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车马器

① 燕蓟之地、静等车马是什么意思

燕蓟之地：
指的是在今天的北京市，以及包括河北省少量版地方。

详细记载权：
周武王把燕蓟两地分封给诸侯的事件。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后，创建了“封诸侯、建藩卫”的分封制度。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西周的封国均建有一座都城，作为封国的统治中心。据考古证实，燕国都城中都在今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今房山区琉璃河古城即其遗址（见琉璃河遗址）。蓟国的都城蓟城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大致在广安门附近。

静等车马：
等车或者马的时候安静、心情平缓。
详细记载：
历史上暂无关于【静等车马】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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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谁知道有关北京的资料(别太多哦)

北京城的起源

北京是世界上建城最早的历史名城。商朝的时候，如今的北京地区存在着蓟、燕两个自然生长的古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分布于此的燕和蓟被纳入周的版图，成为西周王朝的诸侯国。《史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封召公奭与燕”。召公奭与周王室同姓，沿用旧俗建立燕国，此为西周燕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林村一带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商周文化遗址，包括居民住址、墓葬区和古城址。专家通过对墓葬及出土器物的考证以及对古城遗址的考察，断定这里就是周初燕国始封地，而古城应是燕国的都城。

由于琉璃河遗址被确认为燕国的都城，北京建城的年代被推断为灭商之年的公元前1045年，1995年，北京市政府正式确认了这一说法。

燕都蓟城的地理位置位于今天北京广安门一带，原白云观以北蓟丘台。随著燕国的强大，蓟城被建设成富冠天下的名城，称为燕京，与赵国邯郸、齐国临淄、楚国宛城等齐名。北京城的城址，自蓟城迄今，虽历数千年，但位置一直都在永定河穿越西山，流入北京平原的古渡口处。这种沟通华北平原和蒙古、东北交通的枢纽位置，便是蓟城崛起的主因。

北京城起源的三种说法 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北京城南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蓟城纪念柱”，柱身上镌刻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撰写的《北京建城记》，仰望这座并不华丽的“蓟城纪念柱”，让人感受到一种背负历史的使命感，有专家认为，作为古蓟城所在地，北京城起源于此。

北京城的发源地真的在此吗？其实，长久以来对北京城究竟源自何处，期间又如何演进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代表性观点有三：一是北京城的源头应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其主要依据是这里的故城遗址和考古发掘的大量器物、葬墓、车马坑等已证明这里曾是西周分封时燕国故城所在。二是北京城发端于今天的石景山区北辛安、老古城一带。三是北京城肇始于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一带。

已故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史中提到，燕和蓟是古代中国的两个国家，它们是商在北方的屏藩。

据《左传》、《史记》记载，由于燕和蓟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公元前一○四六年武王在伐纣灭商之后，便先后将“先圣王”之后或宗室后裔分封到蓟、燕，以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

这也是迄今为止所知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两个城邑。

那么，“蓟”和“燕”究竟哪一个才是北京城的源头呢？

有着渊博历史知识的侯仁之认为，一个蓟丘，一个莲花池，它们与北京城的起源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认为：古代永定河渡口附近交通荟萃，似乎应该是最适宜于一个城市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如同现在仍然依傍江河渡口的城市一样。但是，永定河的泛滥无常，确如猛兽般严重威胁着一个城市在这里成长。

因此，卢沟古渡口并没有发育成为“蓟”的都邑之地。相反，在离渡口不远，地势较平坦，水源不易受到洪水威胁的地方，却迅速发展成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并进而诞生出城市。

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现今的广安门外地区正好处于古代永定河洪水冲击扇脊背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其地又正当潜水溢出带，水源丰富，便于凿井汲水。那么，蓟城在此而生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多少年来，人们尚未在此发掘出像琉璃河那样很具有说服力的文化器物，但专家认为，这只是因为“燕”吞并“蓟”，并将“蓟”作为“燕”都之后，蓟城历经秦、汉、隋、唐、辽、金，直到元忽必烈放弃金中都而在其东北郊，以琼华岛为中心修建元大都城，前后二千三百余年，屡经战火破坏，建筑更新不断所致。

当然，要在这一地区发掘燕都蓟城以前的文化器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左证这一观点，有专家分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京的地质地形勘测图，从扰动数据中专家发现，广安门内外的确是北京城近郊区人工扰动最严重地区，或者说是人工回填土分布最多、扰动最深的地区。

