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古城遗址
⑴ 磴口县的名胜古迹
阴山壁画
位于磴口县阴山格尔敖包沟和默里赫图沟的近万幅岩画组成了绵延千里的艺术画廊，镌刻着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珍品。早在公元六世纪初，阴山岩画就被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发现，并记录在著名的《水经注》中。
古城遗址
窳浑古城遗址
窳浑古城，蒙语为保尔浩特，汉语也称土城子，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南约三公里处，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该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最长250米，南北最长200米，北与西北被沙漠覆盖，墙宽9～13米，南墙中部有一缺口宽约20米，约为城门。该城东墙北墙，残高1～2.5米。城中部略偏东处有一面积为10000平方米的台，探得文化层有1～3米深。文化层下层为汉代文物，较厚，出土大量灰陶器和汉代建筑材料；中层为唐代文物，出土文物有白瓷器物残片数种；上层为明、清文化层，较厚，有大量钧窑瓷残片，如青花瓷残片。在断垣残壁的表面也可拣到铁链、三梭铜合金箭镞等。
临戎古城遗址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磴口县补隆淖办事处河拐子村西。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是汉武帝建立的朔方郡郡址所在。该城呈长方形，城墙由黄土夯实筑成。南北墙长约450米，东墙长637.5米，西墙长620米，古城的西北部及东北部还残留着0.5～2米高的土垣。城内出土文物有：绳纹砖、瓦、罐、壶、瓮、盆等灰陶片，上面都带有绳纹、波浪、方格、斜方格等纹饰，此为汉代陶器的明显特征。城中央偏西北方，有一座铁制作坊遗址，距遗址近千米的地段上布满铁器残片。还有极少灰陶片和红陶片，类似辽至西夏遗物。古城垣外的东南部，也有制铁作坊遗址，出土文物有箭头、戟、刀等残存物。
三封古城遗址
亦称陶升井古城，位于磴口县原哈腾套海苏木约5公里处，建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古城筑有内城和外城。内城土垣长约118米。外城在北部及西南部有残存的土垣。内城西南角有一坍塌的土丘。内城内外，砖、瓦、陶片俯首可得，箭挺、箭簇数量不少，均为东汉遗物。内城东南角和外城相近处0.5米深的土中，发现有文化层。遗址范围内有武帝和王莽时期的五株、大泉钱币等文物。
阿贵庙
阿贵庙属“红教”，即宁玛教派，尊莲花生为师祖，公元774年莲花生就在此开始了传教活动。庙宇始建于公元1798年，占地100多公顷，海拔1500米，定藏名为“拉西布仁·嘎定林阿贵”，阿贵即山洞，因此处奇洞攀岩，仙境妙笔，故得名阿贵庙。整座庙宇雄伟壮丽，结构紧凑，属典型的藏式建筑。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
位于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东南2公里处，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上唯一的以灌溉为主的一首制大型平原闸坝工程，堪称“万里黄河第一闸”。同时兼有发电、交通、旅游等多项功能。该工程是巴彦淖尔市唯一的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被国家水利部评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纳林湖
纳林湖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纳林套海农场境内，距离磴口县县城40公里，交通便利。该湖地处阴山山脉南部，三盛公水利枢纽风景区北部，哈腾套海自然保护区的东南部。她位于黄河水利枢纽、阿贵庙、鸡鹿塞、汉代古墓群、生态园区等景点的中心位置，是整个大的旅游区域的驻足休憩的理想场所。
哈腾套海保护区
于200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保护区总面积185.4万亩，其中天然林面积52.25万亩。
乌兰布和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主要生长有甘草、花棒、麻黄、肉苁蓉、锁阳、沙棘、梭梭等多种名贵药材和稀有植物，并有大小湖泊200多处。
冬青湖
冬青湖景区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腹地，距磴口县城55公里。湖水面积5000亩，由主湖、东湖和南湖组成。丰水时水深5米，枯水时水深3米，湖水清澈见底。湖中有草鱼、鲤鱼等鱼类，有芦苇、水草等植物。
梦幻峡谷
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与阿拉善左旗交界处的敖伦布拉格镇境内的阴山余脉中，距磴口县城90公里，被当地牧人誉为“七彩神山”。 在地理学上“梦幻峡谷”属丹霞地貌。
⑵ 阴山飞将 指的是哪位
李广，有句诗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李广（？－前119年），汉族，陇西成纪回（今甘肃天答水秦安县）人，中国西汉时期的名将。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从军击匈奴因功为中郎。景帝时，先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为未央宫卫尉。元光六年（前129年），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南）击匈奴，因众寡悬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两马间，李广佯死，于途中趁隙跃起，奔马返回。后任右北平郡（治平刚县，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中，李广任前将军，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愤愧自杀。
⑶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⑷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
⑸ 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全文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⑴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⑵，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⑷。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 释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内 蒙 访 古 翦伯赞
一段最古的长城
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约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车都在这个广阔的高原上奔驰。我们都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风光、黄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黄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荞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简直要怀疑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河北平原。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现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在汉代，这里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一点，从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蒙古语言的地方可以得到说明。呼和浩特，蒙古语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两个蒙古语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直到十三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没的地方。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静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经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定居下来的骑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赖自然的恩赐，他们要自然供给他们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内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早在战国时，大青山南麓，沿黄河北岸的一片原野，这是赵国和胡人争夺的焦点。在争夺战中，赵武灵王击败了胡人，占领了这个平原，并且在北边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据《史记·匈奴传》所载，赵国的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内），中间经过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阙（今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为止。现在有一段古长城遗址，继续绵亘于大青山、鸟拉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顶上，东西长达二百六十余里，按其部位来说，这段古长城正是赵长城遗址。
