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家遺址

⑴ 河南濮陽有什麼名勝古跡

1、西水坡遺址

1987年5月，在西水坡發現大規模的古墓葬群，包含仰韶、龍山、東周和漢代等幾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尤以仰韶文化最為豐富。

其中45號墓最為顯耀，墓主人的東西兩側分別擺有蚌塑龍虎圖案，經科學鑒定，距今已有6400多年，其中龍的形象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時間最早、體型最大、形態最逼真的龍形象，被專家譽為「中華第一龍」。

2、濮陽耶穌教堂

耶穌教堂位於河南省濮陽縣城東關街路北，即今河南省濮陽縣三中後門，坐北朝南，與路南華美中學教學樓相對。 耶穌教為基督教新派，19世紀初傳入中國，光緒末年傳人濮陽，但無多大發展，直至1912年，美籍傳教士博清潔攜妻博瑪利亞及醫護人員十一人來濮後，耶穌教活動才活躍起來。

3、戚城遺址

戚城遺址位於今天濮陽市區，為春秋時期衛國北部的重要城邑，又名「孔悝城」，春秋時期各國諸侯曾在這里進行了7次會盟。出土有龍山文化鼎、盆、豆等陶器殘片，商代灰陶細繩紋鬲、大口尊等陶器殘片，以及周代、漢代等不同時期的遺物。

4、高城遺址

高城遺址位於河南省濮陽縣東南部的五星鄉高城村南，在黃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離縣城約10公里。遺址上面分布的自然村落有安寨、七王廟、馮寨、東郭集、老王莊等，區域內地勢比較平坦。這里相傳是五帝之一擷項帝的故里，也是夏代後相的都城。

5、濮上園

濮上園旅遊度假區位於濮陽市城區西部，始建於1999年，總面積5935畝，核心景區面積3801畝。其中，綠地面積4296畝，占總面積的82%；水域面積966畝，佔13%。景區生態自然，層次豐滿，山湖兼勝，水天一色，是中原地區最大的人工園林。度假區分為中原綠色庄園和濮上園兩大景區。

⑵ 國家150重大遺址名單

大遺址是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綜合物證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大遺址保護既是一項文化工程，也是一項惠民工程，有利於促進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美化城鄉環境、推動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十一五」時期，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大遺址保護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啟動100處大遺址保護工程，殷墟遺址、元上都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建成一批大遺址保護展示示範區，有效保護遺址本體及其環境風貌；國家設立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出台一系列專門性法規，初步建立大遺址保護管理體系；全面完成《「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目標任務，基本構建以「三線兩片」為核心、10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格局。
「十二五」期間重要大遺址（150處）
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1. 北 京：周口店遺址、圓明園遺址、琉璃河遺址
2. 河 北：趙邯鄲故城、定窯遺址、鄴城遺址（含河南安陽
高陵）、燕下都遺址、泥河灣遺址群、磁縣北朝
墓群、元中都遺址、中山古城遺址
3. 山 西：陶寺遺址、侯馬晉國遺址、曲村－天馬遺址、晉
陽古城遺址、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
4. 內蒙古：遼上京遺址、元上都遺址、遼陵及奉陵邑、
遺址（內蒙古、甘肅）、遼中京遺址、和林格爾
土城子遺址、二道井子遺址
5. 遼 寧：牛河梁遺址、姜女石遺址（含河北北戴河秦行宮
遺址）、高句麗遺址（鳳凰山山城、五女山山城、
燕州城山城、石檯子山城）、金牛山遺址
6. 吉 林：高句麗遺址（洞溝古墓群、丸都山城與國內城、
羅通山城、自安山城）、渤海遺址（西古城遺址、
八連城遺址、龍頭山古墓群、六頂山古墓群、蘇
密城）、萬發撥子遺址、帽兒山墓地、龍潭山城
7. 黑龍江：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金上京會寧府遺址
8. 上 海：福泉山遺址
9. 江 蘇：揚州城遺址、鴻山墓群、徐州漢墓群（含徐州漢
代採石場）、淹城遺址、闔閭城遺址、南朝陵墓群
10. 浙 江：良渚遺址、上林湖越窯遺址、大窯龍泉窯遺址、
臨安城遺址、馬家浜遺址
11. 安 徽：尉遲寺遺址、凌家灘遺址、六安王陵、壽春城遺
址、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
12. 福 建：萬壽岩遺址、城村漢城、曇石山遺址、德化窯遺址
13. 江 西：吳城遺址（含築衛城遺址）、湖田窯遺址、御窯
廠遺址（含高嶺瓷土礦）、吉州窯遺址、牛頭城
址、銅嶺銅礦遺址
14. 山 東：臨淄齊國故城、兩城鎮遺址、城子崖遺址（含東
平陵故城）、桐林遺址、曲阜魯國故城（含邾國
故城、漢魯王墓群、明魯王墓）、薛城遺址、大
汶口遺址
15. 河 南：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漢魏洛陽故城、隋
唐洛陽城遺址、殷墟、鄭韓故城、古城寨城址、
北陽平遺址、鄭州商代遺址、宋陵、清涼寺汝官
窯遺址、邙山陵墓群、三楊庄遺址、城陽城址、
仰韶村遺址、北宋東京城遺址
16. 湖 北：石家河遺址、楚紀南故城、盤龍城遺址、龍灣遺
址、擂鼓墩古墓群、銅綠山遺址、屈家嶺遺址、
唐崖土司城址和容美土司遺址
17．湖 南：里耶古城遺址、銅官窯遺址、城頭山遺址（含八
十壋遺址、彭頭山遺址）、老司城遺址、炭河裡遺址、漢代長沙王陵墓群
18. 廣 東：南越國宮署遺址、筆架山潮州窯遺址
19. 廣 西：靖江王府及王陵、合浦漢墓群、甑皮岩遺址
20. 重 慶：釣魚城遺址
21. 四 川：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含十二橋遺址）、邛窯、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明蜀王陵墓群、羅家壩遺址
22. 貴 州：可樂遺址、海龍屯
23. 雲 南：太和城遺址、石寨山古墓群
24. 西 藏：古格王國遺址、藏王墓、卡若遺址
25. 陝 西：秦咸陽城遺址、周原遺址、阿房宮遺址、漢長安
城遺址、大明宮遺址、秦始皇陵、秦雍城遺址、西漢帝陵、唐代帝陵、統萬城遺址、黃堡鎮耀州窯遺址、豐鎬遺址、龍崗寺遺址、石峁遺址
26. 甘 肅：大地灣遺址、許三灣城及墓群、鎖陽城遺址、駱
駝城遺址、大堡子山遺址
27. 青 海：喇家遺址、熱水墓群
28. 寧 夏：西夏陵、水洞溝遺址、開城遺址
29. 新 疆：北庭故城遺址、坎爾井
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
長 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山東、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河南、黑龍江）
絲綢之路（新疆、甘肅、青海、寧夏、陝西、河南）
大運 河（北京、天津、河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
秦 直 道（內蒙古、陝西、甘肅）
茶馬古道（雲南、四川、西藏、貴州、青海、甘肅、陝西）
明清海防（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
蜀 道（陝西、四川、重慶）
河 北：趙邯鄲故城、定窯遺址、鄴城遺址（含河南安陽
高陵）、燕下都遺址、泥河灣遺址群、磁縣北朝
墓群、元中都遺址、中山古城遺址
3. 山 西：陶寺遺址、侯馬晉國遺址、曲村－天馬遺址、晉
陽古城遺址、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

