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展示发掘

Ⅰ 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来了哪些工具

一是伐木工具：主来要是石斧，江苏源吴县出土的石斧、木柄与石斧头结合，也用榫卯结合固定。用这种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断地砍，最后截断。二是成材工具：截断长木的横断操作，使用石斧，与上面的工艺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头用石斧制作；卯眼则用石凿、骨凿、角凿、木棒及槌等工具。

Ⅱ 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掘有怎样的意义

意义：

周口店遗址是世界范围内更新世古人类遗址中内涵丰富、材料齐全和具有科研价值的遗址之一 ，也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是世界人类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周口店遗址遗产区和缓冲区范围内拥有表达周口店遗址价值的所有必要元素，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地点和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20世纪20－30年代时科学家们的发掘研究历程都得到完整的保存，可以准确地体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北京人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这一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2)遗址展示发掘扩展阅读：

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1地点（猿人洞）2009年—2014年的清理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具有科研价值的人类文化遗存。古人类用火遗物、遗迹的密集出现， 为“北京人”用火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素材。

据介绍，第1地点（猿人洞）是周口店遗址的心脏，是遗址最具科学价值的标志性堆积体，保存了遗址最完整的地层序列和丰富的科学信息。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发掘以来，长期遭受日晒、雨淋、风蚀等自然力的破坏。为做好猿人洞的保护、研究工作，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批准对该部位进行发掘。这是周口店遗址自1937年大规模系统发掘停止后72年内首次进行的以遗址保护为主旨的抢救性清理发掘。

在2009年—2014年的清理发掘过程中，先后完成了猿人洞西剖面第3层和第4层的清理发掘工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队队长张双权介绍。

在第4层堆积中上部、下部，共出土可鉴定标本上万件，其中包括近4000件石制品（原料基本为脉石英，另有水晶、燧石、白云岩、细砂岩等，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断块、断片、碎屑等）。

可鉴定的大中型动物骨骼标本3000多件（包括硕猕猴、肿骨大角鹿、葛氏斑鹿、马鹿、梅花鹿、野猪、犀牛、三门马、鬣狗等），另外还出土了啮齿类、鸟类等小型动物化石2000余件。

Ⅲ 含嘉仓的发掘保护

市大遗址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入选大运河申遗项目之一的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因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粮食而出名。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结束后，市文物部门就对其进行了保护展示。
此次，为更好地对160号仓窖进行保护展示，助力大运河申遗，我市启动了含嘉仓160号仓窖保护展厅改建工程，将原有的保护棚拆除，再建一座钢架结构保护棚。
该负责人说，新的保护棚为独栋式布局，力求全面展示含嘉仓城的基本格局。改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月底完工。
前石碑上刻着“含嘉仓遗址”。铁门院内种植花草，建有遗址保护房。保护房内便是含嘉仓160号窖的发掘遗址。 确认含嘉仓存在的铭砖如今就在洛阳博物馆“运河中枢——大运河与洛阳”的展厅内，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世纪70年代，含嘉仓遗址发掘结束后，洛阳市文物部门对160号仓窖坑口进行加固，并修建了砖木结构的保护房，直到2013年年初，这座保护房已为仓窖守护约40年。
由于保护房内部设施较简陋，3月底，洛阳市文物部门正式启动160号仓窖保护展厅改建工程，在原址搭建起一座钢结构的保护房，这样，160号仓窖无需“移步”，便可“乔迁”新居。
出土炭化谷物 160号仓窖成含嘉仓唯一保护展示的仓窖遗址
含嘉仓是唐代著名的官仓，1971年1月，洛阳博物馆为配合洛阳铁路分局的基本建设，在进行文物钻探时首次发现了含嘉仓遗址。其中，160号仓窖发掘时，窖内还保存有炭化谷物，这使其在已探明的近300座仓窖中，具有重大研究和观瞻价值，成为含嘉仓唯一一个保护展示的仓窖遗址。
由于地处陇海铁路要道，160号仓窖遗址两侧均紧邻铁路，想要对遗址保护展示，难度极大，不过，市文物部门还是克服了地理困难，除改建保护房，还为160号仓窖搭建了一个小小院落，增建了机房、办公用房、卫生间、花圃等，地方虽然不大，但功能相对齐全，目前已基本完工。

Ⅳ 夏朝的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

夏朝的遗址集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处，学界称“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 世纪。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Ⅳ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历程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关于三星堆其名，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后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于是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亘古而来，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此外，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Ⅵ 以往发现遗址的时候都会尽快的挖掘研究，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为什么不去发掘也不去研究呢

三星堆被发现后，并没有像题主说的那样没有被发掘研究！三星堆遗址是被我国考古工作列入“十三五规划”的重大考古项目，不可能没有被发掘研究！可能是因为三星堆项目太大，发掘过程需要按照专家的提前制定的规划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可能进展慢些。

当然了，除了这些，类似成果还有认识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并与科学发掘的文化层相联系, 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等等，这些研究发现意义非常的重大，它们对于研究我们的古川蜀文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Ⅶ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发现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什么

这一发现，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三星堆遗址由此被誉为当时最重要的考古回发现之一。由于出答土文物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与争议从此开始。1988年1月，该遗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奠基，1997年10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Ⅷ 殷商遗址发掘的意义

文化价值
殷墟王陵遗址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
殷墟王陵遗址
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 、 <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 、 <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 ，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殷墟王陵遗址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