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

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北京城建城已有3040年的沧桑历史，当时它的名称叫做蓟，是周朝所分封的一座都城。隋朝以蓟城为涿郡治所，唐朝统称幽州。辽朝以蓟都为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继辽之后正式迁都到这里，名为中都，到了元朝，又在中都郊外创建新城，叫做大都。明朝改建大都，始称北京。清朝继续建都北京，直到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
“蓟”的成长“蓟”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礼记》中的《乐记》篇：“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讲的是周武王消灭了殷商势力之后，立即着手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的事实。“蓟”是西周分封在北方的诸侯国名，也是当时的国都所在。这就是说，至少在西周初年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城附近就已经有一座被称为“蓟”的城市了。

“燕”与“蓟”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蓟国的时候，还在北方分封了另一个诸侯国，这就是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里所说的北燕就是我们所说的燕国。这样一来，在西周初年的时候，现在的北京城及临近的地区，实际上有两个西周的诸侯国，一个是蓟国，另一个是在蓟国附近建立的燕国。
那么，周武王分封时的初封地在哪里呢？长期以来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后来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附近发现了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城址和大规模的墓葬区，并从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之后，历史上关于燕国初封地的这桩悬案，才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到了东周时，北京周围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位于蓟国以南的燕国势力增加，逐渐兼并了北面的蓟国，并且将国都迁移到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后来北京又被称做燕京，也是来源于这里。(左图琉璃河燕国墓地车马坑)

蓟丘和蓟城 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蓟城城址的确切位置，它究竟在今天北京城的什么地方？现今的北京城是否还保留了一些古老蓟城的遗迹？北魏（386-534年）时代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对蓟城的由来作了比较可信的注释，并且还对蓟城与蓟丘的关系，作了说明。郦道元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按这一说法，蓟城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始于城内西北角的蓟丘，如同鲁国的曲阜，齐国的营丘一样，都是由于当地有一个显著的地理特点，即靠近一个突出地面的土丘而得名的。

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写过《蓟丘揽古》诗，其中有：“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时，蓟丘仍然历历可见，如此才可能有陈子昂蓟丘怀古的诗句。既然郦道元所说的蓟丘的相对位置是可信的，那么，根据这个重要线索，并参照有关的文献记载，我们便乐意按图索骥，来确定蓟城所在的位置。从地理方位及地理形势分析，郦道元所记载的蓟丘，约在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现在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北京解放初期，在高丘周围新开挖不久的土豪里，曾经发现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1957年春夏之间，考古工作者曾有计划地发掘了这座土丘，发现了一段埋藏在地下的古城墙，和一些从汉代至隋唐间的遗址和遗物。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发觉并未能挖到当地文化层的最底部，因此没有找到早期城址的直接证据，但也没有发现充足的证据来否定这里不是古代蓟丘的故址。蓟丘位置最终确定，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唐时期的蓟城 隋唐时期，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显得十分突出。隋的涿郡和唐的幽州都以蓟城为治所，因此蓟城又被简称为涿郡或幽州。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全国统一之后，都曾利用蓟城做为基地，向东北进行征讨，这是汉族中原王朝在势力强大的时候，往往把蓟城作为进攻据点的典型例子。
辽朝的陪都----南京城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原来居住在今天内蒙古东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统治者在吞并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国都）。因为这个陪都位于它所统辖的疆域南部，所以叫南京，又称燕京。契丹为什么要在幽州城建立陪都南京城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作为向南进攻中原的据点；另一个原因在于契丹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它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而且新占领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和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族原来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因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和掠取更多的财富，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辽在华北的政治中心。