我们这次访问包头，曾经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览这里的一段长城。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土筑，夯筑的层次还很清楚。东西纵观，都看不到终极，在东边的城址上，隐然可以看到有一个古代废垒，告诉人们那里在当时是一个险要地方。
我在游览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颂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只要读一读《战国策·赵策》就知道当赵武灵王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以后，他立即遭遇到来自赵国贵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赵武灵王击败了那些顽固分子的反抗，终于使他们脱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们身份的祖传的宽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车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现在让我们离开赵长城谈一谈阴山一带的汉代城堡。
根据考古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至少有二十几处。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或更晚的。古城遗址最大多数分布在阴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布在阴山北麓的，还有分布在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地区的。从古城分布的地位看来，几乎通向阴山以北的每一个重要峪口，都筑有城堡。特别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坝，包头市北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缺口，城堡的遗址更多。大概这两个峪口是古代游牧民族，特别是汉代匈奴人进入中原的主要通路。看起来，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线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线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
在阴山以北筑城障的事，《史记·匈奴传》有如此的记载：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阳县（《汉书·地理志》）作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县（《汉书·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汉书·地理志》注作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由此看来，当汉武帝时汉王朝在阴山以北筑了很多城堡，几乎是步步为营，把它的势力远远地推到阴山以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时由于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才从阴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驻军，但仍然保留着通烽火的哨兵。《汉书·匈奴传》记侯应谏元帝的话，其中有云：“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里所谓“外城”，就是阴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峪口中有一条昆都仑河，由北而南流入黄河。昆都仑河就是古代的石门水，石门水大概是古代游牧民族进入阴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通道的外面，已经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城，有一个古城可能就是汉代的光禄城。
我们这次访问内蒙西部，曾经游览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汉城遗址和包头市附近麻池乡的汉城遗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东北三十五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长方形，分内外两城，外城周围约三公里。在内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纹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个大土堆的意思。这五个大土堆，可能是五个大封土墓，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可能发现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
麻池乡在包头市西三十里。这里的古汉城也是分内外两城，内城也散布着很多汉代砖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围有很多古墓，大多数没有封土。在这里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汉代的钱币和汉式的铜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金质和银质的镂空饰片，饰片上的花纹作虎豹骆驼等动物形象。还发现了“单于天降”、 “四夷□服”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
我不想详细介绍这两个古城的发现，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是由于军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说，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驻扎军队和屯积军用粮食武器的营垒。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队，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军队生活的，只要军队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废弃了。
我还想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驿站；甚至在战争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带发现的文物得到说明。例如在当时的汉与匈奴的边境线上到处都发现了汉代的钱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在内地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工艺品是一样的，这件事说明汉与匈奴之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据说清初墓前尚有石虎两列、石狮一个，还有绿琉璃瓦残片，好像在墓前原来有一个享殿。现在，却只有一个石虎伏在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其他的东西没有了。
