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铸铜遗址下册

『壹』 晋国古都博物馆的陈列说明

铜鼎西周初年晋国只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弹丸小国，四周星罗棋布着几十个诸侯小国和戎狄部落，如果不适时的改革，发展经济，就随时会有被兼并和吞没的危险。而晋国的历代先君，正是带领民众用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使晋国变成了一个地域辽阔、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国家。唐叔虞大力发展农业，政绩斐然，感召上天，出现了“异亩同颖”的瑞祥之迹，于是“晋献嘉禾”；献侯随驾东征，建立不世功勋；文侯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建立东周，拉开了晋及三晋称霸称王的序幕。
鼎在古代是最主要的煮肉炊具，铜鼎的数目标志着主人的身份、地位；铜簋是盛稻粮、麦米之类的器物；鼎为单数，簋为双数，西周时按礼制天子是七鼎六簋；壶是酒水器。铜壶只有三鼎以上的墓主人才可以使用。 春秋时期上图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文侯勤王的历史典故，晋文侯是晋国第十世侯，他在位时期正值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烽火戏诸侯，使得周王朝无法在关中立足，于是他的儿子周平王决定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值此国家危亡之际，晋文侯率领晋国的军队会同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巩固了东周政权。他在位长达35年，晋国迅速崛起。
青铜编钟中国自古是“金石之乐”，金指青铜编钟、石指石编磬，上图就是从侯马上马墓地5218墓出土的春秋时期的9个铜镈钟。
平王东迁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 。春秋早期的晋国，经过曲沃代晋；献公拓疆，成为北方强国，为今后文公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公流亡十九载，回国后以固症猛
铜甗药之势率先实行新政。城濮一战大败楚军，奠定霸业。晋迁新田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魏绛和戎，安抚邻疆，晋国六卿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进行改革，使晋国称霸长达150年之久，成为春秋五霸中霸业最长的国家。
上图这个器物叫铜甗，在古代它是一种炊具，由鬲和甑两部分组成，也有合为一体的。下为鬲上为甑，鬲可盛水，甑底部有孔，相当于箄子，可以蒸食物。 战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大动荡、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晋国公室被迁往屯留，不久消失了。魏国的李悝、韩国的吴起、赵国的武灵王，相继变法，变法的主体是军事强权和土地私有化，以适应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是秦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出现的必要前提。魏
地图取河西，为秦东进中原树立了一道屏障；当时人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出自韩；赵继吞并代国后，武灵王废除陋俗，胡服骑射，占据幽州，成为北方强国。至此韩、赵、魏称雄于诸侯，战国七雄位居其三。
这就是三晋时期的疆域图，韩都新郑、魏都大梁、赵都邯郸，那时三晋的疆域是非常辽阔的，包括山西省的全境、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东部、陕西的西部地区，地处中原腹地。
据史料记载，晋国到了春秋晚期六卿争霸，智伯联合韩、赵、魏三家一同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这时有人瞄上了范氏的一口钟，无奈钟大而厚重，没办法只得用锤子砸碎再分块偷走。谁知，一砸那钟发出巨大的声音。他有些害怕，急忙捂住耳朵，以为自己听不到，别人也就听不到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掩耳盗铃”。虽然听起来有些荒唐，却折射出钟的体积和重量，而这口大钟就出自侯马铸铜遗址。 板瓦晋都新田以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组成了宫城，今下平望、牛村高大的宫殿台基为公宫。宫城之东千余米，有北坞、马庄、呈王三座卿城，都由东西或南北两座小城组成。宫城左右，分别是宗庙和社稷地；宫城之南、之东南，为晋国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区；在汾河之东的平望—西高村、浍河之北的上马等地为贵族、国人墓葬区，而公室墓地则在浍河之南的鹅嵋岭北麓的柳泉。遵照周代礼制规定以宫城为主体，左祖右社，不设郭城，注重军事防御、手工业生产、祭祀活动等构成了晋都新田的筑城模式，反映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背景。
瓦当上图是二千多年前的板瓦和瓦当。当时城内、城外的建筑，都是些土木结构，夯土作台基或墙，木为梁，筒瓦、板瓦覆盖顶部。那时，砖还没有普遍使用，埋入地下的有下水管。 侯马铸铜遗址名扬天下，在春秋早期晋国就占据了蕴藏丰富铜矿的中条山。侯马的铸铜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平阳机械厂建筑工地，当时的发掘面积为一平方公里，文化部又会同了18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会战，出土陶范五万件，能够拼合成形的就有一千多件，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发现最大的一处古代铸造遗址。晋国的青铜冶铸业十分的发达，代表了春秋时期最先进的生产水平。看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原各地尽是晋式铜器。连周王室的铜器都靠晋国大量供给。