金朝的统治中心----中都城 当辽与北宋沿着塘港湾泺 一线南北对峙的时候，活动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一支号称女真族的少数民族，日渐强盛起来。不到两年时间，金人在俘虏辽天祚帝、拔掉心腹之患以后，又卷土重来，乘胜南下攻宋。金军到达燕山府城下时，北宋守军不战而降。于是金军在占领燕山府后即长驱直入，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京城汴梁。这时宋徽宗如惊弓之鸟，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的都城汴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以及宗室、官僚三千余人都成了阶下之囚，北宋王朝灭亡了。北宋王朝灭亡以后，金朝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淮水沿岸，它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于是金朝的统治者便把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迁移到燕京来了。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金主完颜亮命梁汉臣、孔彦舟等人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金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真正开始了。金中都即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又是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关键；同时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大汉之城----元大都 在12世纪末叶、13世纪初年，中国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蒙古族在唐朝时被称为“蒙兀室韦”，原活动于今黑龙江省的额尔古纳河一带，八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今外蒙古乌克巴托以东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正式建立蒙古政权，在斡难河上即位蒙古大汗，被各部尊为成吉思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公元1211年，蒙古军队大举伐金，两年之后，又分兵三路南下包围了中都城，还占领了中都城以南大平原上的一些地方，当蒙古骑兵攻入金中都城的时候，蒙古的贵族集团还没有在这里建立都城的丝毫打算。于是兵荒马乱之中，中都城内金代的皇宫被大火焚烧，一代宫阙竟成一片废墟。这时的中都城已改称燕京，只不过是一座残破的城池罢了。此后又过了四十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它的孙子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中同元年（1260年），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城，可是此时城中的宫殿已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忽必烈决定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营建一座新都城，又以“元”为国号，并把新都城命名为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城建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大都。

明代的帝王之都 元朝末年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农民大起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朱元璋兼并了起义军陈友琼、张士诚的势力之后占领了江南半壁江山，并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帅师北伐，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1368年9月12日），徐达攻下元大都后，将大都城改名北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于北平为燕王，以巩固北方的守卫，防御蒙古族的南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这时燕王朱棣拥有重兵，蓄意夺取统治权，并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从他侄儿的手里夺取了地位 。朱棣即位之后，鉴于威胁明王朝的主要危险仍然是来自塞外的蒙古族残余势力，首先迁都北平，并把北平改称北京。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基本上竣工，前后延续了十五年之久。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 清朝的统治者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没有什么变动，就连紫禁城在内，也只是对建筑物做了一些重修和局部的、小范围的改建、增建工作。清朝一代在200余年间为满足统治者的享受，大规模地开发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风景区，营建了规模空前、华丽非凡的离宫建筑群。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西北郊“三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清代皇帝在这里观览山水，处理朝政，成为与北京城中紫禁城并重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清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都与这一带的园林有密切关系。有人称清代北京是一南一北的“双城”制，可谓不无道理。

北京城的未来 古老的北京城，已经走过了3040年的沧桑历程。北京城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漫长历史息息相关，它既饱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又充满着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古老的北京城也开始迈开走向第一流现代国际城市的步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充分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体现古都传统文化的风貌，这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它、关心它的人都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大公报》等

③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筑布局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距京城40公里，距京石高速公路琉璃河出口2公里。博物馆建于商周遗址的墓葬区，占地20667平方米，楼阁式建筑，仿唐风格。馆内有展厅、文物库和二处墓葬 处，二处车马坑。展示的文物有陶、铜、原始青瓷、玉、漆、俑、石等器物数千件。其中包括北京历史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堇鼎和矩鬲、刻有43字铭文，记载燕马公长子克受封燕侯史实的克雷（雷为同音字）及克禾（禾为同音字）等国家级文物。 该馆的基本陈列为《灿烂的古燕都文化》。馆内共七个展示厅：有序厅、青铜礼器厅、墓葬车马坑厅、青铜酒器兵器厅、陶器玉器漆器厅等。以大理出土的西周燕国文物（102组件），重点展示古燕国文化的风貌神韵。
遗址自70年代发现以来，已出土珍贵文物数千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植，也进一步证实北京是具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
出土器物中有石斧、蚌刀等劳动工具；有陶器、骨针等生活用品；用骨制串珠、骨簪等装饰物；有骨箭、戈矛、铜刀等兵器。漆器中不乏精品，有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若干，是研究燕国历史的最好的实物资料。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是文化遗址与文物陈列相结合的考古专业性博物馆，馆区占地27亩（18000平方米），展馆建筑3000平方米。
西周共分8个单元，主要介绍西周时期燕国都城的城垣与燕国贵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陈列的文物主要有：原地保留的两组墓葬，奴隶殉葬的车马坑，西周燕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堇鼎（所有青铜中最重大的一件）、伯矩鬲等重要文物；全国西周早期唯一能复原完整的觚、豆等漆器；大量制造精美的陶玉、石、玛瑙器。这些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展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及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④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出土多少件青铜器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本身展出的青铜器有200多件，上世纪70年代本地出土的青铜器是放在首都博物馆的，并不在此地。

