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庄遗址

『壹』 龙虬庄遗址作文500初中

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是江淮地区东部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发现文化遗迹和出土文化遗物最多的一次。1993年，龙虬庄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大遗址”。高邮龙虬庄陶文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龙虬文化誉为“江淮文明之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龙虬文化内涵被认为是江淮地区东部同时期文化的典型。龙虬文化源远流长，江淮流域存在着一支文化面貌独特、文化系列完整的原始文化，填补了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古文化遗址的空白。

龙虬庄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经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高邮文管会派员组成的考古队于1993年至1995年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各类文化遗物2000余件、清理出男女合葬墓7座、墓葬402座、房屋遗址1处、居住遗址4处、灰坑34个，可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一分布于大运河以东江淮地区的古文化类型。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发现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间的碳化稻米。将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早到5500年前。同时，出土的陶片和鹿角上具有文字符号特征的刻划符号也是十分少见的（从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刻文陶片陶文，在中国还是首次发现，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两行刻于内壁的文字符号，笔画纤细，技法娴熟

『贰』 任丘古代遗址地任丘的文化遗址有哪些

古遗址
哑叭庄遗址、张佐商代村落遗址、古州城（颛顼城）遗址、谒王城遗址、阿陵城遗址、虢城（高郭城）遗址、药王庙遗址、北辛庄遗址、七间房遗址、段家坞遗址、东段村遗址、长丰城遗址古墓葬韩婴墓、任将军墓、任光墓、大董各庄汉墓、大疙瘩汉墓群、边司马墓、张郃墓、黄垒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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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东庄镇的文物古迹

已发现的共有11处，其中最著名的是成城故城址。
成城故城址
位于南故城村与华丰镇北故城村、西故城村之间。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约630米，南北约850米，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局部含汉瓦片。东北角尚存，最高处高出地面约12米，东、北残长约100米，西南角仅存转弯轮廓，西北部被河水冲毁。今田家林（墓地）一带是故城址西南部，似为中心建筑区，暴露砖、瓦碎片，发现多眼陶圈水井，采集到花纹铺地砖，还有云纹圆瓦当、“长乐未夹”圆瓦当、树木双兽纹瓦当等战国、汉代遗物。清咸丰元年重修《宁阳县志·历代沿革》记载：“成，故杞田”。《左转·昭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以成与之是也。不知何时入于鲁界，在北鄙”。《春秋·襄十六年》“齐侯伐我，北鄙围城是也。又为孟氏采邑，公敛处父所谓成，孟氏之保障是也。汉废，入钜平县，故城在今县东北九十里。犹有北鄙村”。据上所述，今县城东北90里处有汉朝以前的成城故城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幅将此处标作成县。1979年，宁阳县革命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泰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宁阳县人民政府立碑为记。1972年，在北面1公里处（现华丰镇北故城小学北）发现一座大型汉墓。该墓原封土高约15米，直径20米，石墓室，附近有很多小型汉墓，曾出土汉代瓦片、罐、玉蝉等文物，现已平掉，址上建房。

另外10处古遗址见下表： 名称时代地址主要文物特征路家庄遗址新石器路家庄东北石器、陶鼎、豆南故城遗址新石器南故城西北石铲、陶器南石崮遗址周南石崮陶鬲、豆 、等南葛家圈遗址周至汉南葛家圈陶鬲、豆直界遗址周西直界陶鬲、罐、盆、壶南鄙瓷窑址隋南鄙黄绿釉碗、豆、窑具官庄瓷窑址隋至五代官庄青、白釉碗、罐南陈瓷窑址 隋、宋、元南陈青白釉碗、盆、白底黑花瓷 坡里瓷窑址 宋坡里白瓷碗、罐、盘、窑具葛庄瓷窑址唐五代葛家庄白瓷碗、罐、盘、窑具山陕会馆
在今东庄村西部，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至今保存完好。当时东庄为商业重镇，山西、陕西商人较多，为加强联系，维护自身权益，便集资修建了山陕会馆，山西、陕西商人死后，尸体在此落棺，用2匹骆驼送回家乡。来不及送走的，埋在了东庄村西。
南酒店
在今东庄村中部，建于清朝道光年间，为山西、陕西商人集资所建，至今保存完好。
岱云庙
在今南葛村南、栲栳埠山脚下，供奉着观音菩萨神像。初建时间已不可考，乾隆十九年七月初六（270年前）重修，并立“重修观音殿”碑。
古石刻
“金星观”碑在今东韩庄西北，高4米多，立于明朝万历29年，至今保存完好。
“玉皇堂”碑位于玉皇堂山之阳山坡上，立于明朝弘治年间，碑旁有2002年村民捐款重修的玉皇堂庙。
“望隆桑梓”碑在今东庄中心幼儿园大门内，是1928年县长邓质仪为县立第二小学成立题赠的。
古墓葬
东韩庄曾发掘出战国时期古墓，出土了铜舟、陶鬲、豆。

