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山漾遗址传说

⑴ 钱山漾遗址的遗址传说

千百年来，这里流来传着一个民间故源事：这里原先是钱家庄园，庄主搜刮民财，霸占民田，残忍不堪，甚至剥人皮做椅子。庄园建筑别致，连粪池的流嘴，饰作了一条张着嘴的玉雕青龙。善良勤劳的丫环芳儿总是不安，每次倒粪后，都要提桶清水把龙嘴洗干净。庄园里养一条小狗，喜与丫环作伴，认她为主人，而丫环也引小狗为唯一的知心好友。庄主钱老虎正盘算要剥芳儿的皮。小狗嗷叫多日。一天，芳儿正拿锅铲盛饭。突然，小狗一口咬住那把金锅铲就往外跑。芳儿心想丢了金锅铲，钱老虎定不会饶过她，就追小狗。一气追了三里多路，突然身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只见一条青龙从钱家庄园腾空而起，挥舞龙爪，嘴喷水柱，顷刻整座庄园沉入水底，成了一片茫茫的钱山漾。芳儿跟狗远走他乡。

⑵ 钱山漾遗址的介绍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7公里的潞村古村落（现属吴兴区），距内今4700多年，属容钱山漾文化。早在30年代，慎微之先生首先发现并有著书发表。1956年，在河水干涸的浅滩上采获石器数千件。同年3月和1958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陶质的鼎、罐、壶、盆、钵等器皿以及纺轮、网坠等纺织工具残件。出土物中还有石质刀、斧、锛、犁等生产工具和稻谷、蚕豆、甜瓜、毛桃、花生等植物种子，从而说明湖州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具相当水平。遗址中出土的残绢片和丝、麻织品是我国迄今发现 年代最早的丝、麻织品，证明了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1

⑶ 纺织的起源

中国机具纺织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多样化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
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丝纤维的广泛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的进步，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 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6000 年。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5000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4700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
1960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
1980 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1981 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朝的纺织，至少已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等等。
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锦绣被堂……非惟锦绣、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纪》也说：殷纣王时“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精益求精的阶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就包含有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等等；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染色帛、双经、纬缣、回纹绮等；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
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商代麻织品的发现，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织，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距今约 3200 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经鉴定属山羊绒。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
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资料，主要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山形纹绮残片，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文献记载中则有不少丝织、麻织、葛织的流露。《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关桑、蚕、丝织、麻织和丝麻衣服成品的记述，至于葛织情况，《诗?魏风?葛屦》、《小雅?大东》均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从句意看，此时期的葛织已不是“夏则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于制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说：“许子衣褐”，褐即是毛织的衣服，《诗经》中也见到“无衣无褐”之语，结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显然是流行毛织生产习俗的。

⑷ 养蚕在我国已有几年的历史

4000多年历史

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版子始蚕。”这权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夏代以前已存在蚕的家养。商代设有“女蚕”，为典蚕之官。甲骨卜辞中以蚕神与上甲微同祭，对蚕事极为尊崇。
秦汉以来对野蚕仍继续采集利用。魏晋南北朝时选种、制种技术有很大进步，己发明低溢控制家蚕制种孵化时间的方法。
宋代蚕事趋于完善，生产过程分为: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族、择茧、窖茧等。
明代对蚕种选择和品种改良都很重视，浴种用天露法，利用石灰水、盐卤水等浴法留取好种，淘汰低劣蚕卵。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19453564.html?si=2

⑸ 中国早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养蚕，织丝了。

据传说，养蚕织丝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当然，像养蚕织丝这样的伟大发明，只版能是广大人民群众权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决不可能是哪一个个人的发明。不过，这一传说说明，我国蚕桑生产的确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一批盛在竹篮里的丝织品，其中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这说明，我国至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蚕桑丝织生产了。如果再往前推，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比钱山漾遗址年代更早的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一个被切割过的蚕茧，这个蚕茧也许跟我们的祖先的蚕丝生产活动有某种联系。

蚕，原是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驯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⑹ 关于乡土地理范畴还有对地理现象或风土人情的评价、看法。

