榨取來的金錢對勞動人民進行精神和肉體的摧殘和蹂躪；一類遍是如同「丈夫」一樣的貧苦農民，他們倍受物質壓迫和情感折磨。正是由於這雙重壓迫的慘重，無路可走，他們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請願做出的事來。這是怎樣一種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遠道而來，可職能眼看著妻子被酒鬼、惡棍踐踏而卻無權干涉，更無力庇護，他娶妻卻無法養活她，有了家卻無力維系這個家。「丈夫」的良知終於覺醒，帶著妻子沒有生息的離開了這個灑滿淚水的地方。但是，這遠沒有結果，老七不是出來「求生」才由鄉村來到城市的嗎？現在卻又回到那個「實在太窮」的地方去。這無疑是從一個火坑往另一個火坑裡跳。我認為，這正是作者的用意和高明之處，他向我們昭示了一個嚴肅而又痛苦的社會主題，在「現代文明」的污染下，在殘酷的階級壓迫下，人站立的大地上，哪裡還有一塊放得下「諾亞方舟」的凈土。因此，我說，〈〈丈夫〉〉通過三十年代初向心城鄉生活的真實描繪，抒寫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生的偉大悲哀。

然而，沈從文的湘西題材小說不僅給我們披露了湘西的落後的陋俗惡風，而且同時他又同那深情、婉轉的筆調給我們摹繪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靈的抽象物，它是具體而生動的，民俗當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質來說是屬於意識形態的，但這濃烈的民俗意識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質形式上，無論是在吃、住、行的物質生活中，還是在婚喪嫁聚、歲時節令、以及人生禮儀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質都存在與具體感人的審美對象中，當人們把這些風俗意象作為審美觀照時，人們便會感到這些風俗事象的民俗美。

沈從文的家鄉流傳著許多民歌，並盛行唱山歌的風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現了著一民俗事象。《邊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前唱山歌的風氣，如何馳名於川邊地。」《長河》、《三三》、《蕭蕭》、《秋》、《雨後》等作品中都較多地反映了當地唱民歌的風俗，使人一進入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家鄉，領悟到一種特殊的邊地風情。《雨後》中，四狗唱到：「大姐走路笑笑底，一隊奶子翹翹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這首民歌看似輕佻，但它卻是發自那個被壓仰的年代的年輕人的心靈深處，是一種生命力的搏動。雖是山歌俚語，卻為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染上了一層古老牧歌的彩暈。《邊城》中，翠翠在姐夫進城，自己渡口守船時所唱的那首充滿稚氣的民歌更是令人難忘：「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麼戴，耳朵上常年戴條豆芽菜。」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無所謂、不完整中給人一種「殘缺美」，這種無意識的輕歌曼嘆，唱出了翠翠面對貧富差別的現實不滿，唱出了她的憂慮和憤怒。

表達男女之間真摯、熾烈愛情的情歌，在民歌中佔有很重要的份量，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優美、動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嚮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現。沈從文在描寫愛情的小說中、引用了相當數量的這些民歌，如《龍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等，其中都有優美、動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燒著。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後，使得作者要極力渲染的那種邊地人民的心靈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濃郁了。

沈從文的湘西題材小說也沒有放過這一民俗事象的描寫，而是極力描摹，使其成為自己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在小說《邊城》中，作者就較為細膩地描繪了湘西端午節賽龍舟中人們的裝束、打扮到龍舟的形狀，及其龍舟競發的場面都刻劃得細致入微。那兩頭高高翹起，船身繪著朱紅色的龍舟，頭上和腰間纏著紅布的青年漿手，那起勁的鼓聲，離弦而發的長龍，還有兩岸無數「觀戰」的人的喊吶助威，那火紅得近似瘋狂的搶鴨子的場面，甚至還沒有盡興的賽手們的月夜下玩上個半夜，這一切瘋狂的場面，古老而健康的風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的熱愛和對幸福的追求，湘西阮水一帶特有的地方風情，湘西人民的粗獷放達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這龍舟競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洩嗎？

沈從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飛躍國界，為世界人民所喜愛，正是由於它具有相當濃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為這些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說的風采和藝術魅力。這使我更堅信了：藝術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沈從文對湘西人民淳樸的風俗表現了一種依依不捨的心態，這些同樣在他的湘西題材的作品中有較多的表現。這可用婚時民俗來加以說明，婚時民俗是指人們在舉行婚時的民俗，這種民俗各地不盡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是它與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時民俗。在小說《雪晴》中，作者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外出打獵的青年，偶然闖入了一個正在辦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熱情款待，照理說，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絕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僅安排他住下，而且還在他的枕頭下放了一包金糖。原來這是主人怕客人醒來時，有所見聞，而不知忌諱信口胡說，所以用這甜甜的寸金糖來封住了嘴。哦，這是多麼詼諧、多麼輕松，就是這樣一種風俗也那樣傾心。「一切離不了象徵，唯其象徵，簡單儀式中即充滿了牧歌的情趣。」這是一幅多麼動人、何其濃郁的湘西俗畫，這善真、這極美，又是多麼令人心往。

