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污染治理
㈠ 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一、全球10大环境问题
1、气候变暖
2、臭氧层破坏
3、生物多样性减少
4、酸雨蔓延
5、森林锐减
6、土地荒漠化
7、大气污染
8、水体污染
9、海洋污染
10、固体废物污染
二、我国环境状况
1、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程度在加剧。
2、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重。
3、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和大型水库外，污染成加重趋势，工业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突出。
4、七大水系（珠江、长江、黄河、淮河、海滦河、辽河、松花江）中，黄河流域、松花江、辽河流域水污染严重。
5、大淡水湖泊总磷、总氮污染面广，富营养化严重。
6、四大海区以渤海和东海污染较重，南海较轻。
7、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并呈加重趋势。
8、城市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
9、城市地面水污染普遍严重，呈恶化趋势。绝大多数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10、全国2/3的河流和1000多万公顷农田被污染。
三、历年环境日主题
1974年：只有一个 地球
1975年：人类居住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资源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为了儿童和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0年：新的10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和人类食物链；防止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0年，提高环境意识
1983年：管理和处理有害废弃物，防止酸雨
1996年：我们的地球、家园、居住地
1997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环境污染概述
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类不断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但由于大气、水、土壤等的扩散、稀释、氧化还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质的浓度和毒性会自然降低，这种现象叫做环境自净。如果排放的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就会发生不良变化，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存，这就发生了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有各种分类：
按环境要素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按人类活动分：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
按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分：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电磁波）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是指“被人们利用的物质或者能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环境，导致对自然的有害影响，以至于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命资源和生态系统，以及损害或者妨害舒适和环境的合法用途”。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所列举的“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包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我国环境法制尤其是针对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则。但是，由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伴相随的孪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 因此，将环境污染完全消灭于无形是不现实的，除非实行“零增长”“零排放”。 鉴于此，“预防为主不是代替治理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要采取积极的治理措施”。
一、环境污染治理的提供者——政府
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市场是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对此作过通俗的解释：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会显示配置效率。在这一体系中，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所有的要素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不存在外部性。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每个生产者最大化其利润，每个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经济在总体上是有效率的，你无法使任何人的状况在不使他人状况变差的条件下变好。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既定时，即使是最有能力的计划者，使用最高级的计算机，制定最天才的重新配置计划，他也无法找出比竞争市场更好的解决方案。没有哪一种重新配置能使任何人的状况改善。不论经济中有一个、两个市场，还是有二百万个市场，这个结果都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结果通常都是以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基础的，事实上，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会失灵。市场失灵，“是指那些为取得有效的市场解决办法所需的条件不存在，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冲突”。 狭义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运行的结果，未能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造成效率损失的状况；广义的市场失灵除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市场在解决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纯公共产品，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把纯公共产品的概念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因为技术或者成本的原因，无法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占有；还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再增加一个人也不会导致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考虑到产品的非排他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不具有供应公共产品的动机。因为他一旦生产了这种产品，他就无法排除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消费纯公共产品的人们形成一个私人合作制，达成协议共同承担该公共产品所需的成本。这种协定对于小群体也许是可行的，可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个人成为免费搭车者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因而私人自愿协定无法再起作用。因此，对一个大群体而言，“纯公共产品是通过公共部门预算来提供的”。 环境污染治理即为公共产品的一个例子，所以，“供方只能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
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或纯粹的私人产品都很少见，更多的是兼有二者性质的混合产品，外部性问题正是由此产生。 所谓外部性，指的是某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或效用。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包括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的影响亦称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负面的影响亦称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前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某项新技术发明被他人公开的无偿使用，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环境污染问题。
