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角遺址

㈠ 三庄漢墓群的凌城遺址

距泗水國王陵墓區南端5000米為漢代城址——凌城遺址。民國十三年（1924年）編寫的《泗陽縣志》對這里的記載是，「城方里許，舊有高阜可辨」，城址「土內多磚石圓瓦、金碧色，人珍藏之」，2002年11月，南京博物館考古隊對三庄鄉陳墩進行考古發掘，到目前為止，已出土600多件文件，有玉器、漆器、金器、陶器、木俑等等，在外藏槨原木上的「泗水王冢」四個字初步斷定大青墩漢墓為王墓。
泗陽漢墓多，尤其三庄漢墓成群，傳說有「七七四十九墩」，查實為47處。分布在橡樹、三李、夫廟等村，南北長十數里，東面寬六七里，它們成5組分布，均以大墓為中心，大墓的佔地面積在5000平方米以上，上世紀六十年代，田野考古調查，初步認為這些漢墓群大墓應為泗水國王的王陵，周圍的土墩墓為貴族和官員的陪葬墓，組成面積大、數量多的王陵區漢墓群。這些漢墓均有規律地分布在一條南北向的軸線上，其南端連接泗水國首邑遺址——城遺址。 據《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文獻記載，西漢中期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封常山憲王劉舜的小兒子劉商為泗水王，統凌、泗陽、於三縣，凌城為王國首邑，轄二萬五千二十五戶、十一萬九千多人。劉商在王位15年，他死後，其子劉安世繼位，在位僅一年就死了。因劉安世無後，劉商的另一個兒子劉賀繼位，劉賀在位20年，死後由其子劉綜襲封。劉綜以後，又傳兩代劉駿、劉靖。公元9年，王莽篡位，泗水國最後一代國王劉靖被廢為公，第二年廢泗水國。從劉商到劉靖，相繼傳五代六王，歷時123年。 漢代的泗水國，面積相當於現在的江蘇省泗陽縣及周邊地區。其國界南臨淮水、洪澤湖，東南到今淮安市區，西北接近今宿遷市區。古凌水橫貫其境，東流入淮水（今淮河），匯入大海。當時泗水國土地肥沃，人口密集，農業發達。 西漢時期，江蘇地區有幾個分封的劉氏同姓王國，除泗水國外，還有徐州地區的楚國，揚州地區的吳國、江都國、廣陵國等。建國以來，南京博物院、華東文物工作隊及各市縣文物考古專家對江蘇境內的漢墓進行了全面調查，並發掘了包括徐州獅子山楚王陵、揚州高郵神居山廣陵王墓、邗江縣甘泉二號漢墓等在內的大量漢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基本弄清了楚和廣陵等封國的漢墓型制、喪葬禮俗、文物內涵及文化面貌。但對泗水國，因文獻記載簡略，且此前末對其墓葬和遺址進行考古發掘，而知之甚少。 1998年3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王李村面小墩進行搶救性發掘，曾發掘出金縷玉衣。2002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博物院再次發掘，出土了漆木器、銅器、鐵器、陶器、玉器等文物660多件，這些和陳墩漢墓出土的100件文物，為研究泗水王國，研究漢代文物和精神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陳墩漢墓出土的100件（組）文件，其中包括青銅器、陶器、漆器、玉器、錢幣等，值得注意的是邊箱中出土的一架長1.2米，寬近0.5米的古瑟，其表面為黑漆裝飾，有四個瑞，有若干個弦孔。由於古瑟是以松軟的木料製作而成的，因此，漢代古瑟保存至今的極為罕見，所以這架古瑟的出土，填補了考古史上的一個空白。而大青墩以漆木器為大宗，共有549件，約占出土文物總數的83%。該墓為大型木槨墓，陪葬坑也以大木構築，外藏槨里出土了大型木質建築模型，出土文物中漆木器佔80%以上，這些構成了此王陵以木為主的重要特色。其中的一件鎏銀錯金銅駑機，更被考古界專家們稱譽為「西漢第一弩機」確定王陵身份的是大青墩漢墓的發掘，它是大型土坑木槨墓。墓室由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槨、東外藏槨、西外藏槨及 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槨之間的夾層組成，墓道西側有一上下兩層的大型陪葬坑。封土高約8.5米，底徑約長90米。墓室南北長9.60米、 寬8.80米、高2.70米。其中主墓室長5.70米、寬4.40米、 高1.70米。結合墓葬型制和墓中出土文物、文字（槨板上刻有「王宅」、「泗水王冢」）等研究，此墓無疑為漢代泗水國王陵。

