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1. 要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具体包括哪些措施
1、建立源头严防的制度体系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2）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3）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
（4）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
（5）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6）落实用途管制
（7）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建立过程严管的制度体系
（1）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2）实行生态补偿制度。
（3）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4）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5）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1)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保护环境的原因：
1、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增强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3、有利于增强投资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实现转型跨越。
4、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利于民而又利于国的关系到千秋万代的政策。
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什么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六位一复体”生态环境管理制体系既要坚持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积累的好经验、好制度和好做法，也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和地方实践中的有益探索，谋划好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使之内部融合、外部衔接。
3. 如何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第二位基础上继续增长，粗放式发展模式加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发展质量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彰显历史担当，也蕴含着治理智慧。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纷纷就强化生态保障、严格环保执法建言献策，建议在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严格执法的同时，需要健全市场调节和社会参与、监督的体制，引入并强化公众问责机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严格监管。
4.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决策制度、评价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等内容。
1、生态文明决策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高度通盘考虑，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要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
并要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地区的重大事项，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贯穿和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生态文明评价制度。
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
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化、生态人居等内容作为重点纳入到目标体系中。
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探索建立体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3、生态文明管理制度。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者职责。
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实行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行业性和区域性特征污染物总量控制，使污染减排与行业优化调整、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紧密衔接。
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实施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着力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使这些地区环境质量率先改善。
依法依规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开展政策环评、战略环评、规划环评，建立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对野生动植物、生物物种、生物安全、外来物种、遗传资源等生物多样性进行统一监管。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实行以奖促保，把良好的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休养生息，优先保护水质良好的湖泊。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促进生态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继续深化绿色信贷、绿色贸易政策，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全面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健全听证制度，对涉及群众利益的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公众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培育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4、生态文明考核制度。
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保护成效的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权重。在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考核生态环保指标。严格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
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5. 如何搞好环境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勾画出新的蓝图。连日来，《决定》中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举措、关键词成为我市党员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大家纷纷畅谈生态文明建设，共话美好蓝图。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