⑶ 鄭國渠遺址的瓠口的歷史由來

在關中大地，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九曲涇河彎，沖出龍口入涇渠，灌溉良田專難計數，鄭國儀址恩不屬忘。民謠里的龍口是什麼呢？按照《史記》的記載就是瓠口。鄭國渠正是從瓠口取水，像一根長長的吸管，穿過關中平原北部，把涇河和洛水連接起來。鄭國渠引水的瓠口，是在涇河邊一座叫仲山的山腳下。為什麼這里叫「瓠口」呢？有關專家解釋，涇河出了仲山腳下這個峽谷口以後，就算到了關中平原，這時涇河在這里形成了一個S型河道，涇河水從河道流出來以後，河面一下子寬闊起來，河道的形狀是葫蘆狀，而「瓠」就是葫蘆之意，因此瓠口的稱謂就跟河道的形狀有關系。

⑷ 李白是哪死的有什麼遺跡哈

李白的死有兩種說法，一說在安徽馬鞍山採石醉酒跳江而死，一說是病死在安徽當塗附近
一、採石遺跡
（一）牛渚磯
又名採石磯，在當塗縣城西北17公里的採石鎮西翠螺山西南部(今馬鞍山市雨山區境內)。高約50米，峭壁臨江，山石嶙峋，與岳陽城陵磯、南京燕子磯合稱長江三磯。早在1500多年前，南朝蕭梁詩人王僧儒在《至牛渚憶魏少英》詩中，就贊譽牛渚磯如「懸石」、「危島」，磯上「楓林暖如畫」，水邊「江岸凈如掃」。
（二）聯璧台
原名捨身崖，又名捉月台，位於採石磯頭燃犀亭右前方臨江處，為一嵌於峭壁上巨石，翹首凌空，突兀江干，險峻異常。上鐫刻「聯壁台」3字，字徑1尺2寸，題字下方刻有明嘉靖三十一年自稱天台狂客蔡景堯、關中東州紀元凱的詩句：「峨嵋峭孤絕，遊子往不歇。又見謫仙人，空江自明月」。
（三）望夫山
望夫山又稱小九華山，位於採石鎮西北1公里濱江處，海拔157米，周圍7．5公里，山形似棗狀。又稱棗子磯。
（四）白壁山
又名石壁山，位於當塗縣城西北23公里左右濱江處(今馬鞍山市雨山區境內)，北鄰馬鞍山，南連小九華山。山有三峰，中峰最高，海拔165．8米，呈白色似龜狀，俗名龜山。南峰峭峻如壁，巍峨壯觀，北峰下有一洞，洞內怪石如佛形，故名千佛洞。唐天寶六年(747)秋，李白乘舟自金陵溯江而上，過慈姥山，至白壁山賞月吟詩，寫下《自金陵溯流過白壁山玩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一詩。詩中以清新、形象的語言，細致而生動地描繪了白壁山一帶的月夜秋景。
（五）慈姥山
原名鼓吹山，又名慈母山，位於馬鞍山——和縣汽車輪渡北約1．5公里，瀕臨長江。山高59．4米，從江中望去，山形頗似頭枕江流，身卧江畔的大貓，俗稱貓子山。《括地誌》曰：慈姥山積石臨江，岸壁峻絕，山上出竹堪為簫管，屑樂府，名為鼓吹山。慈姥山所產的慈姥竹，體圓節疏，是專供宮廷作簫管之用的貢品。干百年來，慈姥竹曾為許多文人名士所景慕吟頌。梁吳均、宋沈括、明周忱等，都有題詠慈姥竹的詩作。唐天寶十三年(754)，李白游當塗時作《姑孰十詠》，中有《慈姥竹》一詩，把慈姥竹簫管之樂比作「龍吟」、「鳳曲」，為後人交口傳誦，慈姥竹今已絕生。
（六）太白樓
又名謫仙樓、青蓮祠，位於當塗縣城西北古鎮採石(今馬鞍山市雨山區屬地)西南1公里處，背倚翠螺山，面臨長江，濃蔭簇擁，是一座金碧輝煌、宏偉壯觀的古建築。
（七）李白衣冠冢
位於翠螺山南麓。冢基用青石壘砌，基高2米，直徑5米，周長約40米，形體為圓籠屜狀，四周有石欄圈圍，松柏簇擁，芳草菲菲，環境幽靜。冢前立一漢白玉大理石碑，上鐫隸書「唐詩人李白衣冠冢」，系書法家林散之手書。
（八）橫江館
原在採石鎮下江口，即今鎖溪河旁橫江街一帶，與古歷陽橫江浦(今和縣縣城東南13公里處)隔江相望，是古代官府傳遞文書時更換馬匹與休息、住宿之所。唐天寶年間，李白欲在此渡江前往歷陽，被風濤阻隔，詩人遂寫下著名的《橫江詞六首》。其中一詩雲「橫江館前津吏迎」即指此橫江館。宋元以後，橫江館幾易其名。明為皇華驛，清改為採石驛，後地毀不存。1978年，採石公園在三元洞上方半坡處(玉皇殿遺址)重建橫江館。新館坐東面西，磚木結構，古雅大方。「橫江館」三字匾額懸掛大門上方，館前地勢開闊平坦，為青石鋪砌，館周圍綠樹交映，環境敞朗幽靜。
橫江館因李白詩而名聲大振，歷代文人途經採石，無不到館一游。唐杜牧、宋柯芝、明王世貞、張弼等均有《橫江館》詩作。
二 龍山青山遺跡
（一）龍山
坐落在當塗城南青山河畔，距縣城6公里。主峰海拔107米，周圍5公里。山勢頭北尾南，怪石蜿蜒，形如卧龍仰首，故名。昔日山上林木參天，廟宇遍布，「丹楓紅葉，遍滿岩谷」之「龍山秋色」，素為姑孰八景之一。