『肆』 谁能具体介绍济南市张马屯—大辛庄遗址

大辛庄遗址 商代中晚期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北约 4公里处。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1955年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曾多次调查和试掘。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对探讨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商代文化堆积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的达4米。试掘中没有发现居住遗迹。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陶器的器形有鬲、□、豆、簋、罐、盆等，见有硬陶、原始瓷器和白陶的残片。石器有斧、锛、刀、镰。骨器有笄和镞。此外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卜骨有钻、灼而无凿，也不见刻辞。铜器只发现有镞、针和锯等小件器物。1970年曾发现一批青铜器，有 □、觚、□和2件铜戈，可能是墓葬的随葬品，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期。公元前２１世纪—公元前１６世纪，当夏朝人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确立统治范围时，远在山东的东夷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土著文化——“岳石文化”。公元前１６世纪，商人灭夏，在中原地区立定脚跟后不断向东扩张，将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渐次同化和取代，最终完成“邦畿千里”的版图。这一段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在考古人员对大辛庄遗址的历次调查、发掘和研究中，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逐渐打开了缝隙……
发现——
打开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大辛庄遗址考古日前结束为时２个月的田野发掘，被挖成一个个探方的考古现场开始回填。尽管戴着遮阳帽，考古队领队、山大考古系教授方辉和他的考古队员们一个个还是晒得脸色黝黑。
“这次大辛庄遗址发掘出较大规模、成组的墓葬群，共清理出商代早期至晚期墓葬２３座，几乎每个墓葬中都有兵器，应当是一个家族或军旅的墓葬群，其中一墓葬有殉人现象。发现窖穴、灰坑２００多处，有字卜甲８片，青铜器３０余件，其中有觚、鼎、爵等礼器和戈、剑等兵器。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石斧、石镰，骨针、骨锥、蚌铲等。”站在探方隔梁上的方辉对记者介绍说。
而此前的近７０年中，大辛庄遗址早已是“宝贝迭现”。
１９３５年，济南东郊大辛庄农民在村东蝎子沟挖土时偶得一批青铜器。齐鲁大学英籍教师林仰山获悉此情后于次年冬天赶到现场进行调查，正巧看到沟边挖开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陶器、铜器后，林仰山还买到一残碎铜觚的上口。５年后，他又戏剧性地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铜觚的下部。
１９６０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敦愿与刚参加工作的蔡凤书步行来大辛庄调查。蔡凤书一眼看出蝎子沟沟壁上挂着的一个完整灰褐色陶盆是商代器物，两人兴奋不已。这件现存山大博物馆的陶盆是该校在大辛庄采集到的首件完整器物。
除无数次的调查外，建国后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４年，考古工作者对大辛庄遗址的试掘、探查也已是六进六出，试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时任考古队领队的山东大学教授徐基说：“当时共发现房址６座，灰坑２００余个，甲骨约４００片，复原完整陶器１００余件，找到一处商人族墓地，清理出１５座墓葬。其中５号墓出土了成套礼器（鼎、觚、爵等），为以往多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源头。”揭秘——
从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考古不是简单的“挖宝”，其真正价值在于从古人的遗迹遗物里，解读未知的古代，从文明的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
从大辛庄遗址发现之初，学者们便在猜测，商文化是大辛庄的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商文化是何时介入大辛庄的？
１９７３年，蔡凤书汇集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的大辛庄历次调查材料，第一次提出“它包含了早商至商末周初的东西”。通过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徐基得出结论，商文化在大辛庄的存在时间段是商代早期晚段至商代晚期，最早出现时间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刚刚收尾的２００３年大辛庄遗址发掘再次证明，所发现商文化没有早于这一时间段的。
“《竹书纪年》有商王中丁征兰夷（东夷部落）的记载，大辛庄商文化的外来可能与此事件有关。至于大辛庄的有些东西似乎比中丁征兰夷时期要早，也可能始自商王太戊时期，文献有‘太戊复兴’的记载，他在位时势力可能到达大辛庄。”徐基说。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入”和同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中证据确凿。如大辛庄所发现陶器中，除灰陶外，素面红褐陶占很大比例。专家认为，灰陶为典型商文化遗存，普遍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中，素面红褐陶则为夷人土著文化的典型遗存。
１９８４年的发掘中，大辛庄出土的一只小巧骨匕上端刻着“五”字符号，字体似武丁时期。而今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大辛庄遗址先后发现数片龟甲，其中８片刻有文字。据方辉介绍，可辨认出的共２５字，加上那些腐蚀较厉害或只剩下残笔的字迹，共有３４字。此前的百余年中，甲骨文一直是河南安阳殷墟的“专利”。
“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具有界标性质。”专程赶来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他认为，只有占卜活动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出现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辞，一般王侯贵族占卜才会用卜辞来记录。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区域，应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性的聚落，盖为一处方国都邑。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汇报表中，徐基就曾推断，大辛庄可能存在一个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方国。