我只能找到一些例子给你：
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从此始。解放后，先后设浙江第一专区、嘉兴专区和嘉兴地区，治所长期设在湖州。1983年10月，实行撤地建市，撤嘉兴地区，建湖州、嘉兴两个省辖市。湖州市下辖德清、长兴、安吉三县和城区、郊区。1988年撤销城、郊两区建制，1993年设立城区、南浔、菱湖三区。2003年撤销城区、南浔、菱湖三区，设立吴兴、南浔两区。
湖州是中国蚕丝文化、茶文化、湖笔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蚕丝织物。南浔“辑里丝”曾获1815年巴拿马国际金奖。长兴顾渚山曾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是“茶圣”陆羽进行茶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产于湖州善琏，百姓尊秦朝大将军蒙恬为“笔祖”。湖州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在历史上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兆页、明代小说家凌蒙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等不少名流。建国以来湖州籍的“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共18名。“两弹一星”的功臣中，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就是湖州人；“新时期铁人”王启民、“海空卫士”王伟、“人民卫士”沈克诚更是当代湖州人的骄傲。 浙江省湖州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的特色。
湖州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景色秀美，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当前，湖州旅游业正以超常的速度向前发展，拉动了许多经济行业的起飞，饮食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行业。
世界是美的。
美的世界是由无数美的存在组成的，诸如服饰、美食、古建筑等等。而在这美食世界里，湖州美食应占有一席之地！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历史悠久，乃吴越之古邑，东南之望郡。这里物产丰富，气候湿润，山水清远，人文荟萃，旅游美食资源极丰，其中，“百鱼宴”、“百笋宴”、“丁莲芳千张包子”、“酱羊肉”、“茶宴”等特色美食是令人陶醉的，然而，在旅游业腾飞的今天，湖州美食没有很好地与旅游业相配套，相呼应，旅游文化意识、特色美食文化意识、旅游购物环境意识不强，层次不高。美食与旅游没有形成合力，协作性不佳等等。