相傳「孟嘉落帽」的故事就發生於此。山上的歷史古跡較多，傳有東晉時吏部郎畢卓和元末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侯祚等墓葬。李白曾幾次登臨龍山，有《九日龍山飲》、《九月十日即事》詩二首。後病死於龍山故宅，初葬龍山東麓，後遷葬青山。唐劉全白的《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墓碑曾立於龍山太白墓前，今無存。相傳當年李白的兩孫女，就嫁在龍山西側的荊山附近的農家。故此，歷代的墨客騷人紛至沓來，對龍山的優美景色大加頌贊。
（二）青山 謝公宅 謝公池
青山位於當塗縣城東南7.5公里處，主峰海拔372米，東西寬約6公里，南北長約7.5公里，周圍36.7公里。山勢險峻，四季常青，又名青林山。南齊謝脁任宣城太守時，曾築室於山南。唐天寶十二年(753)，敕改謝公山，後人又稱謝家山、謝家青山。東晉大司馬桓溫墓在山北麓，故又曾稱桓墓山。李白墓前後范圍還稱李家山。青山北臨姑溪河，東帶丹陽湖，西濱青山河，南望平野極目。山中藏有鐵礦、磷礦、泥煤，並產多種林木、葯材，現為國營青山林場的生產基地。如今山上修復了雲霧寺、觀音殿、謝公祠、石隱庵、百靈廟等寺廟。青山古為屯兵之所，郭祥正「重岡復嶺控官道，北望金陵真國門」詩句，點出了青山的戰略地位。青山，古跡甚多，山陽有唐代大詩人李白墓、太白祠以及謝公祠、謝公池遺址、宋代書法家米芾所書「第一山」碑，還有白雲寺、巢雲亭、五賢樓(五賢即謝脁、李白、郭祥正、王居岩、王逢，樓已不存)；山陰除桓溫墓外，還有明代琉璃瓦窯址；東麓有晉墓群；東南山腳下，是新石器時代的鄭家遺址。南齊謝脁任宣城太守時，酷愛青山，曾雙旌五馬來遨遊吟詠，稱譽青山為「山水都」，並築室於山南，即謝公宅。人們為了紀念謝脁，將其宅改建為謝公祠。後雖毀於兵燹，至今遺址猶存。謝公宅佔地十多畝，環宅皆流泉奇石、摩崖石刻。宅後巒岫參差，蒼松林立。山頂有座小亭，名謝氏山亭(今已廢)。宅前一小池，石壘四壁，約一畝多面積，傳說為謝脁所鑿，人稱謝公池，又叫謝公井。池水滃然，水味甘冷，終年不竭，曾有姑孰八景——「元暉古井」之美稱。
「一生低首謝宣城」的李白，對青山懷有特殊感情，生前多次登臨青山，攬勝抒懷，尋訪謝脁遺跡，憑吊謝公故宅，留下《謝公宅》、《游謝氏山亭》等詩篇，死後埋骨青山，與謝跳結為異代芳鄰。
（三）李白墓 太白祠
坐落在當塗縣城東南15公里青山西麓谷家村旁，現屬太白鎮太白行政村。唐寶應元年(762)，李白來當塗投靠縣令李陽冰，後病故，初葬龍山。元和十二年(817)正月，宣歙池觀察使范傳正據李白生前「志在青山」遺願，會同當塗縣令諸葛縱遷墳於此。李白墓自唐迄清，12次修葺。墓前原有祠，民國27年(1938)毀於日軍炮火中，墓亦坍塌。1979年，人民政府撥款重修李白墓和復原太白祠。隨之徵地50畝，擴建李白墓園。李白墓園坐北朝南，枕山面水，南距當塗至大公圩的公路300米。沿公路邊石板小道，過小石橋入李白墓園，左側有「青蓮池」，垂柳依依，綠水澄澄，拱形「化鶴」橋橫跨池上，連著「十詠亭」。李白留連當塗時寫了十首歌詠當塗山川風物的詩，謂之《姑孰十詠》，後人曾於當塗姑溪河畔建亭以志。原亭已毀，今重建的「十詠亭」，飛檐翹角，古樸典雅。亭中央石碑上鐫刻著李白的《姑孰十詠》詩，為安徽國畫家畫竹高手黃葉村手書。十詠亭側有一冬青樹道通太白祠。今存太白祠為1979年後重建。全祠被高出人頭的黑瓦粉牆所環衛，建築格局與清代宗族祠堂相近，前後兩進，素白粉牆，黑灰瓦頂，青磚匍地，聳脊飛檐，畫棟彩梁，寬敞明亮。太白祠正庭門楣上懸著名書法家林散之先生寫的「太白祠」橫匾。廳內迎面聳立著一尊漢白玉李白塑像，高2.47米，重約3噸。塑像側身而立，左手按劍，右手後垂，雙眸含慧，胡須飄逸，再現了詩人氣度非凡的形象。塑像背景是幅巨型墨綠色徽派版畫屏風，屏風的格局以李白在當塗游蹤為寫意，版畫上方由著名書法家舒同親筆題書「李白高蹤」的匾額。著名書法家司徒越書寫的「詩無敵」的匾額高掛廳堂正中頂上方。兩旁抱柱上懸刻書法家趙朴初手書楹聯「揚波噴雲雷，筆落搖五嶽；舉杯邀明月，垂輝映千古」。祠內兩側牆壁上鑲嵌著六塊石碑：一塊刻著李白的全身畫像，栩栩如生；一塊刻的是李白《臨路歌》；另外三塊是重刻唐代李華、劉全白、裴敬撰寫的碑文；還有一塊是倖存的宋碑。這塊宋碑是淳佑二年(1242)，兼權太平州(治當塗)事、節制軍馬孟點「更葺其祠宇，得碑(指范傳正碑)之文於其集中，仿重書刻石，立之墓左」的。此碑高5.6尺，寬2.9尺。唐范傳正撰文，宋孟點重書刻跋，共30行，每行63字，正書，字徑6分。碑額「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9字，分3行篆書，字徑2.1寸。碑身保存完好，字跡清晰，只有碑的上端在「文化大革命」中損碎了一角。此碑距今已有740多年歷史，為李白墓前現存的較早文物，對今人研究李白有可貴的價植。