展厅陈列的一件凤纹钟钮模，该模具长14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凤嘴大张，蜷曲成圆形，纯手工雕刻的羽片大小相等、排列均匀、毫发毕现，是陶范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凤纹模出土于侯马铸铜遗址。
晋式铜器纹饰晋式铜器纹饰以多变的蟠螭、蟠虺纹为主，鸟、兽等动物纹饰也占相当比例，地纹多以云纹、雷纹多见。蟠螭纹是两条小龙相互嘶咬，蟠虺纹是两条小蛇互相缠绕，还有人物、兽头、虎、牛、猛禽等构成晋式陶范和铜器的精华。
上图是当时晋国所特有的货币空首布范。空首布的雏形是农业生产工具--铲子，可以看到农业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空首是说它的布首上端是中空的，所以叫空首布。到了后来为了携带方便，于是演变成了平首布。
晋国青铜器大到可以煮一头小牛的大镬鼎；小到铜戈、铜剑、铜合页等；精美到有81条小龙互相缠绕的镂空鼎，可见晋国铜器在当时已经深入到生活、生产、军事、祭祀等方面。
有如此雄厚的铜器生产，商贸业随之兴盛。晋国的制陶、制骨、制玉虽及不上铸铜业那样光彩夺目，但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战争取决于军事实力，按照周朝的礼仪，周天子作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在武公时周釐王允许他作一军，献公时作两军，号称上军和下军。文公作上、中、下三军。后又把步兵三行改为新上军和新下军。景公时作六军，武装力量达到了全盛时期。正规军应有七万五千人，无怪乎《孟子·梁惠王上》中说： “晋国，天下莫强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东周时期，周王室已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上图大家看到一辆木车，它是根据上马墓地1号车马坑出土的车，同比例仿制，是古代贵族出行时乘坐的服车，它是依据墓主人身份不同来决定用车的不同。
铜戈上图是从上马墓地出土的兵器：铜戈，为钩杀武器，铜戈在古代是一种长距离作战的兵器；刺杀性的武器铜矛；铜鐏。还有投掷性的武器铜殳，就相当于现在的标枪。
古人作战时以战车为单位，一个战车上有三个军士，后又紧随若干步兵，所以战车的作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和装甲车了。抛石机和云梯是攻城时的武器。 1965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盟誓遗址，在四十多个祭祀坑内共出土近五千多片写有誓词的盟书。盟书是用毛笔沾着朱砂
盟书写在石圭和玉片上的，是目前中国最早发现使用毛笔的典例。盟书主要有宗盟类、委质类、内室类和诅咒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宗盟类是参加盟誓的人员都是同姓同宗，参盟人要诚心守其宗庙，遵从主盟人的盟誓，防止敌对者再回来。委质类说参加盟誓的人员自愿把自己抵押给主盟人，必须断绝与旧的主盟人的关系。
侯马盟书是对当时社会动荡、王权破坏和个人依附关系发生变化的珍贵文物，也是文字史上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字体而言，它处于由大篆向小篆的过渡阶段，由于是用毛笔写的，随意性较强，同一个字就有几种的几十种写法。从中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文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必要性。
古人敬畏天地、祖先，因此祭祀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在整个侯马市区内据估计共分布有万余座祭祀坑，现发掘的有近3000座，为列国都城之最。祭祀坑中埋入马、牛、羊和雕刻精美的玉、石器，《曹刿论战》中的“牺牲玉帛”就是这些。峨嵋岭北麓山腰间，浍河之南的西南张、庄里一带，专家推测为祭祀晋的望山或郊祀的地点。这里出土的玉器同2002年发现的西高祭祀地点一样，登峰造极，以蟠螭纹为主要纹饰的玉龙、玉凤、玉人、玉兽面，堪称晋国特色，令人叹为观止。 晋都新田时期墓葬，按墓主人生前等级决定其葬仪，墓室大小、棺椁几重、随葬品多少、有没有陪葬的车马坑以及车马的数目……，被安置在不同的墓地和使用不同的规模。
上图为您展示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曲沃曲村到翼城天马之间发现的9组19座晋侯墓的平面示意图。除一组为一晋侯两夫人墓以外，其余均由一位晋侯和一位晋侯夫人墓组成。晋侯8号墓埋葬的就是晋献侯苏，在其陪葬的车马坑内就有30辆车和百余匹的马，为同时期发现之最。要比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车马坑早六百多年。
侯马乔村墓地上图是在侯马乔村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的40多座围沟墓，为什么叫围沟墓？这是因为在一个或两个墓葬的周围有一圈壕沟，其中两个的都是夫妻异穴并排墓。在最大的二号墓葬的壕沟内就埋有18个人，在他们的脖子上有枷锁之类的刑具。发现之初，结合“批林批孔”的需要，被认为是奴隶殉葬墓。现在看，应该是分配给墓室主人的刑徒。
铜鉴，1961年出土于上马墓地M13，作用有三：1、古人盛水照面，也就是常说的以水为鉴，可以正衣冠；2、夏天放入冰块降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冰箱；3、大型的铜鉴还可以沐浴。
根据墓室主人生前的等级和身份不同，埋葬的规模和地点也不相同。晋都新田墓地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公墓，就是埋葬晋公的墓地；另一类是邦墓，是“聚族而葬”卿大夫、士及庶人的墓地。公墓在品字型宫城之西南七公里处的柳泉墓地；邦墓在品字型宫城之南的上马墓地、之西的东高和平望墓地。另外还有十几处零星墓葬，它们都由几座或十几座组成。中小级贵族的墓长4米，宽3米左右，随葬1鼎或3鼎，另有铜豆、壶、舟、盘、匜及车马器和铜带钩。一般说来，贵族等级越低，墓室规模越小。还有的高等级的墓中随葬有编钟、编磬。

