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

『壹』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丁陶

“丁陶文化”如今被叫得山响，成了襄汾县打出的一张份量极重的文化牌，逐渐在城乡间产生了巨大的回响，襄汾人已经承认并接受了它。如果你随便拉出一个人问他，何谓“丁陶文化”，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丁村文化和陶寺文化！极对，两个地方都说对了，好像可打一百分了。但是，且慢！如今叫得山响的“丁陶文化”文化课没那么简单，它已经远远超出这个带地域文化色彩的考古文化范畴，被赋予了新的更广阔的内涵。
“丁村文化”是指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文化的，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命名。只要一提“丁村文化”，它就意味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文化。随着对丁村文化发掘研究的

深入，丁村文化已经是包括旧石器早中晚期在内的一种地域文化总体，已经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命名内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它仍然还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这在国内外考古学领域是得到承认的。“陶寺文化”同样也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初，在上世纪五十年到调查时，以其“灰陶”被纳入了龙山文化系列，后来经过发掘研究，发现陶寺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从类型上与周边一些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有较大的区别，而且分布范围只在襄汾、临汾、曲沃、侯马等处，基本在汾浍三角地带分布，属于龙山文化时期一支突出的地域性文化，因而将之另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类型与遗迹的不断出现加之同位素年龄测定老在4500至4000之间回旋，而且其文化类型仅在上述汾浍交叉地域重复显现，并不见于该地域之外的其他任何遗址，因而其地域文化之特性被认识和肯定，将其“陶寺类型”正式定名为“陶寺文化”。它和“丁村文化”一样，都是单纯的考古学命名，尚不具备今天“丁陶文化”的更深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丁陶文化”，狭义上说，是“丁村文化”和“陶寺文化”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结合体，它们一个是若干万年前的事，一个是史书有记载民间有传说的几千年前的事，两者似乎毫不搭界。若从广义上说，丁陶文化应该是包括了远古人类文明和国家起源文明以及上下五千年这块土地上中华儿女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合，它是襄汾大地乃至汾浍三角地区人类文化的总载体。给与丁陶文化这样的定位和价值，决非空穴来风、耸人听闻、哗众取宠。
举世闻名的丁村人绘制了人类进化的蓝图，精明强干的陶寺人推进了华夏文明的进程，霸业兴隆的古晋国开拓了三晋工商之道，之后的各朝各代也都是文才武略英雄辈出。赵有镇守代边的李牧，汉有功封绛侯的周勃，唐有双鞭救主的敬德，元有下笔惊神的德辉；进入明朝，更是枚不胜举，诸如王体杨天高帮佐、芦秉纯乃至近代的刘笃敬等等，哪一个不是生长在这块热土之上的英才骄子！他们为中华为故土为社稷为乡民竭心尽力披肝沥胆，创建了辉煌业绩，书写了不朽篇章，都是丁陶文化的光耀，都是丁陶文化的内涵。
综上所述，丁陶文化不是指考古学文化，而是丁陶大地亘古至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合，是一张地域文化品牌，它有自身非常宝贵的历史价值，又有非常切实的现实意义。打好“丁陶文化”这张大牌，对于襄汾的腾飞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源动力和向心力。因为它是属于贴切民族心理文化意识的传统文化，所以，最容易被接受和消化，并以此产生出与时俱进和谐健康的新文化，这就是“丁陶文化”的定位与价值。

