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文学评论

㈠ 跪求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文学评论文各一篇！！！！

四种评价

对于林黛玉与薛宝钗的理解、评价、比较与探讨，差不多可以说是《红楼梦》带给读者的第一大趣味、第一大困惑、第一大(审美与思考的)启动。读了《红楼梦》，远在寻找它的主题、主线、时代背景与文化属性之前，一个最直接、最通俗、最牵肠挂肚，却又相当微妙和费解的问题摆在你的面前：林黛玉与薛宝钗，该怎么说她们呢？作者为什么那样难分难解难测难求，真实生动却又含蓄神秘，乃至不无古怪地描写这两个情敌呢？无怪乎刘梦溪君将钗黛优劣问题列为红学的第一大公案(见刘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316页)。

余学也疏，大致印象是，对于钗黛的评价有以下四大类：

一、拥黛抑钗：大体认为黛玉真而宝钗伪，黛玉直而宝钗曲，黛玉亲而宝钗疏，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的身世、结局令人痛惜落泪，而宝钗的背景与(婚姻上的)胜利，叫人不服气、不痛快、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以来，则更增添了对于黛玉反封建叛封建而宝钗帮凶封建的判定，拥黛抑钗，几成不移之论。

二、拥钗抑黛：大体认为宝钗宽厚而黛玉促狭，宝钗身心都比较健康而黛玉颇多病态，宝钗令人愉快而黛玉平添烦恼，宝钗能做贤妻良母而黛玉不能等。

三、钗黛二元论：大体认为，读小说自喜黛玉，实际生活中宁喜宝钗；搞恋爱自盼黛玉，讨老婆还须宝钗；掉眼泪自为黛玉，鼓掌喝彩还向宝钗。

四、钗黛一元论：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认为作者之写钗黛，是从不同角度去分写他的意中人，认为将二者结合起来，便是作者理想中的兼美。(见邓遂夫《红学论稿》100页)。

几种见解，前三种道理都不深奥，也不奇妙，都很容易讲清楚，都站得住，却又针锋相对，聚讼无休。第四种见解稍稍不同寻常一点，俞先生根据《红楼梦》钗黛合写为一图、合吟为一诗提出此种见解，论据虽嫌不甚充分，却也不见什么人对《红楼梦》这一奇特的、既无先例也无后例的处理做过更合理的解释。有论者批评俞先生之见是形式主义，似乎不易驳倒俞先生对合图合诗现象的解释，便干脆从方法论上否定掉、取消掉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无例可循的二情敌合图合诗处理的必要性，干脆不让解释，其论辩逻辑，比俞先生亦不如了。

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对于小说中人物的研究，是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例如，视其为现实中活人(活过的人、可能要活的人，即过去时与未来时的活人)的再现，像研究活人一样去研究他们，研究他们的时代背景、阶级本质、形体外貌、性格内心、道德品质、人际关系、行为动机、做事效果、借鉴意义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评论，都是这种类型的大块文章：诸如对奥勃洛莫夫——多余的人的评论、对罗亭的评论、对阿Q的评论等。一些被称为小说批评派的红学文字，亦属于此种类型：如王昆仑先生、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著。(鄙人才疏学浅，不揣冒昧，也写过《贾宝玉论》之类的东西，献丑了。)这似乎应该算是现实主义的角度，即即使承认典型化、承认艺术夸张与艺术概括、承认艺术高于生活，前提却是文学人物的生活性，即断定文学人物的根据是生活，对文学的评论的根据是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和社会的见解。这种人物评论的长处在于：通俗、易接受，把文学评论和社会人生评论结合在一起，通过文学评论使人获益、使人在人生智慧方面得到长进。这种类型的评论和审美评价基本用语有两个：一个是真实，一个是意义。真实，既包括着生动，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活在读者的心里，也包括着总体的可信性、说服力，亦即文学人物的产生与性格行为轨迹的社会的、民族的、时代的、具体的逻辑依据的可认同性。意义，则在于对人物的解释和评价：一、这个人物是可以解释和评价的；二、这种解释和评价是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的；有时候还需要一个三，这种解释和评价是符合公认的价值标准的。