『贰』 古代铸造器皿过程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

『叁』 晋国古都博物馆的建筑布局

博物馆一展厅内景第一部分即东楼一层展厅为晋国历史展示部分，采用实物图版相版结合，反映丁从叔权虞封唐到春秋争霸、三晋崛起的历史过程，重点介绍晋侯墓地、上马基地、乔村基地出土的文物及晋国军事、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部分为东楼二层、西楼一层，重点介绍古都新田，共分三个专题：东楼二层为两个专题，新田古都部分，介绍古城分布、分类、发掘观场照片及出土的建筑构件；晋国手工业部分，重点介绍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及铸铜工艺流程、陶范分类及铸铜业对晋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介绍制陶、制骨、制圭等手工业：西楼一层为第三专题，介绍晋国军事、文化、祭祀及墓葬，军事方面主要有战车模型，军队编制、阵形；文化方面有侯马盟书艺术，音乐家师旷及文学艺术；祭祀方面通过图版与实物相结合方式，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左祖古社”频繁的祭祀活动和众多的祭祀地点；墓葬部分介绍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墓葬排列顺序、等级出十文物。

『肆』 商周考古的研究成果

分期
通过对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明确了商文化序列和西周、东周文化分期。简言之，商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期，通常以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文化为三者的代表，但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自1～4期均属于夏文化。西周文化据丰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据西周青铜器则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属于武王至穆王、恭王至夷王、厉王至幽王3个阶段。东周文化，春秋自公元前770～前476年，分作3期，每期约100年；战国自前475～前221年，也分作3期，每期约85年。
都城与聚落
城的出现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城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最早。那里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揭示出中国早期都城的面貌。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使人们对商代中、晚期的都城有了认识。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是商代的方国城址。西周的都城一在周原（见周原遗址），一为丰镐。前者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都邑，后者是西周时期的京城。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如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进行防卫的城墙，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东周列国都城。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布局，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宫殿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在都城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由堂、庑、门庭等组成，其格局形式为后世的宫殿所继承。在偃师商城中已出现大城中有小城的格局；至东周时期都城均包括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国君居宫城，平民区与作坊则在郭城内。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多见小型居址和手工作坊及墓葬等。其中有少数规模较大，如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
墓葬
发现当时社会成员与其生前生活状况相对应，死后的葬制也反映出他们的等级差别。君主与大贵族的墓规模宏大，还设有墓道，已知有的四条、有的两条或一条。随葬品极丰富，包括青铜、玉、漆、象牙等各种质料的珍贵物品，许多大墓中有殉人。在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还发现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中型墓一般无墓道，但有棺有椁，并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石器、骨牙器及漆器等。晚商至西周早期，殉人之风颇盛，在一些中型墓中也发现一至数个殉人。商周贵族还以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数量，显示死者生前所属的等级 。小型墓一般有棺，随葬品以陶器和少量兵器最为常见。在各个遗址中几乎都发现被丢置于坑穴中的尸骨，有的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致的。
经济生活
商周两代历时千余年，通过考古发现社会经济获得了可观发展。农业作为主要经济部门，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去满足手工业者的需要，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手工业的分工更细。科学技术也有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东周时期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
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有采矿、铸铜 、冶铁、制陶、琢玉、制骨、纺织及漆工、木工等门类。
青铜手工业
青铜手工业在商周时期处于繁盛阶段。工匠们从矿山采掘铜矿石进行冶炼，提取铜金属后，与铅、锡等合理配比，铸造出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如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及货币、建筑构件等。品种之多，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礼器的数量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在各个都城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工匠们使用泥范，熟练地采用分铸法，铸造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并将焊接、鎏金、嵌红铜等技术用于制作青铜器。这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
冶铁制品
冶铁制品出现于西周晚期，但对铁的认识可上溯至商代，当时工匠们已将陨铁嵌在兵器的刃部加以利用。春秋时期，铁金属被用于制作剑、鼎等器具，并出现了生铁与铜制品。其中生铁的发明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已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陶器是古代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与制陶工具很多。从商代中期开始，工匠们用高岭土烧制出原始瓷器，向日后发明青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漆器的出现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西周漆器已出现了镶嵌螺钿的工艺。东周漆器除木胎外，还有夹纻胎，工艺更精。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扣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扣套的器皿。
商代与西周的丝织品，已知有绢、罗等。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墓保存随葬品的条件较好出土有绢、纱、罗、锦、刺绣等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它们织造精良，色泽鲜艳，纹样华丽表明2000余年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制作玉器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商代的治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制作出各种色泽、不同用途的器具与装饰品。特别是利用原料天然色泽的变化而制成的俏色玉器，更是反映了工匠们的才智和玉器工艺的成就。商代与西周的玉器均为软玉，东周时期已用硬玉，并将玉器与金银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出包金、镶银的精美华丽玉制品。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铸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
文化与艺术
文字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当时的文字多刻在甲骨、铜器及玉石器、陶器上，也有部分写在玉石片、简牍、丝帛上。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相当丰富，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商代与西周的乐器除陶埙外，还有鼓、钟、磬等。东周墓中还出有箎、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且十二个半音俱全，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其发现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如四羊尊、象尊、鸮尊等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方面看，都是上乘的艺术品。以装饰风格而论，西周中期以前的花纹崇尚繁缛，给人以庄严和神秘的感觉；其后兽面纹之类的纹饰逐渐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风格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花纹。
商周时期的雕塑以玉雕、石雕最多，另有陶塑、骨牙雕、木雕等。妇好墓出土的一批玉石雕像和雕花象牙杯，是晚商雕塑艺术的代表。南方的东周墓中则出有精美的漆木雕。长沙出土的帛画是中国保存最早的绘画作品。
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
在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先后跨入青铜时代。如北方草原地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及晋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西南地区有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东南地区有湖熟文化（见吴越文化）、吴城文化、百越文化及湖广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这些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存在交流，又各具特色，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见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都同时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地方文化的因素。商周时期千余年间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促使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伍』 侯马的旅游景点

