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遗址影响

① 半坡文化的历史影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可以说是专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属址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也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历史5600-67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继承老官台文化。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首次对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学术上称它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为研究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的性质、聚落布局、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资料。痕迹检验专家从半坡遗址陶片上找到了制陶人立体指纹堪称最早的人类指纹。

② 中国境内已确认的三处古人类遗址分别在哪

北京周口山顶洞人，陕西西安半坡人，穿洞古人类遗址。

1、穿洞古人类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以北26公里的普定县城郊，是距今16000年前古人类生活遗迹，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发掘出人类完整头骨两件，哺乳动物碎骨18000件，单个牙齿500多枚，动物化石13个属或种。出土石制器物20000余件，骨器1000余件，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等。

此外，发现用火遗迹多处。穿洞遗址一处发现两具头骨至今国内无先例，出土的骨器，超过全国发现总和的30倍，一举摘掉我国旧石器文化中贫骨器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世界罕见。

2、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

3、半坡遗址，有6000－67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 。

半坡遗址于1953年被发现。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发现了祭祀等重要遗迹和石砚等重要遗物，这对半坡遗址的聚落形态、文化内涵和社会性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半坡遗址影响扩展阅读：

人类遗址的价值：

1、人类化石上出现有中两方基因交流现象，石器文化上却缺少中西方文化碰撞和兼容，这种复杂的人类演化和文化传播过程显然需要不断补充新证据并加强研究。重庆穿洞古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的发现，是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和文化演进的珍贵材料，而且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基因交流和文化传播将产生积极影响。

2、因半坡遗址的发掘，而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名，与同时期确立的庙底沟类型并驾齐驱，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大面积揭露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对聚落形态和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③ 仰韶文化对后世影响

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经90年了。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遗址不断被发现，仰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分期不断细化，仰韶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断有新的解释，关于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也还在争论中……
相对一个跨越2000多年，纵横数千里的文化来说，90年显然并不足以解开所有的谜。
中国文明的起源还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国际论坛在刚刚落成的仰韶博物馆举行。位于馆前的四座铜像也举行了揭幕仪式，他们分别是对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位学者——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偏偏对考古有兴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他和我国考古工作者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
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遗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在当时考古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它的参照，安特生认为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反倒与西方的安诺遗址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简单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来说”。这一学说被西方广泛认同。
他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处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也是后来的“西阴文化”，那里出土陶器上的“西阴纹”后来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现过。
1931年，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因为在安阳小屯最先确定，又称小屯文化。这个三叠层证明不同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现了李家村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在华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一元论终于被多元论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东北的红山、江浙的良渚都曾达到相当的高度，黄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才突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与它长期处于各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更多地讲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基本问题依然还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够带来多少新观点？
对于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我们一定都知道半坡遗址，也都记得教科书上的那张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照片。它于195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红色，由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充满奇幻色彩。

④ 半坡文化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中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中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半坡文化是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⑤ 河姆渡遗址与半坡遗址的自然环境有什么共同特点说明了什么

河姆渡原始居民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 水稻种植的一个很重要的气候条件是高温多雨和雨回热同期 河姆渡原始答居民居住在长江流域

半坡原始居民主要粮食作物是粟，也是最早种植粟的，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半坡原始居民居住在陕西西安附近

⑥ 河姆渡氏族和半坡氏族的影响

半坡氏族，5、6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河姆渡氏族，七千年前生活在长江流域，起二者都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
具体你可以从网络上看下：
http://ke..com/view/529517.htm
http://ke..com/view/526453.htm
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526453.htm