用最严格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明确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资源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一连串的‘制度’，可以说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周详的‘顶层设计’。” 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现在，广大市民越来越关心生活的环境，成都的空气质量如何、河道里的水干不干净都备受关注。“要治理好环境污染、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制度建设是根本，可以说，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我们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就有了保障。”
如果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那么先进的制度体系就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个综合性工程，首要且必要实施的是‘生态红线管理’，只有把生态的本底先保护起来，才谈得上利用和建设。”在陈渭忠看来，近年来，成都市在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探索，比如，在水环境治理中推行了生态补偿制度、断面扣缴制度，这些刚性举措为水生态建设注入了“强心针”，实现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市林业园林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靳敏：
实现生态保护 实现兴林富民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深入学习《决定》后，市林业园林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靳敏感到十分振奋。“要进一步实现生态保护，肯定离不开生态文明制度的深化改革。在这方面，成都一直立足先行。”
作为一个老“园林人”，成都在生态保护制度建设上的进步，靳敏都看在眼里，参与其中。靳敏说，近年来，全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积极推进，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改革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与此同时，高标准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创立起来，林产业发展模式和林地规模经营方式上有了诸多创新，搭建林权流转交易平台，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建立和完善投融资体系。“通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完善，为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林区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我们将再通过深化相关配套改革，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兴林富民。”靳敏说。
关键词：环境保护
市环保局生态农村处副处长薛志刚：
用环境经济措施力促污染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的一次重要会议，成都市环保局生态农村处副处长薛志刚一直关注着全会的信息，《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专门提到了“环境保护”。“这对于一直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提振。” 薛志刚表示。
《决定》中提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我们来看，通过这样的环境经济政策，无疑为有效实现污染减排注入一剂‘强心针’。” 薛志刚表示，目前，成都在这一方面也有诸多尝试，比如“谁污染，谁补偿”，成都用市场规律促地方政府强力治水，引入了环境经济政策，实行了全市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缴扣制度。同时，我市还尝试设立了“饮用水源生态补偿基金”的办法，由市政府建立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资金，市级财政每年支持郫县政府6000万元，专项用于成都中心城区的饮用水源保护。“这一系列的有益尝试，为下一步我市落实《决定》，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成都将实现排污权交易，通过这些系列环境经济措施，力促污染治理。”
关键词：宜人成都
和平街小学英语老师陈怡：
期待更加宜人的生态环境
认真研读《决定》后，和平街小学英语老师陈怡感到特别提振人心，令她感触颇深的是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表述。“生态文明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前提，《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彰显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陈怡表示，现在市民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穿，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能够越来越好。
“可喜的是，当前我市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环城生态区建设，用刚性约束来保护成都的生态环境，为成都戴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陈怡表示，今年5月底，“六湖八湿地”中的锦城湖和白鹭湾生态湿地首先向市民开放，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运动健身的好去处。“不久后，随着安靖湖、北湖等‘六湖八湿地’次第呈现，将大大提升城区的水域面积，增加空气湿度，提高空气质量，给成都带来更加宜人的生态环境。盼望着成都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陈怡充满期待地说。
6.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及管理体系
摘要：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资源衰竭、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境破坏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的立法倍受关注，在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方面均有了相应的法律。本文认为需要遵循生态系统规律，从海洋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立法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建立健全科学的海洋生态法体系需要注重研究海洋生态规律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性，由三个层次的海洋生态法律有机地形成海洋生态法体系。
关键词： 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法体系