据内蒙的同志说，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其中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其实还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附近，还有一个古城遗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然而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的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内蒙访古
作者：翦伯赞
（二）
游牧民族的摇篮
我们在内蒙西部没有看到的塞外风光，在内蒙东部看到了。当我们的火车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时，自然环境就散发出内蒙古的气氛。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内蒙的西部分成南北两块，大兴安岭这一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阔的山脉也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割为东西两部。山脉的两麓被无数起伏不大的山谷割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分别灌注着大兴安岭东西的草原，并在东部汇成了嫩江，在西部汇成了海拉尔河。海拉尔，蒙古语，它的意思就是流下来的水。
海拉尔市虽然是一个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这个城市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草原的风味，只有当我们从海拉尔乘汽车经过南屯前往锡尼河的这条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风光。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坦、广阔、空旷的草原，从古以来没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属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村落，只有碧绿的草和覆盖这个草原的蓝色的天，一直到锡尼河我们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围起来的灰白色的帐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们访问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锡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们从海拉尔前往满洲里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们从满洲里到达赉湖，从达赉湖到札赉诺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线上画出
⑹ 中国名胜古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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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tianyu.net/pdf5/ts090030_1.htm
⑺ 《内蒙访古》原文是什么
内 蒙 访 古 作者： 翦伯赞（一）
一段最古的长城 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约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车都在这个广阔的高原上奔驰。我们都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风光、黄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黄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荞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简直要怀疑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河北平原。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现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在汉代，这里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一点，从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蒙古语言的地方可以得到说明。呼和浩特，蒙古语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两个蒙古语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直到十三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没的地方。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静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经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定居下来的骑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赖自然的恩赐，他们要自然供给他们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内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早在战国时，大青山南麓，沿黄河北岸的一片原野，这是赵国和胡人争夺的焦点。在争夺战中，赵武灵王击败了胡人，占领了这个平原，并且在北边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据《史记·匈奴传》所载，赵国的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内），中间经过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阙（今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为止。现在有一段古长城遗址，继续绵亘于大青山、鸟拉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顶上，东西长达二百六十余里，按其部位来说，这段古长城正是赵长城遗址。
我们这次访问包头，曾经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览这里的一段长城。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土筑，夯筑的层次还很清楚。东西纵观，都看不到终极，在东边的城址上，隐然可以看到有一个古代废垒，告诉人们那里在当时是一个险要地方。
我在游览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颂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只要读一读《战国策·赵策》就知道当赵武灵王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以后，他立即遭遇到来自赵国贵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赵武灵王击败了那些顽固分子的反抗，终于使他们脱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们身份的祖传的宽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车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现在让我们离开赵长城谈一谈阴山一带的汉代城堡。