⑦ 半坡人饮食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则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因而对于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居址选择作一对比研究，对于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规律是颇有裨益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来，当时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时代虽然已先后不同了，但是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方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到饮水的来源。……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结论，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也适用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经树轮校正）。[2]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了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推测这浅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3](P148)
对于人类来说，井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自从发明了打井，人类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仅大大地开扩了活动范围，而且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4](P216)对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来说，他们虽然发明了井，但他们的井不仅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而且这低洼处“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人们取用坑中的水。当坑内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4](P217)由于河姆渡人的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且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这口井的深度显然不能和发现于河北邯郸涧沟的两口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相比，因为那两口水井的深度已达7米之多），这说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应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说井的位置是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么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会太高，而井只有1.35米深就能见到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学家把这种井称为木构浅井可谓名符其实。即使是浅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没有推广开挖，至于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无从谈起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20多处，其中包括余姚龙山乡朱山、下庄历山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市八字桥、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县龙南童家乔等[5](P201)。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发现有20多处，但遗址内发现有水井遗迹的却只有一处，那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仅此而已！这样说来，河姆渡人虽然发明了木构浅水井，但由于他们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推广开挖，所以他们的居住地也应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顺姚江向东二十五公里即宁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余姚县城，南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遗址所处的地势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农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积的泥炭层，古代这里可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6]考古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与河姆渡人一样，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chǎn＠①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chǎn＠①河的二级阶地上。[7](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chǎn＠①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chǎn＠①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进行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就这一点说来，古代人们选择河谷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处所，正是善于利用自然环境的又一例证。这种情形在古代显然是相当普遍的。”[1](P10-11)居住于河流附近，那里的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也比较方便，这对于发展原始农业显然有利。不过，气候问题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二期的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离开现在大约有6 700-6 100年了”。[9]这样说来，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在国外通常叫做“气候最适宜时期”。在中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些联系，所以也称为“仰韶温暖时期”（大约距今8 000-3 000年间）。竺可桢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龚高法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间的气候状况，当时各地气温普遍比现在高，但升温幅度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随着纬度的升高，古今温差增大。东北地区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华北地区比现在高2℃-3℃，长江中下游地区比现在高2℃左右，岭南和台湾比现在高不足2℃。在中国西部地区，温暖时期升温幅度随纬度升高而减少。这一时期我国气温带也相应比现在偏北，亚热带北界向北曾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因正值仰韶温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加之他们居住于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农业是容易发展起来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虽正值仰韶温暖时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半坡人是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渭水支流——chǎn＠①河东岸，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南北的气候还是有差别的。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去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9](P2)从严文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生活的地区都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只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东部平原或丘陵地区为低级阶梯，湿润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黄土高原地区为中级阶梯，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因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即河姆渡人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则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
对于半坡人来说，他们的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是比较耐旱的粟，因为在半坡遗址多处发现有粟的遗存。另外，半坡人还种植芥菜或白菜，因为在半坡遗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储存有炭化菜籽，经鉴定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至于半坡人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一书中记有：“主要为石、骨、陶三类，这三类工具的比数是：石制的占17%，骨制的占18.5%，陶制的占63.2%。陶制工具数量所占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点。半坡的石斧用于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和翻地，而主要用于制作耒耜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样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为经济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绝大多数两侧带有缺口，为拴绳索之用。使用时把绳索套于大姆指上，以免刀从手中脱落。此外，大量陶质和石质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于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农产量之丰和原始农业的发达。半坡的石磨盘和磨棒数量少，制作粗劣，远逊于磁山和裴李岗，说明半坡农业离开原始农业的早期已较远。”[10]半坡遗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数量差不多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这说明半坡的粮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盘、石磨棒之类的石质碾磨器。另外，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石质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虽都很早，但在发展过程中，杵臼却逐渐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从收割谷物到加工谷物，都各有专门的工具，当然他们也有专门储藏粮食的场所，这就是各种形状的窖穴。
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经营的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因为在“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经营的是水田农业，那么砍伐林木并不是经常性的工作，而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农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农具是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骨耜因长期使用而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残缺而变成双叉形。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于翻土和挖沟。此外，河姆渡人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渔猎经济
1.半坡人的渔猎经济。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遗址的发现，显示出仰韶时期关中已经有了农业，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话表明，半坡人虽然已经发展了原始的农业，但他们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么森林里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据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计有冷杉、松、云杉、铁杉、柳、胡桃、桦、鹅耳枥、栎、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②形科、lǜ＠③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类。除此之外还有榛、栗、朴等树。森林是动物的乐园。森林的存在，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正是由于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动物，除獐和竹鼠外，绝大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别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盖宽广，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时有不同。降水量少时，也许所降的水分完全为植被含蓄，不会立时多有流出，更不会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涨猛落，就如后世诸山皆童处的河流那样。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盖率的制约，就不至于猛涨猛落，能比较长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仅从这一点看，当时chǎn＠①河的水量就应该比较现在为大。”[8](P447)当时chǎn＠①河里生存着许多种鱼，其中就有鲤科的鱼类[15]。在半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网坠和精巧而带倒钩的鱼叉、鱼钩，而且在当时的彩陶上还绘有鱼、鱼网以及人面鱼纹等精美图像，这说明半坡人不仅学会了钓鱼、叉鱼，而且也学会了用网捕鱼。捕鱼方法的多样化，说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农业和狩猎业外，捕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因为chǎn＠①水里有鱼可捕，才使当时的半坡人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居住的地区。[13](P53)
2.河姆渡人的渔猎经济。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虽然其气候和环境为半干旱性气候，但由于在他们附近的森林里还生长有獐和竹鼠这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的存在也说明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能波及到此区”。[14]温暖湿润的气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区，那么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他们那儿的气候不仅温暖湿润，而且更是温热湿润了。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温热湿润，所以那儿的植被覆盖良好，而且应有成片的森林。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仅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就残存220余根[12](P190)，如果当地没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构件是怎么来的？二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口边长约2米的木构浅水井（井深仅1.35米）中，除每边竖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外，排桩之上平卧的长圆木有16根，水井外围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有28根，此外井内尚有呈辐射状的小圆木构件[3](P148)，如果当地没有成片森林，一口浅井就用这么多的木材，也是难以理解的。
森林是动物的理想栖居地。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其中鹿科动物最多，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鹿科动物标本仅鹿角一项就400多件。此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动物是河姆渡人猎取的主要目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捕获的猎物时多时少。在猎物多而吃不完时，他们就把活的猎物暂时圈养起来。这样，家畜饲养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他们“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狗，猪和水牛。出土的全部猪的标本中，幼年个体占54%，与半坡遗址情况相似，属于早期人工饲养的现象，河姆渡还出土一个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纹和猎纹，形象地表明了种稻和养猪，是当地居民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项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家畜，不仅“给当时人们的衣着和食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5](P208)，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生产工具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姚江从它的西部和南部流过，由于当地植被覆盖良好，因而沼泽和姚江的水量很大，并且生存着丰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鱼、龟、鳖、鳄、水獭、鲸鱼等，而鲸鱼更大的可能应是生活于姚江之中。
与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鱼方法并不单调。他们除了用鱼镖捕鱼外，还用弓箭射鱼，因为“考虑到遗址里未见网坠一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的骨镞可能是用来射鱼的”。[3](P147)这可能用来射鱼的骨镞，是“一种柳叶形的箭头，锋端特别尖细，突出如针状”。[5](P203)河姆渡遗址虽然未见网坠之类的渔具，但却出土了木桨，“反映出当时人们除用舟辑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还借助舟楫，撤网捕鱼”。[11](P136)
四、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原始人的交通往来
史念海先生指出：“实际上当时人们居住于河流的近旁，应当和交通问题有关。一苇之航原比翻山越岭为容易，就是不便于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来往，途径也是较为平坦的，古代的人们不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边选择住地，而且还特意选择到两河交会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意思。”[1](P12)由于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了木桨，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也发现了舟型陶壶。因此，不论是半坡人还是河姆渡人，他们除了利用舟楫撒网捕鱼外，无疑也把舟楫作为水上交通工具。

