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生态主义

1. 政治论述题：用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由自然脱胎而来,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
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必然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同样要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促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和同步进化,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特别是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极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失衡.此外,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然规律,恰当地把握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地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如果在对自然界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尚未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一定层次上的某种联系尚未把握住的情况下,改造自然,其结果要么自然内部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类社会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因而受自然的报复也就在所难免.恩格斯曾就此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还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沙漠为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实践的范围不断扩大,使得更多的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对自然均衡状态的破坏也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目前全球存在的人与自然的问题：人口问题（人类自身问题）、资源问题（自然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
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世界性公害.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全世界有10亿以上人口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城市,而在洁净环境中生活的城市人口不到20％.全世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缺少安全用水,每天有数以万计人的死与水污染有关,食品中毒事件经常发生.由于自然资源非正常利用,异生型人工自然物的大量滋生,干扰了自然生态的正常演化,破坏了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其中：“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酸雨危害”,已成为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三大突出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造成这一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四个方面不可忽视：一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有限；二是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不够；三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地区利益、集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代替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四是价值偏见.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只注意到眼前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自然永存的内在价值,为了满足眼前局部的利益,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以至危及人类的持续发展.
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首先必须确立大自然观.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真正视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住规律,并以此作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础.其次,必须走出“人类中心”的误区,建立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共处和协调发展的关系.科学证明人类不过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万物的尺度,同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况且人类的认识正确与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一点也不能离开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即实践）,尤其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是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联系,在当今世界变革的大潮中,新出现的诸如“大科技观”、“持续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等等,就是对“人类中心论”的否定.其三,必须全方位的探讨自然的价值.不仅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取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使用价值；同时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要树立大价值观念,即在评价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时,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价值,而且要考虑其生态价值；不仅要考虑眼前价值,而且要考虑长远价值；不仅要考虑从自然中所得,还要考虑如何回报自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