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指因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海洋生态系统失衡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给人类和整个海洋生物界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探讨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重点是关注围绕人类活动引起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海洋生物资源衰竭是人类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而引发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海洋生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生物产量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物资源，在人口迅速上升和陆地资源有限的矛盾之下，人们期望海洋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缓解这一矛盾的有力工具，而海洋生物稳定的生产量对人类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人类过去未能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规律及其生物产量的有限性，在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时过度捕捞鱼类等海洋生物资源，致使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出现了海洋生物资源衰竭的现象，时至今日，海洋生物资源衰竭已成为重大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海洋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成分与生物成分之间通过物质能量流动、循环构成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整体，当非生物成分的物质发生异变超过一定程度时，会防碍海洋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能量流动过程，结果是：难以维持海洋生物成分对物质能量的需求而降低生物量；一部分非生物成分通过海洋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进入并残留于海洋生物中，进而进入人体；海洋生物成分发生变异，异种海洋生物取得优势发展而彻底毁坏原有海洋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所谓的海洋环境污染就是人类活动增加了某些海洋非生物成分物质而防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物质能量循环，发生上述三种结果的现象。重金属元素，如汞、镉、铅、铬（总铬和六价铬）、铜、锌、镍以及过渡元素砷、硒等，是地壳的天然成分，在海洋非生物成分中有一定比例，人类活动使过量的重金属元素进入海洋，逐渐富集，并最终造成污染。
石油烃进入海洋生态系统，首先是海洋生物的毒性作用，石油烃可以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和运动。其次，石油可以在海洋生物，特别是经济生物体内累积，进而影响到其食用价值。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浓度过高导致海水富营养化，其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赤潮生物，特别是藻类赤潮生物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其大量生长则导致了世界性的海洋灾害——赤潮而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
人类活动产生的有机物种类繁多，其中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如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等最终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高毒性、难降解、易于生物积累等特性给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及海洋生物生产数量和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其致癌或类似激素的功能能够影响生物的生殖过程，也给海洋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此外，海洋生境破坏也是一类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如过度开采珊瑚礁资源，不仅对依赖珊瑚礁生存的海洋生物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其丧失了护岸功能，导致海岸蚀退。
红树林区创造了海洋生物或其他生物栖息、繁衍、避敌害、生长发育的极为有利的生态环境，是鱼虾、蟹贝类动物栖息繁殖的重要场所，水产资源丰富，生物生产力较高。红树林形成一道缓解或抵抗风暴、海浪对海岸冲击的天然屏障，消浪、促淤、护岸作用明显，但红树林破坏也相当严重。
总之，由于海洋生物资源衰竭、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境破坏等导致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危害到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直接表现为海洋生物成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生产能力下降。如在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潮间带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有明显下降，由耐污种类取代了敏感的生物种类，甚至出现无生物区。
二、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一系列活动已造成日益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人与海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将人类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行为纳入法律调整也已形成一定规模，从1867年的《英法渔业条约》到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生态法律保护正不断发展。已有的众多涉海的国际公约、条约、协议等法律文件以及多边协议、双边协议等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其中多数都是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的角度来进行法律保护。
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资源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各国对海洋和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各国之间的竞争，各国所提出的对海洋的空间要求，许多都是针对资源的。是对资源的需求引起对空间的要求，对空间的要求是为了达到对空间中的资源的占有或者得到资源取得上的某种便利。[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占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及其海洋权益维护形成了重大影响，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法律制度的确立，使各国占有海洋空间的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划界重叠，导致各国海域划界矛盾日益突出，对海岛的争端也更加尖锐，对海洋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一方面在海洋资源的占有、开发、利用上形成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海洋安全问题，如中日钓鱼岛列岛之争，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各国围绕南沙群岛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纠纷。这也推进了世界各国围绕海洋资源空间分布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协议而划界，通过协议划界进一步明确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开发、利用，逐步形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有序化。