要使资源有效配置，就要矫正外部性。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或收益转化为外部性制造者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具体地又可分为市场的方法和非市场的方法。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在交易费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资源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这时，将产权界定给谁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只要界定明确，资源配置的结果都一样。 然而，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总存在交易费用，有时交易费用还非常大，当牵涉的人很多时就是这样。因此，就必须由非市场的政府行为干预来消除外部性。
交易成本、排他成本和免费搭车策略使公共产品的私人式自愿供应面临许多问题，因此，“政府一种可能角色就是干预市场的配置职能，从而纠正市场失灵或采用政策弥补其效果。” 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及其制度安排）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发挥到极至，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截然相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行政计划机制在对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对经济的运行起辅助作用，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全方位的主导者和主宰者，小到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何人，大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参数的确定、协调，都由政府一手操办。 “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以上的分析似乎一直在向我们昭示：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干预可以校正市场。但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干预本身是有成本的，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作为雇员机构都具有官僚主义的弱点，运作成本高，容易导致浪费与文牍主义， 同时，间接地增加“纳税人”的成本；民主政府的政策还往往有一种“中位取向”，作为受选民委托者，它往往体现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中那些最弱势群体、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的需要。例如妇女、儿童、残疾人、赤贫者的保护等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客和官僚们的“寻租”行为，“人们试图寻求影响国家的方法以便使福利转移到他们手上”。
二、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化——BOT模式
市场和政府存在着各自的优越性，同时，也都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我们的任务无疑便是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使其各自充分发挥作用。根据OECD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环境管理经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要作用是规制和监督，同时提供必要的环境公共物品。 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由政府来生产，政府“可以把生产该产品的合同承包给私人生产厂家”， 吸纳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金来参与，形成社会多元化投资局面。在国际上，从8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倡导和鼓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力图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一作法后逐渐被东亚许多国家所重视和应用。美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较大部分由私人部门承担；马来西亚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把垃圾和污水处理业务全部委托给几大公司；日本过去曾把政府环境预算的80％以上投入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现在也感到力不从心，弊端甚多，因而开始变革。 而我国，环保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投资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和政府。
BOT模式似乎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平衡点”的天然物，“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营运－移交)投资方式是由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的方式将基础设施的建设、营运权让渡给项目发起人并对部分项目风险提供商业支持和政府承诺；项目发起人则设立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通过一系列协议（合同）联接众多的项目参与者对项目进行建设、营运，通过经营所得收回投资，偿还贷款，获取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BOT投资方式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等众多优点，因而，“自土耳其1983年设立世界上第一个BOT项目到1993年，世界范围内有近150个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投资方式，总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
BOT投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当事方，规范当事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亦为数不少， 其法律特性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行性。
1、BOT是政府与私人资本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为标的的合作关系。 BOT所涉及的领域一般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及垄断专营带来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原因，这些本应有国家投资、垄断专营的领域，不得不引入私人资本。因此，从本质上讲，BOT是将本国和本地区的那些本应由公营机构承建和运营的公用设施项目，通过政府授权方式特许给某个私营机构来建设和经营，“是业主国政府的一项具体的独立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政府职能由私人代为实现”。 我国BOT项目大都分布在火力发电厂、高速公路、隧道、铁路等基础行业，而又以地铁、港口、火力发电厂和交通运输投资额巨大的项目居多，其他类型的项目少。然而，1998～2000年间，中央政府增发国债3600亿元，国债投放的重点就是公路项目。各地电力市场也在“强电政策”的推动下很快趋于饱和。 与之相反,据国家环保部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城镇日排放污水总量近1.4亿吨，但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总量只有约0.1亿吨， 全国城市垃圾的年产量达1.5亿吨，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递增，全国历年垃圾存量已超过60亿吨， 仅凭政府财力显然难以完成治污使命。环保产业已成为朝阳产业。但我国环保产品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BOT投资方式在环保产业，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将大有可为。