侯马市旅游资源以古遗址、古文物、古建筑等为主。其中，侯马盟书，金代砖雕舞台等，闻名中国乃至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侯马市对外开放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旅游景点有：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台骀庙、唐太宗庙正殿、传教填充砖塔、普济寺、通济石桥、宝峰院、忤逆坟、罗衫坡与孟姜女手迹、彭真同志故居、香邑湖风景区、铸铜遗址、晋博园和晋国宝鼎等。 彭真故居 彭真故居位于侯马市新田乡垤上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彭真同志的故居。2003年彭真故居被公布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确定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晋国古都博物馆 晋国古都博物馆位于侯马市市府西路，始建于2003年10月，占地面积2公顷，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分东楼展厅与西楼展厅两部分，馆内展示了在侯马出土的晋国及各朝代珍贵文物六百余件。 其中部分馆藏文物“空首布币”、“晋侯鼎”等是世界罕见的珍品。是山西晋南地区唯一的集古文物、晋文化于一体的博物馆。 新田广场
新田广场位于侯马市区中心，总占地150亩，是山西省最大的园林式广场。其轮廓构图为侯马市最早出土的晋国货币“空首布”的造型，加上广场的浮雕文化墙、广场主雕塑，体现了侯马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墙巨幅绘画“叔虞封唐”、“践土会盟”、“城濮之战”、“迁都新田”、“虒祁听乐”和“魏绛和戎”等再现了晋国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新侯马的标志和象征，也是侯马大型集会、休闲、文化、娱乐、文艺演出的场所。 香邑湖水利风景区 香邑湖水利风景区位于侯马市凤城乡香邑村和上马街道金沙村之间的浍河二库库区及下游0.5千米河道两侧，景区总面积2.62平方千米。景区所依托的浍河二库是一座总库容2856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 庙寝遗址公园 庙寝遗址公园是晋国晚期的宗庙建筑群遗址。庙寝遗址公园占地42亩，为了充分展示晋文化的内容，在公园的绿地和硬铺装间点缀着侯马出土的晋国文物图案。如：“空首布”、“盟书”、“铜器”等。在公园大型建筑基址上，修建了一周展示晋文化典故的石刻围栏。庙寝遗址公园已成为人民浅识晋国历史，领略晋文化的一处人文景观。同时，它是山西省唯一的一处以保护地下文物为主的遗址公园。 铸铜遗址公园 侯马铸铜遗址位于侯马市牛村古城东南（今平阳机械厂厂区、生活区及周围），面积约1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平阳机械厂建设工地，1960年到1963年由文化部组织18省市考古工作，在这里进行大会战，发掘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出土陶范3万余件，后来在其周围又 有多处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铸铜遗址周围建起船舶工业部大型军工企业——国营平阳机械厂，现改为北方重工集团。现代工业制造企业契合了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铸铜业的遗风，古今铸造、制造工艺和手段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台骀庙风景区 台骀庙位于侯马市区西部高村乡西台神村北的汾河岸畔，始建于东周时期，规模宏大，汉、唐、宋、元、明、清历代均曾修复，现存为明崇祯八年和清乾隆年间的建筑，据专家考证，台骀是尧、舜之前的治水英雄，是中国张姓氏的鼻祖。台骀庙的荫陈，也就是白蒿，是清心明目、舒肝润肺的绝佳良药。每年初春二三月间，草长莺飞的季节，引得不少村民和游人争相采摘。古时候“汾隰流云”是台骀庙下河流、田畦、农耕，这一田园风光的写照。经过政府修缮，新的台骀庙香火不断，百亩荷塘更是荷香十里滩，已成为侯马新的旅游风向标。