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乡黄土坡村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

1973～1974年在7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出土有鼎、鬲、簋、尊、爵、觯、盘等青铜容器19件，戈、戟、矛、剑、镞等青铜兵器12件以及工具6件。 出土文物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共12件，其中复尊铭文17字，记载了匽(燕)侯赏赐复冂衣、臣妾和货贝之事。另外在一件盾饰上铭有“匽 (燕)侯”2字。

1975年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有堇鼎、伯矩鬲乙公簋等器。堇鼎铭26字，记匽(燕)侯命令堇去宗周向太保馈赠礼品和太保赏贝给堇之事，表明召公奭以其长子封于燕，自己则仍在宗周辅弼王室。

1981～1983年在燕国墓地出土有鼎、甗、簋、罍、爵、尊、卣等青铜礼器以及戈、戟、矛、刀等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其中 6件有铭文，在戈、钩、戟和铜泡上则分别铭有匽侯字样

2002年出土3件青铜牛头面具和6件鼎、爵等大型青铜礼器。还有青铜器件觯、爵、戈、矛、剑、铜凿和百余件车马器。

⑤ 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发现了怎样的西周漆器

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发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周漆器，为罍、豆、觚、壶、杯等多件螺钿内漆器，磨制和镶嵌容技法甚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些漆器以豆为主，均为厚重的木胎，深盘，粗把，褐地朱彩，豆盘外用蚌泡和蚌片镶嵌，与上下的朱色弦纹组成装饰纹带；豆柄以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与漆绘构成饕餮图案。

⑥ 北京的名称变更

公元300年，蓟
公元1300年，元大都

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北京城建城已有3040年的沧桑历史，当时它的名称叫做蓟，是周朝所分封的一座都城。隋朝以蓟城为涿郡治所，唐朝统称幽州。辽朝以蓟都为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继辽之后正式迁都到这里，名为中都，到了元朝，又在中都郊外创建新城，叫做大都。明朝改建大都，始称北京。清朝继续建都北京，直到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
“蓟”的成长“蓟”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礼记》中的《乐记》篇：“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讲的是周武王消灭了殷商势力之后，立即着手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的事实。“蓟”是西周分封在北方的诸侯国名，也是当时的国都所在。这就是说，至少在西周初年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城附近就已经有一座被称为“蓟”的城市了。

“燕”与“蓟”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蓟国的时候，还在北方分封了另一个诸侯国，这就是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里所说的北燕就是我们所说的燕国。这样一来，在西周初年的时候，现在的北京城及临近的地区，实际上有两个西周的诸侯国，一个是蓟国，另一个是在蓟国附近建立的燕国。
那么，周武王分封时的初封地在哪里呢？长期以来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后来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附近发现了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城址和大规模的墓葬区，并从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之后，历史上关于燕国初封地的这桩悬案，才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到了东周时，北京周围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位于蓟国以南的燕国势力增加，逐渐兼并了北面的蓟国，并且将国都迁移到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后来北京又被称做燕京，也是来源于这里。(左图琉璃河燕国墓地车马坑)

蓟丘和蓟城 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蓟城城址的确切位置，它究竟在今天北京城的什么地方？现今的北京城是否还保留了一些古老蓟城的遗迹？北魏（386-534年）时代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对蓟城的由来作了比较可信的注释，并且还对蓟城与蓟丘的关系，作了说明。郦道元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按这一说法，蓟城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始于城内西北角的蓟丘，如同鲁国的曲阜，齐国的营丘一样，都是由于当地有一个显著的地理特点，即靠近一个突出地面的土丘而得名的。