2、BOT以政府特许为核心和基础，政府以合同中的行政特权方式保留和行使公共职权。BOT模式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系统法律关系群，这种关系群是由公法和私法合作调整的。在这庞大的法律关系群中，核心是政府特许，其表现载体即为特许权协议，其他所有合同均以特许协议为基础，为实施其内容服务。特许权协议在法律性质上为公法契约（行政合同）， 协议目的具有公益性，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政府在特许权协议中既是一方当事人，同时又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机关身份出现，其地位具有双重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特别授予的专营权；第二，政府有权监督私人履行特许协议的行为，有权为维护公共利益，变更、终止合同；第三，经营期结束，政府无偿取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环境污染治理是政府的职责，虽然政府可以通过BOT模式将其“承包”给私人，但显然政府不能据此放任自流，不能放弃其监管职责。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文件都相应的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
3、BOT是一种特殊的私人直接投资方式。BOT投资方式具有私人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私方当事人以盈利为目的，以私人名义参与公共工程，自行筹资，自享收益，自担风险。而且，目前我国所称的BOT往往仅指国际BOT（外资BOT），没有包括国内私人以BOT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 我国第一座以BOT方式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2001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竣工，投资方为美国金州集团北京金源环保公司，美国金州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磋商，拟投资建设北京北小河污水处理长二期工程。此外，法国苏伊士集团也准备投资建设北京卢沟桥和小红门两座污水处理厂。 鼓励内资参与BOT投资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民间资金充裕，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实际民间金融资本存量不少于10万亿元，仅浙江省就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 同时还有一批资金和技术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而且对投资环保产业有巨大的热情，因此，具备发展内资BOT的客观基础。实践中也确有其事。国内民营企业中宜环能环保技术公司与河北省安新县达成了意向性协议，采用BOT方式建设垃圾处理厂，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另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桑德集团，更是雄心勃勃，推出“中华碧水计划”：与全国12个省市签约，宣布以BOT模式承建这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
BOT方式的设计，成功地把基础设施分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报和无偿移交三个阶段，并将前两个阶段成功地与政府直接职能分离，推向市场，辟为可以投入产出的领域。利用私人经营机制和市场经营机制获得高效率和高质量，避免了国家作为主体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弊端。同时政府作为标的物的最终所有权人自始至终所享有的监督权和其他一系列特权，保证了BOT方式不改变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公共产品，所要求的“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在这里完全得到了满足，政府和市场找到了各自合适的定位。
三、BOT模式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冲突和协调
BOT模式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是新生事物，因此，其与我国现行环境法制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的协调、融合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1、BOT模式与排污收费制度
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是，非竞争性产品未必是非排他的，有时，可以采用很简单的排他手段，如收费就可以使排他成为可能。 BOT模式中的投资方之所以愿意投资于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就是因为能通过收取污染处理费的制度将环境污染治理这一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以实现其盈利的目的。为了保证这一稳定的并且也是唯一的利润渠道，排污收费制度就显得颇为重要。
排污收费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是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 按照所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征收一定的费用的一套管理制度。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的具体体现。 排污费的使用，按《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的规定，作为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由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下列3个方面：①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②用于区域性综合污染治理。③用于补助环境保护部门检测仪器设备的购置、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等。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BOT模式下，排污费的使用就需要重新分配。项目公司直接向排污者收取污染处理费，或者由政府从排污费中列支，这两种都是可行的方案。
与“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相对应的为“使用者负担原则（UPP）”。1999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通知》，通知指出：“污水处理费是水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用户用水数量，各城市要在用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以补偿城市排污和污水处理成本，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在美国，自来水费中有55％是污水处理的费用；在丹麦，污水处理费为自来水费的1.6倍。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环境污染治理一直被当作公益事业，使用者无需交费，在BOT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向使用者收费也自然显得理所应当。浙江省杭州市物价局自2002年9月1日起，对杭州市自来水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所有水价均包括每吨0.4元的污水处理费。
2、BOT模式与“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小型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其他工程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和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一项法律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首创的，是一项控制新污染源的法律制度，也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
1986年3月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1998年新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重申了这一规定。并且，从1989年起，我国“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连续保持在98％以上的水平。 由此可见，“三同时”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我国环境法制。然而，“三同时”制度出台于1970年代初， 经济、社会体制已出现重大转型的今天，对“三同时”制度的价值可能需要重新估量。环境污染治理开始出现市场化、集约化道路的新形势下， 还是严格要求“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认为，“三同时”制度应该淡化。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应对该建设项目适合污染集中治理还是单独治理作出评价，适合集中治理的，就不必强制要求其执行“三同时”制度，当然，其若选择执行“三同时”制度，法律亦不禁止。