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要求，维护中国对海洋资源占有、开发、利用的权益，相继颁布实施了《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向世界宣布中国12海里领海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努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签订划界协议以进一步明确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开发、利用的权益范围。
在对海洋资源占有、开发、利用过程中，世界各国也关注了海洋资源的保护。十九世纪中叶的《英法渔业条约》就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保护；《公海捕鱼及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频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进行了规定；《21世纪议程》也对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了规定；各国之间也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共同开发、利用、保护海洋资源，如《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等对中国与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合作开发、利用、保护渔业资源进行了规定。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中国颁布实施了《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并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也适用于保护海洋资源。如《渔业法》对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包括禁渔区、禁渔期、休渔制度以及许可证制度等；《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了海域及其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以及使用许可证制度等；《矿产资源法》的采矿许可证制度也同样适用于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此外，《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法规也对中国海底油气资源等的开发、利用、保护进行了规定。
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开发、利用和保护也涉及到人类共同继承遗产问题。如国际海底资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进行了专门规定，并成立国际海洋管理局来负责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多金属锰结核为主的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势必影响到底栖海洋生物及其生存环境，进而导致海底生态系统变化，这也需要引起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的重视。
海洋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防治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成为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涉海的国际立法都对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给予了高度重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以往的“海洋法”相比，明显的区别之一是规定了大量环境保护和保全内容。[1]除专门有一部分是“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外，其他部分也有一些条款涉及保护海洋环境问题。在《海洋倾废公约》、《船舶防治污染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各种议定书、《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等十几个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均对防治海洋环境污染进行规定。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立法中，保护环境的义务是核心问题。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国有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各国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职责来行使开发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此外，污染管辖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进入海洋的陆源污染物由沿海国管辖；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底活动造成的污染，也由沿海国家管辖；来自船舶和飞机的污染，受沿海国和船舶（飞机）国双重管辖；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倾倒废物，受沿海国管辖，在公海倾倒废物为受船舶国管辖；来自国际海底区域的污染，受国际海底管理局管辖。上述各种海洋污染管理工作，都要遵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有关国际法规的精神进行。
在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方面，中国立法已注意到了海洋生态环境与陆地生态环境的差异，除了《环境保护法》外，专门制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并经过修改完善。修改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特别强调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增加了“海洋生态保护”一章。第一，强调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沿海各级政府的责任。如要求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第二，规定了一些有效的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和措施。如在管理制度方面，规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度和新的扩建海水养殖场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求凡具有典型的海洋自然地理区域、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区域以及遭受破坏但经保护能恢复的海洋自然生态区域，海洋生物物种高度丰富的区域或者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滨海湿地，入海河口和海湾等，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所在区域和其他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区域，都应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第三，严格对破坏海洋生态违法者的制裁措施，不仅规定了单位和个人保护海洋生态的义务，而且对违反规定者规定了具体的制裁措施。