『陆』 晋都新田的晋都新田的两个问题

1993年4月，田建文为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提交了《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的论文，是他对侯马晋国遗址的基本认识。15年过去了，《上马墓地》《侯马铸铜遗址》《晋都新田》《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陆续面世，使再度研究成为可能。 早在1995年编写《晋都新田》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我参加了第二章“城址”除“白店古城”外的全部写作并整理了《新田晋都古城》，后者是牛村、平望、台神、马庄四座古城勘探、试掘工作的总结。当时就意识到宫城的废弃时间要早于晋国彻底灭亡的公元前376年（《史记·晋世家》：“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这一年为公元前376年）。具体说：
1.牛村古城 1957年在东城墙南端做过小面积的发掘工作，并发现打破城墙的M1，随葬陶鬲、盖豆各一件，“年代为铸铜遗址或侯马晋国遗址分期的中期，约公元前470年左右。”（《晋都新田》第二章1985年南城墙发掘后，通过与其南石圭作坊遗址陶器分期比较，认为古城年代在公元前500～前420年左右。“据此，我们初步认为牛村古城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也即晋都新田绛都初期稍晚。废弃时期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也即晋都新田绛都中期之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的试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这一断代，其上限下限都需要再做延伸，但作为牛村古城的繁荣期则是恰当的。
2.平望古城 “大型夯土台基（公宫）东南的3号夯土之南不远，1976年发掘了两座南北向土圹竖穴墓……M1随葬陶鬲、盖豆、壶各两件，M2除随葬陶鼎、盘、鉴各一件，盖豆、壶各两件外还有铜车軎、带钩、玉蝉、骨饰等……这二墓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约铸铜遗址Ⅳ段，墓主生前可能属下大夫一级……公元前500年前后各四、五十年应是平望古城的繁荣期。”（《晋都新田》）
众所周知，晋都新田的“宫城”由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呈“品”字形构成，牛村古城发现的打破城墙的公元前470年左右的墓葬和平望古城城内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已经有墓葬分布了，说明最迟在“三家灭智氏”的公元前453年之后，新田作为晋国都城已开始进入衰落甚至废弃阶段了，也意味着同一时期的柳泉墓地四组大型墓葬不属于“品”字形宫城。
柳泉墓地位于新绛县峨嵋岭北、浍河南柳泉南坡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发现四组大形墓，每组有一大两小并列一处，大者居中，两边者较小。其中两组大墓上，保留有大于墓口、高2米的经夯打过的封土。发掘的M301，墓口长15米、宽12.6米，深16.8米，积石积炭，一棺一椁。残存的铜盘、鉴、编钟和石磬、玉器、瓷器、陶鼎等，时代在公元前400年前的战国早期，墓主非幽公莫属，M302为其夫人。其余三组有可能是出、敬、哀、烈、孝、桓公中的三位及夫人。
既然公元前453年之后“品”字形宫城衰落甚至废弃，至少是埋葬在柳泉墓地的四位晋公，生前居住在哪里？这就使我们自然而然考虑到侯马晋国遗址中最晚的凤城古城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1960、1988年凤城古城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晋都新田》）。 凤城古城位于侯马市凤城与曲沃县城之间浍河北岸台地上，分外城和内城，均近方形，内、外城南部都被浍河水冲毁。外城东城墙被日军侵华时修建的飞机场破坏，东北角被曲沃县城覆压，现在仅残存北城墙和西城墙。经勘探，北城墙残长3100米，西城墙残长2600米。1960年试掘时发现外城的西城墙外有宽25米、深3米左右的城壕。外城东、南城墙若依西、北残存城墙计算，周长就是11400米，也就是说凤城古城外城城圈至少在11公里以上，这还不包括浍河水冲毁的部分。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南，北城墙长1100米，东、西城墙分别残长600米和1000米。1960年试掘的陶片没有整理就散失了，1988年在北城墙外中部偏西现曲沃机电厂发掘探沟一条。据此认为：“凤城古城外城建筑年代，应始于战国初期或更早些……凤城古城内城，包涵遗物多为西汉时期的瓦类。据调查所知，内城应略晚于外城，似为西汉时期的宫城。”古城及其附近也发现了一些遗存，以1959年以来陆续发掘的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的乔村墓地最为著名。乔村墓地位于古城西城墙外2公里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到1996年发掘墓葬1032座，其中战国早期33座、中期626座、晚期（含秦）260座，汉墓81座、不详32座。除外，1988年曲沃机电厂曾清理10座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墓葬（《晋都新田》）。反映了凤城古城的使用和兴衰情况。
“凤城古城从现有材料分析，无论内城还是外城，营筑年代都偏晚，绝不可能是古曲沃或新田，它是秦、西汉的河东郡绛县县治，到东汉改称绛邑县，北魏孝文帝时期被废。”（《晋都新田》）而“战国初期或更早些”的外城年代引起我们的注意。先看时间和地域上相近的两座古城。
1. 赵康古城 位于襄汾县赵康、北柴、杨威、史威四村之间（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山西襄汾赵康附近古城址调查》，《考古》1963年10期），也分大、小二城。大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8480米，城外有护城河。北城墙保存最好，全长1530米。小城倚大城北部正中间而建，周长2700多米。该城建于春秋时期，延用到汉代，是汉代河东郡临汾县。
2. 禹王城 位于县城西北约7.5公里处，先为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即魏都安邑，亦为秦、汉及晋的河东郡治。由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组成（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大城略呈梯形，除北城墙外，其余三边均不是一条直线。西城墙全长4980米，随地形起伏而曲折，是弯曲最多的一边；南、北城墙长3565米、2100米，东城墙仅存北段残长1530米，现存周长12175米，复原周长15500米；中城位于大城内的西南部，形状略城方形，周长6500米。小城在大城的中央，周长3270米。大城城内中部有战国时代的遗迹，遗存较丰富。中城和小城的城内及附近，也有战国遗存。
建于“战国初期或更早些”的凤城古城外城，其规模超过了赵康古城，也超过了禹王城，至少与它不相上下。更远远超过了稍早的晋都新田“品”字形宫城中的任何一城；由于规模相差悬殊和时代稍晚，也可排除类似马庄、呈王、北坞古城作为某一晋国卿大夫的“卿城”的可能。规模上考虑只能是晋公才能有此级别，同时期还正好发现有柳泉晋公墓地。
进而再看侯马晋国遗址，就可以发现这个遗址由东、西两组构成。西组是晋都新田的主要内容，“品”字形宫城、“卿城”、包括“左祖右社”和部分墓地等；东组是凤城古城和乔村墓地等。最迟在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376年，“品”字形宫城被废弃说明晋公离开了宫城搬进凤城古城。由于两地为邻无所谓迁不迁都，柳泉墓地随之出现晋公墓葬。
凤城古城有没有名字？这要从晋幽公说起。《史记·晋世家》：“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 魏之 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绛”是晋都新田，“曲沃”是古曲沃，在今闻喜上郭一带，当年“谋去”的“故绛”和“翼”已经不属于晋国公室所有了。“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条下索隐：“《纪年》 云 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这条记载的“邑”值得关注。
“邑”，《礼记·祭法》：“天下有土，分封建国，置立都邑。”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置都立邑，为卿大夫采地及赐士之有功者之地。”所以《国语·晋语四》便云：“公食贡，大夫食邑。”至少到了春秋时期“邑”与“都”有了区别，“凡邑，有 宗庙先 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孔颖达疏：“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再看晋国，自“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后（《史记·晋世家》），就不见“邑”作为都城的代名词了，代之以县，从公元前627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开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以后就更多了，如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很少有再称作“邑”的了。
再看晋幽公，夜晚应当住在“宫城”中，可记载他夜里偷偷地出了“邑”，最后被反叛者杀了，说明这个“邑”不是“宫城”或“宫城”的某个地方。在他的“独有绛﹑曲沃”中，只有“凤城古城”时间及其规模都与之相应。是故，凤城古城就是战国时的“绛邑”。其实乔村墓地战国晚期出土器物上屡见“降（绛）亭”戳记，依照汉代惯例为“降（绛）邑市亭”之省，参考东汉时期将“绛县”加一邑字为“绛邑县”，可以证明“绛邑”由来已久，断非无由之物。
晋国哪个公搬进凤城古城？也就是“绛邑”。《史记·晋世家》，“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最有可能是晋哀公元年的公元前457年到三家灭知氏的公元前453年，搬进的原因当是“知伯欲尽并晋”和“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惜乎没有建设“绛邑”的任何记载。