3、BOT模式与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和在特殊保护区域内超标排放的已有设施，由人民政府决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其在一定期限内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一整套措施。限期治理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是减轻或消除现有污染源的污染和污染严重的区域污染，实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的体现。限期治理制度同样诞生于1970年代初， 实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而目前，更为科学的“污染者负担”原则 已取而代之，其在“限期治理污染”领域的表现即为“代履行”。代履行，是一种行政法上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是指行政主体雇人代替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而强制义务人缴纳劳务费用的行政强制方式。” 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即为由他人代为履行限期治理任务，向履行方支付治理费用。 此处“他人（履行方）”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以BOT模式投资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一方面，此类BOT项目所成立的污染治理公司更具专业化和集约化，可以减少限期治理任务的成本，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成本；另一方面，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也为BOT模式中的投资者提供了一条利润渠道，因此可谓“双赢”。
4、BOT模式与环境法律责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表现为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综合性的法律责任，包括私法责任（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无论私法责任还是公法责任，其责任主体均为环境违法者，这是无疑义的，然而，在环境污染治理的BOT模式中，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谁是环境违法主体，谁该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却变成一个困难的问题，目前学者亦是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区分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私法责任，主要是因环境侵权而生，而在环境侵权领域，采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 因此，因污染造成的环境侵权，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应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提起诉讼，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当然，若属于另一方过错引起，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先行承担责任方可以行使追偿权。而在公法责任中，行为人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 因此，只能令排污者或者污染治理者中的过错方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区分方式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污染事故受害者在实践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追究真正的责任人，而公法责任的追究者——行政主体或者司法机关——是完全有能力做到也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㈡ 社会环境防治措施和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有哪些
由于项目征用大量土地，因此应该按照我国政府及当地的有关征地拆迁安置政策和内补偿办法，对被征用土容地和拆迁房屋的村民进行合理补偿和再安置工作，保证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污线施工应及时与交通部门联系，分期分批施工，保证交通正常。管线施工，施工车辆经过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时，应用洒水车洒水，防止扬尘污染。 施工完成后及时恢复被破坏的植被，恢复景观。对工业污水尤其是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工业污水进行控制，使污水处理厂排放水水质稳定。
㈢ 生态环境恢复、保护与治理的方针和主要对策
1.人口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保持低生育水平，2010年后人口增长率低于5‰。2030年前人口数量实现零增长，人口总量不高于1.21亿。
以农村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为重点，坚决抑制农村和流动人口出生率。
城市二胎率有上升趋势，应严格依政策控制。
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实行更严厉的奖惩制度，杜绝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情”失控和腐败现象。大力开展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工作，解决独生子女、双女户与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和在不破坏环境前提下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富裕程度是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必要途径。
2.土地资源
坚持保护耕地基本国策，坚决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及系列配套法规，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总量基本动态平衡。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用地，又要注重保证我省粮食与食品供给安全。我省实现小康水平需人均耕地0.08 hm2，警戒水平人均0.073 hm2（据王国强），联合国最低警戒线人均0.053 hm2。依此标准，我省2010年达1.03亿人口时所需耕地分别为8240000 hm2、7550000 hm2和5490000 hm2。长远而言，我省人均耕地不宜小于0.066 hm2，人口总量不可突破1.21亿，依此计算，我省耕地总量不宜小于8050000hm2，其中基本农田不小于6900000 hm2。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切实搞好土地利用规划。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合理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近期严格执行耕地“占一补一”规定。积极探索建立耕地储备制度。大型、重点建设工程用地单项审批，城、乡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通过提高土地利用质量、盘活存量。要整顿回收城市闲置与低效建设用地，严防小城镇建设一哄而起，大片圈地。城市绿地不宜无限制扩大，尤其不宜大片建设空间利用率低的草地，建议城市建成区绿化率不超过35%。全省林木覆盖率不宜大于34%，土地绿化率不宜大于37%。主要交通干线两侧林地建设要适度，不可占用或荫蔽大量耕地，影响耕地质量。农村建设要消除“空心村”，提倡城镇化、高层化，压缩人均建设用地。
耕地总量稳定或增加的主要途径应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实现。要加大城乡和工矿用地的整理、复垦力度，土地整理要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要正确处理耕地开垦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用地不宜计入后备耕地。在开垦后备耕地时不应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或生态破坏，禁止在15°以上较陡坡地和湿地、滩涂、沙丘地开垦耕地。
3.矿产资源
坚决贯彻《矿产资源法》及配套系列法规，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保护与开发并重。依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控制矿产资源开发总量，遏止无序违法开采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障资源供给安全。
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加强我省经济急需大宗矿产（优质煤、油气、富铝矿）、后备资源不足矿产（金、银、铜、铅、锌、锑、萤石）、资源短缺矿产（富铁、氧化锰、富磷、钾盐、硫铁矿、铬、镍、铂族）、洁净能源矿产（煤层气、地热）的勘查，尤其要加强资源面临枯竭的大中型矿山周边地区的勘查。满足矿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需要。