许多许多的对文学人物评论都是这样做的，它们的成就和影响无可争议。但是这样单一的角度是否也可能有不足呢？这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例如：一、这种评论有时可能忽略了文学并非生活、小说并非纪实(而是虚构)的一面。盖自其真处观之，如《红楼梦》，无一人物不真实；而自其虚构处观之，无一处非虚构。我所尊敬的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刘姥姥那样的人，进了大观园，是不会那样言谈行事的。我们也完全可以对于宝钗处事方面的高度成熟干练圆通与黛玉文才与情感的早熟感到可疑。确实，宝钗与黛玉都很迷人，她们征服了你，你忘记了或者在作品的超凡入圣的魅力面前，你不敢对她们的生活的真实性、即生活中实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其实，具有成人的阅历的人，都可以凭经验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活人的性格，能够提纯与“发达”到钗黛的程度吗？她们的性格光彩，不是可以说一半来自她们的生活性，另一半来自她们的非生活性吗？贾宝玉的性格与环境就更加如此，以致有的红学家认为他的原型是某位皇帝。当然，这里又有所谓艺术的真实的概念等待着我们。而艺术真实的概念就更难于论证，艺术魅力，往往是比艺术真实更强固的概念。许多需要十分吃力才说得清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说不清其真实性的艺术品(如神话、写意画、建筑、音乐、舞蹈、戏曲表演、许多类型的诗歌等)，不是仍然被古今中外、世世代代的人们所热爱、所接受吗？

其次，用这种角度去评价并非写实的作品的时候，不免有些局促与尴尬。例如，评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时指出他(还是它？)的农民意识，这当然是不差的，但这就评不出《西游记》的特点、抓不着《西游记》与例如《创业史》的全然不同处了。进一步说，用真实性的尺寸去衡量神话，是否会给人以概念不甚搭界的困惑呢？

尤其是，采取这种角度的评论，有可能较少去注意这些文学人物的创造者的存在，较少去注意躲在人物背后的作家的意图、情绪、心态：他的全部聪明与愚蠢、单纯与混乱、喜悦与痛苦。我们简单地把人物看成了客观的存在，未尝不是上了作家的“当”呢!

那么，有没有评价文学人物的另外的角度呢？应该是有的，我想。例如，不完全把文学人物看成客观的活人，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载体，是作家共有、又是每一个个别作家独有、而且能在或多或少的读者中得到或准确或变形的破译与共振的语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让我们用这种角度来对宝黛公案做一番再探讨吧。

选择的困惑

从这种角度来看，林黛玉、薛宝钗各代表作家对于人性、特别是女性、或者说是作家所爱恋、所欣赏乃至崇拜敬佩的女性性格的两个方面，也可以称之为两极。如果说作家在《红楼梦》的开头极力表达了他对于女性的推崇的话，那么这种推崇首先体现在林黛玉、薛宝钗上，这已经不需要任何司空见惯的引证。这样的女性的特点是美丽、聪明、高贵、灵性。在这些方面，钗与黛是共同的、难分轩轾的。另一方面，二人则迥然不同。首先，从生理上看，两人一个胖、一个瘦、一个弱、一个强……这里看来并无深意，但也不是全无讲究。盖对于女性美的价值观念，胖乎瘦乎，健壮乎柔弱乎，(男性中心的)人类社会其实一直是颠来倒去，拿不定主意的。我国唐代以胖为美，当代南太平洋一些岛国以胖为高贵，至今有些男士择偶宁胖勿瘦(自有所好)。与此同时，无数靓女为减肥而折腰，减肥，几乎成为现代化潮流之一股，这样说当非夸张。如此说来，曹雪芹当年之写钗黛，已经透露了人们在宝钗的“鲜艳妩媚”与黛玉的“婀娜风流”之间选择的困惑，“燕瘦”与“环肥”之间选择的困惑。鱼与熊掌难以得兼的遗憾——不仅宝玉难以兼得钗、黛，而且任何一个女子难以兼得钗黛之美，这种说法，当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吧？

从心理机制上看，宝钗与黛玉的距离就更多。感情与理智，率性与高度的自我控制，热烈与冷静，献身与自保，才华灼众与守拙尚同，这长久以来便吸引着作家的笔触与读者的神经。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与她的丈夫卡列宁的性格冲突，就不无这种色彩。我不知道托翁此书在其他国家的反映如何，反正在中国劳动人民中，确有读之而同情卡列宁而责备安娜的，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地道土产。笔者再提一个煞风景的问题：作为小说来读，作为电影、电视剧里的人物来看，安娜·卡列尼娜美丽则美丽矣，热烈则热烈矣，生动则生动乃至崇高伟大矣，现实生活中，您消受得了这样一位情人吗？起码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林妹妹与卡列宁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可审美而不可动真格的。而且不仅龙的传人然，那位滔滔不绝的罗亭，打动了非凡的俄罗斯女性的心，到了来真格的时候，不也是逃之夭夭了吗？