⑧ 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 高分!!!

1 图案是用来记录生抄活或是仅作为视觉享受的，所以瓶底没图案。
2 瓶口大主要是为了满足“容器、盛器”的性质，瓶底小于瓶口可能也是远古人处于力的平衡稳定方面的考虑。
3 打孔是为了穿绳，方便运送。也有装饰的原因。

⑨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建筑对后世的影响 麻烦具体些，500字左右，我要具体的影响

中国古建筑的影响范围遍及半个亚洲和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在世界建筑历史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穴居
《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二、巢居
《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从此建筑不仅具有了它的物质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义，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真正建筑诞生
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

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67.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象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一、巧妙而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同时，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二、庭院式的组群布局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宋朝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字句，古人曾以“侯门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处，就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

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中国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欧洲建筑相比，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而中国的古建筑，却象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北京的故宫就是最杰出的一个范例，人们从天安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由庭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变换，给人以深切的感受。故宫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三、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
如前所述，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并在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富有装饰性的屋顶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在诗中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朝，后世的五种基本屋顶式样——四面坡的“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圆形的“攒尖顶”，两面坡但两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坡而屋面挑出到山墙之外的“悬山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顶”就已经具备了。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顶各部分柔和优美的曲线。同时，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加以装饰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再加上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许多屋顶式样，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具有艺术效果的复杂形体，使中国古代建筑在运用屋顶形式创造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特征之一。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衬托性建筑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常用的艺术处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衬托主体建筑。最早应用的并且很有艺术特色的衬托性建筑便是从春秋时代就已开始的建于宫殿正门前的“阙”。到了汉代，除宫殿与陵墓外，祠庙和大中型坟墓也都使用。现存的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作品。汉代以后的雕刻、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阙，到了明清两代，阙就演变成现在故宫的午门。其它常见的富有艺术性的衬托性建筑还有宫殿正门前的华表、牌坊、照壁、石狮等。