太白祠後面是李白墓地。李白墓由170塊青石壘起一米多高的墓圈，周長20多米。墓上芳草萋萋，艾菊尤盛。墓前嵌立一塊石碑，上刻「唐名賢李太白之墓」，碑高1.42米，寬o.64米，楷書，字徑14.5厘米，碑邊有簡單的花紋，沒有記年，系清代所刻。墓旁新植翠竹、冬青，青翠欲滴，四季常青。墓之西北200米處，新建「青蓮書院」一座兩進，前進朱棟飛檐，大屋頂式建築，檐下三面設「吳王靠」。後進古宅式建築，軒高寬敞。兩室陳列著啟功、鄧力群、李一氓、常任俠，李准等當代諸多名家紀念李白的詩書畫數十幀，供游覽者觀賞。李白墓現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塗縣最著名的旅遊勝地。

三 橫山遺跡

（一） 橫山石門
橫山，又稱橫望山，因四望皆橫而得名，位於縣城東30公里處，主峰太陽拱海拔459米。山勢威嚴，峰巒疊起，蒼翠亘天，林壑幽美，橫列若屏障，方圓40公里，東北與江蘇省的江寧、溧水兩縣交界，南與石臼湖、丹陽湖相連。橫山歷史上曾作衡山，春秋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即此。
南梁時，「山中宰相」陶弘景曾在此隱居煉丹，並鑿龍泉井，井水清澈甘冽，大旱不涸。構有讀書堂，後為寺院，即澄心寺。殿宇堂皇，樹木參差。歷代高官名士先後到此遊憩，觀景吟詠。山中「龍井寒泉」、「叢林夜月」、「石門古洞」、「絕壁垂松」為橫山四景。然而，幾經滄桑，古柏、寺院、碑刻文物，多已廢圮。唯龍泉井、月牙池、石獅、石桌、石凳遺址遺物殘存。橫山西南麓有一石門，為安徽省72處古跡之一。內一古洞，傳為陶弘景煉丹處。唐人摩崖題刻楷書「石門」二字，至今尚存。字徑直1.2米，橫2.1米，為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門摩刻的上側極高處石壁上有明代刻的「壁立萬仞」四字，今仍可辨識。李白生前酷愛石門山水，多次到此，或攬勝，或隱居，或訪友，每有題詠。有《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下途歸石門舊居》等詩篇。
（二）靈墟山
位於當塗縣城東15公里，山麓平緩，竹木扶疏，高133米，北靠龍泉山，西鄰圍屏山。相傳古時遼東人丁令威來此修真煉丹，化鶴仙去，故稱靈墟山。山上遺有丹井、丹洞諸跡；又有修真觀、望湖亭等建築。山頂平坦，修真觀前有煉墩，上置壇，如今均不存。李白膜拜仙道，蟄居當塗時，寫有《靈墟山》一詩，為《姑孰十詠》中一詠。