湖州美食资源评价
1、历史悠久，地理环境优越 。据史料记载，远在新石器时代（距今7千多年）湖州已有古人类生存。从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历史的钱山漾遗址出土的陶瓷片、纺轮、网坠、石质工具、玉器、稻谷、编织物、丝绢片等文物说明：湖州是世界上较早的“稻乡”之一，也是我国最早植桑制丝、织麻的发祥地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湖州辖域隶属吴、越、楚国。公元前333年，楚国以此地为春申君黄歇之封邑，始建菰城县，以泽多菰草而名。所以，湖州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千百年来，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聪明的湖州人民，还产生了众多的名流学士、骚人墨客。目前，湖州人正在努力地把湖州建成最宜人居住的山水园林胜地。同时，湖州的“烹饪美食”堪称一绝，“吃在湖州”闻名已久。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将菰城改为乌程，则借籍当地美食佳酿，以乌巾、程林两氏善酿美酒而取之为乌程县。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因乌程濒临出产鲜美鱼虾的太湖，则以太湖为名，于乌程改置湖州。据《国史总叙》称：湖州“人性敏柔，以厚于滋味”。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曾流连于这方宝地，并以“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诞垂”、“三年京国厌藜篙，长羡淮鱼压楚糟”的诗句赞颂湖州美食，据说苏东坡来湖州品评大闸蟹的功夫也堪称一绝。
湖州北濒太湖，西倚天目，东、西苕溪合流后穿市而过。东北部地势平坦，港叉纵横，湖泊、河网、池塘密布，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西南部盛产毛竹、茶叶、干鲜果和建筑材料。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美誉。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湖州特色美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湖州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原料丰富，美食品种较多 。湖州处于沪、宁、杭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且依山傍水，美食资源极为丰富，为湖州美食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湖州水系发达，鱼类资源丰富。 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系发达，河港交错，构成了阡陌纵横的水网地带，历称“水晶宫”和“水云乡”。古诗曰：“四水交流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全市有淡水鱼类102种，是全国最大的淡水鱼生产基地之一。丰富多彩的鱼类资源，为历代名师名厨施展才华创造了极佳的机缘，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鱼肴烹饪名家和美食家，从而形成了湖州特色美食中的“鱼文化”。《皇帝殿试问鱼鲜》的传说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有一年皇帝召见四个新科进士殿试，问鱼儿哪个部位最好吃？赵、钱、孙、李进士分别说是鱼头、鱼尾、鱼背和鱼肚，四人各抒己见，争执不下。皇帝想到湖州是鱼米之乡，连忙传旨一名湖州籍进士提问，那湖州籍进士侃侃作答：春天暖洋洋鱼儿肥头，鱼头鲜美；夏天热火火鱼儿肥尾，鱼尾好吃；秋天鱼儿爱嚎，肉肥背脊嫩，鱼背脊鲜；冬天鱼沉河底，鱼儿肥肚皮，鱼肚皮肥美。所以，湖州人吃鱼的经验是“春吃鱼头夏吃尾，秋吃背脊冬肚皮。”皇帝一听赞叹道：“湖州人真是吃客！”
湖州盛产鲜鱼，湖州人爱吃鲜鱼，湖州厨师也善于烹饪鱼类佳肴。千百年来，厨师们在源远流长的食鱼历史基础上，推陈出新，采用“炸、溜、爆、炒、烩、煎、蒸、焖、煮、熏、烤、腌、卤”等多种烹调方法，于1979年11月，由湖州饭店吴水宝等名厨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推出了闻名中外的特色宴席——百鱼宴。近年来，在厨师们的不断努力下，鱼肴品种已多达500余种，大大充实了“吃在湖州”的新内容，使旅游者能深深地领会吴越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湖州气候宜人，食用植物精良。湖州地处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光温同步，降水充沛，空气温和湿润，生态环境呈多样性发展。据统计，全市共有植物2300余种。其中属于经济林植物树种有桃、李、板栗、茶叶、油茶、山核桃、毛竹、青梅等；属于粮食作物的有水稻、大麦、小麦、番薯等；属于经济作物的有油菜以及大量的蔬菜和菱藕等水生植物。
湖州安吉素有“中国竹乡”之美誉，境内山峦重叠，修竹延绵，竹林达90万亩之多，为中国之最。有竹就有笋，笋，光光的、嫩嫩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可制作不同种类的美食菜肴。当地山民以毛笋、早园笋、哺鸡笋、刚竹笋等为原料，采用传统的加工方法，如腌制、酱、泡等，将各类鲜笋制作成各具品味的笋食品。食用时，采用煮、炒、蒸等烹调方法，制作出多种鲜美的笋菜笋肴，难怪苏东坡写出了“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何可一日无此君”的佳句。近十年来，安吉名厨们在山民传统的食笋基础上，运用现代化的熏、爆、焖、熘等烹饪方法，分别制作出了笋类菜肴冷菜、热菜、点心、汤类等别具竹乡风格的“百笋宴”。其中特级大师曹位均，不断学习、研究、挖掘，开发笋类菜肴160余种，部分已被编入《中国名师菜典》。如今“百笋宴”已融入安吉竹乡生态旅游项目之中，这一营养丰富、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绿色食品已使旅游者难以忘怀。
茶叶是世界性的三大饮料之一。湖州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我国茶史上第一部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唐陆羽）就是在湖州问世的。陆羽，中唐时湖北竟陵人，20多岁时，取道江西等省来到湖州，始住杼山与诗僧皎然为友，经皎然引见，与颜真卿结为好友，不久住湖州青塘门，后专事茶叶研究。
长兴顾渚山茶区，位于长兴西北，三面山峦连绵，山不高，最高处仅海拔250米，茶园多在山坞，称之为“岕”。这里出产名茶——紫笋贡茶，唐《国史补》列紫笋茶为贡茶第二品。史载唐朝时起，在顾渚设立有规模宏大的贡茶院，从事紫笋茶的产制。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顾渚佳茶原出于僧，经陆羽推荐成贡茶，从而得到迅速发展，从唐朝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到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顾渚贡茶历史长达876年，紫笋茶成为我国名茶中产制历史最悠久的品目之一。
唐·陆羽《茶经》载：“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按《茶经》之意取其“上”字而命名为“紫笋”，即紫笋茶名称之由来。最近几年，长兴的厨师们在充分研究陆羽、茶经、紫笋茶、茶文化的基础上，开发了使旅客赏心悦目、陶冶情操、茶文化与饮食文化相结合的“茶宴”。“茶宴”以茶、茶文化为基调，采用当地所产之茶叶、干果、禽兽、河鲜等为原材料，配以精湛的制作烹饪技巧，烹制了或直接以茶叶命名的菜肴，使人清新爽口；或以象形、意会等手法，与茶文化或人文景观相结合的菜肴，使人产生联想；或用茶水与主料一同烹制而成的菜肴，使宴席中弥漫了浓郁的茶香味；或以当地土家菜为主调，配以紫笋茶叶而形成的茶菜肴，使人领略当地的民风民俗。总之，“茶宴”的推出，为湖州美食文化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为湖州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内容，也是广大游客了解湖州、了解长兴、了解紫笋茶、了解陆羽茶文化的重要窗口。
3、人杰地灵，名厨技艺精湛 。湖州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人杰地灵。二千多年来，它不仅养育了无数勤劳而聪明的先民，而且还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名师名厨来此安身立业、旅游讲学、从政作画、献技献艺。由于湖州地处杭嘉湖的“金三角”地带，“天堂”之中、太湖南岸，所以，物产富饶，生活质量极高。据《湖州风俗志》称，湖州人“讲究衣食、乐事文娱”。确实，湖州人爱美，湖州人讲究饮食，“吃在湖州”，名不虚传。据说，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以吃为主题的传说、故事与民歌民谣，如《十二个月食鱼歌》、《西吴食风谣》、《皇帝殿试问鱼鲜》等等，均体现了民间对湖州美食的赞誉。
从清末以来，湖州美食界涌现出了众多名师名厨，他们以自己的聪明与才智，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以其高超的才艺制作出了诸如丁莲芳千张包子、诸老大粽子、张一品酱羊肉、湖州烂糊鳝丝、双林子孙糕、南浔桔红糕等名点名菜，声誉红遍江南大地。