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写过《蓟丘揽古》诗，其中有：“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时，蓟丘仍然历历可见，如此才可能有陈子昂蓟丘怀古的诗句。既然郦道元所说的蓟丘的相对位置是可信的，那么，根据这个重要线索，并参照有关的文献记载，我们便乐意按图索骥，来确定蓟城所在的位置。从地理方位及地理形势分析，郦道元所记载的蓟丘，约在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现在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北京解放初期，在高丘周围新开挖不久的土豪里，曾经发现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1957年春夏之间，考古工作者曾有计划地发掘了这座土丘，发现了一段埋藏在地下的古城墙，和一些从汉代至隋唐间的遗址和遗物。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发觉并未能挖到当地文化层的最底部，因此没有找到早期城址的直接证据，但也没有发现充足的证据来否定这里不是古代蓟丘的故址。蓟丘位置最终确定，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唐时期的蓟城 隋唐时期，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显得十分突出。隋的涿郡和唐的幽州都以蓟城为治所，因此蓟城又被简称为涿郡或幽州。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全国统一之后，都曾利用蓟城做为基地，向东北进行征讨，这是汉族中原王朝在势力强大的时候，往往把蓟城作为进攻据点的典型例子。
辽朝的陪都----南京城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原来居住在今天内蒙古东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统治者在吞并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国都）。因为这个陪都位于它所统辖的疆域南部，所以叫南京，又称燕京。契丹为什么要在幽州城建立陪都南京城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作为向南进攻中原的据点；另一个原因在于契丹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它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而且新占领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和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族原来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因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和掠取更多的财富，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辽在华北的政治中心。(上图天宁寺辽塔)

金朝的统治中心----中都城 当辽与北宋沿着塘港湾泺 一线南北对峙的时候，活动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一支号称女真族的少数民族，日渐强盛起来。不到两年时间，金人在俘虏辽天祚帝、拔掉心腹之患以后，又卷土重来，乘胜南下攻宋。金军到达燕山府城下时，北宋守军不战而降。于是金军在占领燕山府后即长驱直入，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京城汴梁。这时宋徽宗如惊弓之鸟，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的都城汴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以及宗室、官僚三千余人都成了阶下之囚，北宋王朝灭亡了。北宋王朝灭亡以后，金朝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淮水沿岸，它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于是金朝的统治者便把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迁移到燕京来了。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金主完颜亮命梁汉臣、孔彦舟等人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金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真正开始了。金中都即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又是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关键；同时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大汉之城----元大都 在12世纪末叶、13世纪初年，中国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蒙古族在唐朝时被称为“蒙兀室韦”，原活动于今黑龙江省的额尔古纳河一带，八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今外蒙古乌克巴托以东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正式建立蒙古政权，在斡难河上即位蒙古大汗，被各部尊为成吉思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公元1211年，蒙古军队大举伐金，两年之后，又分兵三路南下包围了中都城，还占领了中都城以南大平原上的一些地方，当蒙古骑兵攻入金中都城的时候，蒙古的贵族集团还没有在这里建立都城的丝毫打算。于是兵荒马乱之中，中都城内金代的皇宫被大火焚烧，一代宫阙竟成一片废墟。这时的中都城已改称燕京，只不过是一座残破的城池罢了。此后又过了四十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它的孙子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中同元年（1260年），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城，可是此时城中的宫殿已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忽必烈决定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营建一座新都城，又以“元”为国号，并把新都城命名为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城建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大都。 (上图金中都城垣遗址)

明代的帝王之都 元朝末年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农民大起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朱元璋兼并了起义军陈友琼、张士诚的势力之后占领了江南半壁江山，并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帅师北伐，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1368年9月12日），徐达攻下元大都后，将大都城改名北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于北平为燕王，以巩固北方的守卫，防御蒙古族的南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这时燕王朱棣拥有重兵，蓄意夺取统治权，并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从他侄儿的手里夺取了地位 。朱棣即位之后，鉴于威胁明王朝的主要危险仍然是来自塞外的蒙古族残余势力，首先迁都北平，并把北平改称北京。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基本上竣工，前后延续了十五年之久。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 清朝的统治者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没有什么变动，就连紫禁城在内，也只是对建筑物做了一些重修和局部的、小范围的改建、增建工作。清朝一代在200余年间为满足统治者的享受，大规模地开发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风景区，营建了规模空前、华丽非凡的离宫建筑群。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西北郊“三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清代皇帝在这里观览山水，处理朝政，成为与北京城中紫禁城并重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清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都与这一带的园林有密切关系。有人称清代北京是一南一北的“双城”制，可谓不无道理。 (上图圆明园遗址)

北京城的未来 古老的北京城，已经走过了3040年的沧桑历程。北京城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漫长历史息息相关，它既饱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又充满着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古老的北京城也开始迈开走向第一流现代国际城市的步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充分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体现古都传统文化的风貌，这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它、关心它的人都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⑦ 琉璃河遗址的出土文物

