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温泉

㈠ 白居易的长恨歌所表达的恨到底是在恨什么

是在恨唐玄宗的“重色”而误国。

作者意在批判唐玄宗的“重色”而误国，劝谕统治者要以唐玄宗为戒，不要给自己造成“长恨”，但由于他把李杨的爱情写得那么纯洁坚贞、生死不渝，而又缠绵悱恻，就在客观上使读者产生了同情。

诗的前一部分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后一部分是对李隆基、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这是讽谕诗《新乐府》中的诗一首，赞美勤于政事、不到骊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财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杨活动集中于骊山，其讽谕、批判之意，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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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