根据考古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至少有二十几处。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或更晚的。古城遗址最大多数分布在阴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布在阴山北麓的，还有分布在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地区的。从古城分布的地位看来，几乎通向阴山以北的每一个重要峪口，都筑有城堡。特别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坝，包头市北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缺口，城堡的遗址更多。大概这两个峪口是古代游牧民族，特别是汉代匈奴人进入中原的主要通路。看起来，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线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线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 在阴山以北筑城障的事，《史记·匈奴传》有如此的记载：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阳县（《汉书·地理志》）作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县（《汉书·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汉书·地理志》注作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由此看来，当汉武帝时汉王朝在阴山以北筑了很多城堡，几乎是步步为营，把它的势力远远地推到阴山以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时由于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才从阴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驻军，但仍然保留着通烽火的哨兵。《汉书·匈奴传》记侯应谏元帝的话，其中有云：“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里所谓“外城”，就是阴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峪口中有一条昆都仑河，由北而南流入黄河。昆都仑河就是古代的石门水，石门水大概是古代游牧民族进入阴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通道的外面，已经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城，有一个古城可能就是汉代的光禄城。
我们这次访问内蒙西部，曾经游览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汉城遗址和包头市附近麻池乡的汉城遗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东北三十五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长方形，分内外两城，外城周围约三公里。在内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纹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个大土堆的意思。这五个大土堆，可能是五个大封土墓，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可能发现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
麻池乡在包头市西三十里。这里的古汉城也是分内外两城，内城也散布着很多汉代砖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围有很多古墓，大多数没有封土。在这里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汉代的钱币和汉式的铜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金质和银质的镂空饰片，饰片上的花纹作虎豹骆驼等动物形象。还发现了“单于天降”、 “四夷□服”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 我不想详细介绍这两个古城的发现，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是由于军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说，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驻扎军队和屯积军用粮食武器的营垒。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队，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军队生活的，只要军队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废弃了。
我还想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驿站；甚至在战争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带发现的文物得到说明。例如在当时的汉与匈奴的边境线上到处都发现了汉代的钱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在内地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工艺品是一样的，这件事说明汉与匈奴之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据说清初墓前尚有石虎两列、石狮一个，还有绿琉璃瓦残片，好像在墓前原来有一个享殿。现在，却只有一个石虎伏在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其他的东西没有了。
据内蒙的同志说，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其中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其实还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附近，还有一个古城遗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然而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的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内蒙访古 作者：翦伯赞 （二）
游牧民族的摇篮 我们在内蒙西部没有看到的塞外风光，在内蒙东部看到了。当我们的火车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时，自然环境就散发出内蒙古的气氛。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内蒙的西部分成南北两块，大兴安岭这一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阔的山脉也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割为东西两部。山脉的两麓被无数起伏不大的山谷割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分别灌注着大兴安岭东西的草原，并在东部汇成了嫩江，在西部汇成了海拉尔河。海拉尔，蒙古语，它的意思就是流下来的水。
海拉尔市虽然是一个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这个城市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草原的风味，只有当我们从海拉尔乘汽车经过南屯前往锡尼河的这条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风光。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坦、广阔、空旷的草原，从古以来没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属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村落，只有碧绿的草和覆盖这个草原的蓝色的天，一直到锡尼河我们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围起来的灰白色的帐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们访问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锡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们从海拉尔前往满洲里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们从满洲里到达赉湖，从达赉湖到札赉诺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线上画出?
