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

①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遗址价值

由于水洞沟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与西方出土的石器技术风格极为相似，有学者便据此提出了水洞沟文化“西来说”。同样的，水洞沟某些地点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中国北方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又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说”。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在三四万年前具有丰富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也具有比较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据此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有一群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先民受冰期严寒的逼迫，辗转来到水洞沟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锋利的石器。

② 水洞沟遗址英文介绍

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荣获“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银奖。 独特的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地造就了魔鬼城、旋风洞、卧驼岭、摩天崖、断云谷、怪柳沟等二十多处奇绝景观，记录了三万年来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动轨迹，使这里充满了玄远、雄浑的旷古神韵。由“横城大边”、烽燧墩台、城障堡寨、藏兵洞窟等构成的古代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成为中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
游史前遗址，阅长城水岸，穿土林峡谷，览边塞古堡，看藏兵洞窟。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一一水洞沟！
Shuidonggou, as one of the earliest Palaeolithic excavations of cultural sites of China, is acclaimed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a's Prehistoric Archeology," "Historical Evid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mong the 100 Chinese civilization sites". The site is also known a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national 4A-level scenic spot, national geological park and awarded Silver Prize as one of the 50 places well worth visiting by foreign tourists. More than 20 spectacles of enormous magnificence that include Ghost Town, Cyclone Cave, Lying Camel Ridge, Ferris Cliff, Cloud-broken Valley and strange willow Gully was created by the unique Yadan-landform and uncanny workmanship that record the life and growth of human being continued endlessly, making the land mysterious and vigorous. The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Great Wall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composed of "Cross-City Edge," beacon smoke stations, city barriers and camps, as well as the Ancient-Troop Hiding Cave contribute the place a kaleidoscope of military defensive architectures best preserved in China. Viewing the prehistoric sites, sightseeing Great Wall Waterfront, passing through earth forest gorge, touring frontier fortress castles and visiting Ancient-Troop Hiding Cave,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ts are always yearning for the tourist attraction – Shuidonggou.