对钼（钨）、锑、金、富铝、萤石、重晶石等矿产实行保护性开发，避免无序竞争，保护资源价值。
鼓励到省外、国外风险勘查，利用省外、国外资源弥补省内短缺。探索资源战略储备制度，逐步建立矿产资源可持续安全供应体系。
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益。提高煤、金、铝土矿等大宗矿产采选回收率，节约利用资源。开展中低品位铝土矿、铁矿、金矿尾矿、煤矸石、粉煤灰、钼矿中的钨、铁矿中的钴与放射性矿产、铝土矿中的镓、粘土矿中的锂等综合回收利用技术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优势非金属矿产如沸石、膨润土、珍珠岩、高岭土、耐火粘土、高铝耐火三石、含钾岩石等深加工利用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处理好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搞好矿山和矿业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加强矿业塌陷区与矿业废地复垦改造，推行矿区生态环境补偿金制度。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如水电、地热、天然气、煤层气、太阳能、风能、煤制气、煤制甲醇等；强化坑口电厂的消煤除尘技术，降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煤尘排放。禁止平原开采砖瓦粘土，切实保护耕地。禁止在交通干线两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进行露天开采，保护地面景观资源。适度开发地下水资源，减轻地面沉降及其损失。
4.水土保持、绿地建设与国土整治
坚决贯彻《水土保持法》。坚持中央“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方针。停止毁林草和湿地开荒，不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粮食。农业综合开发由改造中低产田与开垦宜农荒地相结合转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和保护生态环境上来。“十五”内实现25°以上陡坡耕地与活动性、半固定性沙丘沙地的退耕绿化。15°～25°较陡坡耕地除小部分土质肥厚者改造成标准梯田外，应大部分退耕绿化。2°～15°缓坡耕地改造成标准梯田，实行林、草、田间作，大力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和人工草地。处理好退耕与农民经济利益的关系。
组织实施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如黄河中游生态治理工程，汉江水系上中游防护林工程、太行山二期、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等水土保持林及水源涵养林工程、农田防护林与农田林网恢复与建设工程、城郊生态防护林工程、农村“青山绿水”工程等。平原适度建设林地与林网，尽快扭转我省山区山秃水枯、平原沙尘肆虐现象。
以科技进步促进水土保持与国土整治。加强天然林区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和植被恢复技术、生态网络建设技术、林业品种与林产品开发技术、防沙治沙林草新品种开发技术、沙漠化监测与预警技术等。借鉴邻省成功水土治理经验、选育适宜林种、草种与先进种植技术和多种经营等措施，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认真编制国土整治规划，合理调配土地利用结构，既保证青山绿水、生态环境好转，又留足耕地与建设用地，保证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
5.湿地保护、恢复与建设
履行《湿地公约》签字国义务。“通过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来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合理利用湿地是为人类利益而对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特征”。
贯彻国务院“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泄淤除障、疏浚河湖”的方针，正确处理湿地蓄洪行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经济发展间矛盾，有计划开展大规模湿地保护与整治工程。
禁止在现有湿地开垦耕地和进行开发建设，为干涸湿地引水补源，低洼易涝耕地与泄洪区腹地湿地化（建塘或培育湿地植被），适度发展湿地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建设良性湿地生态系统。
建立常设湿地保护机构，投入必要资金研究与保护湿地环境、珍奇禽、鱼种类与生物多样性。新建小浪底、丹江、宿鸭湖、南湾水库、淮河干流、淇河、小南海珍珠泉、郑州花园口、商丘黄河故道等8个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建设黄河下游滩地、淮河干支流谷地等大型国家级、世界级湿地保护区，提高湿地保护与建设力度。
6.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生物多样性
依法进行自然保护。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规；履行《生物多样性条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国际义务，切实保护好已建各类自然保护区。
加大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依照《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和《河南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9～2010）》中提出的目标，至2005年自然保护区达全省土地面积3.29%,2010年达3.65%。重要的是要尽快使分散的珍稀动植物栖息地连片规模化管理，保证物种与生态系统的生存完整性，以利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建设伏牛山、太行山、桐柏－大别山、熊耳山、黄河下游与淮河干流滩地湿地等大型自然保护区，给野生动植物提供足够的生存繁衍空间。在近期争取申报成功2～3处世界自然遗产、国际生物圈计划和世界地质公园，提高保护级别与知名度。
实行加强动植物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政策体系。保护区内坚决禁伐、禁猎和限制药材采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以恢复原有物种正常繁衍为主，应保持自有特色，慎重进行新种引入和驯养，避免异种入侵造成生态灾难。
完善自然保护区法规体系。出台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湿地保护办法等地方性法律法规。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多方面开拓引资渠道，加强自然保护的物质基础。
7.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强化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建设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系列环境法规，争取城乡环境质量的全面好转。
建立节约资源、高效益、低污染型经济。在工业结构改革中，彻底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型企业与生产工艺，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不仅单项工程建设要做环境评价，所有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规划也应通过环境评价，从起点上杜绝产生新污染源的机制，以环境容量界定发展速度与规模。
改变污染监管治理观念，从末端治理、浓度控制变为全过程总量、浓度双控制；由单纯行政手段变为自我约束、完善，主动发展生态工业，进行清洁生产；由单纯防治污染变为防治污染与资源环境管理相统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三效益的统一。当前迫切需要调整我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控制轻工、化工等污染大户的污染物质产生量，尽快减轻污染强度。
加强江河污染治理力度，协调与上、下游各省的治污规划、措施，尽快实现地表水质好转。“十五”期间除继续加强淮河治理外，重点治理黄河水质，保障沿黄城市合格饮用水与灌区合格农灌水。
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切实限控机动车数量与排放标准，限期清理烟囱等点污染源；发展公交事业，提高集中供热、供气比例；改造城市结构，果断关、迁有污染倾向的工厂与开发机构；实施最严格的城市水源保护办法，让人民喝上“放心水”；尽快实行污水集中处理与垃圾无害化处理；注重城市噪声、电磁、光、热污染等特有污染类型治理，创造舒适、安全、安静的生活工作环境。
注意治理农村地区面源污染，实施生态农业，降低农药、化肥施用量与地膜使用量，坚决制止乡镇企业污染回潮。查清地方病病因，对症采取治理措施，实行严格的肉、蛋、奶、粮食、蔬菜等的质量检测标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研究制定环境价格及税（费）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杠杆。
加大环境保护科技投入，尽快开发出有效治理造纸、制革、化工、印染等重污染废水和煤矸石等矿山尾矿治理与综合利用技术。
8.自然灾害类防御
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损失。坚决执行《防震减灾法》、《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水法》、《防洪法》等法规，争取切实提高自然灾害预报和防治能力。
