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治理

A. 回答3种治理黄河的方法

1.多种树
2.处理泥沙
3.不在河里扔垃圾（特别是黄河的支流）

B. 三门峡黄河大坝的重审

40多年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门峡水库是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以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为目标的综合大型水利枢纽。40多年来，通过水库的调节，为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安全、沿黄河城市工业和农业用水、下游河道及河口地区生态平衡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水库调度、机组抗磨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多泥沙河流水库如何长期保持有效库容、长期保持水库寿命，探索出了成功的方法。
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又被提出
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后，黄河下游“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日趋完善，对干流洪水的控制，由过去三门峡枢纽单库奋战，变成了三门峡与小浪底联合调控，小浪底水库成为直接控制下游洪水的重要枢纽。在此背景下，部分专家学者又一次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当然，在新的情况下，对三门峡水库的历史地位和在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在我国的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这样，从工程设计到建设，从运行到管理，历经曲折，既有规划、决策的教训，也有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经验，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不时成为全国水利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规划阶段“三起三落”
规划阶段就一波三折“三起三落”，直到1955年7月30日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决策才终于形成。围绕枢纽是按“蓄水拦沙”还是“拦洪排沙”设计方案，又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争论。
投入运用不久就进行两次改建
规划和设计的先天不足，迫使工程在投入运用不久就不得不进行两次改建，三次改变运用方式。1964年12月决定在枢纽的左岸增加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将原建的5~8号4条发电钢管改为泄流排沙钢管，简称为“两洞四管”。1969年6月又决定实施第二次改建，挖开1~8号施工导流底孔，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1990年之后，又陆续打开了9~12号底孔。
三门峡的经验为三峡及小浪底广泛采用
随着改建增建的进行，枢纽泄流规模也由315米时的每秒3084立方米逐步增加到了每秒9701立方米。水库运用方式也由“蓄水拦沙”先改为“滞洪排沙”，之后进一步改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控制运用，对水量和泥沙进行双重调节，一般水沙年份水库可以达到冲淤平衡，可以保持长期有效库容，为水库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的经验也为三峡及小浪底水利枢纽广泛采用，许多国内外水利专家都为之赞叹。
郑州会议精神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C. 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后的运行情况

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开始蓄水，同年11月到1961年6月溢流坝的12个导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堵塞。坝前水位曾达到332.58m(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泥沙15.3亿t，占同期入库沙量的92.9%，潼关河床平均抬高4.3m。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泄洪能力降低，两岸地下水位抬高，库水浸淹农田，盐碱化面积增大。若继续发展，将严重影响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也将影响到西安市的安全。为了减少库区淤积，尽量延长水库寿命，使其充分发挥防洪作用，水利电力部决定从1962年汛期开始，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理黄河会议。周恩来总理总结时，教育大家“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并提出：“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进行三门峡水利枢纽两洞、四管增建工程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除水库淤积的燃眉之急。“故三门峡工程两洞四管的改(增)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今天我只能解决第一步的增建问题，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