㈡ 良渚遺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歷史，目前已發現的良渚遺址群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各類遺址有30餘處。主要位於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群中等級、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質的墓地。

反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1986年歷時3個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並不起眼的小土台，佔地約3000多平方米，高約5米。發掘證實，它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營建的土台，兼有祭壇和墓地雙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江、浙、滬考古學家發掘、調查得知，這類稱之為「山」或「墩」的地點，已有100多處，皆由人工營建，埋葬著大大小小、等級不同的貴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發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發現了一處祭壇遺跡和9座良渚文化的貴族大墓，這是一座高度超過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體。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3米多長、1米多寬，大多深1.3米，這在良渚文化時期是很少見的。這些墓葬內隨葬了豐厚的器物，多則數百件，最少的也有數十件，總數達到1200多件（組），其中以玉器為主，超過1100件（組），以單件計達到3500餘件。

眾所周知，中國並非產玉大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國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數量大約已超過萬件，而反山一處幾乎佔了1／3。而且種類豐富，有琮、壁、鉞、柱形器、環、鐲、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器、璜、串飾、墜、帶鈞、長短不一的管、形態不同的珠、鳥、龜、蟬及大量鑲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種類，其中很多是新發現的，極大地豐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種。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藝和形式也屬一流水平。除了光素無紋的玉器外，共有100餘件玉器雕琢了對稱和諧、規整精緻的紋樣。紋樣主要以神人面紋和獸面紋相結合的為主，這是良渚文化獨特的標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對神的尊敬和崇拜，也體現了良渚文化強烈的凝聚力，另外還有少量新發現的龍首紋。

神人面紋和獸面紋既能組合，又能分解後單獨出現，有的雕琢繁褥復雜，有的則十分簡化。反山玉器上發現了完整的神人和獸面復合的圖像。用淺浮雕和陰刻線兩種技法結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圖像的上部是頭戴寬大羽冠的神人面紋，臉面作倒梯形，圓眼重圈，兩側有小三角的眼角，寬鼻以弧線勾出鼻翼，闊嘴內用長線、短線刻出16顆牙齒。神人的雙手呈抬臂彎肘，扶在所騎跨的獸頭之上的狀態，五指呈伸展狀，細膩之處清晰可見關節。神人之下為騎跨之獸，獸面以橢圓形的凸面為眼瞼，中以重圈為眼，眼瞼以橋形凸面相連，寬鼻上勾畫出鼻樑和鼻翼，闊嘴刻出嘴唇、尖銳的牙齒和兩對獠牙，獸的前肢作蹲伏狀，有尖利的爪子，這種獸的外貌特徵與虎相似，是一種食肉動物。神人和獸面復合，表達了良渚先民「通天絕地」的神巫觀念，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的深層內涵。如此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堪稱微雕一般的工藝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現，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術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發了學術界、古玉愛好者、收藏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學術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熱潮。八十年代以來，「北有紅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灘、三門峽虢國墓地、曲村晉侯墓地、成都金沙遺地等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春秋，中國古代玉器的頻頻出現，使得玉器文化更燦爛輝煌，極大推動了研究的進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數玉琮。這種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創造，器形為外方內圓，中間是上下貫通的圓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飾神人獸面紋。對於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說是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但研究者在論述時，都把玉琮與神、巫聯系起來進行闡說，而玉琮的主人，則應是掌握神權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點，也不過十餘處，凡是隨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隨葬品一定比較豐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達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間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獸面紋的一件，被稱之為「琮王」，成為國寶級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獸面紋的器種，以厚重、圓大、光素為特點。在良渚文化隨葬品中較多見，反山23號墓出土玉璧多達54件。研究者多認為玉璧是財富的象徵物。

玉鉞是與石鉞形態基本一樣的器物，石鉞是良渚文化常見的石器，作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製成鉞，就不具實用性，但意義就不同尋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鉞的數量最少，而隨葬品中只要出現玉鉞，尤其是那種鉞的上端帶王冠飾、把手也用玉製作的豪華型玉鉞，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別高。不具實用性的玉鉞，象徵著軍事指揮權。

反山墓地的主人們擁有代表神權的玉琮、象徵軍事指揮權的玉鉞、體現大量財富的玉璧，以及裝飾在冠帽上、佩帶在身體上的各種特殊玉飾件，充分顯示了他們是凌駕在廣大平民之上的貴族階層。

㈢ 你覺得「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麼

我認為良渚古城遺址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城市的布局三重向心式的結構，在之後的版幾千年的都權城都有這樣設計良渚還是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規模最大的，擁有最完善水利系統的，最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的，以及良渚城特有的良渚石鉞文。

