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城镇遗址

A. 尧王城遗址的文化层

该遗址文化层厚度一般为2—3米，最厚处可达6米。地层堆积以龙山文化层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商、周、汉等时代。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尧王城遗址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是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聚落，属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
公布面积约为52万平方米，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比两城镇遗址面积还要大，应该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

B. 日照为何而得名

日照历史源远流长。夏、商时期属东夷。《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说，西周初年的著名人物姜太公是“东夷之士”。今秦楼街道冯家沟村东南有姜公台，传说即为太公钓鱼处遗址。
西周到战国前期属莒国。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封少昊之后裔为莒国君，定都今莒县城阳。公元前431年，莒国被楚所灭.历经沧桑沿革，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置日照镇，属莒县，取“日出初光先照”（据乾隆年间《日照县志》记载）之意，始有“日照”之名。

金(南宋)翰林日照状元张行简在祝贺日照由镇升县时写到:
"大定二十四年，闻莒州升日照镇为县。喜不自胜，欣然命笔。
《山海经》曰：“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 。《纪年》亦云：“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 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
日照之名，始于元佑。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
日照历史悠久，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日照两城，是亚洲最早的城市。夏、商时期属东夷，西周到战国前期属莒国。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设日照镇，属莒县，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始有“日照”之名。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设日照县，属益都府莒州，明代属青州，清代属沂州。民国时期，先后属胶州道和琅琊道；1928年撤道，直属山东省政府。1940年3月，中共领导的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次年8月隶属滨海专员公署。新中国建立后先后划归沂水行署、胶州行署、临沂行署。1985年3月撤县建市，1989年6月建地级市，1992年12月设区带县。陶文化源远流长。在日照境内目前发现的800多处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类。陶器多以表面透黑的砂质陶和乌黑光亮的细泥质陶为主，有部分磨光黑陶，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的饰弦纹、划纹和缕孔。如两城镇遗址、尧王城遗址、东海峪遗址、丹土遗址所出土的各类黑陶制品均制作精细、美观，特别是东海峪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孔杯，无釉而乌黑发亮，胎薄而质地坚硬，其壁最厚不过1毫米，最薄处仅0.2毫米，重仅22克，制作工艺之精，堪称盖世一绝，系珍贵文物。
日照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太阳文化起源地，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起源地之一。历来有太阳崇拜的习俗。
据考证，《山海经》中记载的羲和祭祀太阳的汤谷和十日国就在日照地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上的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太阳神石、太阳神陵、大羿陵、老祖象、东方神龙、老母庙、石鸡、石椅、石磨、日晷等与太阳崇拜有关的遗迹。莒县凌阳河出土的“日火山”和“日火”陶文以及陶器上出现的大量太阳纹，都充分证明日照地区东夷先民的太阳崇拜传统。《后汉书,方术列传，赵彦》记载：莒有五阳之地：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等地名，都是古莒国太阳崇拜的直接证据。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在“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一文中说：“特别是东夷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历史传承，不少有关太阳来历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于民间”，“主要崇拜太阳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汤谷（亦称旸谷）一带，是太阳神赐福下民的圣地”。“用史迹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古代神话进行印证，可能汤谷就在东海之滨的琅琊一带。这里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断四时，并将这种原始历法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事业”，“祭日活动，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C. 谁知道两城遗址在哪儿

两城镇遗址位于东港区两城镇，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总面积112万平方米，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发现龙山文化和周、汉时期遗址400多个,出土各类文物标本3000余件。出土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胎薄质坚的蛋壳陶水平最高，造型优美，附加堆纹。

D. 关于遗址的解说词

两城镇遗址位于东港区两城镇，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总面积112万平方米，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发现龙山文化和周、汉时期遗址400多个,出土各类文物标本3000余件。出土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胎薄质坚的蛋壳陶水平最高，造型优美，附加堆纹。
两城镇遗址发现成人墓和儿童墓50多座，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其中一座墓随葬品丰富，有琢磨精致的玉钺、绿松石头饰和蛋壳陶杯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反映出当时快轮制陶技术已相当发达，尤其是薄如蛋壳的黑陶杯工艺高超，代表了中国史前制陶业的最高水平。石器磨制精致。玉器除钺外，还有圭和刀等。一件扁平长条形平首圭，上部两面琢有形态各异的神面形纹，十分精美。