⑻ 内蒙访古 原文
内 蒙 访 古 翦伯赞
一段最古的长城
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约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车都在这个广阔的高原上奔驰。我们都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风光、黄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黄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荞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简直要怀疑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河北平原。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现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在汉代，这里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汉书·匈奴传》）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一点，从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蒙古语言的地方可以得到说明。呼和浩特，蒙古语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两个蒙古语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直到十三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没的地方。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静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经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定居下来的骑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赖自然的恩赐，他们要自然供给他们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内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早在战国时，大青山南麓，沿黄河北岸的一片原野，这是赵国和胡人争夺的焦点。在争夺战中，赵武灵王击败了胡人，占领了这个平原，并且在北边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据《史记·匈奴传》所载，赵国的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内），中间经过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阙（今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为止。现在有一段古长城遗址，继续绵亘于大青山、鸟拉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顶上，东西长达二百六十余里，按其部位来说，这段古长城正是赵长城遗址。
我们这次访问包头，曾经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览这里的一段长城。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土筑，夯筑的层次还很清楚。东西纵观，都看不到终极，在东边的城址上，隐然可以看到有一个古代废垒，告诉人们那里在当时是一个险要地方。
我在游览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颂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只要读一读《战国策·赵策》就知道当赵武灵王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以后，他立即遭遇到来自赵国贵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赵武灵王击败了那些顽固分子的反抗，终于使他们脱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们身份的祖传的宽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车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现在让我们离开赵长城谈一谈阴山一带的汉代城堡。
根据考古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至少有二十几处。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或更晚的。古城遗址最大多数分布在阴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布在阴山北麓的，还有分布在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地区的。从古城分布的地位看来，几乎通向阴山以北的每一个重要峪口，都筑有城堡。特别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坝，包头市北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缺口，城堡的遗址更多。大概这两个峪口是古代游牧民族，特别是汉代匈奴人进入中原的主要通路。看起来，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线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线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
在阴山以北筑城障的事，《史记·匈奴传》有如此的记载：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阳县（《汉书·地理志》）作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县（《汉书·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汉书·地理志》注作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由此看来，当汉武帝时汉王朝在阴山以北筑了很多城堡，几乎是步步为营，把它的势力远远地推到阴山以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时由于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才从阴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驻军，但仍然保留着通烽火的哨兵。《汉书·匈奴传》记侯应谏元帝的话，其中有云：“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里所谓“外城”，就是阴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峪口中有一条昆都仑河，由北而南流入黄河。昆都仑河就是古代的石门水，石门水大概是古代游牧民族进入阴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通道的外面，已经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城，有一个古城可能就是汉代的光禄城。
我们这次访问内蒙西部，曾经游览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汉城遗址和包头市附近麻池乡的汉城遗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东北三十五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长方形，分内外两城，外城周围约三公里。在内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纹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个大土堆的意思。这五个大土堆，可能是五个大封土墓，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可能发现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
麻池乡在包头市西三十里。这里的古汉城也是分内外两城，内城也散布着很多汉代砖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围有很多古墓，大多数没有封土。在这里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汉代的钱币和汉式的铜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金质和银质的镂空饰片，饰片上的花纹作虎豹骆驼等动物形象。还发现了“单于天降”、 “四夷□服”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
我不想详细介绍这两个古城的发现，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是由于军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说，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驻扎军队和屯积军用粮食武器的营垒。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队，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军队生活的，只要军队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废弃了。