『贰』 为什么是尧碑我已将尧字和山西陶寺出土的朱书扁壶上的尧字作了比较。都是太阳崇拜者！

尧、舜、禹是自黄帝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的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是我国传说时代的圣王。孔颖达在《左传·哀公六年》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平阳、浦坂、安邑都在山西！
尧治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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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画像
尧，姓伊祁名放勋，属唐陶氏部落。《史记·五帝本纪》赞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论语·泰伯》颂他：“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在位时，关心民众疾苦，为民造福。他开凿水井，治理河害，制定历法，发展生产，深受百姓爱戴。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平阳”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1978年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上印证了“尧都平阳”的说法。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的陶寺村南，陶寺遗址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有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城内大城套小城，区域划分清晰。既有居住区、也有墓葬区；既有供统治阶级居住活动、祭祀、观天象的宫殿、宗庙、观象台等场所，也有供贵族、平民居住活动的不同形式小家庭房基，还有水井、道路和窑穴、陶窑、石灰窑等生产生活设施。这些正是文明社会成熟的表现，也符合“王都”的基本条件，应该就是“尧都平阳”之所在。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复原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

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罄

陶寺土鼓

陶寺彩陶龙盘
临汾市有尧庙、尧陵，进一步印证了“尧都平阳”这一说法。尧庙位于临汾市城南四公里，其所在地叫尧庙村。尧陵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大阳镇北郊村西的涝河北岸，距市区35公里。墓高50米，周长300余米，依山傍水。祠宇依陵而建，布局紧凑，木雕精细。陵周石山悬崖，陵墓由黄土堆积而成，古柏葱郁覆盖，清流环绕而过，景色秀丽壮观。1984年中国考古研究院专家考证，陵丘属人为形成，再根据尧陵附近发现陶片推测，4000余年前人类曾在此活动居住。这与当地传说，葬尧时人们掬土成山成陵相吻合。

尧庙

尧陵
舜治蒲坂

舜画像
舜，姓姚明重华，本是虞氏的一平民，相传舜青年时代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其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今运城市永济一带。舜以孝闻名，家人对他都很刻薄，“父顽，母嚚，弟像傲”，但舜都能善待，《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由于其

『叁』 “唐尧帝都”可能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吗

不是很明确，估计在今河南山西一带。
2004年6月28日，记者从省考古研究所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近4年来，在襄汾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的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大墓出土的精美玉器、彩绘陶器等72件套随葬品，及以观天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通过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为4000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墓地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陶寺文化族属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1984年，王文清先生首先提出了陶寺文化“很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的观点。199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组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8个季度的发掘。截至目前，累计发掘近3000平方米，钻探50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已考证中期的祭祀观象区与墓葬区就在中期小城中。观象台位于中期小城内祭祀区，总面积大约在1400平方米左右。目前清理的观象台遗迹共为四个层面，遗迹压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层之下，由此推断，应以观象授时功能为核心、兼有观象功能的复合建筑。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中南部，其三面有围壕，一面紧南墙，面积约50000平方米。从宫殿核心建筑区北入口遗迹的发掘，进一步证实陶寺城址内早、中期宫殿区奢华建筑的存在。

据省考古所有关专家介绍，通过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确立了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与城垣相匹配的贵族大墓。这些发现从聚落形态、社会形态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证实了陶寺遗址极可能为“唐尧帝都”。陶寺遗址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000多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突现眼前。

『肆』 山西省有什么历史发展故事吗

道教在山西发展形成，大约在东汉时期，道教在山西省基本已经形成。

『伍』 李渊以李世民为山西河东道慰抚大使，山西之名始于此吗

不是一个概念。

隋朝建立后，起初在地方取消了郡一级建制，在要冲诸州设总管府，以州刺史兼总管，统领邻近数州。山西境内并、代、隰、朔4州设总管府。后来又改州为郡，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最多时全国置190郡。

山西及周边河北、内蒙一带为太原、定襄、马邑、雁门、娄烦、西河、离石、上党、长平、临汾、龙泉、文城、河东、正平14郡分辖，其中14郡治所均在山西，山西境内置有90余县。

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山西被唐高祖认为是“龙兴”之地，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现在的山西名称基本定于元朝时期的行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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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运城垣曲县“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约在18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群就在山西晋南地区繁衍生息，其中运城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的火烧骨，

把中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万年；约在10—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山西汾河两岸和大同、朔州一带，已经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