[2]《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污染防治也做了规定。如通过制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以及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加强海洋环境管理，并规定征收的排污费、倾倒费必须用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整治，不得挪作他用等。此外，《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法规都对防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进行了规定。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在海岸带或海域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世界各国保护一些特定的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主要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将世界各国的一些特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联系起来统一协调保护行动。海洋自然保护区有多种类型，如海湾、珊瑚礁、岛屿、红树林等。保持原始状态，允许旅游观光而不允许其他开发利用活动等。通过各种适当的保护措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生物提供安全的生活场所，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观光、科研、教育场所。中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虽然只是部门规章，其法律地位和约束力相对较低，但毕竟表明了中国为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区立法而进行的努力。
三、海洋生态法体系
海洋生态系统是由各组成成分（包括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按照一定的物质能量流动规则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能完成一定功能的整体。海洋生物资源衰竭不仅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有关，也与海洋环境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成分有关，海洋生物资源衰竭与海洋环境污染有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生态系统规律的作用，对其立法保护应充分考虑这种联系，从整体上遵循海洋生态规律来创设相关法律制度。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立法，包括中国的立法均单方面强调了对海洋某些特定资源的保护和某些污染的防治，不论是对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的单方面保护或是对非生物成分的单方面保护都不全面，更谈不上将它们按海洋生态系统规律有机地协调起来了。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也只是对一些特殊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并未涉及从生态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规律出发进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这一一般性立法。由于海洋生态法律保护方面立法不充分，许多领域就只好适用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的法律法规，这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如将《自然保护区条例》适用于海洋自然保护区不能满足复杂艰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特殊需要，《森林法》无法适用于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法》也难以适应海洋生物及其生态系统变化的需要等。不仅如此，适用法律多样而混乱，执法主体也众多，容易发展成都管都不管的局面，表面上有许多法律法规，而实际上又无法可依，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而真正实现海洋生态法律保护，必须将遵循海洋生态规律落到实处，从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来构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生态法体系，创设相关法律制度。
海洋生态系统是一个巨型复杂的大系统，其内部又可按组成成分划分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也由若干组成成分构成，可继续划分子系统。如，海洋生态系统由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构成，因而海洋生态系统可分为海洋生物子系统和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海洋生物子系统又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构成，相应划分为生产者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和分解者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又由鱼、虾、贝等构成，仍可划分为鱼类子系统、虾类子系统、贝类子系统等……如此不断划分下去，最终可将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层层划分为若干结构简单、功能单一的子系统，随着海洋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按组成成分划分的子系统仍将延伸下去。这就是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类型进行的分层，是海洋生态系统层次性特性的体现，形成海洋生态系统的类型层次结构。
当我们将海洋生态系统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时，我们对海洋生态系统层次性的关注不可能象海洋生态系统研究那样不断深入而具体到穷尽所有子系统，这个研究过程仍在进行中，我们必须在某个层次上截断这种分层，这取决于法律自身的发展，并非海洋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法律主要规范人类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行为，遵循海洋生态规律来构建海洋生态法体系时需要正视海洋生态系统的层次性特性，考虑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应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层次性，需要构建三个层次的海洋生态法体系。第一层次是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生态法，是整体性、综合性的法律。整体性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本质特性，整体性揭示各组成成分协调而获取的整体功能大于各组成成分功能的简单相加之和，各个组成成分的质和量都需要限制在保证整体功能实现的一定范围内。对各个组成成分进行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海洋生态规律——整体性发展规律的事实，将相关成分纳入法律保护时遵循这一规律。如为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鱼类成分需要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以保证对藻类等生物成分的消费，为大型海洋动物提供食物，以及为人类提供可持续捕捞的鱼类资源，相关的渔业法就需要禁渔区，禁渔期，限制捕捞渔具等规定。再如为保证海洋生态系统非生物成分为生物成分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向海洋生态系统排放各种污染物需要加以限制，相关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就需设立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这一系列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的法律都需要相互协调以保护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需要制定综合性的从整体出发全方位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生态法，以统领海洋资源法律、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等。