四 城關城郊遺跡

（一）化城寺清風亭
坐落在當塗縣城西北隅(今縣人民醫院院址)。三國吳大帝赤烏年間，康里國僧選場3處建佛場，一在秣棱長干，一在海鹽金粟，一為姑孰化城，姑孰化城基址最廣。南朝宋孝武帝劉駿南巡時，駐足於此，擴建28院。化城寺高閣偉樓，飛檐雕棟，雄麗壯觀。有鍾鼓樓，放生池、觀音閣、地藏殿等諸多勝景。唐天寶年間，僧升朝造舍利塔，主壇戒。宋代景德年間，化城寺改為萬壽寺。建炎中，金兵攻陷姑孰城，化城寺毀於兵燹。清風亭，系化城寺僧升朝建於寺西蓮湖上，故又名升公清風亭。北宋熙寧年間，化城寺僧道新重修，又名新公清風亭。南宋建炎中，與化城寺同時毀於兵燹。明代正統初年，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撫江南，駐節姑孰，欲擇勝地重建清風亭。由於年深日久，湖已成陸，傍城西北隅盡為溝壟之地而未果。正統五年(1440)，周忱委託採石廣濟寺僧人修惠建亭於採石磯上，揭以「清風」之額。清咸豐年間毀於兵燹。近年來在採石李白紀念館內重建。
李白於天寶年間數次游化城寺、清風亭，寫有《陪族叔當塗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和《化城寺大鍾銘》文。
（二）黃 山
位於當塗縣城北2.5公里，海撥54米，山如初月形，相傳浮丘公曾牧雞於此，又名浮丘山。唐時長江水流直達山下，故又名黃江山。山上林木蔥蘢，名勝古跡甚多。東麓原有東岳廟、廣福寺等。東岳廟棟宇雄偉，有殿堂、經樓、廚庫、僧舍共172間。廣福寺原為壽聖院，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詔書改額。原有房舍二十多間，清康熙十五年(1676)重修佛殿，增建了觀音閣、孔雀殿、地藏殿、天王殿、山門等。寺後萬松掩映，松林深處有深雲館、懷古亭、誓清堂等古跡。誓清堂為宋嘉定九年(1216)營建，取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之意而名之。淳佑六年(1246)復修誓清堂，以米芾所書「極目亭」三字易之，故又稱之為「極目亭」。上述這些古建築都盪然無存，唯有黃山塔和凌歊台遺址至今猶存。李白游當塗，曾乘舟泊黃山腳下，寫有《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等詩。
（三）黃山塔凌歊台
黃山塔因建在黃山頂上而得名。塔高26米，為磚石結構。塔身八角形，檐為蓮花瓣，五層，每層有4個拱門，塔中空，2米見方，底周17.6米，基厚1.8米，相傳為南朝宋武帝劉裕所建，李白登黃山送族弟詩有「長嘯倚天梯」之句，可見塔之歷史甚久。清代康熙、光緒年間，曾兩次修繕。1984年，縣人民政府撥款對塔底進行加固維修，現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四）姑孰溪
姑孰溪又作姑熟溪，即今姑溪河，又名姑浦。東起丹陽湖口小花津與運糧河相接，西至當塗城西金柱關注入長江。全長23.4公里，流域面積約394平方公里。姑孰溪縈繞當塗腹地，為重要水運河道。東可由丹陽湖過銀淋堰達太湖流域，南通水陽江、青弋江經宣州、徽州可達浙中。西經青山河、長江可往南京、蕪湖等地。
（五）白紵山 桓公井
白紵山位於當塗縣城東2.5公里姑溪河北岸，為姑溪河與青山河匯合之處，高123米，山勢南高北低，形若卧獅。山中林木蔥郁，山水青秀，素為攬勝狩獵之所。山巔舊有蒼松七株，姑孰八景謂之「白紵松風」。
（六）天門山
當塗縣城西南長江兩岸東、西梁山的合稱。東梁山又名博望山，海拔81米，在當塗縣城西南15公里的江東岸，今屬蕪湖市。西梁山又名梁山，海拔65米，在和縣城東南30公里的江西岸，今屬和縣。兩山夾江對峙如門，故合稱天門山。自江中遠望，兩山色如橫黛，宛似蛾眉，又名蛾眉山。兩山聳於江畔，若二虎雄踞，又稱二虎山。

⑸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⑹ 在鄭韓長城遺址挖掘出了哪些文物

考古學家在鄭韓長城遺址宮城西北部發掘出一座長方豎井形地下室，南北長8.9米，東西寬2.9米，上部四周有柱洞。室東南角有台階走道可下入室內。

室內並列有5眼井，深兩米，用陶井圈築成。室內和井中出土有牛、羊、豬、雞等殘骨和陶器。

這些文物的出土，證明了鄭韓故城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的文化遺存是非常豐富的。

此外，在宮城內，還有兩處氏族墓地。一處位於西城內東南部，1923年曾出土各種銅、玉器700多件；另一處位於東城內西南部，面積16萬平方米，並有墓葬300餘座。

鑄銅遺址在東城內東部，面積約10萬平方米。出土有熔銅爐、鼓風管和陶范等。鑄鐵遺址在東城內西南部，面積約40000平方米。

出土有戰國時期的熔鐵爐、烘范和大量陶范等生產工具，可知戰國時期韓國已大量生產和使用鐵制工具、兵器。制骨遺址在城內偏北部，面積約7000平方米。出土有春秋戰國時的骨料、加工鹿角、骨簪、骨錐等成品和半成品。