D.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相关新闻

黄万里否定苏联专家建坝治河方案
2001年，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庆。生于1911年的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恰好与清华同年，8月20日，系里的师生们在一间会议室为病重的他举行了生日聚会，寿辰仅仅过去7天，90高龄的黄教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与癌症抗争了17年后溘然长逝。如果说他的一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书，那么贯穿始终的主题必定是治理江河，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关系着他一生荣辱的重要转折，就是三门峡。
三门峡狭窄的河床和湍急的水流一直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到了20世纪，这却恰好成为拦洪建坝的有利条件，河床狭窄，便于截流，水流湍急，建坝后利于发电，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人门、神门、鬼门的岩石岛结构又成为拦河建坝的最好基础。120人的黄河考察团在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后，苏联专家组长科洛略夫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在那样一个年代，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于是，同年夏天，人大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6月，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讨论苏联专家的方案。在几乎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弱却十分坚决的不和谐音，这来自两个书生——正当盛年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技术员温善章。
黄万里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规划，他认为，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而根据“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温善章的335米“低坝”方案，提出三门峡水库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效益，大坝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排沙出库，少淹地，少移民。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跟前苏联的河流不一样，他们的专家并没有泥沙河流治理的经验，正如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所说的：“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与此配合的是，在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年代，我们的一些专家热情地提出以“水土保持”的方式保证上游减沙，从而解决泥沙淤积的计划。他们给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数据：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到水利枢纽运用50年之后，可减少100%。
1958年，在黄万里等人的努力和周总理的争取下，三门峡设计方案作出了降低水位的让步——大坝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大坝泄水孔底高程从320米降到了300米——而这两点直接关系着淹没和迁移人口以及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
1960年，三门峡工程捷报频传，大坝基本建成，9月开始蓄水。而这之后，黄万里所预言的灾难也开始一一应验。在1年多的时间里，库区内泥沙淤积成灾，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已直接威胁西北经济中心西安，关中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八百里秦川”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
1962年，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并经国务院3月20日批准，水库的运用开始从“蓄水拦沙”转向“滞洪排沙”。汛期尽量泄空水库，暂不考虑发电和灌溉，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任务。此后库区淤积有所减缓，但由于水库导流底孔被堵，库区淤积“翘尾巴”现象仍在继续发展。
1964年，经过一场关于三门峡大坝是否要改建，以及如何改建的争论，周总理在总结报告中说：“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他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于是，三门峡大坝第一次改建，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即“两洞四管”方案。
五年后的1969年，大坝第二次改建，将原坝底的8个排水孔全部炸开。这些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切勿堵死，以备它年泄水排沙起减缓淤积的作用”的泄水孔，后来依然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堵上了。而此时为了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付出的是每个孔人民币1000万元的代价。
因为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在1957年“引蛇出洞”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花丛小语》，黄万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分子。而这右派帽子竟一戴就是23年。
1971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停办。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大坝工程接受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6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就是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80年代，他又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完成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高水平论文，1989年，黄万里以78岁高龄，应邀在美国12所大学作巡回演讲，1998年长江洪水后，87岁高龄的他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此时他已身患癌症多年，历经四次手术而大难不死，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三门峡不能“一库定天下”
经过几次改建，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大为减轻，但是，黄河洪水泥沙并未得到完全控制，下游防洪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黄河下游河道逐年淤高，泄洪能力逐年下降，多年承担防洪减淤重任的三门峡水库已逐渐淤满，不能适应防御特大洪水的需要。为了继续保证黄河下游安全，“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出台，即要在三门峡以下兴建干支流工程拦蓄洪水，提高分滞能力，加大下游河道泄量，排洪入海。
1994年9月12日，小浪底主体工程开工。
小浪底目标是建成后保证近二三十年内下游两岸广大地区的安全。而随着水库工程即将结束，有关三门峡大坝是否应该敞泄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
一种说法是，小浪底水库完成后，其主要任务应该是解决下游的防洪减淤问题，替代三门峡水库承担防洪、防凌、春灌等任务，而三门峡水库只在特大洪水时配合滞洪运行。深受泥沙淤积之苦的陕西省，更是希望由此“解放”三门峡，敞泄拉沙，从而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关中平原的泥沙淤积问题。
但是，不同意见也很强烈，理由是依靠小浪底“一库定天下”绝无可能!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后，只有与三门峡、陆浑、故县水库实行“四库联调”，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确保下游安全。如果失去了三门峡这个有力屏障，小浪底的设计目标就难以实现，下游的整个防洪体系也将被彻底打乱。并且如果三门峡敞泄，按照黄河水沙条件，小浪底5到8年即可淤满!
谁敢轻易拿“解放”三门峡与多变莫测的黄河赌命?由此可知，有关黄河治理的事业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着黄河的安澜做着不懈努力。
反对者做大贡献
由于三门峡大坝的缘故，每年10月至次年6月库区蓄水时，黄河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从三门峡大坝至山西芮城大禹渡100公里间，碧波粼粼，一望无际。而每年的6月至10月，大坝泄洪放水，黄河又恢复了浊浪翻卷、一泻千里的本来面目，这就是1973年以来实行的独特运用方式——“蓄清排浑”。即汛期泄洪排沙，非汛期蓄水运用，使“水沙不平衡”变为“水沙相适应”。经过不断探索运用，“蓄清排浑”获得了很大成功，三门峡终于发挥出巨大的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减淤、生态等综合效益。
而三门峡大坝应对泥沙淤积的探索实践，又无疑为国内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今“蓄清排浑”方式已被黄河小浪底、万家寨、长江葛洲坝等多泥沙河流水利工程成功借鉴。长江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难题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最终也决定同样采用“三门峡方式”。就是汛期来沙较多时降低水位泄洪“排浑”，以减少淤积；而汛后即每年10月至次年5月，趁泥沙减少时“蓄清”，以供发电便利航运。
多年来，大批的学生到三门峡实习，大批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到三门峡考察，三峡工程的有关部门也亲临三门峡学习取经，黄河三门峡工程俨然成为国内外多泥沙河流治理开发的大学校。用一句话概括——世界泥沙研究看中国，中国泥沙研究看黄河，黄河水库工程泥沙研究看三门峡。
除此之外，三门峡还留给后人些许精神上的价值：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三门峡工程时，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弃权，在热烈鼓掌中一致通过；到了1992年4月，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全国人大2633名代表，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机器，通过了政府的提案。
对此，我国著名的水电专家、当年“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专家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方面负责人、如今的三峡二期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潘家铮是这样说的：“我反对全票通过，那个东西靠不住……如果对工程不够了解，不能确定赞成还是反对，投弃权票也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而有一定的反对票更是正常而且必要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反对票里面来分析，从正面上吸取他的意见。”
“贡献最大的就是反对者”——的确，对于一项工程利弊得失的争论，只有听到了反对的声音，才能通过那些对不利因素的质疑，发现更多问题，从而解决更多问题。而那些能够坚持自己观点的学者，不仅是对学术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