㈣ 中國近代史上與昆明有關的歷史遺址有些什麼

1，昆明朱德舊居紀念館

昆明朱德舊居紀念館位於昆明市中心原朱德舊居「潔園」，2015年，雲南省啟動修繕工作，把朱德舊居建成發揚和傳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優良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抗戰勝利紀念堂

抗戰勝利紀念堂位於雲南省昆明市光華街北。原清代雲貴總督署，辛亥（1911年）革命後的省立優級師范學校雲瑞中學舊址。1945年7月地方政府計劃建為雲瑞公園內紀念龍雲（字志舟）功績的志舟堂。

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位於雲南省昆明市老城北門街。舊址內有聞一多篆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馮友蘭撰碑文，詳載日本帝國主義自清光緒年甲午（1894年）以來，特別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大舉入侵，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迫於形勢南遷至昆明，聯合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文、法、商、師范等學院。

4，雲南陸軍講武堂舊址

雲南陸軍講武堂舊址位於昆明市翠湖西承華圃。創辦於1909年，至1928年共辦19期，畢業學員達4000餘人。每期一年半至二年，分步、騎、炮、工四個兵種。

5，聞一多在雲南昆明殉難處碑

聞一多在雲南昆明殉難處碑，在雲南昆明市區錢局街西倉坡，原雲南西南聯大宿舍大門附近。今立柱碑一方，上書「聞一多烈士殉難處」，周圍石欄鐵鏈，植有花木，肅穆莊重。

㈤ 榆林周圍哪裡有遺址，古鎮古城都成，是荒廢的遺址，遍地有殘破的磚瓦嗎，詳細點

陝西榆林
榆林鎮北台遺址：
鎮北台位於城北4公里之紅山頂上。距離紅石峽僅2公里，距離榆林市區僅7公里，所以兩地可以放在同一個上午或者下午游覽。據險臨下，控南北之咽喉，如巨鎖扼邊關要隘，為古長城沿線現存最大的要塞之一。 台呈方形，共4層，高30餘米。台基北長82米，南長76米，東、西各64米，佔地面積5056平方米。台之各層均青磚包砌，各層台頂外側磚砌約2米高的垛口，垛口上部設有？t望口，各層垛口內四周相通。其第一層周圍有屋宇環列，乃當年守台將卒營房，至今基座尚存。緊依台北下方建一方形小磚城，名款貢城，是當年蒙漢官員接待洽談及舉行獻納貢品儀式的場所。 鎮北台建於明代，有「萬里長城第一台」的稱號，屬於萬里長城防禦體系之一的觀察所，是明長城中部的要塞之一，可以想見它的雄偉了。登上鎮北台台頂，可以欣賞方圓幾十里內的塞外風光，沙漠、戈壁、草灘、黃河以及三北防護林，也可以看到距離它不遠的紅石峽。鎮北台是明長城遺址中最為宏大、氣勢磅礴的建築之一，是長城三大奇觀（東有山海關、中有鎮北台、西有嘉峪關）之一，有「天下第一台」之稱，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堅強毅力的結晶。
紅石峽：
紅石峽又名雄石峽。位於陝西榆林北3公里處。紅石峽紅岩對峙，楊柳成蔭，長城穿峽而過，榆溪河奔騰不息，被稱為萬里長城第一勝景。
關於紅石峽的起源，《榆林府志》說：宋朝時，榆林這一帶歸西夏國管。當時紅山有股泉水自穴中湧出南 紅石峽風光流。西夏國王李繼遷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派人障水別流，鑿石為穴，埋葬祖先，復引水其上。因此，在紅石峽水庫的普濟橋東側原立碑一座：「西夏王李繼遷葬乃祖彝昌於此。」現碑已毀。
另一種說法是，1472年，餘子俊任延綏巡撫都御使，准備修長城。當時，紅山北邊，清水河的水汪了個大海子。海子中間的水寨中住著一夥搶奪蒙漢人民牛羊、糧食、衣物的水賊。為消滅這伙強盜，餘子俊便派人在此鑿石為渠，引海子的水從榆林城西南流入無定河。水退後，餘子俊派大軍消滅了這股強盜。當時，把鑿開的石峽叫紅石峽，引入的渠水叫榆溪河，兩岸鑿修的灌溉叫廣澤渠。
李自成行宮：