对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这里是帝尧都城所在地，也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区域。这使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史前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由传说成为信史，中华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证实。

『陆』 陶寺遗址在哪个省份

山西省襄汾县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柒』 山西人是不是匈奴人的后裔

不是匈奴人的后裔。

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运城垣曲县“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约在18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群就在山西晋南地区繁衍生息，其中运城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的火烧骨，

把中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万年；约在10—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山西汾河两岸和大同、朔州一带，已经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

对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这里是帝尧都城所在地，也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区域。这使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史前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由传说成为信史，中华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证实。

大禹去世后，其子启继位。夏朝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晋南夏县一带，今夏县东下冯遗址是重要的夏墟。

商朝时，山西南部在其“邦畿千里”之内，其余地方则散布着十几个方国部落。

西周初期大规模分封诸侯，山西中南部为十余个诸侯的领地，其中主要诸侯国是晋国。

春秋时期，晋国发展强大，逐步兼并了周边小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大约包括今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和陕西东部，设置有50余县，其中山西境内有10余县。晋国是郡县制的起源地，后来秦将这种制度推广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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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历史文化

方言文化

山西大部地区使用晋语，晋南大部地区使用中原官话，广灵县使用冀鲁官话。

晋语是中国北方的唯一一个非官话方言。晋语别于官话的最大特点就是保留入声。多数晋语有五个声调。晋语的声调有极复杂的连续变调现象。晋语古浊音今读塞音、塞擦音的字平声不送气。晋语保留诸多古汉语特征。

戏曲文化

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戏曲摇篮”。汉代时山西大地就出现了戏曲萌芽；北宋年间，山西各地活跃多种土戏——这些土戏是中国戏曲的雏形；元代时山西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都在山西（晋南）；

至明代时，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演变出了“蒲州梆子”戏；蒲州梆子后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相结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盛行开来，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唱“对台戏”。1980年晋查显示，山西地方剧种达54个，占300多个剧种的六分之一。

大戏

山西地方剧种中的“大戏”即人称“山西四大梆子”的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其中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同根异枝。梆子戏的曲体结构是首创的“两句式”“板腔体”剧种。蒲剧又称蒲州梆子，因起源于蒲州（今永济）而得名，形成于明末，盛行于清代，

是山西四大梆子戏中最古老的剧种，剧目多达1000余个；蒲州梆子传到晋中，与当地的秧歌及说唱艺术融合，形成了中路梆子，清同治以后，随着晋中地区经济的繁荣，中路梆子名气愈益响亮，以“晋剧”称名于世；明朝末年，

二次大规模移民使大量晋南人迁居晋北，移民喜闻乡音，使蒲剧在晋北渐渐传播开来，受到蒲剧传播的影响，晋北产生了声腔激越的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起源于古上党郡泽、潞二州，由明清时期外地传来的罗罗戏、卷戏和地方小戏俗曲，融汇从晋南、晋中流入的梆子戏而成。

小戏

上党落子和晋南眉户是小剧种中的大剧。受宗教文化影响，山西有晋北道情、洪洞道情、临县道情戏、永济道情戏等道情戏；山西各地的秧歌戏有16种；

“碗碗腔”剧种代表为“曲沃碗碗腔”、“孝义碗碗腔”；其他小戏有二人台、小花戏、繁峙蹦蹦、耍孩儿、凤台小戏、蛤蟆翁、拉活戏、跳戏、河东线腔、上党皮簧等。

『捌』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是否印证是尧的都城

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从2002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 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 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铜齿轮形器、盆口沿、环、蟾蜍等红铜铸造器外加上个世纪发掘的铜铃，构成了 中国最早的铜礼器群。
此外，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观测日出地平历以20个节令，成为世界最早的最为缜密太阳 历。陶寺遗址精神文化中展现出的列钺王权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 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由此足见，陶寺遗址 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这一点是目前任何其他遗址所难以企及的。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 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玖』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