“除甲骨文外，在大辛庄出土的青铜爵上还首次发现了族徽，虽然在现代汉字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体，但它的发现是一个重要信息，是研究大辛庄商人部落的一个重要佐证。”方辉透露说。
蔡凤书介绍说，目前在山东省发现商代遗址或有商代文化遗存的地点３００多处，但是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十处左右，除了济南市大辛庄之外，还有如滕州市前掌大、泗水县天齐庙、济宁市潘庙等，这些商代文化遗址大部分在鲁西地区。这说明，在商代末期济南附近地区不仅已经纳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国版图，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区中，东夷人那种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继续存在。思索——
大辛庄还有多少谜团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的同时，大辛庄遗址带给学者们的思考亦接踵而来。
思索之一：甲骨文内容是什么，还有可能再次出土吗？
方辉说，初步可以判定，其内容是对某位“母”的祭祀。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其内容是祭祀时要不要用女来作牺牲的意思。
“按道理，既然有人已经开始用甲骨文，这么大一片遗址下应该还藏有甲骨文。但已出土的甲骨文距地表仅４０厘米，如此浅的地层，不少在汉代取土时就被破坏了。建国后，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进行过深挖土的耕种活动。所以，今后发掘中甲骨文能否再次出土仍是个谜。”方辉说。
思索之二：如果大辛庄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
学术界一般将城、铜器和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在青铜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大辛庄遗址中“城”的隐而不现自然引起人们的猜疑。如果大辛庄确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址”？
在此次考古发掘后期，大辛庄遗址Ｔ０４０１、Ｔ０４０２号探方发现一段神秘夯土层，当时考古人员怀疑这就是大辛庄方国的城墙遗址。但从解剖结果看，这段夯土层的宽度仅有五六米，也与当时城墙宽度在十米以上的标准有一定差距。方辉最后判定，它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大型的建筑基址。
１９８４年和今年对大辛庄遗址的发掘面积分别是８００多平方米和６００多平方米，相对于３０多万平方米的大辛庄遗址总面积，充其量只发掘了其中的１／２００。因此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城”得以发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思索之三：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乐”和“泺”指的是大辛庄吗？近年来，在考证文化历史名城济南的源头时，有学者提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乐”、“泺”指的就是济南，其具体位置在泺水之源趵突泉附近。对此，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两任领队徐基和方辉进一步指出，“乐”、“泺”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
方辉说，“泺”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地名，我认为其位置在广义上的济南一带，应是商王驻扎的地方，且是商人与夷人打仗经常路过的地点，这个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具一定规模。大辛庄北距泺河（小清河）仅３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这里有可能就是“泺”的中心区域。
徐基指出，趵突泉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商代大型聚落点的建立。展望——
累赘还是资源，大辛庄何去何从？ 艺术大师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对考古工作来说，不是缺少证据，而是缺少发现。
继１９８４年山东大学、省考古所、济南市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确定大辛庄商代遗址范围是３０万平方米之后，今年联合考古队在大辛庄周边进行踏查又有意外惊喜。在大辛庄以东约４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踏查时，考古队员新发现上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后李文化下到汉代的５０多处遗址，其中，有七八处商代遗址，虽然规模较小，但包含物很丰富。
谈及大辛庄遗址及周边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方辉认为，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紧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新石器遗址的洪家楼、甸柳庄、葛家庄一带，现在均被楼群所覆盖。伴随着城市化脚步的逼近，今后如何保护大辛庄这片弥足珍贵的古文化遗址将很快变成一个形势严峻的问题。对此，方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并非是完全冲突的，文化遗迹完全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利用。利用好了就是保护，否则会让地方上觉得遗址是个累赘。大辛庄遗址完全可以建一个商文化遗址主题公园，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还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大辛庄是山东境内最早的、最大的、最丰富的、最重要的、特征最鲜明的、出土甲骨文最早的商代遗址。”这是徐基对大辛庄遗址最新归纳出的“六个之最”。他说，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大辛庄类型存在鲜明的“个性”，诸如陶器中红陶较多且少见壶、觚、爵等日用陶器、水井于相邻边挖角窝、墓葬普遍设腰坑，殉狗普遍和卜骨不用凿等，均为中原商文化所少见。济南作为一个都会城市其历史可上溯到距今约３５００年商代前期晚段，作为见证这一历史的大辛庄遗址，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据悉，除商代遗址外，大辛庄还发现了龙山文化、西周、东周和汉四个时期的堆积。如此重要的遗址堪称蕴含济南乃至山东古文化的“数据宝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它的未来吧！