E. 有谁知道有关于“三门峡”和“三门峡水库”的资料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连洛阳，南接南阳，西与陕西省接壤，北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塬为主， 其中山地约占54.8% ，丘陵占36%，平原占9.2%，可谓“五山四陵一分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高度300至1500米之间，位于灵宝市小秦岭老鸦岔脑峰海拔2413.8米，是河南省的最高峰。三门峡市区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三面临三门峡水库，形似半岛，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之称。
-- 三门峡水库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F. 治理黄河的方法

黄河的治理，近期主要是加强和改善现有防洪体系，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作用。加速郑州铁桥一高村间宽浅游荡性河段的治理，通过控导主流、稳定河势的工程措施，变游荡性河道为流路固定的弯曲河道，是防止产生横河、斜河，确保大堤安全的必要措施。

修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位于三门峡以下130千米处，是黄河干流上最后一个峡谷水库，兴建小浪底工程可以缓解三门峡拦蓄洪水的压力，控制三门峡与小浪底间洪水，小浪底可控制流域面积65万平方千米，按设计计算，小浪底工程可拦沙100亿吨，相应减少下游河道淤积77亿吨（相当于20年的总淤积量），可长期保持有效库容50亿立方米。此外，小浪底工程还可以担负20亿立方米的防凌任务。可基本解除下游凌汛威胁。每年可增加40亿立方米的供水量。水电站总装机156万千瓦，保证电力24—30万千瓦。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以防洪（包括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蓄清排浑、综台利用为开发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可减轻大堤和三门峡水库的压力，增加下游防洪的安全程度，并减少滞洪区的运用。

通过多种途径减缓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逐步变地上河为地下河，是治黄的长远目标。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的基本措施，再加以水库拦沙、蓄水调节水沙运行过程及增水冲沙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使黄河下游河床变淤为冲，从而实现根治的目标。

相继兴建小浪底、龙门、碛口三个库容在100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估计可使黄河下游河床40—50年内不增加淤积。配合温孟滩、龙门至潼关间的滩地积淤，减淤年限还可延长。

在研究黄河治理对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应在黄河下游进行人工改道，另辟新河。这种方案并不能控制洪水，也不能减少河道泥沙淤积，塑造新河初期很难确保安全，20年后又变为一条地上河，而且该方案影响人口250—300万，难以妥善解决