③ 水洞沟文化遗址的地理位置

水洞沟，位于宁夏银川市滨河新区境内，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水洞沟旅游景区南距灵武市区30公里，西距首府银川19公里，距河东机场11公里，北依绵绵明长城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相接。距机场仅15分钟的车程，银青高速及103省道依景区而过，交通便捷，有近距城市远离闹市的优势。 旅游区的明长城为土夯长城，是宁夏境内相对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长城遗址。明长城西至入黄河巨龙的长城小龙头称为两龙交汇处，东至盐池境内。站在长城上放眼眺望，北边的毛乌素沙漠，南边的水洞沟景区地貌尽收眼底。我们看到的是东长城，起自黄河东岸的横城，经宁夏灵武、盐池两市县，入陕西定边县。这段长城先后修过三次。成化十年（1474年），总制尚书余子俊，王越修筑的“河东墙”（因在黄河以东，故称河东墙），自黄沙嘴（今横城北）至花马池（今盐池县），长387里，同时，还沿长城外侧挖了44000个“品”字形的深坑，为使敌骑到达时，不宜靠近长城墙体，以加强防守。时称“头道边”，俗称“边墙”。正德元年（1506年），三边总制杨一清又于灵州秦修“边墙”，得明武宗允准，因不依附宦官刘瑾等而得罪，被罢免总制三镇（即三边，延绥、宁夏、甘肃）军务，”所筑塞垣（即边墙）仅四十里而已。”嘉靖十年（1531年），总制尚书王琼因“河东墙”距沿长城所筑城堡5至10公里不等，不便于防守，“同贼至不即知”，上奏朝廷，又将长城南移至堡城处修筑，以为守御之便，时称“头道边”，又称“明大边”。原筑于头道边之北5至10公里处的“河东墙”，称之为“二道边”。明称“头道边”的明长城，自横城至花马池，全长360里，称之为“深沟高垒”，其中自清水营以西至横墙或河边之70里的这段长城，是加固了原有的“河东墙”，自清水营以东南移10里重新修筑长城墙休，并在墙体的外侧挖成宽深各3丈的堑壕，使长城易守难攻。修筑长城时，有意将“草茂之地筑于其内，使虏绝牧（不能到长城以外放牧），沙碛（沙漠）之地筑于其外，使虏不庐（不能设账篷或盖房居住）”。而于长城内侧又修筑了一条宁（即宁夏城今银川市）盐（今盐池县）大道。其最初是出于繁重的戍军后勤供应运输的需要，但自万历二年（1574年），清水营“马市”设立以后，“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宁盐大道”客观上成为了有武装保护的茶盐客商来往的“黄金商道”，在明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玄烨（康熙皇帝）第三次御驾亲征新疆噶尔丹的分裂叛乱，就是由花马池沿这条“宁盐大道”西渡黄河，到达宁夏府城今银川的。
明代于这一带筑长城时，就地取材，多用黄土10至14厘米夯层，其夯筑时之可以沿清水河而筑，更为取水方便，其靠近黄河处，即就近取用河水，黄河水本为紫铜色，长城及其它设施筑成后，呈现紫色，故又有“紫塞”之称。“紫塞”蜿蜒于岗峦层叠和山涧沟壑之中，似巨龙起伏，蔚为壮观。明代长城上每隔100米－200米，就有一个凸出墙外的台体，这是古代军事建筑上的一大特点。它们用于敌人兵临城下发动攻城时，守城将士，一方面可以从台上突出的垛口，居高临下进行侧翼射击，控制架梯攻城；另一方面又可指挥城头上的守军迎击攻城之敌。这是一种“两台相应，左右相救”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这种台体突出墙体部分一般在5米左右，基宽约10米，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墙台，它的顶部和墙体顶部同高，称之为墙台，或叫“跨墙墩台”。墙台在平时，可供士卒巡逻放哨，台顶上设有能够遮风挡雨的简单房屋。“每墩盖铺房一座，以为守军栖止”，所以称之为“墩铺”。
另一种是敌台，其不仅凸出长城墙体之外，而且顶部要高出长城墙体顶部约4米。敌台顶部也建有房屋，平时也可供人居住，又可供储存粮草、兵器之用，类似于近代的碉堡。 红山堡是因位于红山地区而得名。据史书记载，古时在夕阳的照射下，这里山峦一片鲜红，因命为“红山”后讹传为“横山”，“红山堡”旧时也就一名“横山堡”。它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城障，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纮秦筑，距今已有500多年。“红山堡”本属灵州千户所辖，其为正方形，边长均为300米，设东门一道，有瓮城，门向南开。墙高8米，底宽7米，顶厚4米，是按照明代长城沿线70里一城，30里一堡的防御体制设置的。它东至清水营50里，西至横城20里。
初时，驻堡将士仅为“一百二员”，就是说戍守将士只有102人。到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瓦剌毛里孩、阿罗书、学罗忽三部渐强，入居河套。自成化元年（1465年）瓦剌三部不断寇掠陕西、宁夏。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于时属灵州的红盐池大败孛忽罗等部，迫使他们“渡河北去”。但鞑靼部渐强，小王子部又率众入居河套，经常侵扰边塞“杀伤以万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这时，红山堡等长城沿线防守任务更重。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陕西、宁夏、固原）的秦纮，委派宁夏都指使史镛扩建红山堡，南北长约380米，东西长约320米；瓮城长30米，宽20米。堡内住军251名，设守堡官员一名，操守官一名。城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有的房屋基址。如按明代兵制，每5人分住一间营房，红山堡应有50多间房屋。在城堡西北台地处，我们能见到大量残破砖瓦和建筑构件残片堆积。这里可能是守堡官员的住所，在没遭到破坏前，可能是一座档次较高的恢宏建筑。
最初设置红山堡等城障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长城线上的防守（这在介绍藏兵洞时已谈过）；二是“防秋”。所谓“防秋”古已有之，到了明代，鞑靼、瓦剌贵族仍然遵循突厥等游牧民族贵族的古例，就是往往于秋天马肥草盛之际，大举兴兵南侵，这时农耕还正值秋收季节。为此，从隋唐至明，每到这时就要调集大军戍边，以保护百姓秋收，因称之为“防秋”。但在客观上，其作用并不仅如此。如自嘉靖十年（1531年），王琼筑“头道边”，实施“深沟高垒”后，使长城内的“宁盐大道”和陕北有屏障保护的交通大道相衔接，从而成为商运往来的“黄金商道”。另一方面，又在横山至清水营各城障设立驿站，其中红山驿设驿马18匹，原有驿站3名，新添至7名，往灵州南下关中的驿道，比过去延长了120里，是宁夏镇军事供应及军机文书传递、官员往来的必经之道，这就和“宁盐大道”共同构成了在军事保护下的两大主要交通线。另一重要作用，就是长城内外各族人民出入清水营“马市”及“牛羊小市”进行商品交易和商贸往来，红山堡是重要通道之一。
据志书记载，明代长城沿线自横城起至延绥的今定边界，共有城障21座（城堡之间又根据需要修筑的小城堡称为“障”）。横城分边守备17里，清水营守备36里，两城营之间的18里统归红山堡分边守备。这样红山堡一头挑着横城营，一头挑着清水营，其军事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正应它在地理上的特殊性，藏兵洞的修建就更容易理解了，大约建于实施深沟高垒的嘉靖十年（1531年）。