『伍』 秦邮的龙虬庄遗址

高邮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龙虬庄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1993～1995年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墓葬402座，房屋遗址1处，可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000～7000年，属于一分布于大运河以东江淮地区的古文化类型。1993年，龙虬庄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大遗址”。高邮龙虬庄陶文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代表江淮地区东部史前文化的龙虬庄遗址，表明迄今7000年前高邮境内便有人灯的璀璨文明。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区东北约9华里处，真高2.4米，地势低洼，四周环水，总面积43000平方米。经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高邮市博物馆员组成的考古队于1993年至1995年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发现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间的碳化稻米。将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早到5500年前。同时，出土的陶片和鹿角上具有文字符号特征的刻划符号也是十分少见的（从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

『陆』 马家窑遗址的马家窑文化

家窑遗址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遗址文化层包括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马家窑文化，较晚期的齐家文化，以及更晚期的寺洼文化。该遗址内涵非常丰富，出土有大量的彩陶和石器。该遗址对研究马家窑文化及黄河上游地区诸史前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间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按早中晚分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石岭下类型。
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非常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动物纹为主，彩陶上的图案表达了当时各氏族部落有着共同的崇拜意识。陶器形状出现了较大变化，盆、碗、钵依然存在，但存贮器瓮、罐、瓶逐渐增多。 烧制陶器的技术和陶窑较仰韶时期有了较大进步，火塘和窑分离，烧窑温度明显提高。并且出现了集中的作坊式制陶窑址。比较完整的遗址如位于甘肃东乡自治县大夏河东岸的林家遗址，包含有马家窑类型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谷子的炭化物。这说明粟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粮食之一。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马家窑类型早期的典型遗址有永登蒋家坪、东乡林家。马家窑早期彩陶的主要器形仍以盆、钵、碗为主，还有罐、鸟形器、壶、长颈圆腹瓶、筒腹平底及尖底瓶等。多以较稀的黑彩在橙黄陶上绘制花纹。盆、钵、碗中的内彩开始盛行。但内彩的花纹比较简单。
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彩陶已进入纯熟精美的境界。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典型遗址有东乡林家(中层)、兰州雁儿湾、临洮马家窑、民牙。核桃庄等遗址。这时的器形种类和图案纹饰都有较大的革新与发展。陶器表面打磨尤滑，用浓亮如漆的黑彩画在细腻光洁的橙黄或米黄色陶器上，闪烁着明亮动人的光彩。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进入了彩陶历史的鼎盛期。
马家窑类型晚期的典型遗址有东乡林家(上层)、兰州西坡洼(上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乐都脑庄、永登杜家台、榆中麻家寺等。这时的彩陶仍以橙黄陶为主。除了单独的黑色彩绘外，还出现了黑白两色并用的彩绘方法，器形以壶、瓶、盆、钵和瓮为主，还有大口浅腹罐、勺、束腰罐等。
半山类型
半山类型因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洮河西岸的半山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500年。分布在陇西、兰州、临洮、永昌、武威、古浪、景泰。西至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充分证明了中国彩陶源于本土，而且具有东来西去的传播趋势。半山类型除了一些房址夕卜，还发现在房址附近有许多烧制陶器的窑址。半山类型的墓葬除传统土坑墓葬外还发现了石棺墓。随葬品以彩陶为多。半山类型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由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使然，制陶业逐渐发达，使彩陶艺术发展越发推向历史的鼎盛时期。
半山类型彩陶展现了彩陶艺术新的繁荣时期，半山类型的分布区域逐渐西移，根据地层关系年。器形排比，半山类型可分为四期：
一期遗址以兰州三营为代表，还有广河的地巴坪(早期)，景泰的张家台(早期)和临夏的张家嘴等。器形以直口直颈壶和短领侈口罐为主。直颈壶口的两侧都有锯齿状的鸡头盲耳，腹部较圆。花纹多以粗细相等的黑锯齿带和红锯齿带相间绘成。颈肩之交都以一根红线和黑锯齿带并行相镶，这是半山彩陶的特点之一。
二期遗址以广河的地巴坪(中期)为代表，还有景泰的张家台(晚期)，广河的半山、杜家坪，永靖的樱桃山等。半山期的器形单耳或高低耳的壶和罐的数量增多，而盆和钵很少见。二期彩陶以繁茂致密为特色，旋纹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花纹。
三期遗址以兰州土谷台(早期)、青岗岔牙。沙井驿为代表，还有青海隆化群科。罐和壶的腹部最宽处上提，底部渐小，器形由稳重趋向挺拔。旋纹仍显彩陶的主要花纹，但旋心扩大。内饰各种精细的花纹。间置的黑色锯齿带纹变宽，而红条纹相反变细。半山三期的彩陶，更加精丽繁缛。
四期遗址以兰州土谷台(中期)为代表，还有乐都柳湾、会宁牛门洞、永靖陈井西山等。显示出了由半山类型向马厂类型演变的过程。壶和罐的底部更收小，腹部成为倒置的鸭蛋形。由于腹上部的彩绘面积大，因此。多绘二方连续的四大圈旋纹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四大圈纹。神人纹流行起来。这时的神人纹多以红色绘主线。两边镶以黑锯齿带纹，人形举手作撒种状，手和腿的关节处长着爪指，有的头部为圆形花纹，有的头部则消失。
马厂类型
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寻县马厂塬而得名，距今4350—4050年，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基本相同。但最终向西发展到了武威玉门一带。从出土的大量纺轮和骨针分析，纺织业已得到了迅速发展。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也出现了大量的红陶衣和白陶衣。纹饰以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圆圈纹、回纹、菱格纹、三角纹为主。马厂类型的房址与其他类型相比，差异比较大，已出现单间、套间和多元套间。房址周围有存储东西的小房，并且在房址不远处有烧制陶器的窑址。