第二层次由四类法律部门组成：一是针对海洋生物子系统的法律保护，主要围绕人类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物资源而进行立法，可称为海洋资源法。二是针对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的法律保护，其中某些化学元素是作为海水化学资源而开发、利用、保护的，如Nacl（食盐），应将其立法纳入海洋资源法范畴。保护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是对非生物成分的保护，考虑到人类向海洋排放的各种物质，包括重金属元素、营养元素、放射性元素、有机物质等可能改变非生物成分的数量及其比例，破坏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而成为污染物质，因而将防止污染、保护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的法律统称为海洋环境保护法。三是针对所有生物成分的法律保护。所有生物成分都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某个级别上的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物质能量循环中的某一环节，某种生物的缺失都会防碍物质能量循环过程而影响到其上、下环节生物的正常生长发育，进而影响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也即是说所有生物成分在海洋生态系统中都有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对其科学研究是有价值的也是可能的，但对所有生物成分都制定具体的法律去保护它们，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考虑到法律价值和成本，实际上却又是不可行的，因而我们只能对所有生物成分的法律保护采取综合性立法，即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四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在海洋生命支持子系统中，对某些海洋生物生长、繁衍所必须的生存环境——海洋生境进行保护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连同保护其上的生物成分，为人类保存下原始的海洋生态系统及其自然过程、海洋生物遗传基因库等，此类立法可称之为海洋自然保护区法。
第三层次是有选择地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第三层次子系统及其以下子系统的各种具体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进行立法保护。在海洋资源法范畴，如针对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制订渔业法；石油、天然气被认为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对其堪探、开发、利用、保护、节约，我们都创设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如探矿、采矿许可证制度，节能制度等，也可制订海洋石油天然气保护法；研究天体之间引力变化，揭示海水潮起潮落的规律并遵循之，创设法律制度开发、利用、保护可再生的潮汐能对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是有意义的，探讨波浪形成进而转化为能量的机理，遵循其规律创设法律制度来开发、利用、保护可再生的波浪能资源也是可取的，时机成熟时可制订海洋可再生能源促进法等。在海洋环境保护法范畴，为防止人类输入海洋生态系统的废弃物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创设防治污染的法律制度时就需要针对重金属污染、化学营养元素污染、人造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油类污染、养殖污染、船舶污染等各种污染行为创设一系列防治污染的法律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如建设工程、养殖项目等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法律制度，条件成熟时可分别立法，如船舶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面对海底地震、火山爆发而突然加强波浪、潮汐的强度，产生风暴潮等海水剧烈运动，形成海洋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损失，飓风、台风、风暴等强降雨、大风天气，强风助浪、波浪汹涌也可演化为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而造成人类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对这些海洋灾害需要进行研究，探寻规律，创设法律制度对其运动进行监测、预测，对其可能造成的损害进行预防，减少对人类造成的损失，时机成熟时可制订海洋灾害防治法等。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范畴，如针对濒危物种制订海洋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在海洋自然保护区法范畴，如针对珊瑚礁及其它海岛生境的海岛保护法；针对红树林生境的红树林保护法等。针对稳定性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生态恢复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重在保护少数海洋生态系统，从生态恢复的角度看仅是自然恢复（海洋生态系统次生演替）。有些破坏是自然恢复难以完成的，这需要根据海洋生态系统的负反馈机制，利用生态恢复技术来达到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目的。生态恢复强调人类的主动作用，需要法律进行规范，以防止进一步破坏，创设海洋生态系统生态恢复制度，对生态恢复的目标、评价方法、成功标准、相关限制等进行规范。从重建（即去除干扰并使生态系统恢复原有的利用方式）、改良（即改良立地条件以便使原有的生物生存，一般指原有景观彻底破坏后的恢复）、改进（即对原有的受损系统进行改进，以提高某方面的结构与功能）、修补（即恢复部分受损的结构）、更新（指生态系统发育及更新）、再植（即恢复生态系统的部分结构和功能）[3]等角度出发设计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制度。从恢复技术来看，需要设计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技术法律规范体系，包括非生物成分的恢复技术，生物成分（包括物种、种群和群落）的恢复技术，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结构和功能）的总体规划、设计与组装技术等，并明确相关的技术标准。关于恢复成功的标准，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将海洋生态系统恢复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也需要认真考察恢复成功的标准，将成熟的有益于海洋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标准引入法律中，如可考虑从可持续性、不可入侵性（像自然群落一样能低制入侵）、生产力（与自然群落一样高）、营养保持力、具有生物间相互作用等方面来确立恢复成功的标准。[3]
