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茨游记

㈠ 不知万国公法,而徒袭战国纵横之余智，捭阖抵戏，卒无当焉而以速尤召侮”一时以为名论，什么意思

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引发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同时削弱了罗马天主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欧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竞争的基础之上。

1904年是康有为欧游之始。在漫游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城之后，5月16日，康有为从瑞士坐车进入德国，在康斯坦茨下车，泛舟博登湖（Bodensee），此后又坐车进入巴伐利亚，抵达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访问的第一个德国大城市，在他眼里，这个城市道路宽广整洁，宫室新丽，胜过伦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国人的治理，在他看来可归纳为四个字：“严肃整齐”，可谓“冠绝欧土”。[9]

无论是普法战争，还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不过是一两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国随处还能见到当年列国争雄的遗迹。在其1907年《补德国游记》中的《来因观堡记》中，康有为记录了自己沿着莱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两岸的堡垒的经历。这些不久之前还在使用的堡垒，在德国统一之后就已经废弃，这引发了康有为深深的感慨。中国人“生于一统之国，万千里无一战垒，民多老死，不见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长子抱孙”，而欧洲人两千多年来列国并立，战乱不断，相比之下，中国人可以说是幸福得多。然而“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10]从“众小竞争”中，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由于地处寒冷之地，生计艰难，条顿民族的崛起晚于希腊、罗马之后。[11] 法兰克王国建立，但国土反复分割和分封，导致君权衰落，与“专尚帝制”的东罗马帝国形成鲜明对比。[12] 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众小竞争”之势。康有为在1904年《德国游记》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杰”：路德为“教门之杰第一”，康德为“哲理之杰第一”，俾斯麦为“功业之杰第一”。[13] 列举这三者，直接目的是证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4] 但令人惊异的是，康有为不仅认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认为路德的重要性，超过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腊七贤、哥白尼、培根、哥伦布、瓦特、富兰克林、达尔文等等伟大人物。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为如此盛赞？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旧教的势力，促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此过程中，不仅教皇的权力衰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日益虚弱，欧洲出现无数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均势之中，形成了今日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新教的出现，也大大冲击了旧教对教育的垄断，于是新学发扬光大，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康有为毫不讳言，欧洲的宗教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民经此久战，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弊民穷。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15]

由此来看，路德分裂欧洲，可谓形塑了欧洲新文明的演变路径，为俾斯麦的事业设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麦所缔造的德国，当然也具有欧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征。但对于养育路德的德意志区域来说，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坏。如果没有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欧洲建立在“众小竞争”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不会有太大变化，只不过在欧洲的列国争霸格局中，德意志诸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麦作为“功业之杰”，对于德国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义。

路德宗教改革毁“一统”，归“封建”，又何以催生当代欧洲文明？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封建贵族制约君权，为立宪之政奠基；（2）封建势力众多，相互牵制，难以相互灭国，于是“竞争则思变而求进，于是政法日加改良，邻国亦妒而不能下，于是相师；互竞互师，日变日长，如水涨则堤高，堤高而水愈涨，攻防迭用，无有已时。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欧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国难以攻灭，导致了大规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间则使新理、新学进一步广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竞争，导致了宫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无帝者一统，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6] 一言以蔽之，列国竞争是当下新欧洲文明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