红山堡及其他城障之北的长城基部，一般都设有“暗门”（即类似城门的拱形小券门）可使长城内外相通，由戍军把手，按照规定开启。除此之外，明代在修筑长城时，还于长城内侧每5里筑有一座烽火台，红山堡属下有4座，即安边墩、大莺墩（此墩处的长城上有“暗门”），镇罗边墩、窑儿边墩。烽火台为黄土夯筑，也称烟墩、烽台、烽燧、烽堠、狼烟台，俗称“烟火墩”。这种墩台，长城上也有设置，专用以军事报警，白天燃烟，夜间举火，依次递相燃放，军情很快就可传报到镇或州所。这种古老的报警方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
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中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传报得宜寇敌者，准其功，违者处以军法”。每座墩台一般设三个戍卒看守，日夜轮流值班。至于传递军情，其法令又规定“令边堠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每座烽火台，通常都配备有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 水洞沟遗址几乎从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争议。争议的核心，包括旧石器遗存的技术特点、文化属性、来龙去脉，还有它和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由于水洞沟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与西方出土的石器技术风格极为相似，有学者便据此提出了水洞沟文化“西来说”。同样的，水洞沟某些地点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我国北方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又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说”。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在三四万年前具有丰富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也具有比较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据此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有一群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先民受冰期严寒的逼迫，辗转来到水洞沟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锋利的石器。但不知何故，他们后来又神秘地消失了。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落脚在“张三小店”。偶然间，肯特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不久，他在天津遇到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并把自己在宁夏的发现告诉了他。1923年6月，桑志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在结束对甘肃部分地区的考察之后来到水洞沟。他们信步走到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不久，一场历时十二天的考察发掘就此展开，他们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
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1963年，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则是第四次。
2003年至2007年，数十位专家学者满怀希望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是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其考古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
在水洞沟发现的90年间，史前考古大家裴文中、贾兰坡，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等知名专家都曾前来发掘或考察，美国、韩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专家也都曾远道而来。 1923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人首次发掘了水洞沟遗址。后来经过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以及宁夏考古工作者的悉心研究，确认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
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全国文物保护100处重大遗址之一。还被《国家地理》和《中华遗产》杂志联合评选为中国“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水洞沟还是我国明代长城、烽燧、城堡、沟堑、藏兵洞、大峡谷、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水洞沟的神奇还在于它不仅是三万年年前远古人类繁衍生息之地，还是我国明代边赛重要的军事防御重地，在我国有长城的地方很多，但是长城、沟堑、城堡与险峻的大峡谷以及沿峡谷绝壁而凿的藏兵洞共同组成的立体军事防御体系，唯水洞沟有，遍布整个峡谷绝壁的藏兵洞，场面宏大，设计绝妙，洞内坑道、机关、暗器、瞭望台、兵器库、水井、将军休息室、议事厅、厨房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您可身临其境的参观和体验明代地道战的惊险和刺激，战争的残酷和明代守军的聪明才智在这就可零距离体验和了解，极大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已成为水洞沟的又一大亮点。
过去，考古界将水洞沟遗址与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合称为“河套文化”，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的石器在风格和类型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同时，这两个遗址的形成环境也有较大差异。萨拉乌苏遗址所处环境干冷，而水洞沟遗址的环境却较为温和，而且各自的文化性质也不相同，应该加以区分或者分别命名。
作为中国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而且是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水洞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专家说，90年来，水洞沟虽然先后经历了5次系统考古发掘，但还有许多秘密埋藏在泥土里。