沈從文小說中的地域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人民的悲苦與期望，這些民俗的描寫和渲染，並非作家為了顯示自己的才學而作的「文字游戲」，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與作品的整體有機結合的，它是一種氣氛，一種氛圍浸潤中的環境，人物便在這種已經情緒化了的環境中活動、生息、創造、哀怨、抗爭，沈從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飛躍國界。為世界人民所喜愛。正是因為由於它具有相當濃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為這些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說的風采和藝術魅力。這使我更堅信了：藝術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翠翠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向洞庭湖地區遷徙，並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裡。深山是他們最後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里他們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於瀘溪絨線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沈夫人。《邊城》里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綠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里，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在苗／漢文化關繫上的歷史沖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
「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爺爺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徵。「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裡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麼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與苗族盤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也與二老儺送有關。《邊城》第十節，二老劃龍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麼瘋，你又不劃船，誰要你落水呢？」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隻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白塔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徵，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沈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這只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掛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線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凶，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時間觀翠翠「輕輕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願請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雲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里，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舍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著渡船，日復一日地，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白塔守護著渡頭，守護著翠翠一家，守護著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里為山鳥歌聲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看到團總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心中有些韻羨、發痴。「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麼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翠翠通過與其他女孩的區別來認識自己，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徑。船總順順家向翠翠提親，翠翠想到許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罵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鐵工廠熔鐵爐里泄出的鐵漿……」「老虎咬人的故事」與團總王小姐有關。王小姐以碾房陪嫁與二老攀親的事重重地壓在翠翠心上，「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翠翠對「碾房陪嫁」這件事的虛幻的超越。
「四句頭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豬草的小孩子隨口亂唱的」——翠翠其實仍未脫離童雛狀態。
「方坑」與性有關（凹形物），也與死亡有關（爺爺的墳是「方阱」）。從某種意義上說，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爺爺（苗族古老歷史）的死亡。「鐵漿」是少女發育成熟，性的覺醒——翠翠處於少女和少婦的邊緣。
翠翠的年齡——十五六歲的少女——很關鍵。湘西苗族文化的這種「本質」（少女），是沈從文用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或者說，在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內好的話來說：對非西方民族而言，「現代性」首先意味著一種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的狀態。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關系是黑格爾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聽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誇過翠翠長得好看）和說者（說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漢族、西方）的喚醒和肯定，才能從少女長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體性」。翠翠愛情的美滿，既是翠翠個人的成人儀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在這里，翠翠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與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通過個人的經歷展現民族的自我改造，這是成長小說（德語bilngsroman）的模式，當然，在《邊城》的結尾，翠翠的成長並沒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時愛上翠翠，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為爭奪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沖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們對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說法」，應該按照「國家話語密碼」來解讀。

（三）

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沈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沈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里，被長子四叔從城裡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系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沈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系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里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只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裡，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里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里，與沈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大哥沈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沈萬林、好友陸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家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家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里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范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克」。
大老托保山說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伙（按，指爺爺）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蘊含著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里說：「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沈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沖擊下「幾幾乎消失無余」的現狀；沈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沈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沈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里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一個傳奇的本事》里說：「……由於這么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託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里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沈的堂兄沈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趙開明等）。悲劇是宿命的。
沈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沈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沈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沈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里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I. 《邊城》的主要內容及人物性格

《邊城》是沈從文（現代小說家，散文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小說的代表作，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作者 沈從文簡介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漢族,但有部分苗血統，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筆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沈從文1４歲高校畢業後入伍，看盡人世黑暗而產生厭惡心理。接觸新文學後，他於1923年尋至北京，欲入大學而不成，窘困中開始用「休芸芸」這一筆名進行創作。至三十年代起他開始用小說構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 」，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邊城》、《長河》等。他以「鄉下人」的主體視角審視當時城鄉對峙的現狀，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所顯露出的醜陋，這種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反的觀念大大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表現范圍。沈從文一生創作的結集約有８０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早期的小說集有《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基本主題已見端倪，但城鄉兩條線索尚不清晰，兩性關系的描寫較淺，文學的純凈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後，他的創作顯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說有《龍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駿圖》《如蕤集》《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主婦集》《春燈集》《黑鳳集》等，中長篇《阿麗思中國游記》《邊城》《長河》，散文《從文自傳》《記丁玲》《湘行散記》《湘西》，文論《廢郵存底》及續集、《燭虛》《雲南看雲集》等。從作品到理論，沈從文後來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短篇小說《丈夫》《貴生》《三三》和長篇小說《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