『柒』 谁能告诉我关于铜及铜基合金

我觉得用失蜡法可以。详见这三篇文章：

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
商周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当时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再现了古代中国青铜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古代工匠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对揭示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研究冶金史的学者多偏重于对青铜铸造工艺的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随着铸造作坊、尤其是采矿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手段的改进，模拟实验的进行，为深入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填补了冶金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采冶遗址的发现 商周青铜的成分主要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商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就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明显不同。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等地都发现了采矿与冶炼遗址，大多为东周时期遗存，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上限可到西周，下限则可延至汉代以后。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铜绿山古铜矿的采掘工作是在大理岩与火成岩之间的破碎带中进行的，采掘时开拓的成组井巷中架设了相当完整的木质框架支护，深距地表四、五十米。（见彩图[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古矿井遗址]）另两个地点则利用岩石的裂缝沿矿脉进行采掘，不用或很少使用木质支护。在跨度大的采空区内，则保留“工”字形矿柱为支护。麻阳九曲湾有一条巷道斜长140米,垂直深度约80米。有的是采用露天开采。在铜绿山和大井，矿井附近都有冶炼遗址，说明采掘的铜矿石就在采场附近冶炼。
铜绿山发现的10座炼铜竖炉都用土夯筑而成，可分炉基、炉缸和炉身3个部分。炉缸的截面多为长方形,设有金门。大井发现的12座炼铜炉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种炼炉的截面呈椭圆形或马蹄形，直径0.8～1.2米，金门作拱形，朝西北方向，高0.2米，宽0.1米；另一种则被称为多孔串窑式（有许多圆孔和弯曲的孔道），直径1.5～2米。这些炼炉的周围都有木炭、孔雀石、碎矿用的石砧、石球、冶炼时排放的大量炉渣及陶质生活用具等。由炼铜原料可知，当时的冶炼工艺是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大井的冶炼遗址出土有马头形的陶质鼓风管，表明已能用人工鼓风掌握炉温。模拟实验证明，用春秋时期的这种竖炉炼铜，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和间断放铜，具有较高的熔炼能力。铜绿山遗址的炉渣多冷凝成薄片状,酸度适宜，含铜量仅为0.7％，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周时代冶铜竖炉 铜绿山出土]
铸铜作坊 商周时代的都邑遗址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作坊址内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青铜器和铜锭、铜渣以及与铸铜生产有关的其他遗存。这些作坊址的发现说明商周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商代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锡7％,铜锡比例与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十分接近。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不过从大型铜鼎的发现看，也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这两个作坊除生产青铜礼器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还出土不少青铜，紫荆山北的作坊则出土不少刀、镞，因而被认为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西周时代的洛阳庞家沟铸铜遗址和新郑郑韩故城、侯马牛村古城南郊的东周铸铜作坊，都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若按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约在60～70厘米。另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直径1米，深0.5～1米。洛阳庞家沟发现的熔铜工具有3种，其中大型熔铜炉的内径160厘米，壁厚30～35厘米,并设有鼓风口。洛阳、新郑、侯马等地作坊中都发现陶质的鼓风管，说明熔铜炉具备较好的熔化能力。用这样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适应的。
苗圃铸铜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都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和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各个作坊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可以拼对成套。从陶范的型腔可知，有铸礼器的，也有铸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或其他装饰品的。侯马铸铜作坊中还铸造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空首布以及铜带钩等物品。
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 3类。陶范的原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由于陶土的耐火度高，易于透气，来源又极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运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造形简单的工具、兵器等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一范可使用多次。青铜容器则用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都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金属模具有铜范和铁范两种。山东临淄发现的铜范是铸造青铜铸币“齐法化”的模具。河北兴隆发现的铁范则是铸造铁工具的铸范。
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 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工序。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另外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为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陶土中粘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理。外范和范芯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大件器物需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商代已经使用分铸法，东周时期分铸法的使用更加熟练。商代和西周铜器的装饰纹样多在泥模上雕刻，有的在外范上加工，东周时期有的采用花纹印版在模上捺印，有些可能是将印出花纹的泥片贴附在模胎之上，提高了工效。铸造一件铜鬲,需用4块外范和1块范芯,一件铜爵则需16块陶范。曾侯乙墓钟架中层的一件甬钟，铸造时共用了136块陶范。
青铜乐器的铸造集中地反映了商周时期铸造工艺所达到的成就。据研究,无论商钟还是周钟,都有良好的音响效果。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的检测知道，钟体的合金成分中锡占12.5～14.6％，铅一般为1～3％。这个配比与《考工记》所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实验表明，钟体含锡量低于13％时，发出的声音单调、尖锐；含锡量太高则钟体易碎。同时,适当的含铅量有利于钟音的衰减和音色的改变,含铅量过低则衰减缓慢，含铅过量则音色恶化。古代工匠在实践中摸索出配料的合理比例，并掌握了热处理等工艺来控制和改善钟的音响,铸造了这一套总音域达5个八度，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的编钟。
东周时期已出现叠铸技术。据研究，临淄发现的铸造“齐法化”的长方形铜质模具是翻制泥范用的。将若干烘烤过的陶范叠装起来，浇注时铜汁通过中间的直浇道，流向每一层半月形的内浇道而到达齐刀的范腔之中，一次可浇铸十几个或更多的铸件。
春秋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烧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等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此外，研究者对下寺楚墓所出55号铜鼎的鼎足和曾侯乙墓冰的龙头等部位的焊料进行研究，认为是有金属锡焊接的。
[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铜鼎的铸出孔焊接附件]
商周青铜器的表面除了有装饰纹样外，还出现了镶嵌玉或绿松石的“铜镶玉”技术。在商代，这种技术主要用在兵器和小件装饰品上。到了东周时代，这种镶嵌术进一步运用在大型铜容器上，并往往与新出现的金银错、嵌红铜、鎏金等新技术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不同色彩互相对比，使青铜器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
对吴越铜剑进行的研究发现，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两锷则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使用不同成分铜合金的直接效果是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又增强了格斗时剑体中脊的抗震性能，刚柔相济，不易折断。
在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装饰性很强的几何形花纹。对这种花纹的形成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出来的，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基体用的是锡青铜，花纹则是锡、铜及铁的合金。由于合金成分和含量不同，所以呈色也不一样，磨砺时因硬度不同而微有凹陷，显示隐花图案（见彩图[越王勾践剑]、[鄂君启节]）。虽然看法不同，但研究者一致认为，当时的铸剑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史》编写组：《中国古 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