歷史上，鄭國在此地傳23世，歷時300多年，後來，被韓國所滅。韓侯把國都從陽翟遷到這里，傳8世，歷時140多年，後來被秦始皇於公元前230秦所滅，成為被秦國所滅戰國七雄中的第一個諸侯國。

陶范

⑺ 重慶鄭家院子，唐家院子等院子是什麼，是景點還是歷史遺址

算景點吧，不過某種意義上講也算是歷史遺跡，只不過歷史相對較短，文化的積淀不夠厚重，所以，更符合景點的概念。

⑻ 沈陽的歷史遺跡

沈陽市是全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國優秀旅遊城市，旅遊資源豐富多彩。名勝古跡有福陵、昭陵、新樂遺址博物館、鄭家窪子青銅短劍大墓、葉茂台遼墓、永安石橋等。沈陽故宮是除北京故宮外我國僅存的一座皇宮建築群，具有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營造和使用的宮殿。福陵和昭陵是聞名遐邇的「關外三陵」中的兩個，是具有中國古代建築特色和濃郁民族風格的帝王陵寢，福陵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和孝慈高皇後的陵墓；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極和孝瑞文皇後的陵墓，而且是清入關前留下的三個陵寢中規模最大的一個。新樂遺址是我國北方新石器時代較早的一處母系氏族公社聚居部落遺址，距今已有7200多年。鄭家窪子青銅短劍大墓位於沈陽市於洪區，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墓群。葉茂台遼墓群位於法庫縣，是遼悉相蕭義及其家族的墓群。永安橋位於於洪區，是沈陽市境內保存較為完整的清初石築拱橋。

⑼ 以家鄉歷史古跡鄭韓故城印象非常深刻,編導游詞

歡迎到鄭王陵遺址博物館參觀。我館是依託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韓故城東城鄭王陵遺址而建立起來的一座專題性博物館。鄭王陵遺址博物館是我市的重要旅遊景點之一，也是我市最具特色的一處文物旅遊景點。
鄭王陵遺址博物館位於鄭韓故城東城西南部鄭國貴族墓地北側。整個鄭國貴族墓地面積約50萬平方米。新鄭市文物管理局對整個墓地進行了鑽探普查，發現墓葬分布極為密集，墓葬總數在3000座以上，其墓葬數量在全國已發現的春秋墓地中為最多，密集程度在全國同期墓地中極其罕見，可用無卧牛之地來形容。特別是規格多樣的車馬坑群的發現，在春秋墓地中尚無先例。如果將車馬坑大面積的發掘，其盛況將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以來又一處現場展示我國古範文吧光輝文明的盛大舞台。

第一展廳 中字型大墓發掘現場
在我國古範文吧，由於認識上的局恨性，人們事死如生，生前享有什麼等級的生活，死後也按這個等級進行陪葬。中字型大墓2002年8月開始發掘，是目前發掘出的第一座春秋時期帶墓道大墓。南墓道總長20.85米，北墓道長10米，葬具形式巨大，為三槨一棺或重棺。在全國已發掘的春秋諸侯墓中，三層槨極為少見。《莊子.天下》及《荀子.禮論》均雲：「天子棺槨七重，諸候五重，大夫三重，士兩重。」此墓三槨二棺，正與記載相符，從而印證了這是一座鄭國國君墓。
這座墓的南北墓道中均有大量的實用葬車。而且車輛形制多樣，裝飾各異，均為拆車葬。目前在南墓道內已發現多種車40輛，在北墓道5輛。這些車絕大多數都有棕紅色的漆。
綜觀中字大墓不計陪葬坑3號車馬坑中的葬車，墓道中車輛總數45輛，車輛之多在我國目前已發掘墓葬中為最多。是難得一見的春秋車輛奇觀。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些車輛中發現了象牙龍飾車、青銅飾車、骨雕車、象牙飾車、樓車、漆繪花紋車等珍貴車輛，多屬全國首次發現，完全與《周禮.春官.巾車》中所記載「王之五路」相對應。這些車輛是目前發掘中所發現的最高級別、最為考究的鄭國車輛。
鄭國國君為伯爵，按周範文吧禮制，其國君埋葬不能用墓道，但這座墓葬既有寬大的南北墓道，墓道葬車中又有寬大的車輛，與鄭國諸候國的地位不相對應，反映的是這位國君已經「僭越」不服周禮的客觀現象。如果把它的陪葬坑3號與2號車馬坑內的葬車數量加在一起，其車輛總數可能超過百輛，這對於當時號稱「千乘之國」的鄭國來說，無疑是太奢侈了。但從另一側面說明了此國君在位時可能也是鄭國比較強盛時期。在此墓東側約7米的地方最近發現1座總長25米的甲字形大墓，是發現的鄭國墓中第二座帶墓道大墓，可能是此國君夫人墓。
另外，考古發現這里是韓國的鑄鐵遺址，韓滅鄭後在都城內興建的大型官營作坊，在此大挖大燒鄭主墓破其風水的歷史場景，刻意體現了改朝換範文吧後韓人懼怕鄭人復國。在此墓的南邊，有一些韓國殘疾人和小孩的墓葬。