2002年8月14日－9月3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区琉璃河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该地点属于琉璃河遗址墓葬区中Ⅰ区（按20世纪70年代对遗址的分区）的一部分，1995和1999年曾先后在其东部发掘了十余座西周时期墓葬。
本次发掘共发现墓葬14座，包括中型墓3座，小型墓11座，发掘了其中的12座。
从发掘情况看，本次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均属西周时期的土坑竖穴墓，方向均为北向略偏东。最大的2号墓长3.8、宽2.4米；最小的11号墓长2.4、宽1.2米。最深的2号墓深5.8米，最浅的11号墓深不足1米。墓壁均为直壁，填土均经过夯打，尤其是2、5、13号墓的夯窝十分明显。
各个墓葬的棺椁不等，一般为单棺。2、5号墓为一棺一椁，11号墓未见棺痕迹。棺椁均保存不好，仅存少量板灰，长宽可辨，高度难以确定。棺椁的盖板均为横置。
12座墓中，3、4、6、10、11、13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保存较好，7、8、9号墓残存少量骨骸，2、5、14号墓已不可辨认。从保存较好的墓主人看，均为仰身直肢葬，双手大部分置于腹部或骨盆上。 殉人见于2、5号墓。2号墓殉3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侧身直肢，头向西，面向北，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两人在椁内东侧，南北放置，均为仰身直肢葬，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北部一人的面部覆盖着大量扇贝，南部一人的头部放在北部一人的两腿之间。5号墓殉2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仰身直肢，头向西，面向上，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一人放置在椁内东侧，侧身直肢，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
殉狗的现象较为普遍，一般放置在填土和腰坑中，部分狗骨架残缺不全，狗头的方向一般与墓主人的头向相反，部分狗骨架显示出活埋的迹象，如2号墓填土中的狗骨架。只有13号墓的殉狗较为特殊，该墓除在填土和腰坑内各放置一条狗之外，还在西部二层台上放置了一条狗，且狗的前肢反绑，显然为活埋。 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蚌器、漆器以及海贝、扇贝等。
陶器均放置在墓主人头端或棺椁之间。多者一墓（如5、13号墓）出土陶器十三、四件，少者一墓（如4号墓）仅出土陶器一件。器型一般有鬲、簋、罐、豆、尊、鼎等。
青铜器主要出土于2、5、13号墓等墓，2号墓主要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车马器；5号墓主要出土青铜车马器；13号墓主要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簋、甗、尊、觯、卣、爵等，兵器主要有戈、短剑、矛、镞，工具有镢、锥等，车马器主要有当卢、缨络、节约、衔、镳、轭、辖等。另外，还出土了青铜面具、盾饰如铜泡等器物，部分铜泡上有“?#93;侯舞易”的铭文。
玉石器较为少见，2、5号墓各出土了一件玉鱼，13号墓出土一件玉璜。另外，在2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玉戈，13号墓出土了一件玛瑙管。
蚌器主要出于5号墓，有蚌泡和蚌鱼，但均已残破。
漆器出土鱼5号墓，残破过甚，器型不明。
海贝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头部，部分也放置于随葬器物上。扇贝只在2、5号墓中有大量发现，主要放置在殉人身上。
本次发掘的12座墓葬，时代均属于西周时期，从初步整理的结果看，7、8号墓的年代最早，属于西周早期；2、3、5、6、9、10、13、14号墓的年代次之，属于西周中期，其中又有偏早和偏晚之分；4、11号墓的年代最晚，属于西周晚期。
本次发掘，是琉璃河遗址近年来收获较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尤其是7、8号墓出土的陶器，显示出这两个墓葬可能是目前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西周最早时期的墓葬。而2、5号墓出土的大量车马器，也是自80年代以来出土最多的一次，尤其是两墓中出土的青铜组合面具、双鸟头马具、兽头形当卢等都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丰富了琉璃河西周燕文化的内涵。同时，本次丝路营行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在葬俗、葬式等方面与Ⅱ区墓葬有较大的区别，也为研究琉璃河西周燕文化族别、礼制的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⑧ 琉璃河地区的历史变迁