春秋战国青铜器
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县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铜器群等。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出土的楚器，陕县后川出土的魏器等。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
bronze smelting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现代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4800年,经检验，是用锡青铜铸成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人们已能用石范和陶范铸造简陋的工具和武器。商代早期的铜爵,所用铸型由多块陶范和泥芯组成，有的壁厚仅2毫米。铸造技术已达一定水平。商代中期已使用锡青铜和铅青铜两种合金，能铸造重80千克的大鼎。具有中国特色的组合陶范铸造工艺在此期间大体已经形成。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的柱和就是铸接于器体上的。 的多次铸接更为典型。它的提梁、盖纽采用了多种铸接方式，分两次从五个部位，将七个部件和体接铸成一体。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大型铸件用直径达600～800毫米的竖炉熔铜，由槽道浇注。重要器物的合金配比也初步形成规范。
西周时期陶范铸造进一步推广，中期以后形成独特的风格，出现许多新的器形、纹饰。有些器内铸有专篇铭文。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铜质芯撑的普遍使用。铜器足部从与铜器内腔相通改为封闭式等。
商周时期制作陶范的泥料，都由含砂粘土或用粘土和砂配制而成，经挖取、破碎、筛选、混和、陈腐、揉制和存性等多道工序（有时还经淘洗和加砂），使泥料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复印性，能翻铸出极细的花纹。多数陶范的焙烧温度在700～800℃之间，实际仍为土质，属于土范。后期的某些陶范火候较高，质硬发青，接近半陶质或陶质。早期的陶范用单一的泥料，西周时期已有面料和背料之分。为改善型芯的退让性和透气性，芯料中的含砂量明显增多，颗粒较粗，后期并掺入多量的植物纤维或熟料。
铸范的制作非常精细，分型面开设榫卯，用来定位。最初的铸型只有一个型腔,在商代中期已有一型能铸7～9件的镞范。多数陶范只能使用一次,但山西侯马春秋铸铜作坊所出镢范，可以重复使用十余次。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工艺措施，铸件表面质量，特别是一些精品，纹饰清晰美观，铸缝极窄，铸造缺陷很少，达到了良好的技艺水平。
据多年来对数以千计的出土实物所作科学考察，证明商周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的，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能获得如四羊尊和曾侯乙甬钟那样极其复杂的器形，关键在于铸接工艺和分范合铸等技法的娴熟使用，因而形成商周陶范铸造的技艺特色。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青铜手工工具有刀、锥、凿、斧、锛、削、钻、锯等。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云南等省相继发现大量商周青铜农具，有耒、耜、、、锄、铲、耨、镰等器类。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著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虎噬鹿器座等更加富丽堂皇。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著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参考资料：《中国大网络全书》

