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游记

① 苏东坡的散文（5篇）

一、苏东坡五篇散文如下：

1、《鸟说》：

（1）原文：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

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

有野老言：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甚为於蛇、鼠之类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2）内如简介：这篇文章通过记叙作者一家人善待庭院中的鸟雀，几年以后鸟雀能与人和谐共处的事情，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尊重、互守信用才能和睦相处的道理。

2、《留侯论》：

（1）原文：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

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2）内如简介：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3、《凌虚台记 》：

（1）原文：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

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2）内如简介：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

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

（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4、《放鹤亭记 》：

（1）原文：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

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

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2）：内如简介：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

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

“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

5、《文与可画侉篔筜谷偃竹记 》：

（1）原文：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⒀。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2）内如简介：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接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

文章说文与可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之前先要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

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行；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述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追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和活在群众笔底口头的成语了。

上述行文生动流畅，如用“兔起鹘落”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运笔的神速。下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这个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里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此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

(1)苏轼散文游记扩展阅读：

一、苏轼（苏东坡）主要作品：

1、古文：《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2、诗歌：《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3、词作：《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4、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② 苏轼写的游记有哪些

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③ 寻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宗元详细资料

李清照(约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是诗、词、散文皆有成就的宋代女作家，但她最擅长的，成就最高的还是词。出生于宦臣之家，少年时代快乐的生活，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也是宋徽宗时礼部员外郎。
到了少女时期，执笔属文，展卷吟诗，更是锦心绣口，吐属风流。在婷婷玉立的风姿之外，更多了一层至诚淳朴的书卷气。写得一手秀丽的小楷，铁划银钩；通音律，早在儿时就已学会抚琴；她父亲常对她母亲感叹：“我的清儿若是个须眉男子，采芹入泮，怕不象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十八岁嫁于金石考据家赵明诚。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夫妻间的感情极深，赵明诚在大学读书，每月朔、望才能请假回来，尽管同在一个汴京城中，李清照仍觉得如隔迢迢云汉，半月一次的相逢，也当做一年一度的七夕。 大家闺秀出身的李清照曾经扮做男装与丈夫一起相游大相国寺，岁月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去了。
不料，赵挺之与李格非都因得罪权臣蔡京而罢官，赵挺之在一波三折的政治斗争中死去，赵家父死家败，心寒已极，赵明诚与李清照离开汴京，回到赵明诚的故乡青州。赵明诚性情淡泊，屏居乡里后，更加潜心于金石书画的搜求研究，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除了衣食所需之外，几乎全用于搜求书画古器。说“宁愿饭蔬衣简，亦当穷遇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李清照深深理解丈夫的志趣，并千方百计宿减衣食的支出，以荆钗布裙，代替了明珠翠羽，而每得一帖罕见的古书、名画或彝鼎金石，夫妇二人便共同校勘、鉴赏、整集签题，指摘暇疵，其乐融融李清照在史事上的博闻强记，甚至超过赵明诚，令赵明诚赞叹不已，欢喜不已。

光阴荏苒，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政局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建炎三年，赵明诚被朝廷罢去江宁太守的职务，夫妻两人乘船决定到洪州暂住，一路行来，两人谈论的都是国家兴亡。就在同一年，再赴建康任职的赵明诚死在刚上任不久的太守府中，李清照赶到建康，为赵明诚营葬，终于支持不住，猝然病倒。赵明诚死了，李清照的爱情与希望跟着死去，她多么渴望在九泉之下追到赵明诚，然而她还必须活着。她把哀怨而失神的目光投射在床头一卷卷书册上，一个意念愈来愈鲜明地在心头升起，为赵明诚整理他所写的有关为金石彝器考证文章，因为这些金石彝器是夫妇两人二十九年来共同欢乐的源泉。
绍兴二年（1132年）夏天，她在大病无助的情况下，改嫁张汝舟。婚后方知张汝舟迎娶清照完全是为了占有她的古玩财物。婚后不久，张便对清照横加虐待，加之李清照又了解到张当年在科举考试中曾有过舞弊行为，便告发了他，并与之离异。按宋《刑统》规定：妻告夫，即使属实，也得“徙二年”。李清照因此而陷囹圄。后来，找了曾与高宗皇帝共过患难的翰林学士綦崇礼出面营救，才得出狱。

李清照对诗和词的分界看得很严格，所以她的诗的内容多以政治为主，有着明确的倾向性。她对时局的思考和分析远远地超过了当时一介妇人所能企图的深度，甚至高明不让许多以国家政治为己任的大臣。她的诗是爱国言志诗，她的词却是对自身的感怀，对于身世，对于家破国亡的痛苦无奈的最为切身的描述。易安的诗，空洞地架构在借史咏志上，有情绪，但没有实在的深刻的悲苍感。但是易安的词，却鲜明地表达着她作为自己，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女子，在少女时期的娇羞，青年时期的幸福和晚年时国破家亡的悲哀。
李清照对词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形式上，她提出“词别是一家”，主张词要典雅，强调词的音律性，并且善用白描手法，常“以寻常语"创新意，在两宋词坛独树一帜。在内容上，她以知识女性特有的艺术感受，来展示前人未曾展示过的种种人生境况和生活情趣，她的婉约，多为白话顺手拈来，却又不落流俗浅薄，象是不思量中低声自语，字字清新。音节和谐，流转如珠，富有音乐美。

在她纵多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声声慢，也是她处在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凝集心头，无法排遣，和着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
声 声 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或者这个：中国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金统治的华北地区人民纷纷起义，辛弃疾时年22岁，也聚众加入耿京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辛弃疾劝耿京归宋，并受命去南宋接洽归附事，返回时，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所害。辛弃疾即率王世隆等，将已任知州的张安国俘获，并率反正士兵万人归来。初任江阴军签判，后著《御戎十论》，向宋政府陈述宋金形势，要求备战抗金。乾道四年（1168），开始词的创作活动。淳熙四年（1177），任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 安抚使等官。八年冬罢职，退居上饶城郊“带湖”的“稼轩”新居，从此以稼轩为号。在上饶一住10年，他把满腔爱国激情以及南渡以来的无限感慨和义愤，全部寓寄在歌词中。淳熙十五年，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问世。辛词慷慨激昂，纵横驰骋，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派的词风，后人以苏辛并称。辛词多方面反映了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力，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他出任福建提刑、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接着又罢官，不久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的瓢泉。嘉泰三年（1203）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年末，奉诏入朝。四年三月，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赋《永遇乐》以抒怀，有句云：“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达了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然而次年夏天又被免职，返回铅山，不久病死。现存诗文数量较少，词则尚有630余首。后人进行辑佚补存，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钞存》、《稼轩长短句》最为完备。

柳宗元
（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