马厂类型是半山类型的继续和发展。马厂类型出现了用土红色作底，上面再绘黑色花纹的彩绘方法。或者以两条黑线合镶一条红线的复合线来表现。除这些共同特征外，逐渐发展为两个支流，一支以乐都柳湾、兰州白道沟坪、永登蒋家坪为代表，另一支以永昌鸳鸯池为代表。马厂类型最为典型的陶器是带盖的敛口彩陶罐。马厂类型彩陶和彩绘技法也出现了变化，除了黑、红两色相间使用外，还出现了在红色宽带纹上加绘相应黑色窄带纹的现象。 文化价值
文化是历史的缩影，时代的一面镜子。马家窑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中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国文化的根，绘画的源，马家窑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创造了绘画表现的许多新的形式，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画，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
观赏价值
马家窑文化，产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它的图案之多样，题材之丰富，花纹之精美，构思之灵妙，是史前任何一种远古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丰富多姿的图案构成了典丽、古朴、大器、浑厚的艺术风格。它神奇的动物图纹，恢宏的歌舞，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象黄河奔流的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永世旋动。它象黄河浪尖上的水珠，引领着浪涛的起伏，臻成彩陶艺术的高峰。它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图案世界，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它所给予我们的欣赏价值是任何现代艺术都不能代替的。越是遥远的文化，就越能成为现代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藏观赏品。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欣赏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收藏价值
要看一种物品的收藏价值，就要看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值和增值价值等。所有的远古陶都有历史价值，而马家窑文化古彩陶的文化价值和观赏价值，是其它远古文化类型的古陶器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它的巨大增值潜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队伍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价格，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长，成为收藏界十分耀眼的新星。马家窑文化是分布于甘肃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其彩陶占整个陶系的20%-50%，随葬品中可达80%，而且成
型与装饰技术也至为发达。自本世纪二十年代瑞典人发现此类文化遗存以来，马家窑文化一直处在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中。有关中国古代彩陶是本土发生还是西方传入的课题的研究使之声望日隆，其富丽神秘的图案及多变的造型也令艺术家爱不释手。但无论对这些问题作出怎样的诠释，马家窑文化炊食具本身的精美已足以让后人垂涎了。 仰韶文化是如何发展为马家窑文化的？
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在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也有遗存。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继承和发展，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在时间/顷序上，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一一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在我州境内均有分布，蕴藏量十分丰富，文化遗址星落棋布。从二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我州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几百处，并在广河县半山、瓦罐咀，东乡县林家，临夏县张家咀，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临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在马家窑文化内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家窑文化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有些考古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峡类型，我州考古工作者在康乐边家林遗址发掘后，提出边家林类型，介于马家窑与半山之间。 马家窑类型因首次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公元前3300一一前2900年。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北至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马家窑类型在我州各县均有分布，省级保护单位有东乡县林家遗址，永靖县小茨遗址，临夏县杨家河遗址，临夏市工坪遗址，县级保护单位有积石山三坪等更多。
马家窑类型彩陶在马家窑文化最为精美。马家窖彩陶为泥质红陶，质地细腻，呈橙黄色和土黄色，主要器形是盆、钵、碗、瓶、罐、壶等。马家窖彩陶以明亮的黑彩，在打磨光滑的陶底上绘出草叶、旋涡、波浪、圆点、平行风格等纹饰。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 临夏地区马家窖类型彩陶遗存虽然不甚丰富，但也出土了一些珍品。1954年在积 石山三坪发现的彩陶瓮，其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称之为“彩陶王”，现保存在中国历 史博物馆内。在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许多马家窑彩陶，也是难得的精品，现成为甘肃省 博物馆珍品。此外，在我州博物馆和各县文化馆也保藏着许多马家窑彩陶。马家窑彩陶 从体型和纹饰上，明显地可以看出，早期器物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 的，晚期器物呈现着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半山类型因首次在我州广河县南山乡半山村发现而得名。它是继马家窑类型之后发 展起来的，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年一一前2350年，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半山类型在我州广泛遗存，除广河首次发现的命名地半山遗 口双耳鼓腹小底罐为最多。半山彩绘壬要以黑红两种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常见 的有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网格纹等；夹砂陶肩部多饰附加堆纹。