科学配置自然灾害防治力量。制定全省《自然灾害防御规划》，建设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统一指挥机构，统筹协调民政、气象、水利、地震、地矿、国土、建设、林业、农业、社会保障等各部门。以高技术综合手段建设自然灾害预期预警与中长期预报信息网络系统。加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超前预报、实时监测、随时监控、及时决策，促使自然灾害防治手段现代化。
注意经济建设、自然灾害防治与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把“人定胜天”的意识变为“天人合一，和谐相处”。农业要停止山地开荒、围湖造田；工程建设与矿山建设要进行地质灾害评价，慎重选址，严格遵循地质规律施工，预防重大灾害损失；水利建设要注意拦疏有度，留够行洪滞洪空间与下游用水，要考虑洪水资源化利用，变害为利。
均衡投资政策，把过多强调的防洪抗洪投资部分转移至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滑坡泥石流防治、气象、地震预报等方面来。这样可收到综合防灾减灾效益，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
㈣ 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怎么做
在这些生态制度原则指导下，我国建立了以下生态制度：
第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对特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后，或者项目进行建设和投产使用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和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并按法定程序报批的环境管理制度。可见，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法律规定应当在编制过程中或报批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划和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规划草案的组成部分，一并报送规划审批机关；未编写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的规划草案，审批机关不予审批。该制度是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环境管理思想的具体措施。
第二，“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简称“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必须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或使用的环境管理制度。这里的污染防治设施，包括污染物治理设施、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仪器、排污口自动计量装置、自动测流仪器等。
第三，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向环境排放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工业和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以及固体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务院环保部门的规定，就排污的有关事项，向所在地环保部门进行申报，待核准后予以登记注册的环境管理制度。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许可证制度。是指行为人在从事法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前必须到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许可证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第五，生态恢复补偿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对其因为生产经营或开发建设活动而破坏的生态环境依法予以恢复、赔偿，或者因使用生态资源环境而给予相应补偿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第六，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违反规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治理，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包括因超标排污而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或破坏，或者因未采取防沙治沙措施而造成土地严重沙化，或者因未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而造成水土流失，或者因从事的水事活动违反规划而造成江河和湖泊水域使用功能降低、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水体污染，或者因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情况。
第七，清洁生产和清洁生产审核制度。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我们还应当提倡清洁的消费即绿色环保消费。清洁生产审核制度，是指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或组织，依据排污企业的申请或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定，按照规定标准，遵循规定程序，对企业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分析和判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因，提出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技术、经济及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过程的环境管理制度。
第八，环境保护行政代执行制度。是指在义务人拒不履行法定环境保护义务时，环保部门可以委托第三人代其履行，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义务人承担的行政法律制度或间接强制措施。
第九，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淘汰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对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制定并发布限期淘汰的名录，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行政管理制度。
第十，应急处置制度。是指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预先制定应对、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措施的社会应急制度。
第十一，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是指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或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依照规定程序，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行政管理制度。
除以上生态制度外，我国还实行草原禁牧休牧制度、休渔制度、捕捞限额制度等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㈤ 如何搞好环境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勾画出新的蓝图。连日来，《决定》中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举措、关键词成为我市党员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大家纷纷畅谈生态文明建设，共话美好蓝图。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
用最严格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明确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资源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一连串的‘制度’，可以说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周详的‘顶层设计’。” 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现在，广大市民越来越关心生活的环境，成都的空气质量如何、河道里的水干不干净都备受关注。“要治理好环境污染、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制度建设是根本，可以说，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我们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就有了保障。”