琉璃河遗址是中国商周时期重要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20世纪40年代发现。1962年进一步调查并试掘，1972年开始发掘。该遗址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包括古城址、墓葬区、居住址三部分。古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地面尚存北城墙和东西城墙的北半部，北墙长829米，东西墙北段尚存约300米，建城年代约在西周初期。墓葬区位于城东南部，以黄土坡村最为集中，墓分大、中、小三型，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中小型墓有熟土二层台，大型墓多有两条墓道。随葬品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多被盗。陶器组合为鬲、簋、罐。不少青铜器上铸""铭文，出土的堇鼎和伯矩鬲是极为珍贵的青铜礼器精品。近年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为确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收获。居住区位于城内及西部，有房屋、窖穴、灰坑、水井等遗址。今遗址区已建立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中文名称琉璃河遗址[1]气候类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开放时间8:30-15:30门票价格免费所属国家中国所属城市北京市发现时间20世纪40年代试掘时间1962年遗址古国燕国适宜游玩季节9-10月建议游玩时长2小时
古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地下尚保留了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北半部的大部分墙基。北城墙全长800余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300余米，南城墙及东、西二面
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
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城墙分为主墙和内、外护坡三部分，用黄土分段夯筑,宽约10米左右，残高1米多，夯层坚实，厚5厘米,面布细密夯窝。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宽深各2米多的护城壕沟。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所打破，说明该城的修建年代，不应晚于西周初期。
城东南部为墓葬区，城内及西部为居住区。墓葬最集中的地区,是在城东南部的黄土坡村，已发掘墓葬200余座，车马坑近30余座。墓葬可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中、小型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周一般有熟土二层台，坑底置棺椁；大型墓墓室部分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一般带有2条墓道，个别的有4条墓道，坑底木椁保存较好。葬式多为仰身直肢，棺底大多有殉狗腰坑。此外还发现7座墓有殉人。
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放在二层台上及头前的棺椁间，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因被盗严重,青铜器不多见。伯矩鬲通体饰满浮雕，造型别致
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
，铸造精细。其他有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附葬的车马坑，最少的为2匹马、1辆车，最多为42匹马、10余辆车。有的是将马杀死后与整辆车埋入坑内，有的是将车拆散后埋入坑内。坑内出有众多的铜质车马器。国宝青铜器堇鼎通耳高62厘米，重41.5公斤，其器形、风格、铭文、字形与黄河流域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2]
城内及西部居住区发现有房屋、窖穴、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石、陶、铜、玉、骨、蚌等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和卜骨等。
出土文物编辑
2002年8月14日－9月3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区琉璃河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该地点属于琉璃河遗址墓葬区中Ⅰ区（按20世纪70年代对遗址的分区）的一部分，1995和1999年曾先后在其东部发掘了十余座西周时期墓葬。
本次发掘共发现墓葬14座，包括中型墓3座，小型墓11座，发掘了其中的12座。
从发掘情况看，本次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均属西周时期的土坑竖穴墓，方向均为北向略偏东。最大的2号墓长3.8、宽2.4米；最小的11号
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1张)
墓长2.4、宽1.2米。最深的2号墓深5.8米，最浅的11号墓深不足1米。墓壁均为直壁，填土均经过夯打，尤其是2、5、13号墓的夯窝十分明显。
各个墓葬的棺椁不等，一般为单棺。2、5号墓为一棺一椁，11号墓未见棺痕迹。棺椁均保存不好，仅存少量板灰，长宽可辨，高度难以确定。棺椁的盖板均为横置。
12座墓中，3、4、6、10、11、13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保存较好，7、8、9号墓残存少量骨骸，2、5、14号墓已不可辨认。从保存较好的墓主人看，均为仰身直肢葬，双手大部分置于腹部或骨盆上。
殉人
殉人见于2、5号墓。2号墓殉3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侧身直肢，头向西，面向北，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两人在椁内东侧，南北放置，均为仰身直肢葬，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北部一人的面部覆盖着大量扇贝，南部一人的头部放在北部一人的两腿之间。5号墓殉2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仰身直肢，头向西，面向上，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一人放置在椁内东侧，侧身直肢，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
殉狗的现象较为普遍，一般放置在填土和腰坑中，部分狗骨架残缺不全，狗头的方向一般与墓主人的头向相反，部分狗骨架显示出活埋的迹象，如2号墓填土中的狗骨架。只有13号墓的殉狗较为特殊，该墓除在填土和腰坑内各放置一条狗之外，还在西部二层台上放置了一条狗，且狗的前肢反绑，显然为活埋。
随葬品
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蚌器、漆器以及海贝、扇贝等。
陶器均放置在墓主人头端或棺椁之间。多者一墓（如5、13号墓）出土陶器十三、四件，少者一墓（如4号墓）仅出土陶器一件。器型一般有鬲、簋、罐、豆、尊、鼎等。
青铜器主要出土于2、5、13号墓等墓，2号墓主要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
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
车马器；5号墓主要出土青铜车马器；13号墓主要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簋、甗、尊、觯、卣、爵等，兵器主要有戈、短剑、矛、镞，工具有镢、锥等，车马器主要有当卢、缨络、节约、衔、镳、轭、辖等。另外，还出土了青铜面具、盾饰如铜泡等器物，部分铜泡上有“?#93;侯舞易”的铭文。[2]
玉石器较为少见，2、5号墓各出土了一件玉鱼，13号墓出土一件玉璜。另外，在2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玉戈，13号墓出土了一件玛瑙管。
蚌器主要出于5号墓，有蚌泡和蚌鱼，但均已残破。
漆器出土鱼5号墓，残破过甚，器型不明。
海贝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头部，部分也放置于随葬器物上。扇贝只在2、5号墓中有大量发现，主要放置在殉人身上。[3]
本次发掘的12座墓葬，时代均属于西周时期，从初步整理的结果看，7、8号墓的年代最早，属于西周早期；2、3、5、6、9、10、13、14号墓的年代次之，属于西周中期，其中又有偏早和偏晚之分；4、11号墓的年代最晚，属于西周晚期。
本次发掘，是琉璃河遗址近年来收获较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尤其是7、8号墓出土的陶器，显示出这两个墓葬可能是目前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西周最早时期的墓葬。而2、5号墓出土的大量车马器，也是自80年代以来出土最多的一次，尤其是两墓中出土的青铜组合面具、双鸟头马具、兽头形当卢等都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丰富了琉璃河西周燕文化的内涵。
琉璃河遗址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距京城40公里，占地20667平方米，楼阁式建筑，仿唐风格。馆内有展厅、文物库和两处墓葬处、两处车马坑。展示的文物有陶、铜、原始青瓷、玉、漆、俑、石等器物数十件。其中包括北京历史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董鼎和矩鬲等国家级文物。商周遗
琉璃河遗址
址面积近6平方公里，包括居住遗址、城址、墓葬区、车马坑等。自70年代发现以来，已出土珍贵文物数千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进一步证实北京是具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
商周遗址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进一步发掘研究，博物馆也将随之完善扩大。