E. 关于考古的文章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

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F. 山海经翻译

从基山再往东三百里，是青丘山，山南阳面盛产玉石，山北阴面多出产青雘。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狐狸却长着九条尾巴，吼叫的声音与婴儿啼哭相似，能吞食人；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中妖邪毒气。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斑鸠，鸣叫的声音如同人在互相斥骂，名称是灌灌，把它的羽毛插在身上使人不迷惑。英水从这座山发源，然后向南流入即翼泽。泽中有很多赤鱬，形状像普通的鱼却有一副人的面孔，发出的声音如同鸳鸯鸟在叫，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生疥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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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曰照市有什么古文化遗址或革命纪念地

日照市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现已发现各类遗址近百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境内，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都城，地下考古表明都城面积比两城遗址还要大，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
两城镇遗址位于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陵阳河遗址位于日照市莒县城东南10公里的陵阳乡大寺村西侧、陵阳河南岸，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4800年左右。
丹土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城东南约37.5公里处，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系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后逐步延续到奴隶制社会时期。
东海峪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峪村西北，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

H. 报业的"一长两总制"指的是什么

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的“两城镇遗址”，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1977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英国版本《世界史便览》称，公元前2800-2000年中国山东日照两城为亚洲最大的城市。 遗址座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西北两城河岸边，是一处自东向西逐渐高出平原的漫岗，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其文化堆积为2-5米，上层为春秋文化，下层为龙山文化，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石、骨、玉器和陶器。 出土的石器大多磨制精致，有的还钻孔。石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斧、锛、铲、钺、凿、九、镰、箭头等。骨器以各种式样的箭头为多，还有骨制的鱼钩、鱼镖等。 从出土的器物看，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石器骨器的大量使用，是农业生产提高的标志。 另外，建筑城墙的发现，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掠夺性战争的频繁。这种防御设施多半是为了防止相邻部落对财产的掠夺而建造的。