『捌』 张守中的简介

张守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自学中国古文字学，长于战国文字研究，中国古文字工具书编撰专家，中 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考古学会理事，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36年（民国乙亥）生于北京，祖籍河北丰润，1951年15岁参军，在部队养成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1955年20岁转业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此开始他一生的考古工作生涯。在他的弱冠年华，曾三次在中科院考古所进修，由于他在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很快由外行变内行，成为业务工作中的骨干。1956年山西省文管会在侯马设立文物工作站，张守中被派往侯马，是工作站的筹建者之一，在侯马考古第一线工作10余年，曾参加侯马东周古城址的勘察、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乔村墓地以及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60年代曾问学于著名书家邓散木和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山西从事考古工作的20余年中，其主要科研成果是全程参加了《侯马盟书》的编撰。《侯马盟书》于197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我国70年代少有的重要考古报告之一。

『玖』 黄景略的个人成就

发掘了曲沃古城西城城墙，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勘探晋国遗址的分布情况。了回解到曲沃古城大城址答建于东周时期；晋国遗址几座古城的关系以及铸铜手工业的分工、技术、性质等。为东周时期晋国文化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风实资料，也为晋国遗址的保护提供了依据。
在当时那艰苦的年代里，是全国最大的一处考古工地。参加的人员，有几十人，来自多个单位，水平不齐，工人上百人。提出遗址发掘、记录、资料保管等方法，从而保证工作的进展，及发掘的科学性。文物局领导，王书庄、陈滋德、谢元璐、谢辰生，以及苏秉琦先生都亲临工地指导。
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培养合格的田野领队人员。成立专家组，建立专家咨询制度。组织全国的文物普查及《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写。先后编写俩城镇，燕下都，侯马铸铜遗址等考古报告，以及东周铁器、奴隶社会建筑技术及历代帝王陵寝等文章。

『拾』 候马的名胜古迹

彭真故居：彭真同志是侯马人民的骄傲，他1902年生于侯马市垤上村，1919年参加革命，1923年加入共产党，参国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建国后，曾3次回侯马，1986年回侯马时曾挥毫题词：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2002年，我们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时，对彭真故居进行了修缮，塑有彭真同志铜像一座，并同时发行了彭真同志邮票两枚。今天，彭真故居和彭真早年就读的侯马完小即现在的路西学校成为革命历史教育基地。

晋国古都博物馆：始建于2003年10月，占地面积2公顷，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分东楼展厅与西楼展厅两部分，馆内展示了在侯马出土的晋国及各朝代珍贵文物五百余件。其中部分馆藏文物“空首布币”、“晋侯鼎”等是世界罕见的珍品。是山西晋南地区唯一的集古文物、晋文化于一体的博物馆。对研究新田悠久的历史和源渊流长的晋国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是一本活的历史教科书，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学者、专家和游客。

新田广场：新田广场位于侯马市的市区中心，投资2500万元，总占地150亩，是全省最大的园林式广场。其轮廓构图为我市最早出土的晋国货币“空首布”的造型，加上广场的浮雕文化墙、广场主雕塑，体现了侯马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墙巨幅绘画“叔虞封唐”、“践土会盟”、“城濮之战”、“迁都新田”、“虒祁听乐”和“魏绛和戎”等再现了晋国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是新侯马的标志和象征，也是侯马大型集会、休闲、文化、娱乐、文艺演出的场所。
庙寝遗址公园：侯马庙寝遗址是晋国晚期的宗庙建筑群遗址。庙寝遗址公园占地42亩，为了充分展示晋文化的内容，在公园的绿地和硬铺装间点缀着侯马出土的晋国文物图案。如：“空首布”、“盟书”、“铜器”等。在公园大型建筑基址上，修建了一周展示晋文化典故的石刻围栏。庙寝遗址公园已成为人民浅识晋国历史，领略晋文化的一处人文景观。同时，它是我省唯一的一处以保护地下文物为主的遗址公园，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铸铜遗址公园：侯马铸铜遗址位于牛村古城东南（今平阳机械厂厂区、生活区及周围），面积约1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平阳机械厂建设工地，1960年到1963年由文化部组织18省市考古工作，在这里进行大会战，发掘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出土陶范3万余件，后来在其周围又有多处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铸铜遗址周围建起船舶工业部大型军工企业——国营平阳机械厂，现改为北方重工集团。现代工业制造企业契合了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铸铜业的遗风，古今铸造、制造工艺和手段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今天，根据几十年来的考古研究资料，结合冶金学和工艺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复原了铸铜作坊遗址，让大家了解当时的铸铜工艺流程。

（摄影：张跟慧）
台骀庙风景区：台骀庙位于市区西部高村乡西台神村北的汾河岸畔，始建于东周时期，规模宏大，汉、唐、宋、元、明、清历代均曾修复，现存为明崇祯八年和清乾隆年间的建筑，据专家考证，台骀是尧、舜之前的治水英雄，是我国张姓氏的鼻祖。台骀庙的荫陈，也就是白蒿，是清心明目、舒肝润肺的绝佳良药。每年初春二三月间，草长莺飞的季节，引得不少村民和游人争相采摘古时候“汾隰流云”是台骀庙下河流、田畦、农耕，这一田园风光的写照是侯马的风景之一。今天，经过政府修缮，新的台骀庙香火不断，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台骀庙下开发的百亩荷塘更是荷香十里滩，这里已成了侯马新的旅游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