以上三个层次的海洋生态法律有机地形成系统的海洋生态法体系。
7. 生态环境恢复、保护与治理的方针和主要对策
1.人口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保持低生育水平，2010年后人口增长率低于5‰。2030年前人口数量实现零增长，人口总量不高于1.21亿。
以农村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为重点，坚决抑制农村和流动人口出生率。
城市二胎率有上升趋势，应严格依政策控制。
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实行更严厉的奖惩制度，杜绝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情”失控和腐败现象。大力开展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工作，解决独生子女、双女户与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和在不破坏环境前提下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富裕程度是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必要途径。
2.土地资源
坚持保护耕地基本国策，坚决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及系列配套法规，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总量基本动态平衡。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用地，又要注重保证我省粮食与食品供给安全。我省实现小康水平需人均耕地0.08 hm2，警戒水平人均0.073 hm2（据王国强），联合国最低警戒线人均0.053 hm2。依此标准，我省2010年达1.03亿人口时所需耕地分别为8240000 hm2、7550000 hm2和5490000 hm2。长远而言，我省人均耕地不宜小于0.066 hm2，人口总量不可突破1.21亿，依此计算，我省耕地总量不宜小于8050000hm2，其中基本农田不小于6900000 hm2。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切实搞好土地利用规划。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合理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近期严格执行耕地“占一补一”规定。积极探索建立耕地储备制度。大型、重点建设工程用地单项审批，城、乡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通过提高土地利用质量、盘活存量。要整顿回收城市闲置与低效建设用地，严防小城镇建设一哄而起，大片圈地。城市绿地不宜无限制扩大，尤其不宜大片建设空间利用率低的草地，建议城市建成区绿化率不超过35%。全省林木覆盖率不宜大于34%，土地绿化率不宜大于37%。主要交通干线两侧林地建设要适度，不可占用或荫蔽大量耕地，影响耕地质量。农村建设要消除“空心村”，提倡城镇化、高层化，压缩人均建设用地。
耕地总量稳定或增加的主要途径应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实现。要加大城乡和工矿用地的整理、复垦力度，土地整理要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要正确处理耕地开垦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用地不宜计入后备耕地。在开垦后备耕地时不应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或生态破坏，禁止在15°以上较陡坡地和湿地、滩涂、沙丘地开垦耕地。
3.矿产资源
坚决贯彻《矿产资源法》及配套系列法规，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保护与开发并重。依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控制矿产资源开发总量，遏止无序违法开采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障资源供给安全。
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加强我省经济急需大宗矿产（优质煤、油气、富铝矿）、后备资源不足矿产（金、银、铜、铅、锌、锑、萤石）、资源短缺矿产（富铁、氧化锰、富磷、钾盐、硫铁矿、铬、镍、铂族）、洁净能源矿产（煤层气、地热）的勘查，尤其要加强资源面临枯竭的大中型矿山周边地区的勘查。满足矿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需要。
对钼（钨）、锑、金、富铝、萤石、重晶石等矿产实行保护性开发，避免无序竞争，保护资源价值。
鼓励到省外、国外风险勘查，利用省外、国外资源弥补省内短缺。探索资源战略储备制度，逐步建立矿产资源可持续安全供应体系。
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益。提高煤、金、铝土矿等大宗矿产采选回收率，节约利用资源。开展中低品位铝土矿、铁矿、金矿尾矿、煤矸石、粉煤灰、钼矿中的钨、铁矿中的钴与放射性矿产、铝土矿中的镓、粘土矿中的锂等综合回收利用技术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优势非金属矿产如沸石、膨润土、珍珠岩、高岭土、耐火粘土、高铝耐火三石、含钾岩石等深加工利用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处理好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搞好矿山和矿业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加强矿业塌陷区与矿业废地复垦改造，推行矿区生态环境补偿金制度。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如水电、地热、天然气、煤层气、太阳能、风能、煤制气、煤制甲醇等；强化坑口电厂的消煤除尘技术，降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煤尘排放。禁止平原开采砖瓦粘土，切实保护耕地。禁止在交通干线两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进行露天开采，保护地面景观资源。适度开发地下水资源，减轻地面沉降及其损失。
4.水土保持、绿地建设与国土整治
坚决贯彻《水土保持法》。坚持中央“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方针。停止毁林草和湿地开荒，不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粮食。农业综合开发由改造中低产田与开垦宜农荒地相结合转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和保护生态环境上来。“十五”内实现25°以上陡坡耕地与活动性、半固定性沙丘沙地的退耕绿化。15°～25°较陡坡耕地除小部分土质肥厚者改造成标准梯田外，应大部分退耕绿化。2°～15°缓坡耕地改造成标准梯田，实行林、草、田间作，大力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和人工草地。处理好退耕与农民经济利益的关系。
组织实施重点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如黄河中游生态治理工程，汉江水系上中游防护林工程、太行山二期、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等水土保持林及水源涵养林工程、农田防护林与农田林网恢复与建设工程、城郊生态防护林工程、农村“青山绿水”工程等。平原适度建设林地与林网，尽快扭转我省山区山秃水枯、平原沙尘肆虐现象。
以科技进步促进水土保持与国土整治。加强天然林区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和植被恢复技术、生态网络建设技术、林业品种与林产品开发技术、防沙治沙林草新品种开发技术、沙漠化监测与预警技术等。借鉴邻省成功水土治理经验、选育适宜林种、草种与先进种植技术和多种经营等措施，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认真编制国土整治规划，合理调配土地利用结构，既保证青山绿水、生态环境好转，又留足耕地与建设用地，保证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