半山彩陶造型宽厚，纹饰繁密，是马家窑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的标志。二十年代瑞典 安特生在广河县征集了大量的半山彩陶的珍品，尤其以彩绘人头陶盖造型最为奇特，现 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解放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河地巴坪等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 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使这一类型文化内涵有了全面的认识，彻底否定了半山类 型仅为墓葬品的错误观点。
马厂类型，因首次在青海省民和县马厂遗址发现而得名，它是马家窑文化序列最后 一个类型，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年一一前2050年，分布区域与半山类型相仿， 西至延伸到酒泉，玉门一带。马厂遗址与我州隔河相望，马厂类型的遗址在我州大量遗 存，其中省级保护单位有永靖杏树台等，县级保护单位更分布全州；在我州珍藏的彩陶 中，五分之三为马厂类型彩陶。 马厂彩陶多为泥质红陶，表面常涂一层红色
陶衣，体型基本脱胎于半山类型，而马 厂罐体型上长下短，腹部上移，耳部变大，以撇口短颈高腹小底罐为其特色。彩绘用 黑、红两色，以四大圆圈为典型纹饰，另外还有蛙纹、回纹、几何纹、波折纹等，早期 常用黑边紫红条带绘制图案，晚期以粗黑线条构成简单的表意纹样。马厂夹砂陶多饰附 加堆纹。 马厂彩陶纹饰相比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制造粗糙，纹饰简单，往往以抽象化的简 单图形，表现想象中的具体实物，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逐渐衰退。马厂类型晚期出现的 菱形纹、编织纹，与后面的齐家文化彩陶纹饰相近。在我州永靖发现的马厂素陶，与齐 家文化更为相似，从而孕育一种新的文化即将在临夏这块地方产生。
居住在临夏原始地域，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居民，据人骨鉴定，属于蒙古人的东亚类型，与中原仰韶文化创造者同属一个种族。从瑞典人安特生从广河半山征集的陶塑 人头壶盖观察，也是圆脸，面部较平，颧骨较高，鼻梁较矮，系蒙古人种。另外，在临 夏市博物馆保存的一件陶塑人头壶盖上可明显看到，此是一位马厂女郎，脸部平展，头 部有黑彩线条饰披散状。马家窑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塑人像也为披发， 两者是相一致的。而历史记载古代西域戎羌人都是披发。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先民，已经进入农业种植时代，据东乡林家遗址发掘发现，有粟和麻籽的碳化物，反映了临夏农业发展历史。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临夏先民也制造原 始生产工具石铲、石锄等，同时，伴随原始手工业的兴起，制作了木作工具石斧、石 凿、石锛等。这些石器一般打磨精细，常有穿孔，工艺精细。纺织工具有陶纺轮，从遗 址出土的麻籽的情况来看临夏先民身着的当是麻布一类的衣服。另外，有些骨珠、骨 针、骨簪之类的日用品，其手工精细程度相当高。从有些墓中随葬的猪、狗和羊的情况看，家畜饲养也有一定的规模。出土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表明了狩猎水平。
仰韶文化，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
主张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者，认为当时已有发达的锄耕农业，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提出墓葬中随葬品之有无和多寡，与私有制萌芽有关，这是父系氏族产生的标志。还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轮制陶器的产生和多间房子的出现，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征兆。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对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大地湾期、白家期和北首岭期3个发展阶段，一直可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衔接起来。从器物对比来看，“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特点，器类中的钵、碗、盂、罐、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随时间的推移其特点越加相同。所饰刻划纹、绳纹和线纹，以及简单的彩纹，如宽带纹和在盆、钵内面着彩，都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如“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实行头向西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说明它与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其演变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发展到晚期，即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前者在中原地区，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者在渭水流域，发展为赵家来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然后再发展到陕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是大体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之处很多。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刘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钵，无疑是从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敛口钵与仰韶文化相同，器盖上的把钮与半坡尖底瓶口形状一致，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也有与庙底沟类型特征相同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带的仰韶文化诸遗存，含有不少细石器的文化因素。远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纹饰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 总之，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柒』 大黑山岛的北庄遗址