2. 简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

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述

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奥康纳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所谓“理论空场”，对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问题，探究其理论根源。他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4. 简述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种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从事实际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社会个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要生存，就必然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因为只有“自然界才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所以“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的形式”，[2]人都把整个自然界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以及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因此，可以说人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史。
一、人的主体性及其发展
马克思关于主体性的明确的论述，应该可以追溯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第一条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理解事物、感性、现实时，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人类现存的包括生产力在内的一切事物、现实，都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的结果。那么，主体总是相对于客体存在的，在主客体尚未分化时期，一直是“万物有灵论”处于主导地位，在人类意识中，自然界及其万物和人类一样，都是具有灵性的。因此也就没有主体性这一说法。直至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类经历了一个“自然的祛魅”过程，此时，也就否认了自然具有任何经验和灵性，主客体才实现了真正的分化，人的主体性地位才得以确证，相应地，自然界则被视为客体世界，是人类实践和科学认识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状况。与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关系相适应，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古代社会建立在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以人依赖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其次是现代社会建立物的依赖性关系基础上的以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再次就是未来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其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高级阶段。
古代社会是人的主体性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处在人的依赖关系中的主体还不具有人的独立性。由于当时生产能力极端低下，人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受着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等的束缚，因此人主要是生活在由这些关系所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之中，可以说古代社会的人的主体性，实质上是一种群体的主体性。
在现代社会，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社会生活“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相互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4]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以交换价值或货币为全面媒介的互相依赖，更直接地说，就是人对具有交换价值的活动、产品、商品、货币等等的依赖。马克思将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表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实际上，不论是古代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还是现代社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主体性更多的是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但我们知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受制于人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和改造生产力活动中所确立的生产关系的，所以说，探讨不同主体性发展程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更为基础性的。
二、“人的依赖关系”：人从属于、受制于自然
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最初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从历史形态看，一般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但不包含“万物有灵论”阶段。因为在“万物有灵论”阶段，人和大自然的所有物都是具有灵性的，人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性。从“自然的祛魅”开始，到资本主义之前，人的主体性都表现为群体的主体性。
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在文明时代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依然有限，劳动仍以人的体力支出为主，但由于单个人在生理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必须把劳动者大规模地集结在一起并以一定的集合方式进行劳动。马克思说过：“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共同劳动。”[5]土地就是这种共同劳动的基础，“土地是一个大试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一共同体的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共同劳动，并且伴随着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古希腊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冶金、航海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古代中国在酿造、青铜器和铁的铸造、纺织、水利、建筑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说相比较于原始社会时期，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社会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就历史的长河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是相当低下的，因此个体只有从属于一个共同体才能存在，即“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7]个人才能真正得以生存和生活下来。
但是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由于神化自然力而来的超自然的神力思想，使得人仍然是匍匐在神的脚下的奴隶。古代中国的自然从一开始就体现在天这个概念之中，天有无限的权威(“成事在天”)，祖先的灵魂也有“天”的意志，成了天的意志传达者和体现者，所以祖先崇拜观念在中国几千年文明中根深蒂固(如“法先王”意识)。因为人认为，只有顺从天意，崇拜祖先，才能得到自然的恩赐。西方中世纪和中国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社会，人受着双重自然力的压迫。在西方，一方面，人依然膜拜自然的威力，另一方面，人受着由统治阶级编织的“神意”基督教“第二自然力”的压迫；在中国，人受着“君权神授”思想的束缚。当然，这一阶段，中国朴素的“天人合一”理论浑然一体，也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预示着以后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发展。
总的来说，处于群体主体性下的人，对自然有所认识和征服，人不断向自然的主人地位迈进。人依然受他人支配和统治，听命于神谕、迷信和命运，受制于自然或其他外力和外在权威，缺乏自觉性、只讲共性(普遍性)而不讲个性(特殊性)，以人的出身血统为依据来衡量人、评价人，婚姻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类中心主义困惑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加速了对自然的改造和认识的过程。从而逐步恢复了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和信心，进而重新提出了要驾驭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积极进取的思想”。[8]培根和笛卡尔都强调人能认识和控制自然，康德讲“人为自然立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创造了自然界，将人的理性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为工业革命的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财富增长，仅仅几百年时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往任何社会创造的财富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这一时期，“人的行为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地球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而言总是局部的。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同支持它的环境——地球之间经历深刻的质的变化”，“人类突然发现按照人类狭隘的、短期的目标改造了的地球似乎不再适合人类居住”。[9]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锐减、气候变暖、物种灭绝加剧、土地荒漠化、自然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最为突出。专家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25%；世界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不断枯竭，世界60%的地区面临着淡水不足的困境；森林惨遭毁灭，导致沙漠化趋势日趋严重，植被破坏；海洋被污染，生物物种不断减少，至20世纪末，地球上的物种已经灭绝了1/5等等；就连人类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如同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恩格斯预测到，今天人类因为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先行者开始反思人类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反思人类的行为，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年布兰特林夫人发表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三部著作都是对地方的或全球的环境现实状况的关切和研究，反映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强调后现代观念的美国哲学价值学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这是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其实，“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极度膨胀的、没有节制的、不计后果的人类中心观念和行为。“在这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下，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界，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这是一种狭隘和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整体失去理智的近乎自杀的行为，其实，这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对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背叛，因为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正是人类这种核心价值遭受到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威胁。”[11]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根源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增长突破了人与自然关系平衡、稳定、共生的质变的范围，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他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既相互规定，又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与发展要依赖自然，要依赖自然给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工具等；另一方面，自然对社会与人也有依赖，自然依赖人与社会对它的认识和开发，依赖人对它的尊重，自然史只有依赖人类史才能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的主体性的无限增强，使得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只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导致人无限制地开发、攫取自然资源，却忽视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
四、“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智的、适度的、有节制的、有远见的、负责任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只是要做到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自然界，是要做到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或取消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自然界和人相比，它永远是处于客体的地位，永远是为人服务的，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体，是这个世界一切成果的享有者。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是值得今人学习借鉴的。中国古人在处理天与人的关系时倡导“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类生存的母体，人类只有依赖自然才能生存下来，同时认为自然和人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天人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只有天人之间的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要求，也符合自然的发展规律。孔子从人本学的角度出发，向人提出“知天”、“则天”的要求，《中庸》用“诚”确立了人的主体价值，同时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必须是和客体协调和谐地处于统一体中。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也认为：“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自然”既指自然界，又意味着顺从自然法则，“道法自然”是说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密切。马克思说：“人把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存。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就是说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唯一对象，离开了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同时，马克思还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应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尺度来构造。”[12]即人类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既按照自己的尺度，又按照客体的尺度进行实践活动。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平衡人在自然面前的无限主导性，必须真诚与之进行交流，要充分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和承受能力，杜绝滥用、过度性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实现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统一，达到双赢。
当我们把中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运用到实践之中时，我们首先要从观念上确立人对自然的环境伦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伦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理论：环境伦理。环境伦理是指人与自然的伦理，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以及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环境伦理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反思的理论成果，人类应当把环境伦理观念内化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环境文化”意识。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面对今天环境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改善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基于人对自然的环境伦理以及中国悠久的“环境文化”意识，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是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塑，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文明形态，它与我们长期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再次要建立节约型社会。西方工业文明引发了消费主义价值的强盛，引发了“传统断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社区解体、主体性丧失、人的单向度化”等社会和文化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展开了批判，例如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弗洛姆的“消费异化”、鲍德里亚的“符号宰制”等不同理论。节约是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倡导节约有助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立。我国目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因此，要以科技创新为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在生活方式选择上，我们要以有益于自然的生活方式回应节约的要求。
【参考文献】
[1][2][3][7][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45，54，1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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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湛.主体性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28.