5.湿地保护、恢复与建设
履行《湿地公约》签字国义务。“通过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来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合理利用湿地是为人类利益而对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特征”。
贯彻国务院“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泄淤除障、疏浚河湖”的方针，正确处理湿地蓄洪行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经济发展间矛盾，有计划开展大规模湿地保护与整治工程。
禁止在现有湿地开垦耕地和进行开发建设，为干涸湿地引水补源，低洼易涝耕地与泄洪区腹地湿地化（建塘或培育湿地植被），适度发展湿地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建设良性湿地生态系统。
建立常设湿地保护机构，投入必要资金研究与保护湿地环境、珍奇禽、鱼种类与生物多样性。新建小浪底、丹江、宿鸭湖、南湾水库、淮河干流、淇河、小南海珍珠泉、郑州花园口、商丘黄河故道等8个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建设黄河下游滩地、淮河干支流谷地等大型国家级、世界级湿地保护区，提高湿地保护与建设力度。
6.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生物多样性
依法进行自然保护。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规；履行《生物多样性条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国际义务，切实保护好已建各类自然保护区。
加大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依照《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和《河南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9～2010）》中提出的目标，至2005年自然保护区达全省土地面积3.29%,2010年达3.65%。重要的是要尽快使分散的珍稀动植物栖息地连片规模化管理，保证物种与生态系统的生存完整性，以利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建设伏牛山、太行山、桐柏－大别山、熊耳山、黄河下游与淮河干流滩地湿地等大型自然保护区，给野生动植物提供足够的生存繁衍空间。在近期争取申报成功2～3处世界自然遗产、国际生物圈计划和世界地质公园，提高保护级别与知名度。
实行加强动植物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政策体系。保护区内坚决禁伐、禁猎和限制药材采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以恢复原有物种正常繁衍为主，应保持自有特色，慎重进行新种引入和驯养，避免异种入侵造成生态灾难。
完善自然保护区法规体系。出台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湿地保护办法等地方性法律法规。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多方面开拓引资渠道，加强自然保护的物质基础。
7.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强化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建设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系列环境法规，争取城乡环境质量的全面好转。
建立节约资源、高效益、低污染型经济。在工业结构改革中，彻底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型企业与生产工艺，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不仅单项工程建设要做环境评价，所有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规划也应通过环境评价，从起点上杜绝产生新污染源的机制，以环境容量界定发展速度与规模。
改变污染监管治理观念，从末端治理、浓度控制变为全过程总量、浓度双控制；由单纯行政手段变为自我约束、完善，主动发展生态工业，进行清洁生产；由单纯防治污染变为防治污染与资源环境管理相统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三效益的统一。当前迫切需要调整我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控制轻工、化工等污染大户的污染物质产生量，尽快减轻污染强度。
加强江河污染治理力度，协调与上、下游各省的治污规划、措施，尽快实现地表水质好转。“十五”期间除继续加强淮河治理外，重点治理黄河水质，保障沿黄城市合格饮用水与灌区合格农灌水。
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切实限控机动车数量与排放标准，限期清理烟囱等点污染源；发展公交事业，提高集中供热、供气比例；改造城市结构，果断关、迁有污染倾向的工厂与开发机构；实施最严格的城市水源保护办法，让人民喝上“放心水”；尽快实行污水集中处理与垃圾无害化处理；注重城市噪声、电磁、光、热污染等特有污染类型治理，创造舒适、安全、安静的生活工作环境。
注意治理农村地区面源污染，实施生态农业，降低农药、化肥施用量与地膜使用量，坚决制止乡镇企业污染回潮。查清地方病病因，对症采取治理措施，实行严格的肉、蛋、奶、粮食、蔬菜等的质量检测标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研究制定环境价格及税（费）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杠杆。
加大环境保护科技投入，尽快开发出有效治理造纸、制革、化工、印染等重污染废水和煤矸石等矿山尾矿治理与综合利用技术。
8.自然灾害类防御
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损失。坚决执行《防震减灾法》、《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水法》、《防洪法》等法规，争取切实提高自然灾害预报和防治能力。
科学配置自然灾害防治力量。制定全省《自然灾害防御规划》，建设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统一指挥机构，统筹协调民政、气象、水利、地震、地矿、国土、建设、林业、农业、社会保障等各部门。以高技术综合手段建设自然灾害预期预警与中长期预报信息网络系统。加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超前预报、实时监测、随时监控、及时决策，促使自然灾害防治手段现代化。
注意经济建设、自然灾害防治与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把“人定胜天”的意识变为“天人合一，和谐相处”。农业要停止山地开荒、围湖造田；工程建设与矿山建设要进行地质灾害评价，慎重选址，严格遵循地质规律施工，预防重大灾害损失；水利建设要注意拦疏有度，留够行洪滞洪空间与下游用水，要考虑洪水资源化利用，变害为利。
均衡投资政策，把过多强调的防洪抗洪投资部分转移至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滑坡泥石流防治、气象、地震预报等方面来。这样可收到综合防灾减灾效益，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
8. 构建什么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建筑垃圾体系。
拓展资料
怎么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建筑垃圾体系？
一、是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二是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三是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四是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