如果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那么先进的制度体系就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个综合性工程，首要且必要实施的是‘生态红线管理’，只有把生态的本底先保护起来，才谈得上利用和建设。”在陈渭忠看来，近年来，成都市在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探索，比如，在水环境治理中推行了生态补偿制度、断面扣缴制度，这些刚性举措为水生态建设注入了“强心针”，实现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市林业园林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靳敏：
实现生态保护 实现兴林富民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深入学习《决定》后，市林业园林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靳敏感到十分振奋。“要进一步实现生态保护，肯定离不开生态文明制度的深化改革。在这方面，成都一直立足先行。”
作为一个老“园林人”，成都在生态保护制度建设上的进步，靳敏都看在眼里，参与其中。靳敏说，近年来，全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积极推进，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改革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与此同时，高标准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创立起来，林产业发展模式和林地规模经营方式上有了诸多创新，搭建林权流转交易平台，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建立和完善投融资体系。“通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完善，为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林区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我们将再通过深化相关配套改革，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兴林富民。”靳敏说。
关键词：环境保护
市环保局生态农村处副处长薛志刚：
用环境经济措施力促污染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的一次重要会议，成都市环保局生态农村处副处长薛志刚一直关注着全会的信息，《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专门提到了“环境保护”。“这对于一直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提振。” 薛志刚表示。
《决定》中提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我们来看，通过这样的环境经济政策，无疑为有效实现污染减排注入一剂‘强心针’。” 薛志刚表示，目前，成都在这一方面也有诸多尝试，比如“谁污染，谁补偿”，成都用市场规律促地方政府强力治水，引入了环境经济政策，实行了全市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缴扣制度。同时，我市还尝试设立了“饮用水源生态补偿基金”的办法，由市政府建立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资金，市级财政每年支持郫县政府6000万元，专项用于成都中心城区的饮用水源保护。“这一系列的有益尝试，为下一步我市落实《决定》，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成都将实现排污权交易，通过这些系列环境经济措施，力促污染治理。”
关键词：宜人成都
和平街小学英语老师陈怡：
期待更加宜人的生态环境
认真研读《决定》后，和平街小学英语老师陈怡感到特别提振人心，令她感触颇深的是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表述。“生态文明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前提，《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彰显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陈怡表示，现在市民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穿，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能够越来越好。
“可喜的是，当前我市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环城生态区建设，用刚性约束来保护成都的生态环境，为成都戴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陈怡表示，今年5月底，“六湖八湿地”中的锦城湖和白鹭湾生态湿地首先向市民开放，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运动健身的好去处。“不久后，随着安靖湖、北湖等‘六湖八湿地’次第呈现，将大大提升城区的水域面积，增加空气湿度，提高空气质量，给成都带来更加宜人的生态环境。盼望着成都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陈怡充满期待地说。
㈥ 常见的环境污染和治理方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版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权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常见的有：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
水体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污染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大气污染是指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致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人和生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土壤污染是指人为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并进而造成农作物中某些指标超过国家标准的现象。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现象。放射性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物料、人体、场所、环境介质表面或者内部出现超过国家标准的放射性物质或者射线。其射线可杀死生物体内的有机体，引起癌变、白血病、骨髓病等。
㈦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及其作用
主要措施及作用：
2013年，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在创造亮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应对热点上狠下功夫，较好地完成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的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部署。
第一，制定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有关部门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与31个省（区、市）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完善监测预警应急体系，组织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二阶段监测实施方案》，推进环保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PM2.5监测点建设。加强大气环境执法监管，仅去年11月份全国就出动执法人员7.14万人次，检查企业2.9万余家、施工场地近9200个；发现涉及环境违法的企业9377家、环保不达标施工场地719个，取缔关闭小作坊890家。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省（区、市）的19个市开展两次督查行动，检查企业403家，对199家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环保主管部门牵头组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经成立。为了保障“大气十条”的落实，中央财政新增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首批安排50亿元支持北京、天津、河北等五省（区、市）大气污染治理。继续安排6.4亿元支持12个重点城市燃煤锅炉烟尘治理。启动实施“清洁空气研究计划”。全国各省（区、市）十分重视，迅速行动。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北京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动员大会，出台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天津市印发清新空气行动方案，与各区县和有关单位签订美丽天津一号工程目标责任书；河北省委省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大会，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及任务分工；山西、内蒙、山东也都采取了有力举措。