我们固然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同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心理机制、流露了伟大作家对于这两种心理机制的敏感、理解、惶惑与遗憾呢？严格地、现实主义地说，一个人的心理机制很难片面而又高度发展到宝钗或黛玉这种程度的。两个女孩子是很难聪明美丽、各具特色、难分高低到钗黛这种程度的。《红楼梦》中的宝钗、黛玉，与其说是照实记录，不如说是写意传神的眷恋与寄托，归根结底是抒发了作者的心曲：悲其金而悼其玉，既是悲悼现实生活中或有的金与玉的原型，更是悲悼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女性美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本身就不是单一的与纯粹的，而是充满内在的矛盾与选择的困惑、遗憾的。宝钗与黛玉之间的疏离、对立、友爱(谁能否认她们之间特别是经过了一段磨擦较量以后，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友谊呢)既是两个人、两种性格之间的纠葛，又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两种心理机制、两种自我导向的相重叠、相分裂、相冲突的写照，从而是作家对于人性女性的理想与理想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观感、种种思索、种种追忆与幻梦的奔突、融解与泛滥的写照。

薛宝钗精神

薛宝钗体现的是一种认同精神：认同于已有的价值标准系统，认同于孔老夫子谆谆教导的 “礼”的即秩序、服从、仁爱的原则，认同于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实利原则。薛宝钗体现的又是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复礼”的精神。诚于中而形于外，薛宝钗的表现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进退有据，刚柔得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这实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能令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徵而远远高明过商鞅、吴起、伍子胥、韩信之辈。我们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热忱而将这种文化理想贬得一文不值。我们可以诛薛宝钗之心，斥之为伪，声称“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难以为薛宝钗辩护。刘备、宋江，表现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为伪、被讥为刁买人心，这既说明了人心真伪之难辨，也说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难于令人接受它实行它的可信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印证。我们也完全可以为宝钗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耸然。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两个人或多于两个人的相处中，如果没有起码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没有起码的薛宝钗精神，如果实行绝对的不折不扣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就很难有哪怕是一小时的平稳与和谐。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如果拒绝丝毫的认同，一个人很难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时而不自杀也不发疯。包括作为对立的另一极写来的林黛玉，也不是全无薛宝钗精神：请看，林妹妹初进贾府，她不是也只得随和着些，连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喝茶的习惯规矩都改过来了吗？当林小姐因为引用了不该引用的闲书(涉嫌黄色吧)上的语词并因此受宝姐姐的教育帮助的时候，她不也是虚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吗？我们可以抱怨薛宝钗的人性的深藏，却不能不承认正像任性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方式一样，含蓄、克制、冷静计算，乃至为了某种道德、文化、功业的要求而压抑牺牲一己的生理欲望也是一种人性的层面表现，哪怕称之为人性的变异。变异也是人性，谁能论证人性只有一种模式而且是不可变异的呢？只有承认薛宝钗式的心理机制同样也是人性的一个层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释古今中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道德家、谋略家、智者、禁欲主义者，也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说薛宝钗也是理想了。

林黛玉精神

然而，如果仅有这样一种机制，这样一种理想，人、人生、人际关系又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那种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输满各种程序的电脑。当然，一定程度的电脑化，如前文所述，也是人性题中的应有之义。说不定恰恰是在这种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组织的日臻完善、人类电脑化的趋势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就更加需要林黛玉式的少女气质的匡正、补充、冲击。一种感天动地的、炽热如火的、悲剧性的爱情，谁能不为之而怆然泪下呢？现代社会越是产生不出林黛玉式的人物，越是削弱乃至扫荡林黛玉式的心理机制，读者就会越加欢迎林黛玉，向往林黛玉，热爱林黛玉。林黛玉是理想，林黛玉是诗，林黛玉本身便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林黛玉的钟情、嫉妒、多疑、纠缠、惧怕，林黛玉的病态，表现了许多弱者的内心，表现了许多强者深藏的、潜意识中不愿人知的那一面内心。如前所述，《红楼梦》里写到了林黛玉的“薛宝钗精神”，那么，薛宝钗是否也具有“林黛玉精神”呢？很难说没有。宝玉挨打以后宝钗的两度忘情表现，一次是“含泪”“弄衣带”“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一次说薛蟠“我先就疑惑你”(均见第三十四回)就是明证。这就是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的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精神。阅读林黛玉会引起这方面的认同、共鸣、宣泄的快感与反省的清醒、俯视的超越，这是构成林黛玉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曹雪芹活着的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法重重束缚人性特别是女性的这个层面的时代，林黛玉的出现，恰如空谷足音，它的艺术冲击力，实在是无可比拟的。