李自成行宮位於米脂縣城北的盤龍山上。明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稱「新順王」在西安建大順國後，遂命人在這里修建了行宮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來。李自成行宮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後，其侄李過奉命回米脂修建的。行宮依山據險，前後2層90級台階，將秀麗別致的樂樓、梅花亭、捧聖樓、二天門以及凌空而立的玉皇閣聯結托起，蜿蜒有序地直上山巔。在山頂一塊空闊的平地上建有巍峨、富麗的啟祥殿和兆慶宮。其建築雄奇挺拔，氣勢壯觀。
李自成行宮構思精巧，造型別致，主要建築有樂樓、梅花亭、捧聖樓、玉皇閣、慶祥殿和北慶宮等，是陝北別具一格的宮殿園林旅遊區。
李自成行宮內還設有米脂婦女革命史跡展。
統萬城遺址：
統萬城位於陝西省靖邊縣紅墩界鄉白城則村，陝北邊境納林河南，無定河北岸原頭上。地理座標為東經109度9分，北緯37度59分之間，城址內外被流沙所淹，周圍植被稀少。
城址由外城廓和內城構成，，內城又分為東城和西城兩部分，東西城中間由一道牆分開。外廓城周長約4696米，東西周長2566米，面積0.3985平方公里，西城周長2470米，面積0.3813平方公里。
統萬城是北朝十六國之一「夏」的國都。建於公元413年，毀棄於公元994年。
公元407年，匈奴族鐵弗部首領赫連連勃勃於晉義熙三年(407)，自稱天王，大單元龍升元年，設置百官，國號大夏，雄踞朔北大漠。義熙九(413)任命工巧殘忍的叱干阿利為將作大匠，征發嶺北各族人民十萬眾於朔方水以北，黑水之南營築都城，取名「統萬」寓「統一天下，君臨萬幫」之意。427年，魏世祖滅赫連昌，夏亡。魏設統萬鎮。487年(太和十一年)置夏州，以統萬城為夏州治所。
隋時統萬城屬朔方郡管轄，大業(605---617)末年賊帥梁師都竊據統萬城，登皇帝位國號梁。唐貞觀二年(682)破梁師都，長澤四縣。五代及北宋時期，黨項羌聚居於這一帶，經常與北宋磨擦沖突，公元994年，宋廷為移民。從此，統萬城夷為廢墟。
統萬城作為夏國都的歷史僅15年，而作為北方軍事重鎮的歷史卻有600多年。
我國古代都城大多為後代建築或現代市都市蓋壓或為古代治者改建。宋太宗統萬城「深在沙漠」為名，下令毀城移民後，統萬城便在浩潮的毛烏素沙漠中沉睡了八、九百年。加之營建該城的將作大匠叱干阿利，馭工嚴酷，質量要求極高。據赫連勃勃命人刻石頌功的碑文可知，統萬城的形勝險固，可與秦都咸陽、東周洛陽城媲美。城垣如同石頭一樣堅硬，還建有祖廟、明堂、社稷等祭祀設施，至於該城的「崇台秘室」，通房連閣之屬，更是其他各城少見的。因此，這座歷史上匈奴族所建的都城，在地處塞北，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靖邊紅墩界鄉白城則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
統萬城是我國歷史上匈奴族留在人類長河中唯一的一座都城遺址，後來又是黨項羌等北方少數民族聚居地。這座統遺址對於研究我國北方少數和民族史，各民族關系史，古代文化、藝術、政治經濟、城市建築以及地理變遷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價值。
統萬城遺址代表性遺跡有：外廓城城垣；東、西兩城城垣；隅墩、馬面、角樓基座、地面台基、宮殿遺跡，馬面內倉庫建築等。
城址內遺物相當豐富，上至漢唐，下迄唐宋文物均有發現。歷次調查發現的文物有：銅印：駙馬都尉印、「西部尉印」、「文房之印」；肖形印多件，有龜形、葫蘆形、壺形等。銅佛像三件，銅鏡三件，銅錢數枚。石雕藝術品：有圓雕石鳥、石龜座、石武士、石燈等。石殘碑一塊，瓷燈二件，瓷獅一件，瓷痰盂一件。建築材料有：花方磚、條磚，「永隆」瓦當，蓮花瓦當、獸面瓦當、蟬紋瓦當陶范、琉璃滴水，壁畫殘片。日常生活用品有陶撲滿、陶拍等。
西城南垣第一號馬面內的倉儲遺址出土有大量植物標本，種類達十餘種，除常見於沙區的沙蒿、沙柳、檸條、沙打旺外，更有喬木楊、側柏、松、冷杉、榆、棗、椿、楸等以及高梁。這是當時此地植被豐厚的證明。1996年12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㈥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㈦ 上海市青浦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的歷史保護街區和古文化遺址名單