第二展廳 五號車馬坑及中型大夫級貴族墓
5號車馬坑在中字型大墓南墓道東南約10米，坑中葬4馬車1輛，2馬車2輛，馬8匹，犬1條。馬骨被壓在車體之下，馬匹側躺放置，頭向西，1號車為儀仗類的大車，放在坑的中間，2號車與3號車都是小型游獵車。另外，犬骨斜爬在3號車廂上，有明顯的掙扎痕跡，形象十分生動可憐。
這座陪葬坑的墓主人是大夫級貴族墓葬，作為葬具的木質棺槨均已腐朽，依其遺跡可知葬具為一槨一棺，出土了一些小件玉器和青銅器片。從故城中已發掘的10餘座中小型車馬坑的情況看，5鼎墓，也就是中大夫的級別才能殉葬1輛車，個別殉葬4輛車，這種級別的車輛都沒有發現任何裝飾品，這和國君所陪葬的車輛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說明了它們的級別和地位是明顯不同的。
整個鄭國陵區從1999年發現至今，共探明不同規模的車馬坑達23座，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的3座，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而且不乏15米以上的特大型墓葬，長寬超過20米的特大型墓就有4座，位於中字型大墓西側的3號車馬坑長13.5米，寬11.5米，深7.5米，面積幾乎是1號車馬坑的2倍。2002年3月開始清理，7月份清理到5米深時發現車輛非常密集，現暫停清理，開始挖砌坑底防滲過洞和四周防滲牆，目前防滲工程已竣工。該坑葬車數量可能在30輛以上。2000年發掘的1號車馬坑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新鄭市委、市政府對文物保護工作非常重視，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又建立了中字型大墓發掘現場和中大夫級貴族墓展示廳，並對陵區進行了綠化和建設，以車馬坑群的展示為主要特色，車馬坑群數量眾多，葬車多樣，在這樣一個極為有限的區域內有如此多的車馬集中，不能不說是一個罕見的奇觀。它構成了我國截止目前春秋時期葬車最多，規模最大的地下車馬軍陣。成為以軍陣形式隨葬的淵源，比聞名中外的秦陵兵馬俑軍陣早400多年。

第三展廳 一號車馬坑
1號車馬坑是我國目前發現春秋時期葬車最多的車馬坑。它的平面呈長方形，口長10.4米,寬8.4米,口部略大,底部略小,深5米,四角各有兩道供古人上下的腳窩,內葬多種豪x、實用、形式多樣的車輛22輛和許多馬骨。春秋戰國時期，一坑多車制似乎已成為一種更新穎、更時髦的追求。鄭國1號車馬坑葬車眾多，就其典型範文吧表它的葬制規律一般為車輪摘掉後側靠在坑的四壁，馬匹殺死後平鋪坑底，車體則放在馬匹之上，摘下的車飾、馬鞍、馬蹬、馬銜等活動車馬具放在主墓內，這與其它列國車輪不摘，馬匹放在車轅下的葬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可能與鄭人的觀念有關，推測應是墓主人對珍貴的車馬佔有權的充分體現。
1號車馬坑內的葬車車體是斜靠西壁分三排縱向相互疊壓放置的，東邊的車體依次疊壓西邊的車體，絕大多數車輪上都有兩根加固的輔撐，這些車輛都是實用車輛，目前已發現37個車輪側靠在四邊坑壁上，輪子的外立面（軹端）向里，輪子的直徑大多數為1.4米左右，有30根左右的輻條，有兩個車輪直徑很大，約1.7米，可能是大型車輛用輪。坑內車輛斜靠西壁向東分三組依次斜壓，北組8輛，中部7輛，南組7輛。共22輛。
由於車輛擺放密集，為了展出和保護車輛，馬骨只做了部分清理。初步分析，這些馬均是殺死後平鋪在坑底，馬身上再放置車輛軀干，馬匹頭西尾南側躺放置，肢體依次疊壓，分東西向4組，每組約12匹，另外，按一輛車兩匹馬來推算，此坑內22輛車應埋有44匹馬。
在5號車馬坑中我們看到了一具十分生動的狗骨。此坑的東北角19號車處也有一狗骨。可見犬是鄭國車馬坑中不可缺少的配置。
這座馬坑面積雖小，但葬車眾多，車輛大小有異，裝飾豪x，做工甚為考究，極具觀賞與展示價值。經專家考證，這兩座車馬坑和中字型大墓中的葬車全是木質的實用戰車，車的表面施有棕紅色漆。由於車輛擺放密集並相互疊壓，多數車的車底與後門尚沒有清出。
車在我國有著很早的使用歷史，它的發明者一說是黃帝，一說是夏禹時的大臣奚鍾，據說，他們是看到風吹著圓形的蓬草在地上不停地滾動，而觸發了靈感，發明了車輪，造成了第一輛車。這樣，早在4000多年前，我國已出現了車子，由於車的機動性強，沖鋒起來銳不可擋，所以，它一出現，主要使用於作戰。作為戰車，限於當時的生產水平，車子是很少的，滅紂的牧野之戰，武王直接統帥的戰車不過才300乘（1乘就是1輛），跟隨的方國也不過才4000乘，卻一舉打敗商紂王統帥的幾十萬軍隊，取得了滅商戰爭的勝利。因此，商周時期，戰車的多少成了衡量一個國家和家庭軍事權力的標志。即所說的「百乘之國」、「千乘之國」、「萬乘之國」。
考古中所見到的車的遺跡，多是商範文吧晚期到戰國時期的。這時期由於等級制度的限制，有身份的貴族坐車，一般平民不準有車，有車不坐，為當時的社會習俗所不容。這時期的車馬成了顯示身份地位的重要標准。身份越高所擁有的車越多、越豪x，平時乘坐它，戰時用於作戰，主人死後也可將其隨葬，鄭國貴族以大量車馬隨葬，不僅反映了鄭國人高超的造車技術，同時也反映出鄭國貴族身份地位高及崇尚武勇，偏愛車馬的世風。
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實物資料的不足，鄭國之迷還有許多沒有揭開。在鄭王陵博物館的東南部還有3000多座墓和幾十座車馬坑，隨著文物資源的進一步開發和研究的深入，難解的鄭國之迷將逐步被揭開，同時也將會有更多更好的文物向社會各界展出。