“北庄遗址”位于长岛县大黑山乡北庄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其时代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北庄遗址”的发现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誉为“东方历史奇观”又因其与西安半坡遗址属同一时期，被专家们称为“东半坡”。
“北庄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遗址，其最下层距今6500年，最上层也有3900年左右，比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早几百年。发掘出房屋基址90余座，房基系园角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一般20-30平方米，最小者4平方米，最大者70余平方米，木桩为骨架，黄泥为墙，干草苫顶。县博物馆有房屋复原。该蹲下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石器。陶器有鼎、鬲、罐、盆等；骨器有镖、箭头、锥、针、鱼叉等；石器有斧、锛、刀、磨棒、纺轮等。另外，还有贝壳、束发器等装饰品。“北庄遗址”出土的鸟形图腾，给我们带来了浓厚的原始文化气息；大黑山出土的西汉枭鳟，在全国都属于罕有的精品，它的复制品陈列在烽山公园供游人观赏。
北庄所发现的房屋遗址以基址为主，地面建筑保存极少。但从其房址的墙、柱结构及少量的建筑遗物推测，北庄的房子屋顶以圆锥形为主，所有的房椽均以中心主为主心点，呈伞状架设在中心柱，与辅助之间，中心柱一般高于辅助，椽檀等建筑材料，多用圆木或木板，屋顶面则辅以海带草。北庄遗址，作为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遗存之丰富，在我国实属罕见，它是继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它的发现与发掘，在我国近代考古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北庄遗址的发掘所揭露出的原始村落，其布局反 映的是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从繁荣向解体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它真实的记录下了远古时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尤其是小房子的出现，它不仅仅作为一位氏族成员的居室，同时还表示一个对偶家庭的出现。这种对偶家庭小于氏族单位，它是私有制个体家庭的雏形，它的出现标志着以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将解体，这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北庄遗址所发现的房屋基址，在建筑形式上独具特色，其中夯筑技术、木质材料加工技术的出现于使用，以及发明墙柱分离的建筑结构技术等与我国传统的建筑方法和风格极相一致。这表明北庄遗址所反映的各种建筑技术是我国传统建筑技术的源头之一，开我国土木建筑技术风格之先河。