I. 山海经神话背景

《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
《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 , ……登九淖以伐空桑 , 黄帝杀之于青丘。”
江苏赣榆县有青口镇，或许与青丘国有关。青口镇南距连云港60公里，北距日照安东卫80公里。
六朝时李逻注《千字文》“周伐殷汤”，谓妲己为九尾狐，明人小说《封神榜》更发挥其说，成为妖媚工谗的女子主詈称。《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注：“即九尾狐”。由于青丘国距离殷人祖先王亥的方国不远，青丘国应当与殷商有密切关系。
根据《海外东经》，青丘国位于朝阳谷之北（包括东北、西北方位），黑齿国之南（包括东南、西南方位）。
根据《大荒东经》，青丘国位于黑齿国、明星山之间，与白民国和嬴土国相邻”。
3、黑齿国
《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古人地理与现今不同，南为上，北为下（《山海经》顺序为南、西、北、东）。因此“在汤谷上”即在汤谷之南。
《大荒东经》中“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的后裔叫黑齿，黑齿建立的国家叫黑齿国。
黑齿国地望应在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一带。证据如下：
（1）黑齿国为帝俊后裔姜姓之国。
（2）夏商时姜姓纪国故地在日照安东卫到江苏赣榆之间。
《左传•隐公元年》（15）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海州”条下云：“纪障城，在县（海州怀仁县，今赣榆）东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周一里余。按《春秋•昭公十九年》：“齐师伐莒”《传》曰：“莒子奔纪障”即此地也””。赣榆到安东卫的距离恰好是75里，所以今安东卫城正是古代纪障城。也有人认为纪障在赣榆县界。《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察》（16）一文说：“《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不事齐故），莒子奔纪鄣”；杜注：“纪鄣莒邑也，东海赣榆东北有纪城”；《路史禅通记》：“有纪氏，有鄣氏”；《通志》载：“纪，都纪，迁于剧，注，纪本在东海故赣榆县纪城是”。“ 光绪《县志》载：界墙城,即纪鄣城。“界墙城，县北六十里，东际海,西连山”，以东际海西连山的方位来测定,岚山头东南方向的海中古城遗址即纪鄣城无疑”。“《水经注》载：“游水又东北径赣榆北，又东北径纪鄣城东北入海”；杜预《左传》注：“纪、鄣地二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故纪鄣城，即此城也”。这些记载，都说明纪鄣城址在今县城东北境内”。
但赣榆北60-75里的地望大约就在赣榆枳汪和岚山安东卫一带，二者相去并不甚远。纪国大约在商末周初由纪障迁都到今寿光南部纪台村，鄣邑（旧都）仍属纪，春秋时归属莒国。
（3）古纪障之纪国的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纪国姜姓为炎帝后裔的记载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唐代《元和姓纂》（17）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18）所载，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春秋时, 纪国被齐国所灭, 其后以国名\\\\\\\"纪\\\\\\\"为氏。
但有史料证明纪障（古纪国）之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证据如下：
第一，《山海经》数次提到炎帝及其后裔包括在海岱地区的后裔，但在《海外东经》或《大荒东经》的地域内从未提到炎帝之姜姓。
例如:《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讠夭】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属于逢国的青铜器，逢公为伯陵之后，姜姓。尽管齐地与商周时寿光纪国接壤，历史上从未有纪国之姜为逢伯陵之姜的记载或传说。
第二，根据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西周初年炎帝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的记载，即使有个炎帝的后裔受封的纪国，也只能是寿光的纪国，而不是纪障的纪国（假设有两个纪国的话）。关于纪国之纪障古城，《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察》一文写道：“另据国名记载：“炎帝后，姜姓国”，但从史料考证，炎帝之后，周封国不在此地”。
第三，宣兆琦（19）在《从姜炎文化看齐文化的渊源》中写到：“纪国。殷商时期，有一个纪国，在今山东寿光境内。《左传•隐公元年》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纪国为姜姓所建，并见于《史记》索隐及《路史》诸书。金文将“纪”写作“己”。在寿光县城南20里处，有旧城遗址，纪侯台遗址等。己侯钟便出土于纪侯台下。近年来，在寿光境内出土了一批纪器。据寿光博物馆的专家介绍，均为商代末期的器物。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个姜姓纪国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寿光境内”。这说明纪障之纪国更是早于殷商时期。如果纪障之姜为炎帝之姜，就像逢伯陵之姜一样，《山海经》中应该提及。也有另一种可能，寿光纪国为炎帝之姜，纪障纪国为帝俊之姜，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二者混为一谈。但不论那种可能，纪障之姜肯定不是炎帝之姜。那么，纪障之姜只能是帝俊之姜。
第四，春秋时代，莱国与莒国尚夷风，用夷礼，因而为齐鲁等周王室或其诸侯国所不齿。而纪国与莱国世代为通婚国，说明纪国与莒国一样，是周王朝所封的土著东夷方国。
第五，宋代《路史》（20）记载少昊后代有：“偃姓国22个，赢姓国57个，李姓国4个，纪姓国6个，蔑姓国2个，还有不知何姓的国9个。总共6姓100个国”。说明少昊之后有纪姓（姜姓，因国而姓）。
第六，从考古学的角度讲，炎帝文化属于仰韶时期的文化，与仰韶时期相当的海岱地区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如果炎帝后裔从黄河中上游迁移到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势必将仰韶文化带到海岱地区。考古学证明，由一个族群和部落因迁移而形成的方国，必然留下该族群的文化痕迹。因为除了迁移时携带的生活用品之外，即使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本族群的文化在他们制造的生活用品上也一定会得到反应。在整个海岱地区，特别是在日照一带已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各种器物，但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有任何仰韶文化的痕迹。也就是说，海岱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前无炎帝之姜。海岱地区即使有炎帝之姜姓古国，也只能是在夏商期间迁移而来。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逢伯陵。