⑺ 古人是何时发现可以抽取蚕丝的

原始社会嫘祖缫丝养蚕开辟纺织的先河。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切依据。

这是棉纺织的历史。文献和出土的棉纺织品实物证明，中国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棉花的种植和利用远较中原为早。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不够发达，边疆地区早已发展起来的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向中原的传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汉代，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品还比较稀奇珍贵。到了宋代，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频繁，大量棉纺织品输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内地广为流行，植棉和棉纺织技术逐渐传入。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发现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块青灰色棉布（图1）。1966年在浙江兰溪宋墓中出土一条完整的拉绒棉毯（图2）。这两件出土文物，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6000 年。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5000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4700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
1960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
1980 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1981 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
以上考旦姬测肯爻厩诧询超墨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朝的纺织，至少已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等等。
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锦绣被堂……非惟锦绣、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纪》也说：殷纣王时“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精益求精的阶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就包含有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等等；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染色帛、双经、纬缣、回纹绮等；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
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商代麻织品的发现，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织，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距今约 3200 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经鉴定属山羊绒。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
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资料，主要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山形纹绮残片，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文献记载中则有不少丝织、麻织、葛织的流露。《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关桑、蚕、丝织、麻织和丝麻衣服成品的记述，至于葛织情况，《诗?魏风?葛屦》、《小雅?大东》均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从句意看，此时期的葛织已不是“夏则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于制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说：“许子衣褐”，褐即是毛织的衣服，《诗经》中也见到“无衣无褐”之语，结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显然是流行毛织生产习俗的。

⑻ 钱山漾遗址的详细介绍

钱山漾东西宽约1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是东苕溪的一段。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经德清，北流至湖州定安门南与驿西桥处，汇西苕溪注入太湖。由于东、西两苕溪水汇合，往往形成河水逆流；波浪冲刷，使遗址遭受破坏，数以千计的陶片、石器、遍于滩野。
遗址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731.5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厚，内涵丰富，出土遗物陶器、石器居多，陶器主要有鼎、豆、簋、壶、罐、鬹等。有机质文物数量多，保存好，有篓、篮、簸箕等竹编和桨、杵等木器，还有家蚕丝织的残绢片、丝带、纺线和麻布、麻绳等。钱山漾遗址是目前出土有机质文物最丰富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家蚕丝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蚕丝织物，丝织物平纹结构、密度体现出良渚文化时期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对研究良渚文化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