3、色彩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接，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以后又用丹红装饰柱子、梁架或在斗拱梁、枋等处绘制彩画。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北方的宫殿、官衙建筑中，很善于运用鲜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房屋的主体部分、也即经常可以照到阳光的部分，一般用暖色，特别是用朱红色；房檐下的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一种悦目的对比。朱红色门窗部分和蓝、绿色的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金线和金点，蓝、绿之间也间以少数红点，使得建筑上的彩画图案显得更加活泼，增强了装饰效果。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再加上黄色、绿色或蓝色的琉璃瓦，下面并衬以一层乃至好几层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当然这种色彩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北方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在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景色的色彩是很单调严酷的。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鲜明的色彩就为建筑物带来活泼和生趣。基于相同原因，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建筑的色彩一方面为封建社会的建筑等级制度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方终年青绿、四季花开，为了使建筑的色彩与南方的自然环境相调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较淡雅，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柱，形成秀丽淡雅的格调。这种色调在比较炎热的南方的夏天里使人产生一种清凉感，不像强烈的颜色容易令人烦躁。从这里也可知道，我国古建筑的色彩的运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格调外，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很多，主要有宫殿、坛庙、寺观、佛塔、民居和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与园林建筑的成就最为突出。所以，这里着重欣赏宫殿建筑和园林艺术。