第七，许倬云（21）在《西周史》中列举了包括纪国在内的众多西周封国的迁徒，然后写道：“这些封国均曾远迁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则随封君迁移的族群，一定是分封的主体。以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来看，都由河南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在新的地方，这些族群叠居在原居民的上面，构成封建的统治阶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所谓“因国”，也就是这些分封族群所君临的土地。统治的族群在“因国”集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国人”，而“因国”的原居民，散居在各处的聚落中，是即“野人””。这样，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的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的记载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古纪障之纪国的前身为黑齿国，帝俊之后姜姓。在殷商时期姜姓纪国扩展到了寿光一带。后来周王朝将炎帝后裔作为统治者分封到了纪国，炎帝后裔成了“国人”，帝俊后裔则成了“野人”。因此才有了纪国姜姓，炎帝之后的说法。
《淮南子•修务训》（22）提到黑齿国：“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也明确说明黑齿国在华夏的东部。
4、十日国
《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大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就像帝俊生黑齿一样，羲和生十日表示羲和的后代建立了十日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在古人的眼中，太阳的变化是清晨日出时凉爽，尔后温度逐渐升高变得炎热直至落山，循环往复。古人对太阳在一天之内的温度变化不理解，因此产生了太阳女神羲和在甘渊中浴日，使其降温的传说。这表现在《山海经图》中就是有一女子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浴的场景。到了文字《山海经》，就成了“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根据黑齿国在“汤谷上（南）”，汤谷地望应在黑齿国之北，其地下考古所对应的是日照市的尧王城遗址，这就是所谓的“十日国”，羲和之国。而汤谷就是东夷人祭祀太阳神的圣地。
尧王城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尧王城龙山古国的“都城”。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当与两城镇遗址面积相仿。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特别是奠基石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在建筑领域举行奠基仪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独具特色，在墓主人周围镶陶片构成方形墓框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该遗址出土的铜渣，表明该地最先迈进了铜石并用的文明时代。
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普查结果，尧王城周边地区为三级聚落分布。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尧王城遗址面（东）向大海，背（西）靠老牛头顶，双山，白云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大寨山和磴山，左（北）为傅湍河和奎山。十足的帝王之气和风水宝地。
尧王城墓葬考古表明，墓向均朝向遗址南部的磴山一带。磴山东北麓有石盆山，石盆山上有众多关于太阳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说（23）。现在仍然有太阳神石、石祖像、太阳神陵、鸡呴呴喽山、老母庙等遗迹。石盆山中的山谷为秦始皇所命名的望仙涧。根据清人王陨（24）的记载，望仙涧中有老母庙， 祭祀的是女娲和羲和。
(四) 其它方国地望的推测。
在奢比尸国（今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到赣榆一带）之南，有嗟丘和大人国。
《海外东经》“<长差>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华。甘果所生，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
《大荒东经》：“东北（疑为“南”）海中，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爱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百谷所在”。
《大荒东经>:“大荒东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该“嗟丘”似为“皮母之丘”。
《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长差>丘北”。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嗟丘和大人国的地望大约在江苏灌云县大伊山一带。该区域的考古文化为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遗址，该遗址在连云港市灌云县城北一公里处的大伊山东南角山麓台地的青风岭上。遗址揭露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葬”64座，随葬文物150余件。大伊山遗址反映出典型的大汶口等北方文化的类型特征，又含有苏南文化的某些因素，是东夷文化的前沿。
在赣榆之尸国之北，黑齿国（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之南，除了青丘国之外，尚有君子国和困民国。
《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珂案：说文四云：「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而博物志外国云：「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
君子国的地望似乎应在连云区和赣榆青口镇之间（二者距离60公里）。
该区域的考古文化有如下代表：北青墩庙遗址（含苏青墩遗址），系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城头镇青墩庙村北，为一大河湾沙滩，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盐仓遗址（含庙台子遗址），该遗址位于海头镇盐仓城村，史载为春秋莒国盐官驻地，汉代在此驻城，为一东西走向的台地，长120米，宽115米，高3米。
《海外东经“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山海经图》上有彩虹的虹字，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图示古汉字，熊国英著）。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把彩虹描述为虹虹“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是彩虹呢，还是有两首的怪物。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工虫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朝阳之谷位于君子国和黑齿国之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于海隅，遂登之果，昭临朝阳”，此朝阳或许彼朝阳也。
《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据此，王亥的困民国应该是竖亥的方国。远古时期人们的地理顺序是南、西、北、东，也就是说，《山海经图》与今天的地图恰恰相反，即上南下北，左西右东。根据“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推测，困民国当在青丘国之西，正是临沂地区。临沂是龙山时期尧王城类型的另一个中心区，也是殷人先祖聚居的地方。