⑨ 关于：青铜器

http://ke..com/view/31782.htm
http://ke..com/view/48367.htm

⑩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出土文物

大量（匽）燕侯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充分证明这里就是燕国的始封都邑。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十一年（前1045）克商封召公于燕。而我们今天的首都北京，是和琉璃河董家林的燕都古城一脉相承的，于是北京建都建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由此，此遗址被称为“北京城的发源地”。遗址包括古城遗址、生活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其中，古城遗址约为南北向方形或长方形，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城墙仅存300米左右。城外有深约2米的护城壕。宫殿区位于城址的北中部，附近有祭祀和生活遗址。 墓葬区位于城址的东南，被京广铁路分割为Ⅰ区、Ⅱ区。Ⅰ区为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少，多殉人、殉狗，是商遗墓地；Ⅱ区多大、中型墓，随葬品丰富、规格高，但极少见殉人、殉狗现象，可能是周人墓地。
两区中的大、中型墓葬多陪葬有车马，最大的车马坑陪葬有42匹马。出土文物数千件，以陶器、青铜器为主，还有原始瓷器、铅器、玉器、石器、玛瑙器、角器、骨器、牙器、蚌器、漆器、木器以及蚌壳等。陶器有壶、鬲、鼎、簋、罐等明器或实用器。青铜器包括礼器、容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类别。其中青铜礼器有鼎、簋、爵等，兵器有戈、矛、匕首等。1995年8月21日在遗址上建成了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陈列有西周时期各类器物等300余件，这些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北京作为都城3000多年前的建城史及其灿烂的古燕都文化，更展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及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墓葬：遗址保留的2座燕国贵族墓葬，其中有陪葬的燕国贵族使用的文物珍品和2处陪葬的车马坑等。
漆器：出土了罍、觚、盾等成组的漆器，并且大部分能够复原，在商周考古中尚不多见。
青铜器：遗址中出土了数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通高0.62米，重41.5公斤的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