『捌』 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说明汉魏至北朝时期，国先民在制造和控制灰口铸铁的工艺上有什么样的成就

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也出土有东汉用来浇铁釜的灰口铁浇口，经化验，是高磷的灰口铁，含磷0.7%。在河南渑池窖藏铁器中，也有一部分是用灰口铸铁制成的，如箭头范、铧范以及卤等。铧范含碳2.31%，接近现代高强度铸铁（含碳2.8%-3%），但含硅量低，只有0.21%。这些灰口铸铁的石墨片的大小和分布，都比较合理。说明汉魏至北朝时期，我国先民在制造和控制灰口铸铁的工艺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玖』 陕西客省庄文化遗址是由几个不同文化层构成的

陕西客省庄文化遗址由3个不同文化层构成，下层是仰韶文化，中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上层为周文化层，3种文化层叠压，称为“三叠层”。

发现的遗存主要有房屋遗址和圆形装状灰坑以及墓葬、陶窑、窑穴等，西周时遗存主要有51座墓葬；还发现了东周墓葬以及战国时代水井，是流行于渭河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文化特征主要是灰陶，多为泥质，有大量篮纹、绳纹。三足类炊器中，鬲、斝较，多鼎、鬶少见；饮食器中，罐、碗较多，盘、盆稍少；特别是有一种折肩小平底瓮，为其他文化所罕见，是代表性器形。

『拾』 田庄镇的遗址

小庞遗址位于镇驻地西南，小庞村东北200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比较完整的父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分为居小庞遗址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出土文物20余件，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铲、黑陶罐；商代陶鬲、陶豆、陶壶、大口樽；秦汉时期的铜剑、铜铃、神兽镜及元代遗物，是域内发现最古老的陶窑遗址。1978年，在墓葬区发现甕棺男童墓葬1处，由3个灰、红陶甕套装，被确认为商代墓葬。
史家遗址位于镇西史家村南。1995年1月，村民挖水道时挖出商代青铜器、玉器等重要文物。1996年4～6月，由市博物馆和县文化馆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300余平方米，挖掘墓葬14座，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1处，商代杀殉葬坑1处，水井7眼，灰坑11个。出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的陶器、玉器、蚌器、骨器、铜器等各类文物500余件。并在“井”字型木框架祭祀坑底部出土一批文字甲骨。经专家认证，这批文字甲骨比安阳殷墟甲骨文至少提前300年。1997年，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严寺位于田庄镇高楼村，传建于隋唐年间。原有寺门南向，额书“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为黄河下游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寺院为三进出土文物和甲骨文院落。进门正面为四大天王殿，殿后为中大院，中院北面为大雄宝殿，殿顶后为绿色琉璃瓦，殿长26米，进深10米，高17米，殿内矗立合抱木柱8根。中、后院东西侧皆有配房。中院有古槐一株，上悬大钟铸有龙文图案和铭文，重400余公斤。寺前原有“华严塔”，又称“隋文宝塔”，为登眺游赏之所。明万历年初，知县段文清为寻金佛珍宝强令拆毁。华严寺历经千年，明清两代有过多次修缮。原寺门、四大天王殿、钟、槐已无存。1950年后，寺院曾为田庄粮粮仓，大殿换成普通红瓦。
2004年，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批准华严寺为宗教活动场所。2005年，由释常净法师筹资重新修建。华严寺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