G. 三门峡水利枢纽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发挥哪些作用

是地理题抄还是好奇？
地理题的话回答
调节河流泥沙含量，有助于下游河道的治理
调节地表径流，提高下游地区防洪防汛能力
有助于保障中下游地区工农业用水的稳定（或有助于中下游地区农业灌溉）
蓄水发电，有助于华北地区能源紧缺状况
如果是好奇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
三门峡大坝建坝时是与苏联合作的，苏联派驻工程师按照苏联水利模式建造的，周恩来总理还来视察过工作，但是修建过程中没有考虑到黄河泥沙问题，导致大坝建成泥沙於积于闸口，河床抬升，几乎报废，后经整顿，得以勉励维持，建造期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建坝工程师，导致大坝未建成即投入使用，其原先设计的发电能力与实际发电能力及发电成本差距悬殊，故直到现在，三门峡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是依靠西站的火电维持。对下游的作用几乎可以省略..

H. 治理黄河的建议

1、植林种草，绿化大地，改善局部气候植林种草，扩大植被覆盖率，发展生态经济，资源开发与水土保持相结合，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局部气候，减少洪水危害，增加土壤肥力，增加地下径流。

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黄河流域应重视对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同时促使公民自觉地保护环境与水资源，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3、统一规划、协调开发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统筹编制黄河水资源利用与调度方案，兼顾各地情况，充分发挥大型水利工程枢纽作用，拦蓄洪水调节径流。

4、加收水资源使用费，促进节约用水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依法征收水资源使用费，适当提高水价，以刺激人们的水消费观念，唤醒节水意识，避免或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8)三门峡水库治理扩展阅读：

黄河问题：

水资源浪费惊人：黄河流经了我国北方重要的农业产区，农业灌溉用水即占全河流用水总量的90%以上，而引黄渠每立方米水费仅为3．6厘钱，远远低于供水的生产成本，如此低廉的水价自然难以唤起人们的节约用水意识。

黄河流域共有水浇地500万公顷，农业灌溉仍然主要采用大畦漫灌、串灌等原始灌溉方式，一些灌区每公顷地年均毛用水量竟然高达60立方米，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使黄河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不及40%，水资源浪费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水体污染严重：随着人口的剧增、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水污染程度逐年加重，水体质量的明显下降既影响了人体的健康，也降低了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水荒"矛盾更加尖锐。

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加速了气温的升高，蒸发量增大，降水减少，干旱加剧。

I. 你对三门峡水库了解吗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连洛阳，南接南阳，西与陕西省接壤，北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塬为主， 其中山地约占54.8% ，丘陵占36%，平原占9.2%，可谓“五山四陵一分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高度300至1500米之间，位于灵宝市小秦岭老鸦岔脑峰海拔2413.8米，是河南省的最高峰。三门峡市区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三面临三门峡水库，形似半岛，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之称。
-- 三门峡水库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J. 三门峡黄河大坝的争议

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大坝从立项到建成至今的数十年里，围绕大坝的利弊，各方一直是争论不休。陕西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争，而三门峡水电站也是同样的处境。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他无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左右，收入约为两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去了发电功能，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会缺乏经费来源，管理运作也就无以为继。
据记者了解，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量远远超过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5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已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每年将近两亿元的收入是黄委会、三门峡水电站及其2500名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一个败笔？两种警示！
三门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说是一个败笔。但作为新中国治理黄河的第一个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积累经验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坝、三峡等大工程都从它那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同样不能因此就拒绝做深刻的反思。例如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例如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2004年，陕西人大代表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请求国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
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非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
据《经济视点报》报道，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还指责三门峡的蓄水位违背了“四省会议”所协议的蓄水位。其实，部门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是由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对部门利益的重视要远甚于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所导致的。
对此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退休专家温善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经常提意见说，有的部门本来行使的是国家职能，可一到了实际操作就出现很多企业行为，处处表现出赚钱的冲动。现在的很多规划都是‘吃饭规划’，而不是出于黄河的实际需要。20世纪50年代黄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够了，后来机械化了，反而成了2万人。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三门峡水电站现在修防将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够了。”
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
对三门峡已经造成的损失，单一的谴责是不理智的，同时即使三门峡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所强调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犯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