崧澤遺址 青浦區趙巷鎮崧澤村.
寺前村遺址 青浦區大盈天一村
劉夏遺址 青浦區徐涇鎮劉夏天一村
金山墳遺址 青浦區蒸淀大蒸村
福泉山遺址 青浦區重固鎮
果園村遺址 青浦區鳳溪果園村
凌家角遺址 青浦區沈巷凌家角村
樂泉村遺址 青浦區小蒸樂泉村
千步村遺址 青浦區趙巷鎮千步村
泖塔遺址 青浦區沈巷泖島
駱駝墩遺址 青浦區重固鎮中新村
塘郁遺址 青浦鎮城東區農業研究所旁

㈧ 湖南省長沙市有什麼歷史遺跡

有嶽麓書院、天心閣、賈誼故居、開福寺、麓山寺等。

1、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是中國歷史上赫赫聞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坐落於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湖南長沙湘江西岸的嶽麓山腳下，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學府之一，其古代傳統的書院建築至今被完整保存。

每一組院落、每一塊石碑、每一枚磚瓦、每一支風荷，都閃爍著時光淬煉的人文精神。1988年，嶽麓書院建築群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嶽麓書院歷經千年而弦歌不絕，學脈延綿。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由官府捐資興建，正式創立嶽麓書院。

北宋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見嶽麓山長周式，御筆賜書「嶽麓書院」四字門額。嗣後，歷經南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緒廿九年（公元1903年），嶽麓書院與湖南省城大學堂合並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沿用書院舊址。

中華民國15年（公元1926年），湖南高等學堂正式定名湖南大學，仍就書院基址擴建至今。

2、天心閣

天心閣位於湖南省長沙市中心地區東南角上，城南路與天心路交會之處的古城牆上，是長沙古城的一座城樓。

天心閣有樓閣三層，建築面積846平方米，碧瓦飛檐，朱梁畫棟。

天心閣始建於明末，清乾隆年間重修天心閣。抗戰期間因文夕大火燒毀，1983年重建天心閣。

3、賈誼故居

賈誼故居現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太平街（解放西路與太平街口交匯處）。

賈誼故居始建於西漢文帝年間，為長沙王太傅賈誼的府邸。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4年，西漢著名政論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賈誼住在這里，時任長沙王太傅。

4、開福寺

開福寺位於湖南省長沙市之城北新河，臨湘江，主體建築南北朝向，為佛教禪宗臨濟宗楊岐派寺院。

開福寺始建於五代時期，後歷經宋、元、明、清各朝。佔地面積4.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6萬平方米，有佛殿三進，即三聖殿（彌勒殿）、大佛殿（大雄寶殿）和毗盧殿。東廂有客堂、齋堂、庫房、方丈居室，西廂為說法堂、禪堂等。寺內有清康熙、光緒年間石碑各一道。

開福寺是中國佛教重點開放寺院之一，被列為湖南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省佛教協會和長沙市佛教協會均設在寺內。

5、麓山寺

麓山寺又名慧光寺、萬壽禪寺，位於湖南省長沙市湘江西岸嶽麓山山腰，由敦煌菩薩笠法護的弟子笠法崇創建於西晉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遺跡，現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湖南省佛教協會駐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嶽麓書院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天心閣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賈誼故居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福寺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麓山寺

㈨ 四行倉庫遺址，一二八淞滬抗戰閘北戰遺址，八一三淞滬抗戰閘北戰遺址今在何處

四行倉庫來是一座位於上海閘北區南部、自蘇州河北岸、西藏路橋西北角的倉庫建築。目前正門門牌號為光復路1號，它是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六層大廈，佔地0.3公頃，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高25米。這座倉庫創建於1931年，為當時閘北一帶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築物。它原是大陸銀行和北四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及鹽業銀行）聯合倉庫，即緊靠西藏北路的大陸銀行倉庫與緊靠現晉元路的北四行倉庫兩部分組成的，但一般均統稱為「四行倉庫」。該遺址雖已於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批准為抗日紀念地，但長期以來一直作為商場，被多家單位使用，室內裝修陳舊，門面不整，外牆廣告牌、店招、空調外機等顯得凌亂不堪，加上人雜車多，建築整體形象與「抗戰紀念地」極不相稱，其中第一層大部分為上海市最大的文具、辦公用品批發市場所佔用，位於大樓後來加蓋七層亭子間的史跡陳列室也僅在星期五下午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