美而不美 善而不善

不仅如此，曹雪芹的伟大还在于他写出了这种性格素质的魅力，也写出了它的美而不美、善而不善的那一面。林黛玉的任性，林黛玉的狭隘，林黛玉的软弱而又孤高，林黛玉的蔑视群氓(她对刘姥姥的嘲笑是何等刻薄!)无论如何也难算是美德善行，我们又何必为“贤者讳”呢？如此这般，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和女性的性格素质、心理机制的两极的高度概括。一边是天然的、性灵的、一己的、洁癖的，一边是文化的、修养的、人际的、随俗的；或此或彼，偏此偏彼，时此时彼，顾此顾彼或顾此失彼，谁能完全逃出这二者的笼罩与撕扯呢？它们是作者对于人、对于女性、对于可爱可敬高贵美丽的少女的统一而又矛盾分裂的感受与思考，是作者的人性观、女性观、爱情观的精彩绝伦而且淋漓尽致的外化、体现。

这样说，是否作者认同于俞平伯先生的被批判过的“钗黛合一”论呢？我认为，俞先生的理论确实不无道理却又不尽然。第一，二者是可以分离的，诗上画上合在一起不等于重合成一人也不等于是联体人。第二，二者并非绝对半斤八两，虽然曹雪芹用尽了小说家的手段，使二者轮流坐庄、不分高低，仍然露出了倾向：“莫失莫忘”，贾宝玉爱的、为之死去活来、为之最终斩断尘缘的，毕竟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宝钗呀!第三，二者的“兼美”即二者的合二而一，曹雪芹也明确地知道是不可能的，于是才有悲剧，才有痛苦，才有《红楼梦》。造成贾宝玉的也是曹雪芹的灵魂撕裂的痛苦的，恰恰是两者统一兼备的妄想。第四，我们还要强调，作者这样写是出自小说艺术的需要，这样写才抓人，这样写才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戏剧性、悲剧性，这样写还便于在这部包罗万象的书中组织相当一部分情节，使这部小说端的成为一部非同凡响的奇书，而与历来那种黑白分明、情节集中的章回小说拉开了距离。说下大天来，最伟大的小说仍然是小说，最辉煌的小说典型人物，仍然是“小说家言”啊!

最后，让我们议论一下书中的另一个有点怪的处理：贾宝玉梦中与之交欢的那个警幻仙子的妹妹，不但长得既像宝钗又像黛玉，而且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莫非秦可卿是兼美理想的化身？淫丧天香楼的秦氏，似乎难以当此重任。奇乎妙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强作解人而解之：它可能是贾宝玉第一次性经验的浪漫化。它可能是贾宝玉的爱情理想、审美理想的误植，朦朦胧胧向往的是钗黛，却糊糊涂涂与秦氏做了第一次爱，这是完全可能的。它还可能是作者受传统的物极必反、乃至女色是祸水思想影响的表现：当一女而兼二者之美的时候，就不祥了，就走向反面了。

以上种种，一家之言，一种思路，聊备一格而已。鸣而不争，方家哂之。

摘自：《王蒙话说红楼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㈡ 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传，水浒传四部的简介

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2]》）之一，属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清乾隆帝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它的原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作者曹雪芹。最初的《红楼梦》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只有前八十回（学者研究实为79回，今存第80回本是79回后半，后人割裂以足八十整数；另有学者认为今79、80二回本均为续作混入）。 此后，《红楼梦》续作纷纷出笼，据统计，《红楼梦》续书种类高达百余种。最为红学界关注的版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英文名字：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翻译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为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儒林外传：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水浒传：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绔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奸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