在十日国（尧王城古国）之北，有雨师妾国、玄股国、毛民国和劳民国。
《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郭璞云：「雨师谓屏翳也。」郝懿行云：「楚词天问云：『蓱号起雨。』王逸注云：『蓱，蓱翳，雨师名也；号，呼也。』初学记（卷二）云：『雨师曰屏翳，亦曰屏号。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雨师妾国可能在海曲古城（日照县城之西）一带，东海峪遗址遗址为其代表。该遗址在2006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布面积有8万平方米，中美联合考古队进行“区域系统调查”时认为该遗址当为20余万平方米。东海峪遗址房屋建筑分布密集，反映出这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原始村落。从“东海峪遗址”房屋的建筑看，房屋台基的出现、夯筑技术的使用，都开启了中国传统的夯筑台基式土木建筑的先河，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房屋建筑出现“散水”设施，说明先民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防潮技术。
东海峪遗址明显不属于尧王城古国，因为东海峪墓向多以向河山为主，而尧王城墓向多朝向石盆山。东海峪出土有陶玲，应当是雨师祭祀时用的乐器。
《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鱼食，使两鸟夹之。一曰在雨师妾北”。
《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
玄股国地望大约在两城遗址一带的地域。两城遗址背山面海，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据英国版本《世界史便览》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山东日照市两城为亚洲最大的城市。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100处重点大遗址保护项目。该遗址文化层厚2—5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层以龙山文化层为主，这里出土了全国唯一的一件兽面纹玉锛；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玉钺也是玉器中的精品；陶器的器型十分丰富，出土的器物造型几乎涵盖了此后历朝、历代的造型，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艺术性也极强，遗址中出土的陶鸟、太阳纹陶盆就是其中的代表，证明两城镇先民不仅是一个崇尚鸟的民族，也是一个崇尚太阳的民族。两城镇遗址有三圈城壕，遗址是所处聚落群的一个核心，是两城镇古国的“都城”；遗址内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房址，应为祭祀或大型聚会所用；葡萄酒的发现，驳斥了中国酿葡萄酒外来说，把中国酿葡萄酒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年；浮选的小麦标本是考古的重要发现，证明龙山时代中国北方，鲁东南地区是一个旱涝适宜的农作区。
《海外东经》“毛民之国在其北，为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 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
毛民国有可能在胶南县，琅琊附近的灵山卫一带在春秋时代属莒国。莒国在此设安阳邑，为莒国\\\\\\\"五阳\\\\\\\"之一。
《海外东经》“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为人面目手足尽黑”。
劳民国可能在胶州市三里河到青岛市区一带。地下考古以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属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胶州市南关街道办事处北三里河村神仙沟西，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遗址的地层堆集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属龙山文化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层，经两次发掘，出土文物达2000余件，是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古遗址。其中，薄胎黑陶器(又称蛋壳陶器)是中国龙山文化独有的文化遗存，工艺之精，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件该遗址出土的黑陶高柄杯，高20厘米，重39克，口盘部分仅厚0.3毫米，薄如蛋壳，光亮如镜，堪称绝世佳作。另外，还发现龙山文化类型墓葬近百座，大汶口文化类型墓葬60余座及房屋遗迹、窑穴等。
古莒国曾立都于胶州市三里河不远的地方——计斤，即《左传》上的“介根”。袁兆国(25)在《莒国文明注青史 激荡演义六百年》一文中说：“据有关历史考古专家推论新证：在历史上，随着莒国变迁，国都也多次转移新址。其一说约在商代莒都曾一度迁于江苏赣榆，到西周时又迁回莒地，初都莒地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城，继而段家河龙山城。又一说莒国初都介根（今胶州市西南），后徙于莒。还有一说春秋莒国有三都，即：莒城、渠丘、郓。莒城即今县城地；渠丘在莒城南，当在今江苏赣榆县西境；郓在莒城北东莞镇，当即袁家庄东周遗址”。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本句指的是嵎夷之地（龙山尧王城类型）先民的图腾与崇拜。句芒（或名句龙）是少昊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死后成为木神（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他的本来面目是鸟——鸟身人面，乘两龙。
史迹茫茫，有的已永远无法考证。但有如下几点比较明确：第一，奢比之尸（肝榆之尸）位于今之连云港赣榆之间；第二，黑齿国姜姓为古纪国之地，亦即今之岚山区安东卫虎山镇一带；第三，十日国在尧王城遗址一带。其它地望有待进一步考证。
[ 《山海经》的内容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1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

J. 大汶口文化遗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它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进入父系社会了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大汶河东西贯穿，将其分为南北两片
。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4500~6400年，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次的挖掘发现，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都异常精美。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一般认为，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实大汶口文化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的作用与地位差不多，毕竟前者代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