5. 简述女权主义文艺观的主要特征

生态女权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6. 什么是自然观试论述从古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一直演进到现代的生态自然观,各种

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根本的看法和观点，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到现在的辩证唯物的自然观。

7. 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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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方面，阿格尔本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过初步的描述：首先，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和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主要介绍了莱易斯的思想，并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的实现问题。第三，在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认为：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物包括“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而“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是莱易斯。①本文综合了20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北美学者将现代生态学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种理论尝试。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却不同于欧洲大陆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前者建立在北美学院派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欧洲大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后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目标，而前者则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目标。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方案，因此着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其主要理论是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代表人物是莱易斯和阿格尔。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北美特别是以美国左翼学者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理论意义，最终产生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下面我着重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四种理论内容。[1]
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
莱易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第一，以生态危机否定经济危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莱易斯和阿格尔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第二，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生态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因此，阿格尔希望通过消费希望的破灭和稳态经济理论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 社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惟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惟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晶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生态环境灾难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向全球蔓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反观10世纪的各种主流绿色生态理论和运动，不仅没有阻止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危机却越加严重，并已经威胁到整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在此种背景中，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奥康纳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归纳为第二类矛盾，亦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二，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而找出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克沃尔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重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践方案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和规划，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求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制度，坚持人类对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万物的至上权利”，他因此提出厂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设想。
第一，实现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克沃尔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了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因此，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够从虚假的需求中得到解放从而发挥其真正的潜能。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效仿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进行压制，最后演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巨人症和官僚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转变成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反面，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克沃尔认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推翻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都没有实现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拥有，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克沃尔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二是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只实现了前者，而没有实现后者。克沃尔接着论述道，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要符合以下三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同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实现道路，也没有法定的代理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惟一共同的特征就是民主。但是，克沃尔初步设想：第一，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从劳动组织形式(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重新构建)，建立合作社(劳动的自由联合体)，建立地方性流通货币(切断货币的交换价值)，一直到创建积极的媒体(打破资本主义对商品的崇拜)，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发展成为较大的系统(试点，整体)。第二，克沃尔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反对蒲鲁东关于通过法律解决竞争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整个的生活方式。克沃尔预言，当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都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必然会竭尽全力进行镇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就要作好牺牲和使用“暴力”反抗“暴力”的准备：因此，与欧洲改良的生态社会主义绝对地采用“非暴力”手段不同，克沃尔并不完全排斥“暴力”，“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最后，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的结尾处呼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建立新世界，时不我待”。
四、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以上三种理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都没有直接承认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具有生态学思想。而伯克特和福斯特则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构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了更大的理论价值。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而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第一，伯克特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将自然条件融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自然、劳动和生产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个主要的自然和社会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了马克思的财富概念中不仅包含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也包含着自然的属性。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时包含自然和劳动两个方面的要素，虽然人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作用于自然并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只能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财富，人类的劳动脱离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将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惟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不仅如此，伯克特最后总结道：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强调使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产和消费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都是与生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二，福斯特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对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他认为，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工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奉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最终从李比希对农业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新陈代谢概念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同时使用，通过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和人类社会加入了生态系统。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销声匿迹，反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今社会的各种生态理论都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条件。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走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够避免整个人类的毁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四种理论形式对目前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