⑽ 金門縣政府舊址處為啥是鄭氏家廟

讓我來告訴你：
金門自古屬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所轄，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始創縣治。金門一地在同安縣的歷史有著重要地位，有「無金不成銀」、「無金不成銅」的俗諺。 漢族人對金門的開發依據可考的史料始於晉代。根據清代《金門志》的記載，晉代共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家族因躲避戰禍移居金門。唐朝貞元十九年（803年），朝廷在泉州設置五個牧馬場，浯洲為其中之一，陳淵任牧馬監，此為金門島上設置行政機構之始。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十二姓隨陳淵入島開墾，陳淵因此而被尊為「開浯恩主」。 金門（舊稱浯洲）因產鹽，歷經五代十國閩王王審知及元明清等朝開發後，造就金門東半島上之金沙灣周圍鹽埕林立。元朝統治時期（1343年-1368年），中央為求實質統治，遂於浯洲鳳翔里十七都後學村（今沙美），設置浯洲鹽場司（官職從七品官，在今金沙國中至東埔及榮光新村一帶）及浯洲書院（現今之沙美菜市場），沙美因處金沙灣與汶水溪及金沙溪交匯處。在元代，系為金門地區最高行政機關浯洲鹽場司與浯洲書院之舊址（元朝浯洲鹽場司馬闕司令興建）。過往的金沙地區更是金門地區居住人口與風獅爺最為稠密的地方（金門全島共64尊風獅爺，金沙鎮則高達39尊、沙美有3尊）。元朝時，中國沿海各地與國外交流密集，故當時的沙美（後學村），因位處金沙灣、浯洲鹽場司、浯洲書院（明代為金山書院）、官鎮埕、永安埕、浦頭埕、沙美埕等鹽埕邊緣，除了島民、鹽工與書生眾多及船運便利之外，區域內更是政商雲集。後學街（今之沙美老街），在此諸多有利之條件下，遂循著人類發展的脈絡與歷史軌跡，便自然而然的形成商業與貿易市集。從元朝統治以來，一直是金門東半島的政經中心與文化重鎮，迨自中華民國肇建初朝，金沙依然是金門地區的經濟中心，民國時期的金沙灣金沙港，更是金門地區與中國大陸蓮河通航金星輪的港埠。更是國民（國軍）登陸金門的地方，一度還是金東守備師及青年軍戰車連的駐扎地。金門以一小島，卻出過四十三名進士，其中文進士四十人，武進士三人，實屬不易。明朝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興經略福建沿海，共設五衛十二所。金門守御千戶所為十二所之一，明兵部稱呼金門是「中左所」，下轄峰上、管澳、田浦、陳坑四個巡檢司，後又增設烈嶼巡檢司。因金門固守福建東南海口，取「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而得名金門。南明時期，金門由鄭成功政權實際控制。清康熙三年、南明永曆十八年（1664年）清軍攻佔金門後，曾採取遷界措施，強制居民遷至海岸線30華里外，島上人煙無存。康熙十三年、永曆二十八年（1674年）至康熙十八年、永曆三十三年（1679年），鄭氏政權復占金門，並以此作為對中國內陸進行軍事行動的前進基地。康熙十九年、永曆三十四年（1680年）清軍二度攻佔金門後，沿襲舊制隸屬於福建省同安縣（今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康熙二十二年、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實施復界，因遷界離開的居民陸續返回原籍。 民國元年（1912年）4月18日，廈門軍參事會派代表向福建都督府請願獲准，廈門與金門一同從同安縣獨立設置為思明縣，同年9月18日思明縣升格為思明府，直到民國二年（1913年）3月30日又廢府改為思明縣。民國三年（1914年）清代地方區劃制度廢除，廈門自同安縣獨立分置思明縣（今廈門市），金門劃歸思明縣管轄。福建巡按使許世英咨陳北洋內政部，派左樹燮為金門籌辦設治委員，於同年7月奉准後將金門地區（大、小金門與大、小嶝等島）從思明縣獨立出來設置金門縣，歸廈門道管轄，乃二等縣治。民國四年（1915年）4月9日，奉批令正式成立金門縣，設縣知事，改縣丞署為縣公署。轄境包括大、小金門，大、小嶝島及周邊島嶼，分為六都、十保、一百六十六鄉。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福建事變發生後一度由中華共和國所據，劃為泉海省（後改稱興泉省）。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改為4區32聯保；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重新整編為3區12聯保。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佔領金門，金門縣遷至大嶝鄉上租借民房辦公。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收回金門，設二鎮四鄉；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變更為二鎮二鄉。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初，全縣改為金城、沙美、烈嶼、大嶝四區區公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占福建沿海，並攻克金門縣的大嶝鄉所屬的大嶝島、小嶝島及附近島嶼，改設大嶝區，委託由南安縣（今南安市）代管 ，任命陳亦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金門縣第一任縣長。金門縣其餘主體部分則仍由台灣國民黨當局控制並持續至今。自此金門縣一度出現了兩個縣長並存的局面。 古寧頭戰役後，台灣當局於同年（1949年）11月暫停金門縣治，撤銷金門縣，改設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台當局所控制的金門主體全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