⑩ 6千多年前,半坡人的吃、住、行。

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chǎn＠①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chǎn＠①河的二级阶地上。[7](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chǎn＠①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chǎn＠①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进行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就这一点说来，古代人们选择河谷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处所，正是善于利用自然环境的又一例证。这种情形在古代显然是相当普遍的。”[1](P10-11)居住于河流附近，那里的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也比较方便，这对于发展原始农业显然有利。不过，气候问题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二期的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离开现在大约有6 700-6 100年了”。[9]这样说来，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在国外通常叫做“气候最适宜时期”。在中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些联系，所以也称为“仰韶温暖时期”（大约距今8 000-3 000年间）。竺可桢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龚高法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间的气候状况，当时各地气温普遍比现在高，但升温幅度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随着纬度的升高，古今温差增大。东北地区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华北地区比现在高2℃-3℃，长江中下游地区比现在高2℃左右，岭南和台湾比现在高不足2℃。在中国西部地区，温暖时期升温幅度随纬度升高而减少。这一时期我国气温带也相应比现在偏北，亚热带北界向北曾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因正值仰韶温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加之他们居住于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农业是容易发展起来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虽正值仰韶温暖时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半坡人是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渭水支流——chǎn＠①河东岸，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南北的气候还是有差别的。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去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9](P2)从严文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生活的地区都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只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东部平原或丘陵地区为低级阶梯，湿润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黄土高原地区为中级阶梯，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因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即河姆渡人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则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
对于半坡人来说，他们的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是比较耐旱的粟，因为在半坡遗址多处发现有粟的遗存。另外，半坡人还种植芥菜或白菜，因为在半坡遗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储存有炭化菜籽，经鉴定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至于半坡人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一书中记有：“主要为石、骨、陶三类，这三类工具的比数是：石制的占17%，骨制的占18.5%，陶制的占63.2%。陶制工具数量所占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点。半坡的石斧用于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和翻地，而主要用于制作耒耜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样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为经济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绝大多数两侧带有缺口，为拴绳索之用。使用时把绳索套于大姆指上，以免刀从手中脱落。此外，大量陶质和石质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于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农产量之丰和原始农业的发达。半坡的石磨盘和磨棒数量少，制作粗劣，远逊于磁山和裴李岗，说明半坡农业离开原始农业的早期已较远。”[10]半坡遗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数量差不多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这说明半坡的粮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盘、石磨棒之类的石质碾磨器。另外，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石质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虽都很早，但在发展过程中，杵臼却逐渐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从收割谷物到加工谷物，都各有专门的工具，当然他们也有专门储藏粮食的场所，这就是各种形状的窖穴。
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经营的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因为在“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经营的是水田农业，那么砍伐林木并不是经常性的工作，而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农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农具是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骨耜因长期使用而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残缺而变成双叉形。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于翻土和挖沟。此外，河姆渡人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渔猎经济
1.半坡人的渔猎经济。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遗址的发现，显示出仰韶时期关中已经有了农业，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话表明，半坡人虽然已经发展了原始的农业，但他们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么森林里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据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计有冷杉、松、云杉、铁杉、柳、胡桃、桦、鹅耳枥、栎、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②形科、lǜ＠③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类。除此之外还有榛、栗、朴等树。森林是动物的乐园。森林的存在，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正是由于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动物，除獐和竹鼠外，绝大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别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盖宽广，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时有不同。降水量少时，也许所降的水分完全为植被含蓄，不会立时多有流出，更不会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涨猛落，就如后世诸山皆童处的河流那样。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盖率的制约，就不至于猛涨猛落，能比较长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仅从这一点看，当时chǎn＠①河的水量就应该比较现在为大。”[8](P447)当时chǎn＠①河里生存着许多种鱼，其中就有鲤科的鱼类[15]。在半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网坠和精巧而带倒钩的鱼叉、鱼钩，而且在当时的彩陶上还绘有鱼、鱼网以及人面鱼纹等精美图像，这说明半坡人不仅学会了钓鱼、叉鱼，而且也学会了用网捕鱼。捕鱼方法的多样化，说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农业和狩猎业外，捕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因为chǎn＠①水里有鱼可捕，才使当时的半坡人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居住的地区。[13](P53)
2.河姆渡人的渔猎经济。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虽然其气候和环境为半干旱性气候，但由于在他们附近的森林里还生长有獐和竹鼠这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的存在也说明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能波及到此区”。[14]温暖湿润的气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区，那么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他们那儿的气候不仅温暖湿润，而且更是温热湿润了。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温热湿润，所以那儿的植被覆盖良好，而且应有成片的森林。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仅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就残存220余根[12](P190)，如果当地没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构件是怎么来的？二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口边长约2米的木构浅水井（井深仅1.35米）中，除每边竖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外，排桩之上平卧的长圆木有16根，水井外围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有28根，此外井内尚有呈辐射状的小圆木构件[3](P148)，如果当地没有成片森林，一口浅井就用这么多的木材，也是难以理解的。
森林是动物的理想栖居地。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其中鹿科动物最多，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鹿科动物标本仅鹿角一项就400多件。此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动物是河姆渡人猎取的主要目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捕获的猎物时多时少。在猎物多而吃不完时，他们就把活的猎物暂时圈养起来。这样，家畜饲养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他们“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狗，猪和水牛。出土的全部猪的标本中，幼年个体占54%，与半坡遗址情况相似，属于早期人工饲养的现象，河姆渡还出土一个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纹和猎纹，形象地表明了种稻和养猪，是当地居民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项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家畜，不仅“给当时人们的衣着和食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5](P208)，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生产工具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姚江从它的西部和南部流过，由于当地植被覆盖良好，因而沼泽和姚江的水量很大，并且生存着丰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鱼、龟、鳖、鳄、水獭、鲸鱼等，而鲸鱼更大的可能应是生活于姚江之中。
与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鱼方法并不单调。他们除了用鱼镖捕鱼外，还用弓箭射鱼，因为“考虑到遗址里未见网坠一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的骨镞可能是用来射鱼的”。[3](P147)这可能用来射鱼的骨镞，是“一种柳叶形的箭头，锋端特别尖细，突出如针状”。[5](P203)河姆渡遗址虽然未见网坠之类的渔具，但却出土了木桨，“反映出当时人们除用舟辑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还借助舟楫，撤网捕鱼”。[11](P136)
四、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原始人的交通往来
史念海先生指出：“实际上当时人们居住于河流的近旁，应当和交通问题有关。一苇之航原比翻山越岭为容易，就是不便于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来往，途径也是较为平坦的，古代的人们不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边选择住地，而且还特意选择到两河交会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意思。”[1](P12)由于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了木桨，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也发现了舟型陶壶。因此，不论是半坡人还是河姆渡人，他们除了利用舟楫撒网捕鱼外，无疑也把舟楫作为水上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