第二，扎实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为了落实年度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十二五”总量减排考核办法。有关部门积极落实，严格问责。对未通过减排年度考核或目标责任书重点项目未落实的3省（区）、3个企业集团和6个城市实行环评限批，对43家企业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强力推进工程减排，全年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超过1400万吨；1.9亿千瓦燃煤机组建成脱硝设施，脱硝机组比例超过50%；500万千瓦燃煤机组脱硫设施实施增容改造，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超过90%；1.5亿千瓦现役机组拆除烟气旁路，取消烟气旁路火电机组比例达37%；新型干法水泥脱硝比例达60%。2013年年度减排任务可以全面完成，尤其是氮氧化物下降3.5%以上，排放量首次降至2010年减排基数以下。
第三，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关部门完成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启动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环评。一年中环保主管部门共批复项目环评文件241件，涉及总投资1.9万亿元。对不符合要求的32个项目退回报告书、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涉及总投资1184亿元。推进环评审批改革，对基础设施类和环境影响较小的25项建设项目，下放环评文件审批权限。强化全过程监管，深化事业单位环评机构改革，103家改革试点单位中47家完成改制，16家退出环评市场。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发布国家环保标准135项，现行有效国家环保标准达1499项。对重点控制区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第四，突出源头预防和生态保护。（1）积极推进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在内蒙古、江西、广西和湖北4省区开展生态红线划定技术试点。启动第二批10个省（区）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江苏印发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在全国率先将全省国土面积的22.2%划定为生态红线区域。（2）加强水质良好湖泊保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中央投入资金16亿元，新增试点湖泊27个。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3）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国务院印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1处。印发《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意见》，开展生态保护全过程管理试点。（4）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13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达423亿元，范围扩大到492个县。对其中452个县域的监测评价显示，2010—2012年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的31个，占6.9%；保持基本稳定的412个，占91.1%。继续推进新安江流域跨界水环境补偿试点，三年累计安排资金9亿元。
第五，强化执法监管。继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83万余人（次），检查企业71万余家（次），查处环境违法问题6499件，挂牌督办1523件。开展华北地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检查涉水排污企业2.59万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558件。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组织评估地级及以上328个城市844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2012年度环境状况。经国务院同意印发了《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推进重金属、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央安排重金属专项治理资金34亿元。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在第一批74城市496个监测点位实时发布PM2.5等六项污染物监测数据，完成第二批116个城市开展PM2.5等污染物监测点位的建设任务。
㈧ 如何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你的问题太宽泛，能不能具体一些？
㈨ 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要求坚持什么为主
环境污染 编辑
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回全球性的三大答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指自然的或人为的破坏，向环境中添加某种物质而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而产生危害的行为。（或由于人为的因素，环境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使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人类的正常生活受到有害影响。）由于人为因素使环境的构成或状态发生变化，环境素质下降，从而扰乱和破坏了生态系统和人类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现象。
㈩ 生态环境问题都有那些，怎样污染防治措施
1.大气污染问题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大气污染是我国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
2.水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了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3.垃圾处理问题
目前，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约46%。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用薄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全国各地。
4.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
我国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6.旱灾和水灾问题
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3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7.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我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
8.加入世贸组织与环境问题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将面临两方面新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加重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我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将极大地加重我国的环境问题。
9.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是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目前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10.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开始显现。禁止使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我国的环境介质中多有检出。这类有机污染物具有转移到下一代体内，并在多年后显现其危害的特点，也被称为“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危害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