我还想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驿站；甚至在战争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带发现的文物得到说明。例如在当时的汉与匈奴的边境线上到处都发现了汉代的钱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在内地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工艺品是一样的，这件事说明汉与匈奴之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据说清初墓前尚有石虎两列、石狮一个，还有绿琉璃瓦残片，好像在墓前原来有一个享殿。现在，却只有一个石虎伏在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其他的东西没有了。
据内蒙的同志说，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其中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其实还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附近，还有一个古城遗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然而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的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内蒙访古
作者：翦伯赞
（二）
游牧民族的摇篮
我们在内蒙西部没有看到的塞外风光，在内蒙东部看到了。当我们的火车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时，自然环境就散发出内蒙古的气氛。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内蒙的西部分成南北两块，大兴安岭这一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阔的山脉也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割为东西两部。山脉的两麓被无数起伏不大的山谷割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分别灌注着大兴安岭东西的草原，并在东部汇成了嫩江，在西部汇成了海拉尔河。海拉尔，蒙古语，它的意思就是流下来的水。
海拉尔市虽然是一个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这个城市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草原的风味，只有当我们从海拉尔乘汽车经过南屯前往锡尼河的这条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风光。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坦、广阔、空旷的草原，从古以来没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属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村落，只有碧绿的草和覆盖这个草原的蓝色的天，一直到锡尼河我们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围起来的灰白色的帐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们访问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锡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们从海拉尔前往满洲里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们从满洲里到达赉湖，从达赉湖到札赉诺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线上画出?/
⑼ 历史上，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过阴山，中的飞将，是指谁
“飞将”则指威名赫赫的飞将军李广
⑽ 中国境内有哪些古长城遗址
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修筑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把北方崇山峻岭上的进行整修和扩建，始有万里长城之称。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长城一开始出现并不叫长城，而叫“方城”。《汲冢周书?作雒解》曰：城方千七百三十丈，郛方七百里。齐《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国就是方形的都城。不仅都城为方形，其他城也为方形。按照周礼天圆地方的思想，周诸侯国的城都是按周天子规定修建的。
楚长城
春秋南阳楚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从楚国始筑长城到《春秋》《左传》《史记》中一直称楚长城为方城。因为长期有长城和方城的不同叫法，所以，人们并不认为方城是长城，甚至以为是孤立的城堡或城垣，更不知道楚方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据《左传》记载：“僖公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东周列国志》中说：“周惠王二年，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门。”《南阳地区志?方城》说：“楚文王时于方城山（今小顶山）修筑长城，曰方城，以守卫其北境，方城县由此得名。”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长城的最早记载。
楚长城从方城县北起，南至泌阳县再折向西南唐河县，对峙着齐国的方向。后在战争中不断展筑，西边沿南召、嵩县、西峡、内乡、镇平镇，到邓州市罗庄乡土谷山止，绵延起伏三四百公里。如今，在内乡县、西峡县、方城县，还有长城遗迹存在。
赵长城
赵长城横亘于包头市辖区的中部的固阳县境内的大庙村，大约战国时期的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修筑。它迤逦于阴山南麓的群峰丘陵之中，山南是狭长的土默川平原，水草肥美，古代是兵家必争之地。站在土筑长城之上眺望，可隐约看到这段从大庙起，东向边墙壕村，西向昆都仑区的古迹。赵长城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秦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灭六国，成为中国地区唯一政权，并改制为帝国。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攻击匈奴，占据河套，并开始秦、赵、魏、燕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从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城墙被拆毁。
汉长城
甘肃省安西境内现存汉长城150公里，烽燧70座，城障3处。东起玉门蘑菇滩，沿甘新公路南侧，疏勒河北岸，逶迤向西，与敦煌境内的西碱墩相连。这些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障烽燧，是汉代河西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汉王朝构建河西乃至整个北方防御工程的历史缩影。虽经千百年来的风雨剥蚀，仍然巍然屹立在戈壁荒漠中，堪称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长城之一。
北齐长城
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对长城进行了修筑与增建。泰常八年北魏筑长城起自今河北省的赤诚，向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所筑长城，起于北京市居庸关，至山西省河曲县。
北齐年间修建规模最大，天保三年至天保八年六年时间里，大修长城有五次。至河清二年三月，“齐诏司空斛掉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北齐天统元年，“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目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湖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今北京市通州区有北齐土长城遗址，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隋长城
隋长城遗迹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特布德嘎查境内，长约6.8公里，分为3段，墙体为堆筑土墙，呈鱼脊状凸起，宽3米至6米，残高0.5米至1米，部分遗迹表层散见有灰、黑陶片和绳纹砖瓦残块。从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鄂托克前旗隋长城位于明长城大边和二边以北，与明长城走向一致。
明长城
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神宗万历，明朝对长城经过先后20次大规模的修建。
明代长城西起今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横贯今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全长约63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也最雄伟的长城。
明长城部分利用了北魏、北齐和秦汉时期的古长城。墙体建筑材料有砖、石、土三种。墙体高低宽窄随地形的险要形势而异，山高地险处的墙体相对低窄，平地要冲之处墙体则高大宽阔。此外，长城沿线还建有各种城、关、隘口、敌台、烽火台、堡子等，它们与城墙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南方长城
南方长城，又称为苗疆边墙，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明嘉靖三十三年始筑边墙70里，万历四十三年上起王会营、下至镇溪修建边墙300多里，天启三年镇溪至喜鹊营添筑土墙60余里。苗疆边墙全长达430余里。嘉庆二年重修镇竿镇边墙190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苗疆掀起革屯运动，湖南省政府废屯升科，结束了在湘西140多年的苗防屯政制度。边墙体系被废弃。
南方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重要的历史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