④ 水洞沟跨越了几个时期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再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

国内外学者公认，水洞沟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对本地区乃至周围地区以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很多专家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东亚旧石器文化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的一种文化形态。水洞沟石器中，发现有大量的、罕见的、极为明显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戈瓦娄哇石核。水洞沟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及钻头等工具，"令人吃惊地是同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近"。水洞沟文化"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

争议 ：水洞沟五次发掘及跨越时代与文化层。自水洞沟遗址90多年前首次发掘以来，水洞沟遗址先后经历了五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对业界研究古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佐证。此次考古发掘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考古所专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第六次考古发掘，将有多位外国考古学家参与发掘，国内各省也将派出旧石器时代研究领域顶尖的20多位专家学者分批次来水洞沟遗址参与挖掘并参加旧石器考古的培训课程。记者了解到，此次发掘主要是进一步考证第五次发掘时出土的文物作用，重点对水洞沟2号遗址开展发掘，专家们希望能有新的发现，对今后研究石器时代提供更多有价值线索。

水洞沟遗址自1923年首次发掘以来，已经历过5次正式发掘，出土了5万多件石器和300多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近。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等，打破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水洞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跨越了新、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可以分为5个文化层。最上面的文化层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5900年左右。最下面的文化层属旧石器时代，距今约4万至1.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北京猿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属同一系统，是细石器文化的源头之一，在史前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⑤ 水洞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

水洞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时代古人类遗址，遗址距今约为4万年~约1万年。

⑥ 位于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序厅位置的大型雕塑名为。

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序厅的雕塑为大型组雕，这组名为《发现》的大型雕塑，采用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时光推移到三万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漫漫的旷野之上。他们随身携带着狩猎的专用工具，利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过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后，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眼前出现一片水草丰美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他们卸下行装，就地宿营，水洞沟的文明从此兴起，宁夏的历史也从这里拉开序幕。从这组雕塑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他们发现水洞沟这片沃土时，欢呼呐喊，欣喜万分的激动心情~

⑦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历史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6月，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得知肯特发现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来到水洞沟，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开始发掘，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
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1963年，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第四次考古发掘。
2003年至2007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水洞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
2014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宁夏水洞沟遗址举行第四届文化旅游节以及第六次考古发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考古所的专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02年开始建设，2006年4月对外试营业，2007年4月28日对外正式开放。

⑧ 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文物遗存

1963年水洞沟遗址中清理出有野驴、野马、犀牛、鬣狗、羚羊、转角羊、牛、猪等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原件一万一千多件。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尖状器、端刮器、刮削器，还有少量的砍伐器。尖装器中以形状端正固定、左右对称明显、背有纵脊的器形为主要特征。砍伐器和“二级打法”的石片显示了水洞沟石器和中国猿人石器的继承性。还发现用鸵鸟蛋皮单面穿孔制成的圆形装饰品，用骨片磨制的骨锥，大量人工磨制的“刀片”。
2007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对红山堡东北角和瓮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红山堡内从发掘时保留的剖面，能清楚的看到当时守军堡寨的房屋基址、用火痕迹、动物遗骸，另外还出土了石磨盘、行军锅、旗墩、缸等物品。这些物品充分说明了当时在红山堡的守军的后勤也是在自给。
截至2012年，经过六次考古发掘，在水洞沟出土了三万多件石器和67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近。在长达近90年中，从这儿出土了3万多件古人打制并使用过的石器，还有不少古动物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